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过疫情的中国创业者,开始申请失业救济金

申请失业金的人,“各有各的不幸”。
2023年9月22日,河南省郑州,大学毕业生在招聘会中。 图: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失业中国 大陆 就业 经济 职业

王德龙的工作微信群经历了数次改名:

2020年,公司初创期,群名:搞钱大吉;

2021年,创业摸索期,群名:今年赚点“米”;

2022年,封城绝望期,群名:勒紧裤带过冬;

2023年,公司注销,群名:(失业)救济总攻略

……

讲述过去四年的经历时,王德龙先用了“生活状态”这个词,但几秒之后又进行纠正,“还是说生存吧,生存第一。”今年8月,他和四个共同创业的伙伴将公司注销,开始费尽心思申领失业救济金。

在中国职场,失业救济金是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词,如果把它拆分成两个词——失业保险金和失业补助金,那么大部分打工人都对前者相当熟悉。按照劳动法,公司需为员工强制缴纳“五险”,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其中,失业保险金由个人和雇主共同缴纳,缴纳比例为工资的1.5%(公司支付)+0.5%(个人支付)。举个例子,如果你月薪5000元,那么公司每月为你缴纳失业保险75元,你自己每月从工资里扣去25元。

那么,失业救济金到底谁能申请、如何领取呢?

对于包括王德龙在内的很多“前职场人”来说,这两年,他们生平第一次理解了失业救济金是怎么回事。

2020年5月13日,北京,疫情期间,求职者在前往购物中心寻找工作机会的路上。摄:Tingshu Wang/Reuters/达志影像
2020年5月13日,北京,疫情期间,求职者在前往购物中心寻找工作机会的路上。摄:Tingshu Wang/Reuters/达志影像

“你总想攥紧最后一根稻草”

早8:30,群里信息响个不停。王德龙瞄了一眼,又是一堆“申领攻略”。他把手机调成静音,继续睡觉。

今年8月,别人眼里的“公司法人”和“个体户老板”王德龙,决定把公司注销。他和四个合作伙伴开了一次线下会议。“今年过去了一半,公司没接到一单业务。都别彼此耽误了,干脆我们把公司注销吧。”这是王德龙当时的提议。

半分钟内没人吭声。作为一个主打平面视觉设计的团队,公司在刚成立的2020年接到4笔被王德龙称为“利润不小”的年单,“每个人月收入能到2万。”他们公司没租办公室,大家远程办公,偶尔碰面开个会。

但随后两年公司业务急转直下。“尤其是2022年底,广州开始大规模封城,从9月起就没有一单业务。等到11月,我直接把群名改成’勒紧裤带过冬’,所有人都连声叫好。”王德龙说。

公司2022年全年只接到了两笔业务,“利润一共20万,还得五个人分,每个人平均每月不到5000块。”

王德龙说,自己生平第一次感到绝望。他的妻子在一家酒水产品的代理公司上班,“累个半死每个月就5000块钱,就这还不敢大意,生怕丢了这个目前还算稳定的饭碗。”儿子今年读初一,本想以“省钱”为原则入读离家最近的一所公立中学,“但学校氛围很差,让小孩住校又怕他被带坏,我和他妈一跺脚,索性报了个私立中学,每年学费8万,够我喝一壶的了。”

王德龙在2020年前后过的是“两种日子”。

第一种日子,是朝九晚七八九的内卷职业,连5天年假都休不满。每天被闹钟、KPI和微信群里不断被@的信息叫醒。有次他把聊天群设置为消息免打扰,起床之后发现半夜被领导“圈”了四五次,“说让我赶紧过一遍第二天要给客户看的视觉案。”

王德龙正在过的第二种日子,是所有打工人憧憬的日子——睡到自然醒,每天有大把时间挥霍。但他并不适应。王德龙说,过去睁眼一摸手机,N条未读信息,“现在倒好,有时候一周都收不到一条。”好不容易盼来一条,睁眼一看,显示是人社局发来的失业金申领进度。“气得我把手机往床边一扔,给我儿子吓坏了。”

年过五十的王德龙用“退无可退”形容这两年的职业选择,“你总想攥紧最后一根稻草,过去我以为,这根稻草会是更内卷的职位和工作。”但他越往后越发现,和不断下行的经济一样,自己的职业曲线也以俯冲的姿态继续向前。在打工人时代,他还能靠工资每月“存个几千甚至小一万”,等到刚创业那阵子,职业曲线和甲方预算直接相关,“说白了就是看天吃饭。金主能吃上肉,我们这些下游的乙方才能喝口汤。”

2023年5月24日,北京一家购物中心内的咖啡馆,一名男子在小憩。摄:Andy Wong/AP/达志影像
2023年5月24日,北京一家购物中心内的咖啡馆,一名男子在小憩。摄:Andy Wong/AP/达志影像

2022年下半年,王德龙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公司接不到单,他不得已花3个月学习一些数控机床的“皮毛技术”,为的是进小舅子开的数控加工厂做点事,“至少能填补点家用”。

也是从去年下半年起,公司股东之一的张文韬也开始了自己的“搞钱大计”。他注册了淘宝账号,在上面接一些单价不高的设计稿,“比如企业宣传册,甲方报价50块/页,这么低的价一般’设计狗’都不会接,但我不管,有单子我就接。”

按照王德龙和张文韬所在的平面设计领域的行价,宣传册的单页设计费一般在100-500块不等,“大牌点的设计师能四五百一页,就算没什么经验的设计小白,也能拿到一两百的行价。”王德龙说。

但疫情后“一心省成本”的甲方需求大减,让蓄势待发的乙方找不到用武之地。“多数老客户都说,他们内部用来制作和宣传的预算大幅缩水。”王德龙说,有个甲方直接发来一句话:未来三年恐怕再难合作了。

当王德龙得知张文韬连50元/页的宣传册设计都接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你就是行业卷王。但转念一想,他又觉得80后的张文韬“挺可怜”。

“他没结婚,没房子,一个人生活。2020年和我一起从广告公司辞职后,本想一起大干一场,但没合作、没业务、没利润,”王德龙说,“我能进工厂操控机床,他为什么不能接50块/页的宣传册赚点生活费?”

和这两位遭遇类似的,还有已经找了两年工作的90后程龙。他今年33岁,曾在某知名4A公司做创意文案,一度做到“资深创意总监”的职位,开会时在椭圆桌上“清清嗓子都没人敢交头接耳”,一些同龄下属隔三差五“老师老师”地喊他,“没事总爱给我买个咖啡奶茶什么的,就这我还对他们爱答不理”。

得知自己被优化的消息是2022年初。刚过完元宵,领导把他喊到那个空旷又阴冷的办公室,翻了一下桌上的表格,动情地感谢他对公司的付出,接着,“优化中层”的意思被领导委婉托出,末了手指敲一敲桌子,“你再想想办法,看看有什么其他出路?”

程龙说,领导用食指敲桌子告诉自己被裁的那一刻,他脑子里浮现出《纸牌屋》里弗兰克·安德伍德那个经典的食指中指轻敲桌面的场景,“我也被赶出纸牌屋了。”

被裁后,程龙和公司另一个总监吃了个饭,后者告诉他,现在很多公司的裁员都从中高层开始,“一是为了警示底层员工,你看,你的部门领导都可能被炒,你还有什么理由不拼命干活?二是节约成本开支——那些年薪制的中高层,在很多老板眼里是公司节流大计的最大阻碍。”程龙说。

离职后的程龙没打算创业,“身边创业失败的朋友一大堆,我还是务实派,想再找份工作重新开始。”

但他的愿景在现实面前碰了壁。从去年初到现在,他通过不同招聘平台投递了234次简历,只收到29次回复,其中面试邀约16次。“这么算下来,我80%的投递,在简历筛选阶段就被拒了。”

虽然在公司任职总监期间积累了一些存款,但程龙最怕的,就是像王德龙那种“突然一下,你的工作和职业就俯冲下去,没有任何转折和缓冲”的状态。这或许也是这群曾经拥有稳定工作,享有一定社会保障的打工人共同的担忧:失业保险于他们而言,或许算不上续命性质的接济性补助,但为这些因为丢失工作、创业失败或各种其他原因而与体制脱离的人,带去了些许安全感。

“越投简历,你会发现30岁以上的求职者越没有优势,不管你曾经是企业高管还是行业资深。”程龙说。在他看来,一个暂时缓解求职焦虑的“缓冲地带”就显得尤其有必要。

2023年9月13日,北京一家卖名牌家具的商场外,一对夫妇坐在一起看手机。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3年9月13日,北京一家卖名牌家具的商场外,一对夫妇坐在一起看手机。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既然大家都想拿失业保险,那公司就注销吧”

2023年春节刚过,已经两个月没有群聊的“勒紧裤带过冬”微信群,突然被张文韬随手发的一条新闻链接“激活了”。

这条《没工作的你,一定记得去领失业保险》的新闻,虽然全文只有不到500字,却意外地点醒了群里的五个人。转发这条新闻的张文韬有点后知后觉,“转完我就没管了,等一个小时再点开群,有一百多条未读信息!”

根据王德龙的回忆,即使是公司刚注册并连续获得多笔业务的2020年,群里也“从没有出现过如此踊跃的发言和讨论”。一个做视觉技术出身的股东第一个跟帖:“那我们五个是不是都可以去拿失业救济?”,随后有人附和“我觉得应该可以”,但王德龙站出来浇灭了其他人正待起势的热情:“大家都别忘了,我们还有公司呢,这能算失业吗?”

一盆冷水浇下来,半天无人回应。一个小时后,张文韬回了一句:把公司注销,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算失业人士了?

在王德龙担任公司法人的过去四年里,他从没动过“注销公司”的念头,即便是去年底因为严格的封控政策,导致公司业务陷入停滞状态时,他对公司未来的设想都是“肯定会慢慢复苏”。

但张文韬的提议得到了其他三个人的一致同意,“既然公司没业务,那我们还开它干嘛,不如注销了,哥几个一起申请救济去。”有股东在群里这样回复。

“既然大家都想拿失业保险,那公司注销就注销吧。”

王德龙至今记得,自己在群里发完这句话后,庆祝和鼓掌表情包开始横飞。张文韬把群名改为“搞钱(我指的是失业救济金)”。王德龙想了想,又把群名改成了现在的这个:(失业)救济总攻略。

王德龙感觉自己的处境很尴尬,“我都50了,不可能再去公司上班了,卷不动了。但离退休还有十年时间,只有薅一笔算一笔了。”他后来私聊问过群里几个人对未来的打算,“有的说想再重新找找工作,有的说管不了什么未来了,先把能申领的救济金拿到手再说。”

在微博里搜索“失业救济”,会发现相关有用信息少得可怜,甚至大量搜索结果都指向了一条大洋彼岸的新闻:美国10月21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21万人。

这也折射了中国失业救济金的申领困境——一方面信息太少、认知不足;一方面是申领制度有诸多限制、更难以帮助到真正有需要的人。

社交平台上充斥着一类文章:《千万不要领失业金,后果很严重》《为什么不建议领失业金》。这些文章论述的理由主要有:1. 会在档案上留下记录,影响以后找工作;2. 影响社保缴纳,因为有些城市规定领取失业金期间要停缴社保——这会影响以后的养老金数额;3. 申领手续麻烦、失业金金额低,与其费劲力气申请不如尽快找工作。

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22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末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5%,结合公布的城镇就业人员人数(45931万人)计算,失业人口为2673万人,但当年末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297万人,仅占城镇失业人口的11%——这一数据长年徘徊在10%左右。

中国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是以正规就业和劳动合同作为参保前提,而且缴费年限必须满1年后,才有申领资格——仅这一条就难倒了绝大多数农民工、自由职业者以及“毕业即失业”的年轻人。

失业金的金额也被质疑过低。尽管各城市的失业保险金并不相同,但一般按当地最低工资的80-90%左右发放,失业补助金则是稳定在800-1000元之间,按月发放。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失业金申领形成了一个吊诡的局面:真正需要它的群体没有资格申领,有资格申请的人觉得它“杯水车薪”、“有申请的功夫不如重新找工作”。但近两年,一些从前不屑申请失业金的人发现——工作没那么好找,“杯水车薪”的失业金也成了救命稻草。

2022年夏天,程龙花了三天时间了解失业金的申领事宜,并最终通过主动停缴三个月社保的方式,成为了享受失业补助大军中的一员。在他生活的广州,领取失业金的年限和申领者的工龄有关,如果你是工龄超过20年的申请者,那你可以拿满24个月的失业金,每月金额在2400元左右。而像程龙这种研究生毕业后才就业、工龄只有六年多的申请者来说,他只能拿15个月的失业金。

不过他觉得,“15个月的过渡期足以,相当于给了我一年多时间重新找工作。”程龙说。

一位不愿具名的、来自珠三角地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告诉端传媒,失业金的申请并不困难,只需下载一个当地办事机构app,填好个人基本信息,并上传解除合同协议书/离职证明等材料,就可以在线办理。审核一般需要20个工作日左右,通过后失业金会每月自动转到申领者提供的银行卡上。

“我还是建议所有符合申领条件的朋友尽快办理。”该工作人员说。他给出的解释很简单:政策无法预知,未来不可预测。

2023年6月9日,北京举行的招聘会上,求职者和招募人员交谈。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3年6月9日,北京举行的招聘会上,求职者和招募人员交谈。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搞失业保险的人,各有各的不幸”

此前“半个月都没人吭声”的微信群,从今年8月起开始变得“生龙活虎”。

关于失业保险的申领门槛,是群友们讨论和关注的焦点。以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广州为例,在广州,员工非本人意愿失业后,且失业保险缴纳满1年者,可申领失业保险金。于是,“非本人意愿失业”的这个表述,成为了群里讨论的核心主题。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因为个人原因主动辞职,那你就无法申请失业保险金,但只要你还没有工作,你可以申请每月不到一千元的失业救助金。

群友们更感兴趣的,显然是金额更大的失业保险金。按照规定,广州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标准为最低工资标准的90%,也就是2300✖️90%=2070元,这在张文韬看来,“都能解决我大半个月的伙食费了。”

那么,群里到底有几个人有资格申请呢?只有一个。王德龙和张文韬的上一份工作都是主动离职,按不具备获得失业保险的资格。“如果知道要被公司炒才能拿失业保险的话,我当时肯定不主动辞职,赖也要赖到被炒鱿鱼。”王德龙说。

张文韬和王德龙曾是多年同事,两人在一个部门工作,用他们的话来说,两人长期饱受部门领导的欺压,王德龙一气之下递了辞职信,而张文韬则索性摆烂,“消极怠工你知道吗,就是交代给你的事就拖着,不紧不慢的。”

本想拿捏公司的张文韬,最终被公司完全拿捏。公司以“无法完成业绩”为由辞退了他,他不服要求N+1赔偿,但公司HR拿着当年签的续约合同里的一条条细则向他解释,“喏,合同里明确规定,乙方(员工)无法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或有出现延迟完成项目情况,甲方(公司)有权辞退乙方。”

张文韬傻眼了。随后HR递给他一张离职申请表,“填吧,就当你主动辞职了。如果你以后找了下家,我们保证在背调的时候帮你说好话。不然,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

出于对未来的考虑,张文韬忍痛签下了的离职申请表。

“只能说,搞失业保险的人,各有各的不幸。”王德龙说。

上述人力社保局工作人员说,像王德龙和张文韬这种情况,“他们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公司,给自己出具一份被辞退证明,然后盖上公司的公章即可。”

一切瞬间豁然开朗。

2023年9月20日,北京一家户外购物中心的手表广告牌附近,送货员在手推车上整理包裹。摄:Andy Wong/AP/达志影像
2023年9月20日,北京一家户外购物中心的手表广告牌附近,送货员在手推车上整理包裹。摄:Andy Wong/AP/达志影像

“你们的失业保险攻略,能给我一份吗?”

在注销公司之前,作为法人的王德龙做了一件被其他股东称为“最功德无量”的事,那就是他给包括自己在内的五人,分别开具了一份员工辞退书,上面“痛陈”该员工的各种不端和陋行,末了来一句“基于以上所述,本公司决定解除与XX员工的劳动关系”。

自己给自己开具辞退书的时候,王德龙觉得这件事有点可笑。“我活50年了,过去在职场一直以薄脸皮自居,最怕就是被集体和团队羞辱。没想到自己成立了公司之后,为了每个月两千块钱,自己把自己劝退了。”

失业保险的资料递交后,群聊里的五个人正在等待人力社保局的审核通过。等待过程中,王德龙的微信不断收到了添加好友的申请,有过去认识的朋友,也有完全不相识的陌生人。“认证信息通常都是先介绍一下我是谁,然后直奔主题’想咨询你一点失业保险的事’。”

原来是群里的一位股东告诉别的朋友申请失业保险这件事,于是,关于“(失业)救济总攻略微信群里都是专家”的说法不胫而走。王德龙最常被问的一个问题是:“你们的失业保险攻略,能给我一份吗?”

“每次我都跟这些人解释,我不是专家,我只是在办失业保险”,王德龙说,“但很多人还是一口一个请教请教,没想到现在找不到工作,想用失业保险填补家用的人这么多。”

截至本文发布时,已经领到4个月失业金的程龙还没找到新工作。“我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一年内要找到一份工作,哪怕再基层我都干。”他说,自己在每个招聘网站都设置了一键自动海投的按钮,并且开始考虑修改简历里的“职业经历”部分。

“我打算淡化过去管理层的经历,更多地强调自己做过那些具体的事。希望这会比过去更简单一点。”

2023年9月18日,北京,居民走过一个废弃的商场。摄:Andy Wong/AP/达志影像
2023年9月18日,北京,居民走过一个废弃的商场。摄:Andy Wong/AP/达志影像

应受访者要求,王德龙为化名。

读者评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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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上海失业金还蛮好申请的,我从前司辞职后断缴社保的次月就申请了,也不分辨是否是辞退还是主动辞职,线上申请很简单,然后次月就收到了两千多元的失业金

  2. 我也想去领失业金,但是没有成功。我失业两个多月了

  3. 我覺得很荒唐的一件事兒是,在表達自己的慘時,王德龍用上了曾經給他買奶茶咖啡他都不正眼看人家的描述。這種准職場霸凌行爲,在他看來是自己滑落的標志,可是除此之外,難道不正是一個缺少關心他人、與他人共情、公共政治,一個等級森嚴和在上爲所欲爲在下卑微下賤的社會,最終釀成了曾經在車上的帝王也會摔到地面的時代?
    另一個想法是,這種宣傳冊,大多數印了之後就扔掉,除了炫耀公司財力和增加碳排放沒什麽價值作用的狗屁工作,正是因爲如此,在開源節流的經濟低谷期,平面設計才成爲了最先感受寒意的行業。可是,這個社會爲什麽必須工作才能獲得生計和有尊嚴的生活——即便是狗屁工作?如果我們的社會曾經可以容納狗屁工作,是否就意味著,我們的生產實際上如此豐盈,可以讓那些不實際創造價值的人也分一杯羹,而如若如此,爲什麽我們又必須迫使他們從事狗屁工作才能分一杯羹呢?這是否是資本主義的集體懲罰?倘若我們可以免除掉社會的狗屁工作,允許每個人獲得有尊嚴的生活,人們能否更爲自由地創造價值,而不是把生命浪費在狗屁工作上呢?

  4. 支持全體中國人一起領失業救濟金,一起躺平,總勝過當韮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