以“温水煮蛙 ”的比喻，去形容北京在回归后对香港的干预，大概已不合时。从港大校委否决陈文敏副校任命的事件上，看到北京对香港的介入已开始变得肆无忌惮，明目张胆。
这个干预校政的行动，先由亲北京报章率先展开。在年初连续数日以头版攻击陈文敏，破坏他的名声。马斐森校长的电邮亦曾被黑客入侵，部分内容由这些亲北京报章公开。之后由亲建制校委接力，炮制出“等埋首副”的荒诞理由，去拖延有关委任决定。拖拖拉拉之后，亲建制校委最后以非常牵强的理由，否决以校长为首的物色委员会的建议。如此的干预行动过于明显，连马斐森校长也忍不住口说，不排除北京在背后发功。
事件之严重，的确不在于陈文敏的个人得失，或港大的校誉之上。今次粗暴干预校政，是对我城一众学者的恐吓，威胁到我们一直享有的学术自由，动摇我城核心价值。
还记得吗？马道立法官在庄严的终审法院新大楼之中，向提出“特首超然论”的张晓明等，铿锵有力地重申司法独立的重要。他的讲话，令珍惜司法独立的港人拍案叫绝。马官掷地有声表明：“法院的决定有时未必迎合所有人──无论是个别人士、政治团体及其他团体，甚或是政府──但法院的角色并不是要作出受欢迎的决定。”
院校自主是学术自由必要条件
毕竟，法治是我城大多数人的核心价值。当司法独立受到威胁，人人自危；担心一旦惹上官非，自己会得不到公平的审判。但学术自由呢？好像比较遥远了一点，似乎属那些“蛋头学者”的事而已。而院校自主，则更少人关心，仿佛只关乎几所院校的自身利益，不会对大众构成什么重要影响。但读者必须明白，学术自由是公民社会的基石，而院校自主是学术自由的必要条件。正如Ingemund Hägg教授所言，“院校自主不一定带来学术自由，但却是学术自由的必要条件”（University autonomy is no guarantee for academic freedom but is necessary）。唇亡，也便齿寒。
须知道，香港之所以要设立高等院校，并不是要为港争世界大学排名，扬威海外云云。大专学府的使命，在于推动社会变革和创新。而学者的责任，不是要为政府的政策护航，埋没良心地做一些“先有结论，后搜集数据”的研究项目。学者要独立于各方，敢于挑战禁忌，提出新思维、新角度。和法庭的判决一样，学者的研究不一定能迎合各方。一些研究方向，或与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驰。所发现的研究结果，亦可能令在位者尴尬。
之不过，若果学者随时会因自身的取态、见解而遭媒体人格谋杀，如何可安心发表己见？如果学者的个人立场（即使相当温和），也危及自己的聘用及升迁机会，谁还敢以良心发声？
为免学术界变成一言堂，大专学府之内，应有宽松的环境，容得下不同的观点，让百花可以齐放。大学管理层亦应该纯按学者的学术表现去作评核，而不干预个别学者的研究方向。社会大众也要力保院校自主和学术自由，让学者进行研究时，不用考虑在上者的喜恶，也不用讨好群众。只有这样，大专学者才可无拘无束地，为社会和世界，开拓新天地。
《欧洲大学宪章》清楚指出，大学里的教研工作，应独立于一切当权者之外。北京亦在《基本法》第137条中，向港人保证“各类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并享有学术自由”。但今日的港大事件，难免令人担心院校不再能自主。政府可轻易透过亲建制校委，而对校政指手画脚。
别以为院校自主只关乎大专院校的小众利益！在公民社会之内，不同的领域也环环相扣。守护我城，要靠各方在不同的领域上联线作战。而院校自主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必须得到正视。
（关志健，香港城巿大学专上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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