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70周年的到来，意味着涉及七十（余）年前的战争以及其遗产（legacy）的争议将再次被掀开。当中最令人引颈期盼的是：在外交意义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战后70年将如何重述战争？日韩对中共93大阅兵的态度增添了不少戏剧效果，此外不同与往常的是，台湾这次并未完全排除在这场政治大戏之外，或至少在国内一度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论政的话题。但另一方面，大多数的讨论并未捕捉到讨论的核心：“战后”。这连带使我们今日在谈论战争——以及其反义词和平时都显得一知半解。
战后70周年的政治展演
去年11月在北京，APEC会议上安倍与习近平会面尤其受到瞩目，其背后除了近年来如钓鱼台群岛、航空识别区等领土议题，也包括安倍参拜神社以及藉宪法解释调整自卫队权限等争议。
两人会面时，习近平在合照中一脸不屑的神情使照片广为流传，也提前揭开战后70周年的政治大戏；今年1月，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在微博上发表将于9月3日（该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且确定俄罗斯总统普丁将受邀参与。但与其说中俄连手搞“大阅兵”是出于地缘政治因素，倒不如说是两个前“社会主义政权”在象征政治层次上，再次重申其对前轴心国的态度——在东亚尤指日本以及日美政治同盟。
今年7月，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日本国会议员会馆发表演说，演说中引经据典，整体来说，显露了他对中华帝国崛起的忧心，并认为在此情境下，台日应深交且加强合作。值得留意的是，日方在外交原则上，破例地让现任首相跟李登辉见面（而非其他安倍的亲信）。
8月李登辉在日本杂志《Voice》投书〈揭开日台合作的新帷幕〉，前后两次行动——尤其是后者——经台湾媒体翻译后，短时间内在公共论坛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统独”口水战，其中不乏许多社运工作者的讨论与批评，令人遗憾的是，相关讨论鲜少着墨于事实本身，亦或是更上位的战争、和平等意义，遑论对今日政治、社会的启示，在这里，历史多半只是政治较劲所需的素材。再加上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荣誉党主席连战、新党党主席郁慕明等人演出加持下，在北京“大阅兵”的背景下高谈“抗战”，替是次投书争议增添一番风味，久久未能散去。
高层政治之外，日本新社会运动的崛起也为这特别的历史时刻写了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新页。长年来只有战后婴儿潮世代关心的宪法九条问题，因为新生代的学运团体SEALDs（前身是反“特定秘密保护法”的SASPL）成立，催生了反安保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他们每周五晚上在国会前集会，且全国各地如关西、仙台、冲绳等都随之响应，组成在地的SEALDs，他们诉求反对安倍内阁自2014年7月提出的宪法解释、今年5月提出的“安保法案”等一连串企图改变日本自卫队权限的制度性调整，提出对战争时期日本对外侵略跟殖民的反省，同时也相当珍视战后因和平宪法等因素带来的“和平发展”。
运动规模上，SEALDs成立不到三个月，就有近十万人的大型集结，8月底在全国超过60个地方，北起北海道、关东、近畿、中部，南至冲绳等地，皆有SEALDS发起的集结、示威。此外，值得留意的是，两年前写下《永续败战论》的年轻社会学者白井聪亦参与其中。
然而有趣的是，这些围绕着战后七十周年的讨论——不论在日本或台湾——泰半不是落在国共竞逐的抗日史观，就是日本于30年代起对外的侵略战争。尽管讨论得热烈，但可以说根本是搞错重点，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却在此缺席了：美国。
首先，二战在美国加入盟军后快速结束，作为盟军胜利的主要原因，美国得到了主宰战后政经秩序的绝对权力，也奠定了“美利坚帝国”的重要基础，相比多国战后在柏林的角力，这股来自华盛顿的巨大的压制力量在东京尤其表露无遗，在麦克阿瑟全权负责下，于1945年设置了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1946年东京大审，美国因为战胜得到界定、裁决正义的巨大权力，挑出首当其冲的A级战犯以及相关被告人，理论上难以回避责任的天皇（制）也因为美军统治上需要——战后经济重建以及冷战的开始而被避开。
经和平包装后的“战争责任”
进一步言，美国提供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援助，日本在冷战最前线协助美国作为回报，在美国的“庇护”下，战争责任与战前殖民等所谓转型正义问题被廉价待之，战后和平宪法以及军事等涉及国家核心的讨论也被回避，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因为政治跟经济上的“现实主义”而幽微地将问题遗留至今。因此，“战后”体制得以顺利展开，这里姑且称之为战后的“和平发展”路线为主轴的政治体制。
50及60年代的的大型抗争虽然一度带给自民党政权战后的最大危机，但也随岸信介下台、池田勇人接任，从而重整体制并成功化解危机，池田上任随即提出“所得倍增计划”，在“拼经济”的时代背景下，稳定了反安保以来的政治秩序，“和平发展”路线大获全胜，70年代新左翼运动越发失去影响力，此后泛进步势力、社会党等反对党也失去在中央层次上对抗自民党的能力。
对外，“和平发展”路线也同样能在池田内阁的外援政策中体现，当时因为担忧自由化政策会降低出口带来经济冲击，池田内阁分别于1960年、1961年设置了亚洲经济研究院（Asian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跟海外经济合作基金（Overseas Economic Cooperation），不但提供发展所需的资金、厂房跟设备给东南亚诸国，日本也协助基础工程建设，藉此解决国内对出口下滑的忧虑。
在经济交换关系之下，必须注意到外援向来是外交政治的产物，极其反讽的是，已经有史家指出，日本政府跟官僚继承了战争时期用于满洲国跟朝鲜半岛的工业知识与工程技术，在冷战美苏对抗、竞争的需要下，当美国无法进一步提供东南亚国家外援时，日本只身撑起美国战后在东南亚的安全部署，其中不乏大日本帝国在战争后期占领过的国家。
也就是说，战争责任的草率处理，不但搁置了包括“和平宪法”在内等紧扣战后日本政治核心的议题，也搁置了日本跟东亚国家在战时的复杂关系。战争结束后，出于核心国家跟边陲国家多重的政治与经济需要，这些逐渐被遗忘的经验，反倒还成为东亚新秩序形成的重要基底。
这些历史并未真的远去，事实上，因为中日两国近来频繁地在东南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争夺建设标案使外援议题再次浮上台面。进一步言之，08年以来，中国在世界各地大举投资、借贷、援助，在这两年在拉美、东西非皆引来“新殖民主义”的批评，13年起，以习李为核心的领导人团队一心寄望“一带一路”的推展跟人民币国际化，中国不但有着与彼时日本类似的轨迹，甚至已经成为一方之霸，欲透过军事力量协助对外经济扩张（所谓“持剑经商”）成为下一个“美国”。尽管一如往常，中国一概将上述批评打成西方观点下的偏见，用“我们至少比西方国家的殖民好”之流的话术辩护之，假设这种说法是东亚历史无解的原因之一，那么今天我们甚至应该担心，中国式的“和平发展”（另一种较为熟悉的说法是“和平崛起”）将可能带来更多问题。
另一方面回到历史来看，1970年代因日本外援政策而一度交好的中日两国今天的关系亦逐渐恶化，也就是说，上述基于“经济现实主义”与地缘政治的经济援助很可能只是一时的，靠着发展优势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和解，甚至可能使之恶化。
或许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在战争所涉及的复杂问题被认知到且妥善解决以前，那场在70年前结束的战争并不会真的结束，关于战争需要的资源、人力动员而产生的争论也不会停止，更悲观地说，缺乏这一层理解，再多的话题也无助东亚战争历史的理解、和解，无对话基础的争论跟政治斗争会成为常态。
回到台湾，相关的历史议题很容易就变为统独的“相骂本”，也无法深入其社会内里，这几年在台湾颇为火热的跨国公民社会或社会运动连带建立的倡议也将沦为政治空话。
（施懿伦，来自台湾，目前就读于政治大学哲学系。喜欢香港，尤其喜欢旺角跟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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