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日前一所特殊幼儿中心揭发有职员虐打智障幼童，再有一宗在展能中心及宿舍有职员不当对待智障学员，该些行为绝对不能接受，但我们不愿意去相信有很多从事残疾人士服务的职员有操守问题，社福的本质应是为着有不同需要的人的福祉，我们深信大部分社福同工也是正面提供服务的。 理想的社福制度，除了是相信个人，更应是相信制度，若能有公开透明，以权利视角为智障朋友及家人充权，服务使用者与服务提供者可以更平等地沟通和合作，可避免再有相关事情发生。
透明化管理和公共倡导的角色
在一般社会服务，服务使用者与提供者往往处于权力不对等的关系，服务管理往往是自上而下，在服务安排及监察，服务使用者其实没有直接角色和权力可作影响。在外国经验，会开放服务使用者参与的角色，如机构执委会（或称董事会）有服务使用者的代表；而在个别服务单位，也应设立恒常的服务使用者和提供者的沟通及合作平台，有如学校例子的家长教师会、学生会等，让智障朋友和他/她们的家人可以参加与机构的沟通，更应该有权影响及改善机构服务。由自上而下变为两者相对平等地参与服务，是有利而无害的，事实上在现时社会福利署的服务质素标准（Service Quality Standard）也有要求服务机构与服务使用者沟通，可惜的是很多机构只是有名无实地只以文件向政府交代。
今次在展能中心的事件中，被虐的其中一位智障朋友是没有家人的，令人关注到随着智障人士老龄化，其家人及父母离开人世的机会渐渐提高，在协助这批智障朋友上，需要讨论有否机制为他们设立“监护人”、“个案经理”、“公共倡导人”的角色。先处理前两者的部分，现时社会福利署署长会为着“孤儿”作为监护人，并会指派社工跟进这些孤儿的福祉；而近年社署也提出个案经理的概念，希望能协助整合残疾人士的福利安排。可是个案经理有名无实，没有动用跨界别资源的权力，社工又未能提供“倡导”的角色，意即就着个案权利受损时，较少能够为其发声及要求相关服务改善；而一些没有家人的智障人士，理论上的社署社工应担当“家人”角色作定期探访，或如今次展能中心事件中也应协助该位智障朋友，但在过重的工作量下却难以做到。
因此，外国就“公共倡导人”的政策，实值得香港参考，此制度有政府的赋权及资源，就着残疾人士的全方位需要提供倡导角色，包括保障其免受剥削、虐待及疏忽对待、保障残疾人士的最佳利益、就涉及法律及相关程序时提供协助及意见，而更重要是尊重残疾人士本身的意愿。也许“公共倡导人”概念在香港尚需要长时间讨论才可落实，短期而言社署社工应加强现有角色，更主动提供支援及更有权利视角。同时，我们亦应考虑善用现有的社会资本，如智障人士组织或家长组织，在经核准后，如政府能赋予这些组织一如太平绅士的权力，就一些服务单位作出探视、观察及协助个别残疾人士，是能够同时促进服务改善和善用智障人士和家长的力量。
智障人士不是弱者，而是平等的社会公民
也许社会会讨论很多“保护”的概念和工作，社会普遍也会认为智障人士保护不到自己，是社会的弱者，需要家长或专家保护。其实，按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智障人士也是一个公民，在法律面前也应有平等的身份。所谓的不懂保护自己，其实是基于社会对智障朋友的权利教育工作不足，我们社会也谈太多“福利”和“保护”，太少“权利”与“保障”。我们应有一个视角，相信“能力不同”而不是“能力高低”，智障人士也有自主权和自我表达的权利，也可以就自己的兴趣、特色而发展专长。就着保障他们的权利之上，前述的项目包括管理及倡导，应尽量让智障朋友第一身参与和表达自己的想法，因为家长其实也不能完全代表他们，其实也没有人可以完全代表另一个人。“充权”也是一种“保护”，由为他们发声，到让他们发声，这是一个极大的理念改变，就让我们一步步走出来。
（张超雄，立法会议员；卢浩元，注册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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