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香港由一个英国殖民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那天，殖民旗帜被紫荆旗取代了、港督变成特首、解放军也入城了……临立会也正式在香港开会，没有参加临立会的立法局议员就要“落车”。然而，对绝大部分香港市民来说，7月1日和6月30日没有什么分别。
无论对中共还是大部分香港市民而言，这正是他们想要的。维持香港的“安定繁荣”、九七后“马照跑、舞照跳”，在八九十年代几乎是全民共识。因此，以前曾经有一个九七后只不过是更换一面旗帜的期望。简单来说，大家都怕中共接管后香港会变，于是如何令到香港在九七后维持原来的模样就是过渡期间各主要力量所追求的目标。
当年香港市民的心态不难理解。无论是否为了逃避中共统治而由大陆逃来香港、无论是否有能力移民，大家都难以否认八九十年代（以至现在）的香港，无论在物质的生活水平还是公民自由都比大陆好很多（当然，我们是否应该因为香港比大陆好就觉得满足，那是另一个话题）。中共要争取香港市民的信心，防止资金外流、人才流失，要做的就是要向香港市民保证九七后的香港“不变”。不但邓小平那句“50年不变”的说话写了在《基本法》的内容中，整份基本法的精神就是要维持香港在九七前原有的政经制度和生活方式。
到2015年，不少人审视今天的香港，都会认为现在的香港和九七前的香港很不同了。而且，可能除了法定最低工资和反种歧视条例立法外，绝大部分的变化都是变坏的，而不是变好的。“九七前好，九七后变坏”的印象植根在大众市民心目中。关心公民自由者，回归后就要为董建华政府还原公安恶法奋斗；关心法治者，1999年就出现了居港权案引申出的人大释法；追求经济利益的有楼中产阶级，经历过1998年起数年的楼市大萧条，公营部门和资助机构的管理层和专业人士都要面对日益繁重的行政工作；基层市民不但要面对工时愈来愈长的问题，而且“揾食”（讨生活）愈来愈艰难；青年人发现出路狭窄，轮公屋要久候、私楼的租金和售价都难以负担。
在这样的环境下，恋殖情绪出现是可以理解的。就算不认同那些拿着龙狮旗的示威者，都很容易会将九七前和九七后的状况作比较，因此觉得九七前是美好年代，九七后却不然。于是，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就很容易被看成是回归带来的问题。中共，或者它在香港所选择的代理人，主要指的是董曾梁三位特首就是抗争力量的众矢之的。真普选运动的主要根据，就是要从中共手中夺回我们选择政府的权利。
九七前早种祸根
左翼运动当然支持真普选，当然也绝不认同董曾梁三任特首大部分提倡的政策。事实上，就算是法定最低工资的细节，基层劳工团体都绝对没有收货。然而，将香港的种种问题通通都看成是九七带来的问题，却绝对需要商榷。首先，英殖下的香港经历过多个时代，7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那段时间，因为成立了廉政公署和大量市民上楼等因素，再加上香港经济持续急速增长，往往被认为是一个黄金时代。但不少在九七后始被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其实早在九七前已种下祸根。例如基层市民面对生活质素倒退和低工资等问题，其出现的主因是香港工业在八九十年代北移后的经济结构。殖民政府没有尽力促进香港工业升级，变相令香港的经济活动几乎只剩下服务业。当金融地产成为香港经济活动的支柱，其就业结构不但令到来自工作的收入差距愈来愈大，而且令到香港经济要有增长，又或者要争取中产阶级对现状的支持，推动资产增值／泡沫就成为了维持表面上经济好景的重要手段，结果就是有产和没有资产两个阶级的不平等愈来愈严重。
过渡期那十几年的香港，不是一个不变的香港。除了去工业化外，另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新自由主义蔓延到香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新自由主义成为显学，可说是代表了西方大资本家向二战后成功逼使政府和富人作出让步的工人阶级的复仇大戏。在香港，就算在戴麟趾就任港督后期到麦理浩执政期间有一连串的改良措施，但论劳工保障和社福政策，与其他先进资本主会仍然有莫大距离。因为香港的特殊环境，房屋政策却是异数。政府在这方面的承担比西方政府要大。但在1980年代末，政府就提出了私营主导的房屋政策，启动了社会福利新自由主义化的步伐。同样在80年代末，殖民政府开始推动公营部门改革。公司化、私营化、推行外判和外购，将市民当成是消费者般看待等措施都是公营部门改革的元素。它们体现了新自由主义提倡，将市场逻辑带到公共服务的精神。本来香港政府已经没有积极做好财富再分配的工作和节制资本家同雇主的力量。80年代末起再推行这些新自由主义措施，结果只令香港的贫富差距更加严重。以上的措施在当年当然不是没有争议，但在九七“大限”前，差不多任何的社会议题都淹没在政制问题和中央争拗当中。
特区时代的民生倒退，令人觉得香港变差了。但这“变”其实源于“不变”：特区政府继承了殖民政府的新自由主义路线。九七回归后不久，香港遇上了金融风暴。这正好给予了董建华政府借口去进一步实践新自由主义政策。将综援受助人进一步污名化的自力更生计划、像领汇和地铁上市的私有化计划，还有重挫公务员士气的公务员体制改革都在这个时候出台（极度讽刺的是，有份推动公务员体制改革的王永平，近日却在接受《苹果日报》访问时缅怀港英年代公务员的所谓“good old days”）。
保护资本家利益格局不变
简单来说，九七前后都没有大幅改变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和新自由主义改革催生了更严重的贫穷问题社会不平等。再加上人口老化令到社会服务的压力增多，政府又没有相应增加资源，结果只能是民生愈益困苦。香港的很多问题，根本不是来自于九七年时当政者换了人。问题的成因，是由于无论当政者是谁，香港以保护大资本家利益的政经格局根本没有变过。
资本主义下的左翼政治就是要挑战这不平等的阶级关系。在香港，九七这个心理上的分水岭和对九七前所谓“好景”的误会，再加上特区政府和中共逐步企图收紧香港市民的公民自由，令到阶级政治举步维艰。因为就算是深感民生困苦，大家也很容易将责任纯粹推到受中共信任的特首身上。而这个政权所服务的大资本家却因此不用直接面对广大普罗民众的挑战，因为“抗共”比起“反资”的动员力量实在是万倍以上。这是香港左运政治要面对的一大障碍。而事实上，淡化阶级政治的策略和论述对整个民主运动也没有什么益处，这一点就要以后再谈了。
（香港左翼政治困局系列之一）
（李峻嵘，理工大学香港专上学院讲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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