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大屠杀”：美国社会多重现实里的“反犹主义”

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发生近两月后，2023年12月初，反诽谤联盟（ADL）——一个自称致力于对抗反犹主义、维护犹太人公民权利、在美国犹太人社群里影响甚大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在其网站发布了一份耸人听闻的报道：与去年同时期相比，针对犹太美国人的攻击和骚扰从少于500件猛增至多于2000件，翻了三倍有余之多。

ADL 将反犹主义的罪魁祸首指向了纵容激进学生的美国高校。在11月出版的另一份报告中，ADL 指出，美国校园中近四分之三的犹太学生“经历或目睹过反犹太主义”。“任何学生都不应感到有必要隐藏自己的宗教或文化身份。任何家长都不应该怀疑把孩子送到某些学校是否安全，但这就是当今美国犹太人的悲惨现实，大学管理者需要觉醒，认识到犹太学生现在特别需要保护”，ADL 主席 Jonathan Greenbalt 补充道。针对高校里“无处不在”的反犹主义，ADL 呼吁国税局和联邦调查局对诸如“巴勒斯坦正义学生团体”（SJP）等激进学生组织进行反恐主义调查。

与ADL耸人听闻的报道相呼应的，是来自美国各界精英针对高校源源不断的舆论压力：2023年10月底，伯克利法学院院长 Erwin Chemerinsky 在《洛杉矶时报》发文，称作为一个历经过上世纪中旬猖狂的反犹主义的七旬犹太美国人，从未在“一生中见过过去几周似的反犹主义”，呼吁美国高校正视其反犹主义问题；他的同事、同为伯克利法学院教授的 Steven Solomon 甚至在《华尔街日报》上针对雇主写道，“别再招募我反犹主义的法学生了！”；由二十多家大型律所组成的团体致信美国各地的法学院，谴责其校园内的“反犹太活动”；包括 Bill Ackman 在内的亿万富豪们则向他们的母校公开喊话，称若母校不改善反犹主义问题，将停止提供数以百万计的捐款；11月，联邦政府正式开启对哥伦比亚大学、库珀联合学院和康奈尔大学的反歧视调查；同月，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罗格斯大学和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系统在内的高校暂停校内巴勒斯坦正义学生团体”（SJP）的活动…

一时间，“反犹主义”、“精英高校”、“激进抗议”成了美国主流媒体头版报道中经常出现的关键词。作为进步主义堡垒的美国高校，一夜间似乎成了反犹主义的温床——美国高校究竟在发生些什么？反犹主义是否真的有那么猖獗？充斥着整个下半年，舆论场内针对反犹主义的争议究竟从何而来？

建制政坛的压力：极化政界的公约数

彻底引爆美国学界有关反犹主义和高校应对措施激烈争论的事件，是在上述一系列舆论事件后，12月5日众议院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针对高校管理层应对反犹言论的听证会。

而这场听证会充满争议的焦点，无疑来自纽约的共和党众议员 Elise Stefanik 对三位顶尖美国学府校长——哈佛大学的 Claudine Gay，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Elizabeth Magill 和麻省理工学院的 Sally Kornbluth 的一句质询：“在你的校园里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言论是否构成霸凌或是骚扰？是还是不是？”面对提问，三位校长的答案并未以“是”或“不是”直接回答Stefanik的质询，而是几乎充斥着一样的含糊其辞与语焉不详。

以在听证会后辞职的宾大校长 Magill 为例，在收到 Stefanik 质询后，Magill 先是回答到，“如果这样的言论变成了实际行动，它可以成为骚扰。”就此，Stefanik 议员继续追问，“我问的具体是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言论。这是否构成霸凌或者骚扰。”Magill 校长仍未正面回答：“如果该言论有针对性、非常严重、且普遍，那就是骚扰…这取决于具体情况…如果（歧视性的）言论变成了具体的行动，它可能构成骚扰。”

大学校长们打太极式的官腔回答，并没有获得 Stefanik 和其他国会议员的理解。在这场国会听证会之后，美国横跨两党的政治精英建制派迅速做出了共识式的回应：白宫、众议院和两党的建制派议员、州长们皆迅速发布了谴责三位校长和反犹主义的声明，称他们在被问及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呼吁，是否违反了大学关于欺凌和骚扰的政策时“闪烁其词，不屑一顾”，未能“简单地谴责这种行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横跨左右的主流媒体也使用了“灾难性的”、“不负责任的”等言辞激烈的形容词形容三位校长糟糕的表现。

在听证会结束的四天后，宾大校长 Magill 和宾大董事会主席 Scott Bok 主动引咎辞职。一周之后，在一片争议声中，哈佛董事会重申了对校长 Gay 的支持，然而，其博士论文却被翻出有不恰当引用，被怀疑有作弊嫌疑。一时间，美国最著名的两所高校的校园里充满了政治内斗的不确定。美国时间1月2日，Gay 也表示从哈佛辞去校长职务，其6个月2天的任期成为哈佛历史上在任时间最短的校长。

然而，稍加审视，就可以发现，与建制精英斩钉截铁的价值判断不同，兴起了一阵学界腥风血雨的提问本身就是一个精心设计、难以给出回答的语言陷阱。首先，Stefanik 的质疑完全是虚构的。自10月7日以来，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在这三所精英学府的学生抗议中，出现了“屠杀犹太人”这样的口号。难怪，面对 Stafanik 的提问，MIT 校长 Kornbluth 显得有些一头雾水：“我从未在我们的校园听闻过针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的论调”。Stafanik 的提问预设了“屠杀犹太人”已经在美国高校成为一句普遍的口号和流行的想法，但她本人也并未解释这一假设性问题有何现实来源。

其次，在法律层面上，Stefanik 的提问并非一句简单的“是”或“不是”就能回答。从相关法律而言，纵使有学生提出“屠杀犹太人”这一口号，但歧视性言论是否构成“骚扰”这一问题，美国高院曾在1999年 Davis v. Monroe County Board of Education 一案中设立了针对骚扰行为的标准：要将语言视为歧视性骚扰，它必须“非常严重、普遍、客观上具有攻击性，可以说剥夺了受害者……获得学校提供的教育机会或福利的机会”。美国律师协会也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歧视性言论的“具体情形有助于确定该行为是否属于学校政策下的可诉行为或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行为”。

Stefanik 巧妙地提到了各大学“关于欺凌和骚扰的规定”，这让校长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学校规则和法条执行的技术性语言上，而非各校对于反犹主义的具体立场。校长们的回答也正是针对这些技术性的法律语言——作为美国最为顶尖的宪法学者，且经由华尔街大律所进行公关准备的宾大校长 Magill，几乎是逐字逐句引用了高院和律师协会对于骚扰行为的定义，对于更具争议性的反犹主义具体行径却总顾左右而言他，这是因为 Stefanik 的提问本就充满了很强的假设性、且很难找到法理依据。

其三，作为前总统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曾在2020年拒绝承认拜登胜选的 Stefanik，其质疑自由派精英大学做派的政治动机也非常令人怀疑。事实上，和许多在听证会后站出来攻击美国高校充斥着反犹主义的共和党议员一样，Stefanik 在过去是反犹主义的“大替代理论”（Great Replacement）的拥簇者。“大替代理论”在历史上宣扬统治阶级的犹太人正在策划将有色人种大规模移民到西方国家，以取代这些国家的白人人口。2021 年，Stefanik 的竞选团队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民主党人计划通过允许非法移民入境来取代白人选民；这是一个历史上典型的反犹主义阴谋论——若像 Stefanik 这样的极右翼共和党人真的对反犹主义感兴趣，他们应该先向自己开炮。

另外，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社会当下“文化战争”的语境里，精英学府通常被保守派视作遏制言论自由、传播左派思想的大本营。过往，保守派往往以“取消文化”为由，抨击美国高校因政治立场原因取消保守派学者和活动家的校园活动；然而，在“反犹主义”面前，过往保守派绝对言论自由式的政治原则似乎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呼吁大学校长下台、取缔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组织的呼声——“取消文化“与“反犹主义”，似乎都只是用来噤声不同意见的狗哨。

12月初的这场国会听证会，与其说是对美国精英学府内反犹主义的质询，更像是一场预先张扬的谋杀，一次结果早已被内定的过场审判。国会针对三位校长的关键提问，基于一场建制精英想象出来，但并没有在现实中的校园里发生的“大屠杀”。“反犹主义”这顶指控严肃的大帽子，在听证会之后，又未经审视地经由主流媒体迅速扣在了这些学校头上；指控高校有“反犹”之嫌，瞬时成了极化的美国政坛最大的政治公约数。

语言的硝烟：“反犹主义”的模糊面貌

然而，经由 ADL 等亲以色列政府组织的曲解，“反犹主义”一词在近年的美国政坛已经变得愈发面目模糊、难辨其义。在2016年，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IHRA）——一个由前瑞典首相 Göran Persson 牵头成立，致力于推广大屠杀教育和研究的非政府组织——采用了一版新的反犹主义定义，将“某种可以通过言语和行动表达对犹太人仇恨的看法”定义为反犹主义。

这一版反犹主义定义乍一眼看并无问题，然而，IHRA 在其官方定义之后附了11个具体的反犹主义的例子——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例子并非是 IHRA 官方反犹主义的一部分，但在实践中，这些例子被包括欧盟、英国政府在内的多个西方政府机构视作是反犹主义定义的一部分。在这其中，又以其中两条最具争议：第七个例子将“拒绝犹太人拥有自决权”的行为定义为反犹主义，并明确指出“声称以色列的存在是种族主义的”构成反犹主义——这也就是我们常在公共舆论中听到的，有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是否构成反犹主义”这一辩论的来由；第十个例子则指出，反犹主义包含“对以色列施以双重标准，要求以色列政府拥有高于其他民主政府的行为标准”。在此标准下，将“当代以色列政府政策与纳粹政策对比”的行为也被定义为反犹主义。

很显然，这种将反犹主义等同于对以色列政府批评的定义于情于理都站不住脚——若其中逻辑推而广之，那么批评中国政府对于维吾尔族实施大规模集中教育的行为，也可以被理解成是反华种族主义。这一版反犹主义定义因此招致了大量学者的批评：2021年，350多名研究反犹主义、大屠杀研究及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拒绝接受 IHRA 的定义，并草拟了《耶路撒冷反犹太主义宣言》，明确指出批评和反对以色列政府及犹太复国主义并不能被等同于反犹主义。2022年11月，128位相关领域的学者在一封公开信中发出警告： “不要让联合国受困于一个模糊和被武器化的反犹主义定义”。

事实上，对于反犹主义的再定义和宽泛阐释并非是 IHRA 首开先河。在本世纪初，在诸如美国犹太协会、欧洲犹太议会等亲以色列政府团体的推动下，欧洲种族和排外主义监控中心（EUMC）首次推出了新一版的“反犹太主义工作定义”，其中列举了“当代反犹太主义的例子”。这其中就包括与批评以色列政府有关的例子。由于该版定义将对以色列的批评与事实上的反犹主义混为一谈，因而受到了大量学者、律师和活动家的批评；在此之后，EUMC 的继承机构基本权利机构（FRA）放弃了该定义，并于2013年将其从网站上删除。亲以色列政府团体转而投向包括 IHRA 在内的国际人权机构，期望通过扩大和模糊化反犹主义的定义，来减少国际舆论中对以色列政府种族隔离和军事化管理占领地区的批评。

尽管 IHRA 在定义反犹主义时，可能并未考虑其与以色列政府相关的政治后果，也并未将上文所述的颇具争议性的附例当作是反犹主义官方定义的一部分，但在亲以色列团体的游说下，这些例子被西方政府机构广泛使用，将对以色列的批评与反犹偏见混为一谈。

据相关学者统计，自IHRA推出新的反犹主义定义以来，在欧洲已有50余例学者和活动家因批评以色列政府而受到反犹主义指控、职业影响受到发展的案件。在美国，本文开头的 ADL 一直致力于推动美国各级联邦政府采纳 IHRA 的反犹主义例子——事实上，10月7日之后，在宾大官方推出的“对抗反犹主义行动计划”中，就依照 IHRA 来定义反犹主义，默许了批评以色列政府的言论可以被等同于反犹主义。在哈佛大学于11月成立的对抗反犹主义建议小组中，受迫于富有的捐助者的政治压力，Gay 校长并没有聘用曾签署《耶路撒冷反犹太主义宣言》、研究反犹主义的顶尖犹太学者 Derek Penslar，而是聘用了一个大部分成员皆支持 IHRA 定义的工作小组。

在将对以色列的批评与反犹偏见混为一说之后，许多原来并非“反犹”的行为，诸如抗议以色列政府无差别轰炸平民、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等，也被 ADL 等建制犹太社会组织顺理成章地算做了反犹行为。在 ADL 有关反犹主义在高校的调查中，将“学生因其对以色列政府的看法而感到不安全”也算做是反犹主义的体现。这导致了我们根本无法得知，在 ADL 所说的“2000多起”反犹主义事件中，到底有多少是因为事实上的针对犹太人的偏见，又有多少仅仅是因为政见不同所导致。

“多重现实”：是平权还是仇恨？

这种对于词汇的挪用和别有用意的再定义，还出现在美国建制精英对于学生抗议者常使用的口号和游行标语的有意误读之上：一些本意为争取巴勒斯坦人民平权的标语，在被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建制精英解读后，却充满了仇恨与偏见。

这种不公平的解读在国会听证会中屡屡皆是。在质询哈佛大学校长过程中，Stefanik 这么评论道常被学生抗议者所提及的“Intifada”一词：“你要知道，在以色列-阿拉伯冲突中，‘Intifada’一词实际上是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类似地，诸如ADL等亲以色列政府组织也宣称，对于犹太人和以色列人而言，听到“Intifada”这个口号就会认为“是（巴勒斯坦人）在号召对以色列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暴力。并有可能对全世界的犹太人和犹太机构使用暴力”。这显然是对这一阿拉伯词汇的强行曲解——“intifada”直译为“挣脱”，在这场冲突的语境里指代的是8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在占领地发生的两次针对以色列军事统治、有暴力成分也有非暴力成分的大起义，而非针对犹太人的、被想象出来的“大屠杀”。

类似的短语还有“从河到海，解放巴勒斯坦”。根据亲以色列政府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JC）所言，这句流行于同情巴勒斯坦集会的标语“是恐怖组织及其同情者的集结号….也是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分子、尤其是大学里的学生活动分子的常用口号。它呼吁建立一个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巴勒斯坦国，消灭以色列国及其人民”。在国会听证会之前，被指控“反犹”的哈佛大学校长 Claudine Gay 也在其发给全校的邮件中谴责这句标语，宣称该标语传达了某种“特定的历史含义…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历史含义意味着将犹太人从以色列根除，并在我们的犹太社区中引发痛苦和生存恐惧”。

然而，对于不少巴勒斯坦活动家而言，“从河到海，解放巴勒斯坦”象征的仅仅是让巴勒斯坦人获得平等的回归权和选举权的愿景。事实上，讽刺的是，将这句从60年代起，在海外巴勒斯坦社群逐渐流行开的标语写入正式文件的，正是内塔尼亚胡的极右翼利库德党。在1977年的党章中，为了回应巴勒斯坦人对于回归权和公民权的要求，该党写到，“从河到海，只能有一个以色列政权…犹太人民对以色列土地的权利是永恒的、无可争辩的，并与享有安全与和平 的权利联系在一起”。

这些由亲以色列政府团体推动的对于反犹主义语言的再定义，已经在美国当下的公共语境中建构起了“多重现实”：一方面，美国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美国犹太人，对于以色列政府的支持逐年下滑，对于美国政府管制向以色列武器出口、制裁以色列人权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对于同情以色列政府的建制精英和老一辈犹太美国人而言，这样子的呼声是对他们世界观的冲击——他们更愿意相信对于年轻人抗议的恶意解读。

在美国文化评论杂志《N+1》上，文学教授 Saree Makdisi 如此评论2023年美国公共舆论界的怪现状：“当同样的谎言和歪曲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时，它们就开始具有了现实感——而现实本身，通过扭曲的镜头来看，也变得面目全非。如此之多的美国犹太人开始内化这样一种说法，即全国爆发的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暴力活动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人身安全，甚至是生存的威胁，这能有什么奇怪的呢？”

自国会听证会以来，已有数位法律专家指出，IHRA 的反犹主义定义不但模糊不清、语意不明，且在亲以色列政府组织呼吁联邦调查局和国税局对“激进学生组织”展开反恐主义调查、整个公共舆论充斥着对“伊斯兰恐怖主义”没有实证的恐慌和焦虑的大背景下，有造成侵犯学生言论自由、大规模蚕食学术机构公共讨论空间的可能。

诚然，反犹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皆是民主社会内危害社会秩序、制造恐惧与分歧的思潮，应该被负责任的政客同等地反对。然而，现实情况是，在对以色列政府盲目的支持和信任下，建制派和官方一方面对反犹主义做出过度的反应，另一面对伊斯兰恐惧充斥着不切实际的想象。

在过去的一个月内，极化的美国社会已经愈发看到这种不公平对待的严重后果：不计其数的学者因其同情巴勒斯坦的政治立场而被取消学术讲座资质；法学生被未来雇主取消工作邀约；巴勒斯坦裔学生在佛蒙特州被人持枪袭击….这些针对学生和活动家的攻击和噤声是系统性和极其普遍的，但它们并未占据《纽约时报》的头版，也并不是一场全国瞩目的国会听证会的主题，也并未招致藤校的校长们设立专门的工作小组来处置。

不同政见的学生群体被主流建制区别对待，其原因恐怕未必是冠冕堂皇的种族歧视，而是亲以色列社会团体在近二十年来孜孜不倦的游说努力。令人失望的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针对美国高校内“激进学生”不诚实的指控和调查要求，在 ADL 等政治影响力颇大的社会组织、大律所、亿万富翁和一些主流媒体的呼声下，可能并不会减弱——当一场事实上的大屠杀可能仍在加沙展开时，美国公共舆论场里一场主流建制想象的“大屠杀”所带来的别样寒噤，折射出的是一个极化社会里的多元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