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上世纪中经济起飞，人口急增，制造业与从事出入口贸易有关的行业蓬勃发展，带动社会对住宅、厂房、办公室及基建的庞大需求。早期的城市规划，为应付商贸金融等行业的办公室需求，政府借着拆毁政府建筑物，或容许私人商厦重建、填海造地，扩大中环商业区，而九龙则主要拓展界限街以南的土地作厂房和基层住宅的发展。拓展界限街以北的“新界”土地成为港岛以外的新市镇，都是70年代才开始的事，这策略是否出于英国政府的政治考虑，就不得而知。这个发展模式，跟欧洲、中国各大历史名城甚至澳门与新加坡的发展策略大不相同。后者普遍做法是保旧立新，极力保存整个旧城区的建筑群，在城外（很多时是一道城墙或一条河之隔）另建新城，故此今天游客仍有机会不单止是参观个别有数百至千年历史的建筑物，更能感受一下当年城中的居民如何过活作息的文化。套用政府保育历史建筑政策的术语，这些城市做到了“点”（个别的建筑物）、“线”（整条街道或路径）、和“面”（整个小区的建筑群）的全面保育策略。
反观香港上世纪70至80年代发展的策略，并没有积极把商业中心带出中环，在港岛以外成立其他商业区。发展是硬道理，政府和社会大多数人都没有保育历史建筑的意识，实行破旧立新，把中环这个香港“旧城区”中一些主要地标建筑物如旧邮政总局、旧香港会所、公爵行等拆掉重建。当时社会上甚至有意见认为这做法有不少好处，一来可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二来可省却高昂的维修建筑费用，三来可减少这些浓厚英式建筑风格的殖民地象征。这个做法把香港最有历史和最具吸引力之一的一块“面”抹得一干二净。古物谘询委员会去年的保育历史建筑谘询物件中，曾提出本港市区里的三数个小区例如大坑可考虑作为保育“面”，坊间亦有“关注团体”要求政府保存所谓“政府山”，即中环雪厂街至下亚厘毕道一带包括政府总部和圣公会会督府的建筑群，以达至“面”层次的效果，但无论从历史价值或“面”内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特色来看，这些小区都未及格，笔者对用公帑或其他非金钱形式去鼓励私人保育这些“面”的建议不敢苟同。
集体回忆无客观准则
过去数十年，除却三数段相对较短时间外，香港的土地供应与需求失衡。在求地心切和土地有价的压力下，提倡保育历史建筑物的主张并没有得到社会普遍认同。千禧年代的来临，开启了民间组织一浪接一浪的“点”、“线”、“面”保育行动，包括“保卫”受市区重建影响的喜帖街（利东街）、永利街（电影《岁月神偷》取景地方），受中区填海影响而要拆卸的旧天星码头及皇后码头。保留这些建筑物的理据虽不尽相同，但大部分都声称“拆毁有关建筑物等于毁掉香港人的集体回忆”。何谓“集体回亿”，似乎没有客观的准则和定义，而发起这类行动的人士，很多都是年轻人而非“白头宫女话当年”满脑回忆的中年人和长者，他们也要求当局在评估进行这些发展计划的各种影响时，增添“社会影响评估”，以确定计划是否值得支持。感性的呼唤，成功争取了不少市民的支持，迫使政府让步，大幅修改甚至放弃计划，至于社会整体因此而付出的有形和无形代价，例如减少住宅用地供应、基建设施拖延兴建，则未见社会有太多的论述。
不亏本持续营运的挑战
政府保育历史建筑的其中一项挑战，是如何重新使用这些已完成历史任务的建筑物。政府过去曾把建筑物招租作商业用途，由营运者自负盈亏兼负责维修保养建筑物，这个安排在世界各地常见，但近年不为香港保育团体接受，理由是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属全体市民拥有，不应被商业化和私有化，团体们普遍要求设立向公众开放的主题博物馆，但香港人对逛博物馆的兴趣有多大读者们心中有数。政府遂于2008年起分期推出“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透过招标，邀请非牟利机构营运普罗大众可以享用的服务或活动。至今推出17个项目中，两个要招标两轮才能成功找到合适的机构，而市民最熟悉的景贤里大屋虽经两轮招标，仍选不到合适的营运者，政府于6月唯有决定收回景贤里不再重推，研究它的长远用途。早前成功推出的项目，现时已开业的不多及时日尚短，它们能否持续不用亏本营运，关注保育历史建筑物政策的朋友，就只好拭目以待。此外，日前有未经证实的传媒报导，政府另一文物保育及活化项目，位于上环的元创方，虽然办得有声有色，但仍要承受亏损的压力。假若报导无误，加上景贤里的困难，政府依靠社企和非牟利机构保育和活化历史建筑物的如意算盘，就不能打得那么响亮了。
以上谈的，只是笔者对保育历史建筑物政策的部分意见，对此问题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笔者去年11月在本地智库香港集思会发表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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