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i quelque chose à dire mais je ne sais pas quoi.
Professeurs, vous êtes aussi vieux que votre culture.
Votre modernisme n’est que la modernisation de la police.
La culture est en miettes (les enragés)
──sur le mur de Censier, Paris
我有话要说，却不知从何说起。
各位教授，你们如同你们的文化一般陈旧老朽。你们的现代主义，不过是管控统治的现代化。文化已粉碎如尘。（激进派）
──巴黎．桑西耶墙上文字
球根栽培の花が咲きました
孤立无援のお前のように
机のすみで咲きました
球根栽培の本を知ってますか
孤立无援のいのちがもえて
花火のように咲きます
──〈球根栽培の呗〉、森田童子
栽种球根的花开了
如同孤立无援的你
在书桌一隅绽放
知道栽种球根的书吗？
孤立无援的生命萌芽
如同烟火般绽放
──〈栽种球根之歌〉，森田童子
台湾由于战后发生二二八事件，以及随后漫长的白色恐怖时期，激烈的社会运动与学生运动传统遭到国家暴力中断，直至七○年代初期才逐渐温和复苏，经过八○至九○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从二○○八年的野草莓学运、二○一四年三一八学运以及今年的青鸟行动，当代学运分子与先行世代的运动者之间，拥有相当密切的合作与传承关系。透过思想论述与行动经验的连结与承继，台湾学生运动日渐成熟，成为维持并推动公民社会的一股重要能量。或许是台湾学运相当重视国际连结，虽然发展脉络极为不同，近年来，台湾对于述说或描写日本六○年代后期至七○年代初期的学运，亦即“全共斗”的相关书籍、演讲和创作极为关注。
一九四五年日本败战后，即使仍处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占领之下，学运已然复苏。诚如日本哲学家、文艺评论家柄谷行人所言，整个六○年代的学运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世代，柄谷自承属于六○年的安保世代，而非七○年的安保世代。前者由全学联（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带领，尚留有日本共产党组织分明的学运特性；而后者则是由较为尊重个人主体与立场的全共斗所主导，带有较为分散而自由的学运性格，在日本各大学遍地开花，同时呈现不同的运动目标、风格与发展。因此，六○年代后期引发学生封锁大学校园、上街游行抗议的大型集会运动，对于身处不同地区、阶级和教育程度的参与者而言，带有相当错综复杂的多样面貌，难以一概而论，在日本的教科书里亦仅有简短叙述。
相反地，由于当年的学运参与者尚在，学运告一段落后便开始零星出版相关著作，而在二○○○年过后，所谓的“全共斗世代”面临退休之际，形成一股回顾过往的出版浪潮，回忆录与相关书籍数量繁多，相较官方论述的匮乏空缺，差异甚大。社会大众对于全共斗与新左翼（相对于日共等旧左翼）的认知，大多来自大众传播媒体的代言与形塑，特别是学运末期的激进团体赤军与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的相关报导，热血的学运参与者转身化为冷酷的极左暴力恐怖分子，可以说是学运形象之妖魔化。
另一方面，即使学运末期激进化与暴力化，不同党派（セクト）间因路线之争而屡屡爆发武装内斗（内ゲバ，“ゲバ”为ゲバルト之简称，德语Gewalt为暴力之意），甚至在一九七二年的山岳基地事件与浅间山庄事件里，联合赤军内部自相残杀，造成十多名成员遭凌迟死亡，重挫日本社会的支持，也宣告学运之终结，但在当年的学运参与者之间，过往种种充满激昂热血与革命青春，仍洋溢著神圣光辉。而日本学界或许受到同时期美国人权运动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将日本“一九六八”视为战后的“政治与文化”革命，亦即学运之神话化。
对此，作者小熊英二的研究目的之一，便是破除此“神魔二元论”，希望经由大量的史料搜集、爬梳整理与资料分析，广泛且深入地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与言说为何，以及其形成过程与转折为何。若将此书置于作者过往的论著如《“日本人”的界限》与《“民主”与“爱国”》等书来看，可以发现研究目的与方法的相近之处，亦即借此破除既有的成见与观念，力图以历史社会学的概念与分类手法，描绘出一个日本“一九六八”的大致面貌，因此也可视为某种关于“一九六八”的历史论述。
此书的核心概念在于年轻的学生面对所谓的“现代的不幸”无所适从，不知如何表达内心的失落不满与进退失据，仅能依靠马克思主义式的种种理论和用语，因此传达自我感受的方式，常常很容易与当时的政治状况相互连结，发展成大规模的学生反叛行动。在此书定义里，“现代的不幸”意指“对认同的焦虑、对未来感到闭塞感、对生活缺乏切实感，以及现实感稀薄等状态”，而相对的概念则是“近代的不幸”，亦即“战争、贫困、饥饿等情状”。本书序章开头引用女学生的话语，便传达出当时学生面对“现代的不幸”时的虚无与困惑。
“好感动呀！太了不起了。可是我内心一片空虚，什么都没有。这样我就不能参与斗争了吗？”
若依循此书两种相对性的不幸概念，全共斗世代缺乏战争、贫困与饥饿的实际体验，面对的却是六○年代日本经济起飞、《美日安保条约》为基础的战后政治体制以及日本以经济向亚洲的扩张政策，认为应该批判的正是身在体制里的自己，亦即“自我否定”，而大学则是将学生训练为体制卖命的共犯机构，因此主张“大学解体”。具体而言，此即为此书所言之“一九七○年的典范转移”：从肯定“战后民主主义”转为批判立场；从肯定“现代理性主义”转为批判立场；从 “被害者意识”转为“加害者意识”。以上为此书主要的理论架构与概念。
大致而言，此书依循时间序论述，首先说明时代背景、社会结构与当时学生的社会阶层、心理状态与个人特质。接著描写一九六五年的庆大斗争与中大斗争，其次是一九六七年的羽田斗争，京大生山崎博昭在与武装镇暴警察的激烈对抗中，头部等处遭压迫而伤重不治，激起学生更加强烈的反应，催生出大规模的街头行动。许多学生也为了保护头部开始戴上全共斗运动常见的头盔，更以颜色和文字展示党派差异。
全共斗运动里最知名的两大斗争则是日大斗争与东大斗争，此书分别依序撰写。由于前东大全共斗议长山本义隆编纂的《东大斗争资料集》资料丰富（共二十三卷），以及其代表性，分为两章详细描写。其后为高中斗争以及一九六八至六九年各地的全共斗运动与街头行动。最后是“一九七○年的典范转移”、联合赤军直至女性解放运动（ウーマン・リブ，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变迁与演进。结论提到，全共斗运动留下的最大遗产便是经过“两阶段转向”后，对于大众消费社会的适应与融入。亦即，青年学子先是受到革命感召，转而化身为在街头对抗国家暴力而奋战不懈的学运战士，却因为学运末期武装内斗而失志灰心，再度转念化身为在企业不停奋斗的企业战士，以及透过大量的消费行为实现理想，或是满足欲望。
此书处理的资料丰富，范围亦遍及日本各地，成为一本超过千页的厚重论著，分为上下两册出版。甚至序章里还有作者提供的阅读指南，让不同知识兴趣的读者依循指示跳跃阅读，可以说是一个试图总结日本“一九六八”的巨大尝试，同时也是历史化的里程碑，但并非意味著此即为唯一版本的历史。此书出版后反而激起学界许多讨论，特别是当年的学运以及女性解放运动的参与者亦踊跃发言，批评此书对于资料的诠释与自己的理解不同，或是指出不符事实的细节，例如日本女性解放运动先驱田中美津的文章〈田中美津，嘲笑‘1968’〉（田中美津、‘1968’を嗤う）便是一例。
此书核心概念为“现代的不幸”与“一九七○年的典范转移”亦有可再商榷之处，以下略述一二。首先，面对“现代的不幸”的国家并非只有日本，其他国家的青年与学生是否也出现类似的反应？其次，即使在当时的日本，不仅只有学生面对“现代的不幸”，其他年龄、地区和阶层的人亦无法幸免，是否也能以此概念诠释说明？此外，无论是当时墙上常有的“造反有理”口号，或是反对美军介入越战的和平示威游行，皆可见到“一九六八”的世界性与共时性，前述的两个日本限定的概念是否足以涵盖这些现象？若参照目前西方学界对于此领域的研究，以“The Global Sixties”为视野的跨领域研究不少，或许当时因电视等媒体兴起，促进世界各地的资讯流通更加迅速，因此形成全球性的学运反叛浪潮。读者在阅读此书之际，若能注意到以上这些问题，或许可以拓展出更多理解日本“一九六八”的不同途径。
最后是关于语言的追寻与创造。作者小熊英二在此书里多次提到，由于资料庞杂，对于同一事件的叙述时常呈现参差不齐、甚至自相矛盾的状况，因此必须经过筛选与删减，方能用于建构论述，而依循的标准在于是否清楚呈现当时青年学子的心理状态与感受想法。但有趣的是，作者本人也提到当时面对“现代的不幸”的年轻学生无法找到适合的语言述说心声，仅能依靠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式的概念与口号表达不完整的内心思绪。让人不禁想到，那些难以述说、未能成形而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的诸多话语，以及因为使用生硬的左翼用语表达的那些述说，是否因此无影无踪，成为一种不在场的沉默？
身为全共斗世代一员的日本知名小说家高桥源一郎，曾在此书出版后与作者小熊英二对谈“一九六八”。高桥在对谈里提到，日本战败后，曾遭到国家强力压抑的政治性语言获得解放，快速复苏，而文学、文化与思想性的非政治性语言亦同时高速发展，依此发展，六○年代的语言状况并非壁垒分明，而是呈现互为表里、交织错综的丰富样貌。因此，使用马克思主义式的左翼用语等政治性语言，并非单纯限于非政治性语言的资源不足，而是当时的语言状况，便是相互交杂，时而互斥，时而共存，或许在相互竞争与接合之下，足以作为探索思想、精神与文化可能性的介质与载体？这并非贬低或批判此书之贡献，相反地，或许此书以及相关讨论与批评，正好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契机，可以摆脱既有印象与神秘色彩，从更加深入且多元的视角，重新认识日本的“一九六八”。
在日文原版问世十多年后，在出版社与译者的努力合作之下，台湾中文版终于付梓。台湾读者除了可以借此一探日本全共斗的丰富样貌，更重要的是，台湾社会历经美丽岛、野百合、野草莓、三一八与青鸟行动，或者将视角扩至亚洲，例如日本SEALDs与香港雨伞革命，是否可以从日本战后学运的兴起、巅峰与衰落获得何种启迪、理解与反省？从日本映照己身，深刻思想，累积经验，丰富知识，方能找出更多理解台湾、述说台湾、壮大台湾的语言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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