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许宝强：极权民粹下的社会自我保护

随着建制派非常突然的荒诞表现，2017特首假普选方案，终于大比数否决落幕。纷扰过后，各方都必须思考前路。回顾及检讨过去，自是不可回避的第一步。

30年民运背后的双向运动

香港今天的政治与管治危机，自然与“831”和“689”这两个数字直接相关，然而，引发危机的“深层次矛盾”，其实早在1980年代种下。

从民主运动的角度回顾1980年代，焦点往往集中于中英谈判和八九六四。最近网媒一系列有关民主回归和汇点的深度报导，是较为详细的相关讨论。这里补充一个相对受忽略的视角，也就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或文化经济学的角度，循此探讨香港当代危机的前因。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的《钜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分析了20世纪上半叶欧洲文明危机的历史原因，提出了著名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概念：一方（主要是政权、商人、经济学家）强调，人们必须依据“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透过圈地建厂、围田造屋，急促地改造社会，才能够达至安定繁荣的乌托邦；另一方（主要是占人囗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则需要直面这激进的社会改造工程所带来的影响，包括生态灾难、两极分化、文化衰败、流离失所，从而激发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

借用这双向运动的视野来分析当代世界，可以看到，1980年代，正是英美主导的全球“新自由主义”文化大计起航的年代，以“自由市场”等“离地”理念，造就了往后30多年的财富重新分配，从99%的民众流向1%的富人手中；1980年代同时是中国大陆开始引进英美的“自由市场”观念，急促推动“改革开放”，工商金融业高速增长的年代。“努力兴建”三峡、核电、高铁、房地产项目的同时，也“尽情破坏”生态、社区、文化，走上了贫富日益分化、政权不断维稳的不归路。更重要的是，这些急促的政治经济变化，同时也导致社会价值的改变，短视、单一、狭隘的功利思想盛行，重视真、善、美的价值被贬抑漠视，进一步为接收偏激急进的“新自由主义”劫贫济富文化大计，扫清了障碍。

身处全球和中国大陆的“钜变”洪流，香港近30年也经历了类近的政治经济变化，依据“小政府大市场”、“积极不干预”等“离地”信条，鼓励中环价值，助长财团垄断，急促改造农村和都市地貌，把土地、生态、人化作为谋利的“资源”，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政治权力集中于由西环操控的本地政商，以至跨国及中资财团手中；而在“中港融合”的大势之下，来自“改革开放”后的北方功利主义和“现实政治”，与本土“务实”的中环价值相互共鸣，巩固了“揾钱至上”的统识（hegemony），为不择手段追求狭隘经济增长的社会改造工程──也就是对生态和民众构成极大威胁的急进大计，造就了基本的文化条件，但也同时催生了各式各样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

在香港与全球其他地方，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所涉及的范围，包括关顾环保、本土文化、贫富悬殊、民主人权，这些运动尝试保育自然生态、社区文化，让民众不致在“新自由主义”文化大计所催生的社会急促变动中流离失所。这种种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跟雨伞运动中高扬的重夺未来、命运自主等诉求，基本一致，其核心是守卫民众拒绝奴化臣服的权利。

在两种极端急进的政治力量中寻找空间

如果说，过去30年香港政治经济急促变动的推手，以至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包括民主运动）的阻力，主要来自中港政权、建制与财团的偏执傲慢、激进掠夺，那么今天香港社运需要面对的，还得加上分裂自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内部的政治力量，包括极端排外的“本土主义”。尽管这两种极端的政治力量表面上互相攻击，但实质上却共享偏激急进的理念和工作方法。具体的表现，是抗拒认真和有耐性的公共讨论和谘询，取而代之的是：政权建制的语言伪术、公关伎俩，在没有系统分析、具体研究的情况下，匆匆通过高铁、东北发展拨款，强推教改国教科、社区验毒；又或是排外本土的情绪政治、民粹操作，把源自中港官商共推的急促社会改造，以至随之而来的两极分化、生态危机、社区生活的流离失所，转化为“族群”矛盾，从而错置了问题及“敌人”，令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两面受敌。

值得指出的是，真正抗拒来自政权建制和排外本土这两种偏激政治力量的，并非是香港的政治光谱中的所谓的“温和民主派”。

值得指出的是，真正抗拒来自政权建制和排外本土这两种偏激政治力量的，并非是香港的政治光谱中的所谓的“温和民主派”。因为这种“温和”，主要是以行为形式来定义──不赞成拉布、占领，寄望以谈判的方式，追求“循序渐进”，也就是在中港政权设定的框架下争取民主。然而，倘若对手是偏激极端的政治力量，企图急进地改造社会，令不少港人在精神和物质上流离失所，那么抵抗的方向和方式，自然应是建立能够阻挡这些破坏力量的社会自我保卫机制，行动形式上的“温和”与否，并非关键，重要的是能否有效地保守永续发展、社区文化及自由人权，而坚定以至寸步不让的原则和韧性长期的组织工作，比“温和”的行动形式，更能准确表述或概括真正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特征。

行动形式上的“温和”与否，并非关键，重要的是能否有效地保守永续发展、社区文化及自由人权，而坚定以至寸步不让的原则和韧性长期的组织工作，比“温和”的行动形式，更能准确表述或概括真正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特征。

香港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将面对的阻力和困难，除了来自政权建制的压力、劣质殖民体制的框限、收编了的媒体的封杀，以及排外本土的分裂攻击外，还包括社运内部在组织、领导、愿景、目标方面的有欠完善。不过，雨伞运动和否决政改，展示了有利于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成长的空间，包括建制派在长期受垄断特权保护下孕育的低劣水平，特别是在相对自由开放的港式文化和制度程序下，将无可避免地经常犯错；另一方面，排外本土自身的分裂与局限，加上社会上存在限制极端急进暴力的土壤，也能减轻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压力；最后是青少年的政治意识和行动能力的不断成长，这正是民主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