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女性大会在京召开第20周年。9月27日，习近平在全球女性峰会发表讲话，承诺向联合国女性署捐款1000万美元，并愿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发展情况。
习在讲话中提及的有关女性发展的四条重要内容，与近年来颁布的《中国女性发展纲要》在目标与规划的列举上十分相似：在官方的叙述体系中，经济社会领域的性别平等似乎总要优先于政治领域的性别平等。
9月22日发布的《中国性别平等与女性发展》白皮书中，女性与政治参与的话题同样被淡化处理，官方在“女性与决策管理”这一明显保守的话语框架下，对“女性参政”的近况敷衍了事。在时局动荡的今天，我们该怎样观察“女性参政”与中国政治的真实距离，这一问题越发显得边缘化。
中国政治的金字塔：女性的出席与缺席
2012年，孙春兰晋升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刘延东二人成为新一届政治局仅有的两名女性委员。而在这一届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名单中，女性候补委员共有23人，占比约14%，其中有8位少数民族人士。她们在党系中大多居于副手职位，或有人大、政协的工作经历，亦或是地方宣传部、统战部、组织部等非主战线（经济部门等）部门的一把手，并身兼各类“学院”院长之称。
类似曹淑敏（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院长）、宋丽萍（深圳证卷交易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胡晓炼（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这样的技术型人才实在不多。而像黄莉新（南京市委书记）一般确有实权的女官，即便算上早年的孙春兰（曾任福建省委书记）与吴仪（曾任对外经贸部党组书记），在数量上依然是凤毛麟角。纵览高层女官的晋升之路，大多是按照“低级副职兼任高级闲（正）职，转升高级副职”的政治路线（例如刘延东）。等待她们的最终之位，在不言而喻的默契中早已被精密地安排妥当：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司法部部长、卫生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某种程度上，这或是中国女性参政的一角矛盾。当我们承认女性居于弱势地位的现实并以倾斜性政策予以保护之时，我们必然夺去了她们与男性竞争，从而增长经历、资源、与影响力等“官员素质”的机会。尤其是当女性的性别角色与少数民族的身份标志同时体现在一位人物身上时，以“完成指标”为动力导向的中国政府便更有可能将其收编至麾下，以达成某些“纲要”、“计划”所定下的民主化目标。这不仅在结果上强化了党政话语中“人民的党”、“人民的政府”的有关论述，也在过程上方便了那些“普通”的男性官员，为他们的晋升道路剔除了潜在对手，并为他们的政治归宿预留了“更合适”的职位。
若将关注点从中国政治金字塔的顶端转移至中低部，我们或能更加明朗地察觉到女性参政的困难。中国官员从政的总体情况，历来均有年龄上的分界（比如市级后备干部大多在40岁以下）。虽然习时代打破了“年龄分界”的传统，但在现实中，由于体系内对官员的筛选以及提拔的惯性缓冲，中层以下官员仍有较清晰的年龄分界。
一名能力优秀的基层工作人员，按理说在30岁左右可以升至副处级。但若此人是一名女性干部，那么掌握着生杀大权的“领导”便不得不结合其生育期（中国平均怀孕年龄在29岁上下）做出考量。时常，女干部们的仕途会因为生育因素的影响（比如产期）而落后于同等资历的男性干部。更为恶劣的是，类似职位分配、换岗培训、考核标准等一些列既定政策，均在不同程度上展现出“男主外、女主内” 的传统思想，以至于大多数女干部集结的科教文卫系统被性别化、女干部挂职锻炼的机会被复杂化（例如女干部下乡交流须与丈夫事先谈妥、并安顾好家中的孩子）。
至于考核评价的“玻璃天花板”，更是女性官员难以逾越的屏障。比起她们的男同事们，女性干部除去展示自己在工作上的贡献（但大多数女干部身处的科教文卫系统本就难以在短期内做出大的收益），还需花更多心思去推翻部分领导的歧视性心理，去证明自己并不缺乏决断力，也不会因为家庭因素而在工作上分心。
若我们暂且撇开任用选拔制度的利弊，放眼乡村范围内的基层选举，女性参政的现实更令人心忧。根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者Jude Howell教授的统计，过去30年中乡村女性参选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与文革时期“全线动员”的政治热潮截然相反，如今的基层女性不仅参政活力渐失，而且女性总体地位在乡村范围内有退步的现象。
2014年，福建农林大学的一批学者曾在福州市仓山区的5个乡镇（建新镇、仓山镇、盖山镇、城门镇、螺洲镇）对女性领导干部的成长规律进行调研。调查显示，98.7%的受访者认为女性干部普遍遭受性别歧视，大约7成女性干部表示自己曾因性别身份遭受质疑，仅有8.5%的受访者支持家中女性参与政治领导工作，女性受访者自身亦有7成人数将“家庭”优先置于“工作”之前。
党、政、人大、政协：女性的利益在何处？
国际范围内，“人大女性代表占比”、“政协女性委员占比”这两个数值是国内外公民社会理解“中国女性参政”这一话题最为常见的指标。但至今为止，人们在关注这两个数字波动情况之时，往往忽视了中国党、政、人大、政协这四个体系内“女性参与”的具体表现方式，以至多数人无法察觉到，各体系内女性占比的上升并不意味着女性参政的情况获得了改善。
在党的体系内，中华全国女性联合会原为专门的党内女性组织，后因统战需要，变为党群组织，但由于妇联在人事安排方面仍由党委领导，在实际操作上与党内组织并没有大的区别。除去每年一次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并接受专职书记指示，妇联在党内的任务便是履行中央批示的调研报告。可见，从党系角度来说，妇联的制度化参与渠道非常有限。
在政府体系内，负责推动“性别平等”的机构是于1990年成立的国务院女性儿童工作协调委员会（后更名为“国务院女性儿童工作委员会”，简称“妇儿工委”）。虽没有明文规定，但从每年妇儿工委录用的工作人员名单可以推定，其人员编制是纳入妇联体系的。妇联成为实际上管理这个机构的最高参与者。此处需要注意的是1990年这一时间单位。不难推断，妇儿工委最初的建立是为迎接世界女性大会在北京的召开，在本质上属于中央的政治动作。基于以上判断，妇儿工委在实际运作中出现结构功能紧张是可以预见的。
作为国务院领导下的跨部门非常设机构，妇儿工委的组织形式偏于松散，最常见的工作方式不过开开会、挥挥手，并无多少权威性作用，对于政策的影响力十分薄弱。人力资源方面，妇儿工委委员会的责任人员是由各部委的干部兼职，而负责日常工作的办公室人员只有8名专职员工。以8人之力协调14亿人的社会性别平等工作，多少有些滑稽。
人大体系内，隶属于司法委员会的女性儿童青少年室是与女性相关的组织，但它并非委员会级别，在实际操作上难以汇集分散在各组团（省、自治区、直辖市）之下的女性代表的意愿。翻阅中共人大的议事规则可知，妇联无权以组织名义在人大提出议案。也就是说，女性自身的声音若想在人大获得关注，只有通过全国人大女代表和女常委，但考虑到国家决策的各种其他因素，这样的概率恐怕就很小了。
检阅近年来全国人大女性代表的相关数据，有两件窘事颇为讽刺。第九届的人大选举办法规定，下一届女代表的比例应比第九届有所提高。讽刺的是，第十届人大的女代表占比却成为近年来数值最低的一届。而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国家又提出从下一届人大开始女性代表占比不低于22%的要求。但现实再一次以滑稽讽剧收尾，第十一届人大只有21.3%的女代表。终于，第十二届人大达到了所谓“规定”，女性占比被提至23.4%。但比起1933年中央苏区、1939年陕甘宁边区对女代表、女议员占比须达25%的规定，中央在今天的雄心似有萎缩之状。
政协体系内，第九届以前曾有专门的女性组织。如今，妇联作为女性界别的代表参与至每一届政协的议会。虽然妇联在女性内容上的提案确实起到了领头作用，但这些提案在总提案中的比例大约在0.5%上下，总体影响力较小。令人意外的是，除妇联外的政协女委员们很少关注女性权益。纵观第九届政协以来的女性内容提案数，除去妇联牵头的提案，大多数女性相关的文件、意见均被男性议员主导。
综上可知，虽然女干部、女领导在各体系内的占比以十分微小的增幅逐年提升，但她们中有多少人是抱着“女性”的身份认同参与政治，这并不可知。在党政体系缺乏以性别角度为视点的制度改革之时，中国女性若要参政，必然面临着被国家机器吞没的危险。
女性解放在中国的逻辑悖论
自80年代西方学术界关注中国女性参政这一话题开始，大多相关文章均以乐观向上的基调为底线，通过单一地数据排列将中国女性与中国政治叙事紧密结合在一起。近年来虽然多有文章开始质疑社会各界对女性参政所抱有的“社会主义天然自信”，但对于“女性地位今不如昨”的政治论述似乎仍是雷区，少有人涉及。
诚然，中国女权运动较之国外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从一开始，中国女权运动家们的声音便被笼罩在民族主义旗帜下。女人的主要对立目标并非男人，而是从最初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到国共两党割据分裂时期的党派势力，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资产阶级势力。女性运动成为了社会革命的注脚，以女性自身为解放目标似乎总有违背“大局”之嫌疑。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女权的发展道路呈现出与西方女权运动全然不同的途径，“解放”与“授权”被分离为独立的话语体系，女性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在法权上）从对男人的依附中被解放出来，但并没有被交予“女人”这样独立的身份性格，而是重新被收编至国家这个更大的“家族”中去。
中国女性的法理权益是国家主动给予的，这在经济基础尚未发展完全的时代背景下，不得不说是一种“立法超前”的统治模式。这使得大多数未经启蒙的家庭单位，仍在现实中以“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为生活的主要协调方式。虽然在非政治领域的公共环境内，性别平等离我们越来越近，但缺乏政治基础的公共参与，不仅有随时遭受反弹的现实可能性，更有对女性“人格”以及“权利”的最基本的否决。
1900年，“女权”二字正式出现在中国历史的文本中。清廷的败落、民族的复兴、共和的成立，中国女权运动在这些浪潮中寻找着自己的定位。1949年，中国女性在共产主义理想的保护下走出家门，但仍不能在男性霸权的政治领域中多做声张。倘若未来的中国可以施行真正的民主发展，那么女性参政是否又会成为民主化的依附？在“大局为上”、“循序渐进”的改革思维下，中国女性参政之路艰难险阻，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若要成为真正的现代化国家，男女平等必不可少。
从天朝到共和，从“女性解放”到“革命同志”，女性虽然“能”顶半边天，但我们须先认识到，当“能”字从语境中被剔除后，我们所面对的不过是一个人人都爱听的谎言。
（王笑哲，伦敦政经学院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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