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只是“借票”给绿营：两届台湾大选中，“超越蓝绿”的选民侧写

如果单论2024台湾总统选举结果，有两项最重要的头条：首先，民进党的赖萧配守住总统大位，完成台湾民主史上首见的执政党三连任；相较2022年民进党在县市长选举大败，支持者心情普遍低迷，这次选举的气氛显得非常不同。同时，柯文哲虽然票数一如预期垫底，但主打“推倒蓝绿高墙”的他，也有369万票的表现，成绩介于2000年宋楚瑜（466万）与连战（292万）之间，仍是台湾政坛和社会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是，这两项头条背后所隐藏的讯息，必须配合历史资料、分析大选数据才能发现。柯文哲看似横空出世，但要了解他的支持者究竟从何而来，其实得“往后”退一步，与十几年前、也就是上一阶段的蓝绿竞争状况相对照。而这一个故事，很可能要从一群很特定的选民说起，才能更具体、更精确地描绘柯文哲支持者的社会基础。

这篇文章将从目前有限的数据中寻找初步线索，尝试提出合理的假设，并建立以下的图象：在政治观点上，这群选民从十几、二十岁的时候，自己和身边的人对民进党的态度相对冷淡，因而采取观望、疑虑的立场，也可能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少有政治参与的经验。而这些观望、疑虑和冷感，也可能承继自旧时代下“民进党激进暴动或贪污腐败”、及“不要管政治，政治只是吵吵闹闹”的观点所致。但同时，这群年轻世代对国民党不乏恶感，他们不少人也是传统蓝营基层组织、动员力量无法触及的一群人。

所以，与其将这群人简化为蓝绿，不如将他们的政治历程拉长来看：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对民进党本来就不特别认同，对国民党也不具好感，但在2016年和2020年，他们当中已经有投票权的那些人，由于感受到中国的威胁而彻底不相信国民党，因此把选票“借”给了民进党一次、甚至两次。

然而，在2022年的地方选举中，因为大环境缺乏这样借选票的理由，加上民进党2016年来的执政成绩及公共沟通仍未改变他们对民进党的想法，他们因而将选票“收回”，但多数也没有投给国民党的县市候选人，最终可能投给第三党，或是干脆不投票。到了2024年总统大选，柯文哲的政治修辞切中这群人对政治的想像，让他们愿意出门投票。

这样的选民图像描绘，有助于我们了解此次选举与2020年和2022年选举间的演变——从号召力角度来看，2024年民进党虽然胜选，但号召力与2022年的相距不远，仅仅“稍有进步”，而与2020年的高标差距极大，这显示2022年和2024年民进党的选情，其实是“借来的选票还回去（2020）”，此现实也指向民进党未来必须面对的课题：能不能让这些曾经“借出选票”的选民愿意再度回头。

当然，由于目前只有区域层级的资料，缺乏个人层次的问卷调查，必须指出所有的推论都稍嫌大胆。然而，这些各区域的数据资料至少提供了一组线索，去推测各阵营各自号召力的变化。

那些2020投绿，2022蓝绿都不投的选民

柯文哲主要的选票来源，是一群“在2020年票投蔡英文、而在2022年就没投给民进党的选民”。

比较2020、2022和2024三次选举中各政党的催票情形，发现民进党在2024年总统大选的号召能力，其实与2022年地方选举类似。今年选后的一项热门讨论话题，是民众党到底是从蓝营还是从绿营挖票。从选后数据初步推测，这一题的答案与其只说是“蓝”或“绿”，或者可以假设：柯文哲选票的主干是那些2020年投民进党，但2022年却“蓝绿都没有投”的人，很可能就是上述“本来就不特别支持民进党，2020年只是借票”的选民。

此处的表现好坏是以“催票率”作为基准。国内外多数政治评论分析选举结果，经常是以“得票率”（候选人得票数／总票数）为准。得票率固然是一组重要的数据，但无法考虑“并未投票的选民”。如果分析的目的是评估各政党在不同地区“号召选民出来投票的能力”，更妥当的指标反而是所谓的“催票率”（候选人得票数／选民总数），以衡量“每100位选民，有多少人出门投民进党候选人？多少投国民党候选人？多少投民众党候选人？又多少没有出来投票？”，尤其可以把不同选举中“未投票”的选民人数多寡纳入考量。

在2020年，由于香港议题和韩国瑜因素，促使许多选民出门投给蔡英文，每100位选民中只有31位“并未投票或投其他政党（亲民党）”，有高达42位票投蔡英文。来到2022年的地方选举，国民党全国通算的号召力只有小幅提升（从每100人中27人成长到30人，增加一成），只在少数县市如云林、宜兰、台中有较大幅度增长，在台北市甚至有所衰退；但是，全台湾却多出非常多“票投第三党或不投票”的选民，每100位选民中就有45人如此，民进党的催票能力则出现相应的下滑，来到每100人中只有25人。合理推测，那两年间全台湾最大的变化，在于有不少人在2020年曾票投蔡英文，但到了2022年既未投绿，也并未改投蓝。

这群“2022年未投票或投第三党”的选民正是关键：到了2024年的本次总统大选，每100人中也只有29人并未投票，基本上回到2020年的水准；在这个条件下，民进党的号召力却距离2020年相当遥远，只比2022年稍有成长。同时，国民党的号召力相较于2020则有小幅衰退，从每100人中27人下降到24人，相差三人，但这样小幅的差距不足以解释，柯文哲为何能从每100位选民中号召出高达19人之多。

从数字上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柯文哲确实吸收少量蓝营的选票，但更主要的选票来源，是一群“在2020年票投蔡英文、而在2022年就没投给民进党的选民”，他们在2024年也未回流到民进党，多数到了柯文哲那里去。这样的现象符合本文开头所提出的猜想：从民进党的角度来说，这些票本来就是2020年借来的票，这些选民本来就对民进党缺乏认同，只是在2020年的危机感下选择出借选票，2022年只是还回去而已，而2024年这些选民多数也无意愿再次出借。

这样的推测，可以解答这个本该令人讶异的现象：2022年和2024年的时局如此不同，而且前者是地方选举、理应着重地方治理与组织动员，后者是中央选举、理应着眼整体国政，两次选举中民进党号召力的差异为何如此之小？

更何况，在国政方面，民进党这次争取连任的“基本面”客观上并不差：即将交棒的总统蔡英文满意度达到45%，绝对不能算低，而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的好感度也高达45%。此外，八年来台湾的通货膨胀控制远胜多数国家，而国民生产毛额成长达3.4%、出口额成长超过七成等表现也堪称不俗。

但是，即使在这些有利条件之下，民进党总统候选人的号召能力反而仍更接近2022年的标准，距离2020年的胜果相当遥远，显示在缺乏“借票”动力之下，现阶段民进党的号召力强度大约如此。事实上，如果看得更细，在全台湾22个县市中，民进党催票率成长每100人中多于五人的县市只有五个：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台南市、嘉义市。而这五个县市的共同特色并非民进党本次选得特别好，而是上次选得特别差。

不过，民进党仍旧吸引到一些人回头：相较2022年地方选举民进党得票的低标，民进党在2024年的号召力确实有所成长，从25%进步到29%，每一百个选民中多出四个人，也就是号召能力多出一成六（4%/25%）。这一成六的成长，显示了民进党仍有争取这群选民的机会，能够在国政方针上以“选对的人，走对的路”说服选民——一个假设是，2020年，这群选民很多人出借选票给民进党，到了2024年，这群人许多改投民众党，但也有一部分可能是从“出借选票”变成“心甘情愿地把选票交给民进党”。

柯文哲榨取“非蓝绿”选票各地表现

柯文哲“榨取率”最低的五个县市，分别是金门县、澎湖县、苗栗县、嘉义市和台北市。

本文假设柯文哲的选票主干是“本来就和民进党有距离，但不被国民党动员，因此在2022年不投票或投第三党”的选票。但是，一个地方“2022年不投蓝绿的选民比率”越高，就必然代表“2024年柯文哲的催票率”越高吗？答案是否定的。

其实，有部分县市上次有许多人不投蓝绿，但柯文哲这次的催票效果却欠佳；有部分县市上次不投蓝绿的人数较低，但柯文哲却有超出预期的表现。在这方面，每一个地方的故事各有不同，而这正可以用来衡量柯文哲在各地“榨出”选民的效率高低：柯文哲吸取非蓝绿选民的效率，在哪些地方最低、又在哪些地方最高呢？

在全台湾各县市，柯文哲的“榨取率”集中在四成上下，在中部地区（中彰投）的表现格外优异，来到五成以上，另外新竹县也有同样极高的表现，至于实际原因为何，得要有更多在地资讯才能得知。

在光谱的另一端，柯文哲“榨取率”最低的五个县市，分别是金门县、澎湖县、苗栗县、嘉义市和台北市。澎湖和苗栗之所以有这样的数据，原因其实相对单纯，是因为上次选举都有出奇强大的地方势力以无党籍参选，在澎湖有前马公市市长叶竹林、在苗栗则有顺利当选的钟东锦。而嘉义市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显然是因为改期选举导致投票率低迷。

相对地，金门和台北的状况则值得注意：金门现任县长陈福海，当时以无党籍参选，目前是民众党籍，但因为收贿不能再度参选；台北市则是柯文哲的老巢，曾担任八年的市长，于2022年希望交棒副手黄珊珊未果。在这两个曾经或正在执政的县市，民众党的“榨取率”反而特别低迷，是否因为执政表现不获肯定，又或者有其他原因，相当值得进一步分析。

至于民众党另一位首长、深陷贪污风暴的高虹安，辖下的新竹市榨取率只有38%，则也只在中段班而已，并未发挥出执政的优势。民众党即使掌握或曾经掌握地方政府，却无法透过实绩或组织、人脉冲高榨取率，是民众党未能进一步有所斩获的原因之一。

柯文哲“选得好”的地区有哪些“甜蜜点”？

柯文哲的“甜蜜点”，是12年前马英九表现差，但蔡英文表现普通的区域。

除了短期执政表现与选战策略以外，长期的历史条件也很重要，必须结合历史资料才能分析柯文哲支持者的社会基础所在。

柯文哲的崛起看似横空出世，扰动传统蓝绿原先版图，但台湾政治版图不是在柯文哲出道之后才突然重新洗牌。2012年时，柯文哲还在台大医院当医生，尚未踏入政坛，他的年轻一辈支持者许多也尚未成年，但2024年柯文哲能够斩获369万票的条件，在回望2012年大选时就已经可以看出部分线索。

2012年总统大选所代表的，是一个传统的、“前一阶段”的蓝绿版图；太阳花运动尚未发生，习近平尚未上台，国民党在青壮世代的公信力尚未破产。同时，蔡英文担任民进党党主席来到第四年，主要的工作是重建社会对于民进党的信任，走出陈水扁家族贪腐风暴和“民进党锁国，九二共识拚经济”论述带来的阴霾。这样的局势，恰恰可以呈现台湾蓝绿对抗“前一阶段”的面貌：蓝营尚未衰落，绿营的重建才刚取得阶段性成果。

而与2012年的选举结果相比可发现，2024年柯文哲能有好表现的地区，多数在12年前、在蓝绿竞争的上一阶段，就已必须呈现特定的面貌，必须咬中某种“甜蜜点”。

先从蓝营的角度看，柯文哲在12年后表现较好的区域，几乎是国民党在12年前表现较差的区域。

2012年大选，马英九全国的催票率高达38%，亦即全国100位选民中有38位出门把票投给他；不过，在乡镇市区的层级上，马英九是在特定地方有特别强的号召力，在368个乡镇市区中，仅有37个催票率在40%以上，不过因为其中包含多个人口聚集区，因此总体而言票数仍占优势。

在这37个蓝营最具动员优势的选区，柯文哲2024年的催票表现全都低于他的全国平均（18.88%，亦即每100位选民中号召出约19位出门票投柯文哲），无一例外。再进一步放低标准，2012年马英九另有68个乡镇市区的催票率在30%至40%之间，可以称为“国民党传统实力中等区”，在这68个地区中，2024年的柯文哲只在其中五个发挥出高于平均的号召力（宜兰县罗东镇、宜兰县宜兰市、彰化县埤头乡、云林县麦寮镇、高雄市茂林区），亦即仅有7%；换言之，在超过九成的“国民党传统实力中等区”中，柯文哲在2024年的表现也都低于平均。

那么，柯文哲到底在哪些地方表现得好呢？在2024年，柯文哲在112个乡镇市区催票率高于平均，这112个当中有高达88%、总共107个，是在2012年国民党催票表现就已经极为弱势、催票率不到三成的区域——亦即，12年前马英九必须弱，12年后柯文哲才有机会在这边强。

而柯文哲得票与“绿营上一阶段实力”之间的关系，则又更加复杂。

2012年的选举中，蔡英文的催票率为34%，虽然低于马英九，但在许多人口较少的地区都有相当高的催票率，催票率超过四成的乡镇市区因而高达103个。在这103个当中，也仅有7个（7%）在12年后成为柯文哲表现高于平均的区域，这方面与马英九的状况类似——2012年蔡英文就已经强大的地区，2024年柯文哲几乎不可能强大。

但不同的是，在蔡英文12年前表现平盘（催票率三至四成）的134个乡镇市区中，12年后柯文哲在65个催票率不及平均，69个催票率超过平均，基本上是五五波。最后，在蔡英文12年前表现较差（催票率小于三成）的131个乡镇市区中，柯文哲则只在其中36个、约四分之一的表现高于平均，在其中95个、约占四分之三的区不到平均。综合来说，在蔡英文12年前表现不好也不坏的区域，柯文哲在12年后最有机会可以表现优异；而蔡英文12年前表现很差的区域，柯文哲通常也讨不了什么好处。

综合这两项数据，对于柯文哲来说的“甜蜜点”，是12年前“马英九表现差，但蔡英文表现普通”的区域。2024年柯文哲如果在一个区域想要赢，2012年马英九在那区的表现必须差，几乎毫无例外，而蔡英文得在那区的表现不上不下；如果蔡英文表现差的话，柯文哲还可能有些机会在该区有所开拓，但如果蔡英文那年在该区已经表现优异，柯文哲就毫无胜算。

放回2012年的历史背景，这样的地区有两大特色：首先，国民党在此地区的传统号召力必须低于平均，已经难以借由族群、宗族、组织等条件动员选民；其次，此地区必须有足够多人在2012年虽对民进党没有高张的敌意，却也仍未被蔡英文的民进党说服，因此未出门投给民进党。反之，如果蔡英文的民进党在2012年就已经成功说服一个区域大量的人，或者该区域从来不曾放弃过民进党，2012年后柯文哲在该区就毫无机会可言。

总结来说，跟12年前对照，“不少人过去对民进党半信半疑，有所观望甚至保留，但又不容易被国民党的动员实力卷动”的选区，12年后最有可能长出支持柯文哲的年轻人，是柯文哲获取支持最丰沃的土壤。

这样的地方特色，再考虑民调显示柯文哲的支持群众主要在40岁以下，中壮年以上的支持率极低，符合前文所提出的选民样貌：一群在2012年时约十几二十岁的青年甚至青少年，成长过程中身边的人仍对民进党有所观望，或因长期的定见、扁政府末期的记忆而对民进党缺乏认同；又或者所在环境对政治投入的程度较低，但该地区国民党传统的动员管道又已疲弱。

到了2016年，这群选民有些已经成年，他们因为后太阳花运动时期国民党的亲中形象，加上选前“周子瑜事件”的冲击，因此将票“借”给民进党；2020年则由于香港反修例运动和韩国瑜带来的危机感，又有更多选民感到必须“出借”选票之必要。

但到了2024年，这群“本来就没有投给国民党的积极理由，但对民进党也有所观望或兴趣不高”的选民，因为不再感受到“借票”给民进党的必要性，尤其可能仍认为政治就是蓝绿恶斗，都是意识形态的内耗、不够“务实”，认为民进党仍不值得信任、仍然“没有感受到”民进党的执政成绩，但同时还是没有理由投给蓝营，因此就转投矢言“推倒蓝绿高墙”的柯文哲。

政治文化的重建为未来政局关键

台湾年轻世代中，可能有两群不同的政治观点。

长远来看，本文提出的图像是：台湾年轻世代中，可能有两群不同的政治观点：

一群人与党国时期的政治观彻底断裂，且因为认同民进党的价值理念而支持民进党。

另一群人过去则对民进党缺乏认同，甚至对民进党有所保留甚至疑惧，但同时，他们所身处的环境中，国民党传统的地域、组织或族群动员能量薄弱，他们也因为太阳花运动后的时局变化，不可能支持国民党。前者就是民进党现在的年轻支持者，至于后者，则很可能曾在危急时刻把选票“借”给民进党，但这次转投入民众党的怀抱。

倘若如此，民进党若要争取后者，除了需要攻击民众党“更烂”、“并未认真对待政策”之外，也必须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思考如何影响这群选民对政治的想像，要如何透过实际的政策与政绩，结合好的论述与故事，说服选民参与政治确有其意义。

从实务上来看，各种理念差异的辩论事关国家方向的选择，不论是关乎主权或人权，又或者是关乎发展与建设的思维，都将对应到具体的政策选项，进而导向不同的后果。而此，民进党则必须不断向选民沟通，“意识形态”的论辩本身并非假议题。

但在本次选举中，许多攻防甚至还称不上是理念的论辩，更多是建立在错误的理解上，但不少政治人物却不负责任地扭曲。在选后，台湾的公共论述、政治文化是否会持续陷于这样的困局，又或者有改善的机会？政治人物和公民社会是否能说服更多人“这些议题很重要”，并且同时让辩论更为合理，也更立基于事实？

此外，对于如何检验政治人物的实绩，是否能有更好的做法，是否让更多人感受到、学习到良好的政治讨论可以如何运作，并能拒绝各种空泛、假中立的含糊其辞，同时让造谣生事的政治人物必须负起政治责任，这些发展对民主社会来说本就值得关切，而且也很可能是影响未来政局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