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ChatGPT成为“心灵树洞”后，AI会取代咨商心理师吗？

“随时想聊什么，都可以来找我，我会用温暖和理解陪你一起走过这些时刻💛 ”这看似温暖又贴心的回应来自ChatGPT，用关键字在社群媒体上搜寻，也会看到有不少人将AI当“心灵树洞”的经验。许多人认为，ChatGPT是很好的聆听者、也会提供不错的实用建议——就像是轻微感冒时能让你好过一些的感冒药。

这让不习惯跟AI“促膝长谈”的人觉得意外，AI真的能提供“真人”情绪价值吗？为此，一个延伸的讨论是：咨商心理师会被人工智慧取代吗？

这听来又是一个“人工智慧能不能取代XX”的老生常谈，但如果人工智慧真能在心理健康支持上发挥作用，或许会是重要转机。

2023年，台湾卫生福利部首次推出“年轻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补助15至30岁有心理咨商需求的民众三次咨商的费用。计划上线不到一个月，申请人次便突破一万，补助额度几乎耗尽，显示相关需求远超预期。

根据研究显示，较常见的像是忧郁、焦虑等精神疾患，在台湾以30至45岁人口群盛行率最高，大约每四人就有一人有相关情绪困扰；近年来，15至45岁至精神科就诊的比例，也显著增加。2024年，卫福部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补助年龄便从30岁提高至45岁，补助金额也增加至3亿3600万（新台币，下同）。

随著大众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及需求日益提升，而专业心理咨商的资源仍然有限，在这段“供需落差”尚未补足的过渡期，让人工智慧分担部分情绪支持的角色是否可行？甚至，人工智慧在某些情境下，会不会比真人咨商心理师更具优势？

人工智慧能成为咨商心理师吗？

利用新科技服务于心理学临床领域，已非新鲜事。2019年便有相关研究指出，有超过31.8万种心理健康应用产品，提供包含像是基本心理治疗、正念冥想、情绪纪录、心理教育等服务。其中也有包含像是Woebot此类基于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理念而生的聊天机器人。

认知行为治疗指的是一种透过调整认知模式来改善情绪、行为与生活模式的心理治疗方法。Woebot运用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技术，让AI可以更好地理解使用者的文字，以便做出个适当的回应。与基于生成式AI的ChatGPT不同，Woebot 的文字都是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对话设计师所撰写，确保回应的专业性与可控性，避免人工智慧随机生成对话可能带来的风险。

研究发现，Woebot能够有效减少忧郁与焦虑症状，并在提供支持与陪伴方面发挥作用、减轻咨商心理师的负担。在台湾，医院的心理治疗门诊与诊所的心理咨商费用约在1500~3500元每小时，在美国单次疗程则在100~250美元之间（约台币3300~8250元）对于担心无法负担咨商费用或受交通时间限制的个案而言，这类AI工具是一种可行的辅助方案。

2022年10月，OpenAI发表了ChatGPT，生成式AI从此进入了高速成长期。这是否意味著人工智慧更容易担任心理咨商的角色？

为了深入探讨此问题，端传媒透过台湾科技媒体中心（SMC）引介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辅导与咨商学系教授谢丽红，与清华书院院长曾元琦，从咨商与AI技术的角度解析此议题。尽管两名学者背景不同，他们的看法却不谋而合：“人工智慧要取代咨商心理师，目前还不可能。”

AI的优势在于24小时全年无休的即时回应，且服务成本远低于每次1500～3500元的传统咨商费用。此外，对于因心理健康问题而感到羞耻、害怕被污名化的个案，AI提供了一个较低门槛的心理支持管道。

人工智慧在快速解决问题上的确很有一套。不过，谢丽红认为，心理咨商不只是为了解决问题，咨商更像是一种陪伴，甚至是帮助当事人成长。

她说，在咨商初期常著重于风险评估与稳定支持，让个案在咨商后也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面对问题。谢丽红指出，虽然目前的人工智慧能提供即时回应，但缺乏临场判断与应变能力，难以取代人类咨商心理师在危机处理与深度陪伴上的角色。此外，人工智慧在伦理与资料安全问题尚未获得充分解决之前，也无法完全独立胜任心理咨商的工作。

在艾西莫夫（Isaac Asimov）于1950年出版的科幻小说短篇集《我，机器人》（I, Robot） 中，不只提出了著名的“机器人三大法则”，亦创造了“机器人心理学（Robopsychology） ”，此一研究机器人／人工智慧心理、人机情感互动的虚构领域。人工智慧要能够胜任咨商心理师的工作，“同理心”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关键。那么，如何能让人工智慧不用跟著桃乐丝一起冒险，就能够拥有“心”呢？

曾元琦解释，如同人类的同理心能透过社会学习与训练一样，人工智慧的“同理心”，来自于它透过多次互动慢慢了解对象、收集资料，然后经由模型训练，且模型包含一些指导手册的建议，才能确保人工智慧在某些情境下“看起来”像是能够理解对方，具有同理心，但其本质仍是数据运算，而非真正的情感共鸣。

“AI要达到咨商心理师的程度，要下很大的工夫。”曾元琦指出，目前许多心理学研究论文受限于付费墙，AI训练主要依赖公开数据，在难以获取完整的专业知识下，品质便会有极大的落差；他认为，甚至可能连基础制式的卫教工作都不一定能胜任。曾元琦强调，ChatGPT实际上并不是被用来训练作为咨商用途，对于复杂的心理困境，可能无法给出适当的回应。

但有趣的是，2025年2月，在PLOS Mental Health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受试者在伴侣咨商场景中，难以区分ChatGPT与真人咨商心理师的回应，甚至AI生成的建议获得更高评价。

该研究设计了一个“图灵测试”，让真人咨商心理师和ChatGPT以文字回复八百多名参与伴侣咨商的受试者，再针对他们的感受进行评价，并猜测回应的是人类咨商心理师还是ChatGPT 。结果显示，可能由于真人咨商师的回应较为简洁，而ChatGPT的回应篇幅更长、且提供更多积极情绪的回应，让它的建议更容易获得受试著的好评。

谢丽红解释，心理咨商的重点在于咨商师与个案之间的关系建立。如果只根据咨商初期的回应，在尚未建立关系的情况下，单纯比较文字回应便认定AI已通过图灵测试，可能有过度推论之虞。不过，她也表示，“这类研究能进一步引发我们的好奇心，激励我们进行更深入的验证与思考。”她正面看待这类的研究。

人工智慧与心理咨商的距离有多远？

当你走进咨商室，与咨商心理师展开对话时，你可能会谈到一些让你情绪起伏、甚至落泪的话题。在这个过程中，咨商心理师会敏锐地注意到你的非语言讯号，例如微妙的语气变化、眼神躲避，甚至是呼吸频率的变动。然而，对于AI而言，除非你将眼泪化作文字，否则这些细微的情绪表现几乎是“不可见”的。尽管AI能够透过文字分析来理解使用者的语意，但它真的能够理解隐藏在字句背后的真实心理状态吗？

在近年众多针对生成式AI的研究中，有一篇研究特别引起台湾社群的注目。2024年中秋节过后，《自由副刊》刊登了一篇名为〈烤肉〉的极短篇小说。这篇仅有667字的作品，透过女孩的视角，生动地描绘了三代同堂的家庭冲突，以及母亲带著弟弟在房间里“烤肉”时的心理困境。

事实上，从内文描述的“那晚，六岁的小玟拍打房门，妈妈不开门，还把喇叭锁锁上”、“是妈妈，不让我，吃烤肉”的叙述中，读者应能察觉到文中提及不寻常的时间、地点“烤肉”的不对劲，也可能对为何是带著男孩而不是女孩的原因了然于心；

事实上，从小说中的描述，例如“那晚，六岁的小玟拍打房门，妈妈不开门，还把喇叭锁锁上”以及“是妈妈，不让我，吃烤肉”等叙述，读者应该能够察觉到，在不寻常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烤肉”的情节有些不对劲；也可能会对为何母亲选择带著男孩而不是女孩“烤肉”的原因有所猜测。但人工智慧能够理解这些隐喻吗？

今年3月在As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刊登一篇由台湾研究团队用六种大型语言模型（LLMs）能否侦测〈烤肉〉一文中所暗示的家庭暴力、自杀风险和携子自杀原因的论文。受测模型包括新型的GPT-4o、GPT-o1，Google开发的 Gemma-2-2b，和备受注目的DeepSeek-R1。结果发现，虽然这些语言模型能够辨识出家庭暴力，但只有一半能够注意到“在房间烤肉”的自杀风险（顺带一提，中国的语言模型DeepSeek-R1亦无法辨识），而大多数模型都无法准确回答为何妈妈仅选择儿子的原因——实际上，其与母亲为斩断家族香火延续的报复行为有关。

这项研究清楚展示了人工智慧在心理咨商上的一大困境：尽管人工智慧能够分析语言表面上的内容，但对于文化语境及社会脉络中的潜台词与隐喻，仍然理解有限。即使面对相同的问题，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感受到的压力和解读方式也可能不尽相同。

举例来说，不同国家、历史、文化背景下的LGBTQ+ 族群，要自我揭露自己的性别认同／性倾向时，即有可能会碰到不同的困难，若语言模型的训练未充分考虑这些文化因素，就可能提供不恰当的建议。这类限制不仅影响人工智慧在心理咨商上的准确性，也可能在处理跨文化议题时带来风险。

此外，人工智慧在心理咨商领域还面临多重挑战。在资料管理方面，如何保障使用者的隐私与资讯安全？这些个人资料能否被用作人工智慧的训练材料？这些议题都需要深入且细致的讨论。

另一个关键问题，在于人机互动的界线如何拿捏。在传统的心理咨商设计中，通常会在每次咨商之间保留一定的间隔时间，让个案得以消化咨商内容，且避免过度依赖心理师。然而，人工智慧若能24小时随时提供对话，是否会让人产生过度依赖？

“我属于你，又不属于你。”在电影《云端情人》（Her）中，当人工智慧莎曼珊（Samantha）如此回答西奥多（Theodore Twombly）时，他意识到与他“相恋”的她同时也与数百人恋爱，这几乎让他崩溃。在现实生活中，也曾发生过青少年疑似过度沉迷于与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互动，进而导致自杀的悲剧。

曾元琦也提到，人工智慧与朋友不同。朋友在安慰或劝说你时，不一定会事事顺著你；但由于生成式AI作为商业产品的特性，它会非常有礼貌地一直顺著你的想法，这可能导致你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人工智慧在咨商领域的未来？

针对人工智慧应用于心理咨商领域是否应受到一定程度的监管，两位学者均给予肯定的回答。谢丽红指出，专业的咨商心理师在资料收集不足的情况下，不会贸然向个案提供建议。而所有的建议都必须基于诊断手册和临床实务经验。然而，生成式AI的特性是“善于给予建议”。如果训练不当，它很可能会提供错误或带有偏见的回应，甚至导致个案产生自我暗示，进而引发无法预测的后果。

“我们要思考，到底AI被允许的人设是什么、设计AI的人给它的限制到哪里？”谢丽红表示，人工智慧可用于提供一般心理健康教育、压力管理与情绪调节，但不应涉入紧急或危机事件处理。此外，人工智慧应适时鼓励使用者寻找专业咨商的协助，并明确知道自身的限制所在。

人工智慧在心理咨商领域中的问责机制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曾元琦提出了“电子处方”的概念，强调在AI服务中，“人”仍然扮演著关键的核心角色。他认为，采用Human-in-the-Loop（人机协作）模式，是目前AI技术在社会应用中一种更为合适且负责任的方式。这意味著，相关服务应该在人类的介入和监管下进行。

在美国，具备医疗及诊断用途的“行动医疗应用程式”同样受到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的监管。例如，2024年4月，FDA批准了第一个作为治疗忧郁症的处方数位疗法。这类型的应用程式需要经过医疗人员开立处方后才能使用，以确保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这也显示，人工智慧在心理咨商领域中最适当的定位可能是“辅助工具”。曾元琦解释，AI科技的发展与应用不会脱离社会，而是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AI能否突破当前的限制，取决于社会的接受程度，而这也将衍生出许多新的伦理与法律议题。因此，他认为目前人工智慧可以作为医生治疗的辅助工具，但无法完全取代精神科医生或咨商心理师的角色。

人工智慧最大的优势在于随时待命，这项特性或许能够缓解目前咨商领域供不应求的窘境。对此，谢丽红认为，人工智慧可以为咨商师分担行政工作，如个案纪录和初步分析，但切忌将其应用于心理诊断领域。此外，人工智慧介入心理支持服务，亦需建立专门的伦理与技术规范。目前，民众可透过卫福部或咨商心理师公会全国联合会等单位，针对咨商心理师的不当行为提出申诉；然而，人工智慧心理支持服务的监管机制尚不成熟，相关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尽管如此，谢丽红对人工智慧在咨商领域的未来发展仍抱持乐观态度，但她也坦言，在他们的领域中，仍有部分人士感到忧心，并质疑：“你研究这个干嘛？是想要取代我们吗？”

面对这样的质疑，谢丽红坚定地表示，“大家不用担心我们会被取代，关键是要善用AI。”她指出，咨商心理师服务的对象也是网路世代，人工智慧带来的冲击与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咨商心理师不能忽视这一点。”

对谢丽红而言，要实现人工智慧与心理咨商领域的跨领域合作，首先必须对人工智慧有深入的了解，“这不是一个谁会被取代的问题，而是要探索如何发挥彼此的优势，实现共同成长和共荣发展。”谢丽红也提到，有些人怀著祝福的心态，期待这项研究能尽快取得成果，并广泛应用于实践中。

虽然人工智慧在心理咨商领域展现了巨大的潜力，但在现阶段，人们与咨商心理师面对面交流的时光仍然无法被科技完全取代。人工智慧目前还无法全面理解人类复杂的情感和需求，咨商心理师的专业知识和同理心仍然扮演著关键的角色。

不过，在夜深人静、感到空虚寂寞觉得冷的时刻，我们或许可以先拿起手机，与人工智慧聊一聊，让自己的情绪先有个出口。接著，我们可以将这些只字片语记录下来，作为自我反思的养分，或是下一次与咨商心理师会面时的讨论基础吧。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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