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巴勒斯坦人：美国舆论场里的殖民主义幽灵

2000年11月，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后，出身于巴勒斯坦托管地（Mandate of Palestine）的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最后的禁忌”的论文。在这篇充斥着对美国社会的讥讽的评论中，萨义德不无揶揄地评论到，“政治和公共论述已经把以色列明确地转变成了一个受害者”，大部分的自由派美国报纸的评论板块都在“大力地支持以色列并且谴责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谈论巴勒斯坦，萨义德警示道，已经成了美国公共生活最后的禁言区。

23年过去了，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早已成了如今以色列政府军事化打击哈马斯和建立愈发多的隔离设施的借口，但萨义德笔下的美国公共舆论似乎并未发生过多的改变。巴以冲突分裂美国社会的速度，比以色列国内还快。

吊诡的噤声

对于以色列政府的批评，在美国的公共舆论里，却似乎并没有获得类似程度的接受。

10月8日，在哈马斯对以色列袭击的第二天，以色列著名左翼报纸《国土报》（Haaretz）编辑部刊登了一篇针对内塔尼亚胡内阁檄文，指出“只有一个人要为以色列面临的灾难负责：内塔尼亚胡”。

编辑部指责内塔尼亚胡灾难性地实施了一种“公开忽略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和权利的外交政策”，且完全忽略了吞并巴勒斯坦人土地、扩张犹太人定居点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虽然《国土报》持左派立场，一向对内塔尼亚胡和利库德主导的政府抱有批评，但如此严厉、将责任全部划给以色列政府自身的指责，无疑反映着以色列国内对于内塔尼亚胡执政不满的声音。

然而对于以色列政府的批评，在美国的公共舆论里，却似乎并没有获得类似程度的接受——相反，美国的舆论场里充满着吊诡的噤声。10月10日，纽约大学法学院学生会会长 Ryna Workman 在一封发给全校法学生的新闻信中，把矛头对向了整个以色列国家，指出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以色列对巨大的生命损失负有全部责任”；她将会和“巴勒斯坦抵抗组织”站在一起。在发出这封信的同一天，Workman 立即遭到了她未来雇主，大律所Winston & Strawn 的解雇。Winston 还将这场针对一位还未正式加入公司的员工的解雇，巧妙地转化成了一次公开的危机公关——在公司发布、并被几乎所有主流媒体报道的公告中，Winston 说 Workman 所为有悖“公司价值观”，公司支持“以色列和平存在的权力”——当然，大部分的社科学者都会同意，针对巴勒斯坦原住民的暴力是以色列自建国起就没有放下过的原罪；而反过来 Winston 也从不会发表支持“巴勒斯坦和平存在”的声明。

类似地，在同一周，哈佛大学超过30个学生组织（这些学生组织大部分是有色学生和酷儿学生联合会）以 Students for Justice in Palestine 为代表，联合发表了一份声称以色列“种族隔离政权应为所有发生的暴力负一切责任”的公开信。事实上，SJP过往经常发布指责“以色列种族隔离政权”的公开声明，但唯有这次恐袭后的声明却遭到了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的公开批评。签署公开信的学生的名字和照片——大部分学生都是有色人种和国际生——还被贴在一辆流动广告牌卡车上，在校园里游荡了好几天，网上还流传着一份 “大学恐怖名单”，指责他们是反犹太主义者。

哈佛校友、身家上亿的对冲基金经理阿克曼（Bill Ackman）公开表示，他的CEO朋友们正在咨询是否可以得到这些学生的名单，以便在将来避免招募他们。一周之后，另一家美国大型律所达维律师事务所（Davis & Polk）以学生支持哈马斯恐怖主义、行为不符合公司“多元和包容性的工作环境”为由，公开撤销了几位签署公开信学生的工作邀约。“巧合”的是，这家律所本身就是以一位曾为种族隔离辩护的律师（John W. Davis）而命名的事务所。

美国社会的建制精英们对于这种缄默的惩罚却并没有统一的标杆——这种惩罚和他们选择公开表达同情的对象带着强烈的选择性。

诚然，面对恐怖主义暴力时保持缄默是一种令人不齿、且与自由民主社会里每个公民所公平享有的生命权有悖的表达，把恐怖主义标榜成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组织”更是颠倒是非。但是，美国社会的建制精英们对于这种缄默的惩罚却并没有统一的标杆——这种惩罚和他们选择公开表达同情的对象带着强烈的选择性。

在去年俄乌战争爆发后，也有不少现实主义学者和左翼反帝反殖民学者拒绝批判俄罗斯对战争爆发的责任，而是将问题的根结归结到北约东扩和西方的傲慢。然而，尽管有不少针对这些人的批评，美国的大公司并未有如此广泛地收回发表支持俄罗斯言论的学生的工作邀约；美国的精英大学也并没有通过官方途径发表对持不同意见的教授和学生的批评。

同样地，同理心的表达也充满着双重标准，主流建制允许公众对被侵略的乌克兰人表达同情，却对巴勒斯坦人一样的苦难视而不见，甚至训诫那些在公共空间表达对以色列政府批评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一时间，“支持巴勒斯坦”——不论其背后的具体含义，不论发表言论者是否真的支持哈马斯的恐怖袭击——在美国又成了直戳政治敏感性的肮脏词汇。

同时，这些年收入数十亿、在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机器中举足轻重的精英律所、私募基金，和出产律师和银行家们的顶尖大学在道义问题上的伪善也令人啼笑皆非。美国的大公司和与之紧密相连的大学已经学会如何灵活地使用“社会公义”（social justice）和身份政治的语言，来为他们资本主义式的唯利是图获得在当下美国社会的合法性。巴勒斯坦人民的遭遇，更是成了他们挪用反犹主义来训诫有色学生的工具，在历史上，这些精英机构恰恰是反犹主义最为盛行的地方；但在犹太人逐渐被美国主流社会接纳之后，他们历史中的悲惨遭遇却又被用来维持新一轮的压迫。怪不得有舆论观察者揶揄到，美国大学中的激进主义并非保守派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一种“公司激进主义”——既然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更好的备选，那还不如在拥抱它的同时，表演性地维持社会公义。

主流媒体的偏见

与这种吊诡的噤声相伴而来的，是自由派媒体对巴以冲突报道的新一轮偏见。

与这种吊诡的噤声相伴而来的，是自由派媒体对巴以冲突报道的新一轮偏见。如《伦敦书评》的美国编辑 Adam Shultz 所言，从10月7日哈马斯袭击到10月17日 Al-Ahli Arab Hospital 发生爆炸造成大量巴勒斯坦妇女儿童伤亡，在这十天里， “美国报纸大多读起来像以色列军队的新闻稿”。

Shatz 敏锐地观察到，在恐袭之前，诸如《纽约时报》和MSNBC这样的主流自由派媒体已经开始渐渐使用“种族隔离”和“军事占领”这样的词来描绘巴以冲突的现状，这些词在历史上曾被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是西方左派颠覆以色列政权的反犹主义阴谋。然而，这种更符合客观现实的努力却在恐袭发生之后化为乌有，他写道：

“《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社论，声称哈马斯‘在没有任何直接挑衅的情况下’袭击了以色列，并对一位‘拿起手枪迎战哈马斯’的以色列退役将军大献殷勤，他给军队的建议是把加沙‘夷为平地’。MSNBC 的三位穆斯林主播暂时停播，似乎是为了尊重以色列公众的敏感性。来自底特律的巴勒斯坦裔美国女议员拉希达·特莱布因批评以色列国防军而被谴责为 ‘哈马斯核心小组’的一员。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时有发生，美国民众对伊斯兰教的仇视达到了自反恐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程度。首批伤亡者甚至包括芝加哥的一名六岁巴勒斯坦男孩瓦迪亚-法尤姆（Wadea Al-Fayoume），他被家里的房东杀害。”

美国自由派媒体对巴勒斯坦人的漠视和偏见不仅仅是巴以冲突长期观察者的直觉观感，更是有充足的量化数据来证明。MIT的 Holly Jackson 教授在2021年就做过一个针对《纽约时报》在过去报道巴以冲突的大数据分析。她发现《纽约时报》(1) 在提到对巴勒斯坦人采取的消极或暴力行动时过多地使用被动语态；(2) 与以色列人相比，在提到巴勒斯坦人时使用了更多负面和暴力的言辞；（3）这种对巴勒斯坦的偏见随着以色列政府对于巴勒斯坦人使用暴力程度的增加，反而越来越严重。

巴勒斯坦人在被美国精英大学和大公司所主导的主流话语的讨论中，几乎是被噤声的；他们的苦难、历史和对以色列定居者殖民主义数十载的反抗，在大学的公告、大公司的裁员声明里被一笔带过。在一个理论上媒体和言论自由有宪法保障、信息能够自由流通的社会，最有议程设置能力的机构却对一场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和潜在的屠杀熟视无睹，这是美国精英阶级的一次集体道德破产。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定居者殖民主义：被忽略的根源

这是一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不同世界观的冲突。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和《谈巴勒斯坦问题》中的先见在今天看来更为震撼。在他的著作中，萨义德尖锐地指出，巴以冲突不仅仅是一场有关政策和政治的冲突，更是“一场有关图像和思想”的战争。美国公共语境中对于巴以冲突讨论的缺陷，正在于建制派和主流媒体将讨论的视角，聚焦在了以色列和美国的地缘政治考量和具体战争政策的人道与否，而非有关这次冲突的核心：一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不同世界观的冲突。

不少左翼评论者已经尖锐地指出，美国主流舆论正在休一场“历史假期”，将巴以冲突的开始时间重调到10月7日，拒绝承认冲突最根本的历史原因：在美国为首的西方支持下的以色列定居者殖民主义。在美国主流舆论眼里，以色列定居者殖民主义已经成了反对犹太人建国、危害犹太人安全的一种反犹主义，并不被主流媒体叙事而采纳。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著名以色列人类学家和反拆迁活动家 Jeff Halper 把定居者殖民主义看作“是一个蓄意的、有组织的、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民族不仅以暴力手段占领另一个民族的国家……而且试图将其从入侵时的状态转变为一个全新的实体，一个反映定居者存在的新国家，完全抹去当地人的存在和历史”。犹太复国主义之所以是一种定居者殖民主义，不是因为说它想为一个单一民族获得一片土地和一个国籍——这几乎是所有现代民族主义的假设——也不是否认在以色列建国前，巴勒斯坦的土地上也世世代代有过少数犹太人居住。之所以把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合法性的根基，定义为一种值得质疑的定居者殖民主义，是因为在历史上，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在巴勒斯坦地区达成他们的民族主义愿景，从未承认过巴勒斯坦人民在这片土地上的存在（“巴勒斯坦是一片无人居住的荒漠”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常见的犹太复国主义幻想），同时选择以暴力征服、强制拆迁、剥夺公民权等手段试图将本土的巴勒斯坦人赶走，发明新的“犹太民主国家”的幻象。

因此，与传统的欧洲殖民主义不同，定居者殖民主义——例如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对于原住民，俄罗斯对于俄占地区的乌克兰，中国对于新疆和西藏——侧重于消灭而不是剥削领土上的原著居民。只有在消灭原著居民并抹除他们历史和文化的情况下，定居者殖民主义项目才能被彻底的正常化并被外部世界所接受——因为外部世界再也听不到被殖民者的声音了。

这也正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危险性，它暴力且历史虚无主义的内核被一个自由民主制的外衣所包裹。在系统性地剿灭、流放和噤声巴勒斯坦人后，犹太复国主义成功地打入了美国主流舆论，获得了绝大部分除了Gen Z之外美国人的同情，因而收获了更多屠戳巴勒斯坦原住民的合法性。作为定居者殖民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在这种跨国的“帮助”下，哪怕对之的批评自九十年代以来愈来愈多，其政治势力却愈来愈强，西岸的定居点也越来越多。值得深思的是，美国本身也是一个存在着被建国神话政权合法性所掩盖的的定居者殖民主义政权，攻击犹太复国主义合法性也是对美国历史上存在、且并未得到很好处理的殖民行径和压迫的质疑。

在定居者殖民主义的范式下，美国主流媒体对于巴以冲突的三种偏见性叙事就显得既无知又危险。

在定居者殖民主义的范式下，美国主流媒体对于巴以冲突的三种偏见性叙事就显得既无知又危险了：

（1）“各打五十大板”。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中，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彼此都犯下了类似的错误，并在类似程度上对巴勒斯坦悬而未决的地位负有责任——巴勒斯坦人可能要为他们的暴力付出更多的责任。然而，如果连巴勒斯坦地位悬而未决的原罪都不能在公共空间内被谈论，谈何原罪之后的血债？

（2）“极端主义之恶”。在这种叙事中，冲突的推动者和负责者皆为巴以双方的极端分子，也即哈马斯恐怖分子和以色列极右翼政客。这种叙事忽略了两边“极端主义”的存续先后：哈马斯的崛起，离不开利库德对于以色列建国神话的全权拥抱。将哈马斯非人化同时也是清洗巴勒斯坦人的一环：忽视了巴勒斯坦社会对于哈马斯确实存在的广泛支持以及哈马斯确实提供的、有限的社会服务之后，以色列便更能推广“哈马斯就是ISIS”这样不符合事实（就在2018年初，哈马斯还与ISIS爆发过内战；哈马斯有民族主义政治议程，ISIS在政治上是虚无主义的）的宣传，来为其无差别地轰炸加沙地带提供合法性：看，我们炸的都是些“亚人类”的恐怖分子罢了。

（3）“以色列有权保护自已”。这种叙事同样从犹太复国主义的合法性出发，为以色列在一群充满敌意的阿拉伯国家中间的生存权做辩护。针对巴勒斯坦人暴力反抗、威胁以色列生存权的批评，很多时候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巴以冲突中，巴勒斯坦人从未以更多的暴力来回应以色列政权的占领和封锁——毕竟，这根本一场一方拥有国家军队，一方只有小刀石子的不公平较量。相反，只有以色列喜欢谈论对巴勒斯坦人的“成比例回应”（proportional response），正如我们在过去几周看到，这种“成比例回应”往往造成巴勒斯坦人不成比例的死伤数量。而这种颠倒黑白的说辞，却在媒体对于以色列应该拥有自卫权的论述中，获得了它的合法性。

所以，巴以冲突的本质说来其实并不复杂，这是一个极其典型的殖民主义对原住民土地和财富掠夺和侵略的故事。为什么它在美国的舆论场里，被赋予了这么多的复杂性？也许，在全球化的今天，巴以冲突对于美国人而言，也是一面当下美国社会的照妖镜——殖民主义的幽灵远未消散，冷战后福山式乐观的“历史终结”和自由民主制度的大获全胜或许也还未发生。如果这种制度不能兼容和回答被定居者殖民主义所消灭的那些反抗声音，那么它的合法性和冷战后获得的巨大的道义性势必会受到挑战。

自由主义叙事的失败：对人道主义和平民建构的重思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正如萨义德和法农所预见到的，在西方根深蒂固的殖民传统也早已塑造了殖民者本身，和他们知识生产的方法？以上两种对自由主义概念的批判也许可以是思考的开始。

也许巴以冲突之所以在美国产生了如此多的社会激流，不仅仅是因为选民对于理性的地缘利益和身份政治的算计，更是因为其触及了一个新自由主义下，自由民主制度的困局——如何让一个历史上曾为白人男性服务的权力体系接纳新的异体，又如何用自由民主制度的话语体系，来解放一个因为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制度而受到数十载压迫的民族。

这个问题不仅仅与巴勒斯坦人的命运紧紧相连，更与美国国内处在“文化战争”漩涡中的少数族裔、非法移民和酷儿群体直接相关。这也许是为何在过去周末美国全国各地支持巴勒斯坦声势浩大的游行中，美国少数群体的比例远远高于主流社会的原因。

今日的美国少数群体在与他们身份相关的议题上，也许尚可以向自由派寻找批判的语言和具体的政治行动方案，但在巴以问题上，自由派所提供的答案似乎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在这次恐袭之后，不少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反而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美国精英建制派道德破产和定居者殖民主义叙事的视角。
有一种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聚焦在自由主义对于“人权”这一核心概念的建构上。当今美国学界自由主义最强有力的批评者之一，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 Samuel Moyn 在《最后的乌托邦：历史中的人权》（The Last Utopia: Human Rights in History）中提出，与传统自由主义想象不同，现代“人权”并非来自于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而是来自于70年代后去殖民化的世界。

在跨国境的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践与合法性都濒临破产之际，“人权”作为一个价值中立的概念，成了一种新的普世的、有国际主义意味的价值观——“当政治乌托邦死去时，一种新的道德乌托邦升起了”。但是，人权的实践逃离不了政治机构。人权在提供了一种反极权主义武器的同时，也经常受限于政治机构的权力，它经常沦为国家机器宣传形象、建立合法性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利益和政策巧妙地隐藏在了道德普世主义之后。这也正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拜登和布林肯在谈起支持以色列的道德缘由是，经常提起“民主灯塔”这一看似具有普世人权意义、实则服务于美国在中东的国家利益的概念。

第二种对自由主义叙事的批评聚焦在公民精神的构件上。一些研究阿拉伯法律的学者提出，在一个“文明”的主流美国社会眼里，一个良好的公民应该是顺从、非暴力、认同国家主权边界、且认同自由国际体系的。巴勒斯坦人作为难民，作为参与政治的反抗主体，作为试图回到他们回不去的、被圈起来的故土的移民，以及作为不希望在围墙内定居的人，并没有通过这种公民精神的考验。

也许相较批评大学里的激进学生以及呼吁“双方”停止暴力，自由派（包括笔者在内）更急需思索的问题是：自己曾经用来为少数群体争取权益的话语框架，为何在巴以冲突中失灵了？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正如萨义德和法农所预见到的，在西方根深蒂固的殖民传统也早已塑造了殖民者本身，和他们知识生产的方法？以上两种对自由主义概念的批判也许可以是思考的开始。

去殖民化的明天？

在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的结尾，法农告诫他的阿尔及利亚同胞，一个全新的阿尔及利亚不应该是欧洲的翻版，因为另一个模版的欧洲并不会系统性地阻止杀戮和歧视。一个崭新的明天，应该由交由一个崭新的，包含了前殖民者和前被殖民者的“我们”。

然而，对于巴勒斯坦人，他们该如何想象一个明天？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对以色列定居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反思与自由主义的内核可能并不存在着冲突。有不少自由主义学者早已提出，民族自决和被迫融合并不是政客和活动家桌上的唯二选择。民族和历史既然可以被发明，那么他们也一定可以被重构。在一个去殖民化的社会，我们也许可以建构出新的、可以容纳两种历史观的理论框架——这也是为何一国方案在后奥斯陆协议时代，越来越被更务实的活动家所接受。当然，一国方案势必建立在去殖民化、去犹太化、去以色列建国神话的基础上。只是不知道在今天以色列的政治情况下，这种设想是不是和民族主义色彩更为强烈的两国方案一样，是一场幻梦。

同时，将巴以冲突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内分析，将巴勒斯坦人的命运和美国遭受过同样压迫的少数群体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将以色列政权的定居殖民主义和美国、俄罗斯、甚至中共的定居殖民主义放在一起对比，也是一种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去特殊化”，有助我们摆脱传统东方主义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