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一般的动荡”：关于文革的最新研究，如何挑战了主流叙事的理解？

今年上半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魏昂德（Andrew Walder）出版了讲述广西文革历史的新书《广西内战：中国南部边陲的文化大革命》（Civil War in Guangxi: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China’s Southern Periphery）。这已经是魏昂德在短短四五年内连续出版的第三部文革研究专著。2019年，他出版了描摹1966-1969年文革整体趋势的《混乱的动因：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内部视角》（Agents of Disorder: Inside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短短两年之后，魏昂德与董国强合作完成的专著《十年动荡：中国农村地区的文化大革命》（A Decade of Upheaval: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ral China）于2021年出版，以江苏徐州的丰县（没错，就是铁链女事件的发生地丰县）为例，讲述了一个农村县域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文革故事。

虽然《混乱的动因》、《十年动荡》与《广西内战》并未以“三部曲”的名义推广发行，但三本书既各有侧重又相互呼应，事实上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混乱的动因》基于魏昂德及其研究团队耗费三十余年收集、整理的两千多部中国地方志资料，勾勒出1966-1969年间造反与镇压过程的全国整体趋势，并搭建起完整的分析框架。而《十年动荡》、《广西内战》则更加深入、多角度地考察了江苏丰县、广西全境的地方文革档案（尤其是《广西内战》一书所使用的材料源自1980年代中共中央派往广西的文革调查组撰写、汇集的十八卷机密调查报告，获取殊为不易），通过深描地方文革史，为《混乱的动因》一书提出的整体框架提供了生动具体的佐证。

作为海内外文革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魏昂德在这一领域连续深耕数十年，并一直保持高产。他在2019-2023年连续出版的这三本专著，可以被看作是他过去十余年学术工作的总结性成果，代表了魏昂德文革研究的学术特色。这一系列研究提供了哪些重要的发现？它们对文革研究领域有何贡献？

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对魏昂德近期出版的三本专著展开介绍和评述。在评述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进一步与读者一起思考：魏昂德的这一系列研究，如何挑战了主流历史叙事对文革的理解？又暴露出我们在试图理解文革时遇到的哪些困难和局限？我们对这一场“谜一般的”革命的认识，是否能在魏昂德所描绘的历史图景中变得更加清晰？

走向“夺权”

文化大革命于1966年春夏刚发动时，与之前中共的历次大型政治运动一样，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的。

正如大量研究已经揭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于1966年春夏刚发动时，与之前中共的历次大型政治运动一样，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的：上级领导向学校与工厂派驻“工作组”，主持对“斗争对象”的审查和批判。但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蛮横专权受到一些学生的反对，毛泽东随后也表态站在学生一边，批判“工作组主导”的运动方式、号召学生自己组织起来搞运动。

1966年八九月间，学生中的“红卫兵”组织在毛的号召下迅速发展起来，其中相当一部分将运动矛头指向各类知识分子和当时体制下已经受到污名化的“封建残余”——后来为人熟知的“红八月”、“破四旧”指的便是这类现象。但与此同时，红卫兵组织中也有一部分开始将批判焦点集中于掌权的官员干部，尤其是派出“工作组”的地方党委。这部分红卫兵便成为“造反派”。在毛的支持下，造反派红卫兵的力量在1966年9-10月壮大起来。

这段时间，毛及其他中央领导人还未明确允许学生以外的群体参与造反活动。但一些大城市中的工人群体受到学生造反运动的感召，逐渐开始自发在基层车间厂矿组织起来，反对在自己单位专横行事的“工作组”，并表达多年积累的对领导干部的各种不满和具体诉求。工人造反运动在上海的发展尤其迅猛。在11月的“安亭事件”后（注1），上海的工人造反组织迫使中央明确承认了工人自我组织、参加造反运动的权利。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继续壮大、整合，并明确将上海政治格局中最重要的权力机关——市党委作为主要抗议对象。

通过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和抗议活动，工人造反派不断冲击上海市委的权威，最终在12月底造成市委及全市党政官僚机器的瘫痪。同时，造反派工人组织与此前受到市委扶持的保守派工人组织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也使经济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影响。

1967年初，在这样一种旧的权力秩序已然崩溃、新的秩序尚未建立的时刻，两份其实是由已被剥权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主导起草的、在造反派团体中引发争议与不满的文件——《急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获得了毛的注意。毛误认为这两份文件代表着上海造反运动在击溃旧秩序之后迅速重建经济与社会秩序的进程，进而认为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提供了一条将造反运动所带来的失序转化为稳定的出路（注2）。

在毛的明确支持下，北京的宣传机器在1967年1月开始号召全国各地造反运动向当地的党政机关“夺权”，希望这些造反运动通过“夺权”过程完成整合，并迅速将生产、生活秩序重新稳定下来。1月23日，中央进一步指示军队介入地方“夺权”进程、支持“革命左派群众”。这样的安排，凸显出中央希望“夺权”浪潮能在军方力量的干预下重新稳定社会秩序。到了2月底，毛等中央领导人对于“夺权”浪潮后应该建立的新政权形态形成清晰设想：各地造反运动“夺权”后的最终出路是建立军方代表、原有干部、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从“夺权”到“内战”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虽然中央对各地造反运动“夺权”的号召主要是出于恢复秩序的意图，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夺权”浪潮之后不断恶化的无序状态远超夺权之前。

1967年初遍及全国的“夺权”浪潮是文革进程的标志性事件。魏昂德研究的精彩部分也恰恰从这一时间点开始。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虽然中央对各地造反运动“夺权”的号召主要是出于恢复秩序的意图，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夺权”浪潮之后不断恶化的无序状态远超夺权之前。

魏昂德在《混乱的动因》中指出，在1967年1月份，虽然以上海为代表的少数大型工业城市出现了人数多、规模大、对党委造成实质冲击的群众造反运动，但在中国的绝大多数中小城市和县级行政区域，造反运动普遍力量较弱且高度碎片化。当中央发出“夺权”号召后，这些碎片化的造反力量只能仓促行动，过程中难免只能囊括一部分造反组织而忽略了其他造反组织。“夺权”发生后，未能被囊括其中的造反组织势必对“夺权”过程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换句话说，“夺权”过程本身造成了造反运动内部的对立，这一现象即使在造反运动比较强势的大城市也难以避免。

《混乱的动因》进一步分析道，军队的介入必然恶化造反运动内部正在形成的对立。在中央指示下介入地方文革的军队，不得不扮演造反运动内部纷争的裁决者角色。军队支持纷争中的一派，必然激化其他对立派别的不满；就算军方试图调停造反派别之间的冲突，也难免被某一派怀疑是在暗中支持敌对派别，最终被迫选边站队。这样一来，各地造反运动因“夺权”过程导致的内部纷争被显著激化，并固化为“支持军方vs反对军方”的对立。普遍的群众组织派别对立，使得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在“夺权”后无法顺利组建革命委员会。在政治秩序无法迅速重建的情况下，北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启动军事管制，自上而下强行建立军方专制的临时秩序，直到组建革命委员会。1967年3月后，全国大多数省份进入军管状态。

《广西内战》、《十年动荡》两本书讲述的广西与江苏丰县在“夺权”前后的情况，既呼应了上述全国趋势，又展示出地方的独特性。广西的造反派联盟“造反大军”在1967年1月23日向自治区党委“夺权”，但“夺权”完成后，不同造反组织之间的裂痕加深。僵局之下，中央在3月初将广西置于军管状态之下，并任命广西一直以来的政权一把手韦国清为军管负责人。这一任命在群众组织中引起极大争议。坚决反对韦国清的造反团体（也就是后来的造反派别“四二二”）成为了军管秩序的激烈反对者，认可中央任命韦国清的团体（也就是后来的“联指”派）则成为了广西军方事实上庇护和支持的对象。而在江苏丰县，当地造反运动的基础薄弱，力量相对最强的造反派别“炮联”没有响应 “夺权”的号召（这也让丰县成为全国极少数未发生造反派“夺权”的县级单位），而选择让县党委在造反派的监督下继续行使权力。但到了1967年3月初，江苏全省进入军管，徐州军分区指示丰县的人民武装部接管政治权力。接管政权后的人民武装部出于对“炮联”力量的忌惮，开始对“炮联”施加各种限制，并将不隶属于“炮联”的其他造反组织整合为对立的派别“联司”。丰县的文革运动进入“炮联”和“联司”对立的阶段，而人民武装部是矛盾的焦点。

在1967年初的“夺权”浪潮与军队介入后，文革的走向几经转折。军队介入地方政治的最初一段时间，常常粗暴地打压那些反对军方的造反派团体，取缔其组织，逮捕、迫害其成员。

在1967年初的“夺权”浪潮与军队介入后，文革的走向几经转折。军队介入地方政治的最初一段时间，常常粗暴地打压那些反对军方的造反派团体，取缔其组织，逮捕、迫害其成员。1967年4月，中央发出通知，明令禁止军队的上述镇压行为，并恢复被取缔的造反派组织。《混乱的动因》分析道，中央的这一通知实则进一步催化了群众组织间的派别冲突。之前受到军方打压的造反派别重新组织起来，以更强的进攻性对待军方和受军方支持的群众派别。而军方在被禁止直接“出手”以后，纷纷向与其结盟的群众派别输送资源，包括提供武器。这又进一步促使反对军方的造反派别也通过抢夺武器等方式武装自身。这一时期，群众组织中“支持军方vs反对军方”的派别对立变得极其尖锐。在地方具体情境中位置相似的群众组织结成跨地区乃至全省范围的联盟，对立派别间的武力冲突开始变得频繁。武汉“七二零事件”后（注3），毛明确批判了军方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中央进一步释放出信号，支持那些反对军方的造反派别。随着中央对军方的态度明显转向负面，群众组织之间的派别冲突在1967年8月达到高潮。

但8月份群众派别冲突的激增很快引发了毛的忧虑。中央的态度再次转变，重新强调“恢复秩序”的重要性、强调支持和巩固军方的权威。8月底，毛下令将中央文革小组内几名积极主张批判军方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注4）——抓起来。9月初，中央发出通知，指示所有群众组织必须拥护军方，并命令群众组织交出武器。毛同时指示，必须大幅加快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速度。各省的群众组织与军方代表纷纷被召至北京，在中央的调停与监督下，协商“停火协定”和成立革委会的方案。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也在1967年9月至1968年初相对缓和下来。

派别矛盾比较容易解决的大多数省份，在1967年年末、1968年年初陆续成立革命委员会，军方往往是这些革委会的实际掌权者。剩下的少数省份则成为“难啃的骨头”，这些派别矛盾比较尖锐、僵局迟迟不能打破的地区，陷入了魏昂德所说的“升级陷阱”：一个地区的派别斗争越激烈、越持久，在斗争中最终落败的代价也越大，因此对立的两派更有动力将斗争行动持续升级，从而尽可能为本方在即将成形的革委会人员安排中争取更多优势。这也是为什么，1968年中期的群众派别冲突在数量和地域范围上远小于1967年的高峰阶段，但在激烈程度上远超后者：地方志资料记载的1968年中期发生的群众派别冲突事件只有1967年夏季的一半，但这些事件产生的死伤人数却为1967年夏季的二倍。

广西与江苏丰县在这段时间的事件进程，再次体现出全国趋势与地方特殊性相结合的特点。根据《广西内战》一书的记述，由于广西派别冲突的焦点是中央对韦国清的任命，广西的军方代表与“联指”、“四二二”派别代表早在1967年5月就被召至北京，开启了长达半年的、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的协商过程。“四二二”获得了中央文革小组中王力等激进派的支持，甚至周在1967年8月的表态中也开始倾向“四二二”——这与中央对军方的态度转向负面的大趋势吻合。但好景不长，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激进派在8月底失势、政治风向再次倒转。最终11月份达成的广西“停火协定”中，依然规定军方为实际掌权者，韦国清为广西最高领导人。“四二二”派自然难以对这样的结果满意，继续动员力量挑战军管秩序。相应的，广西军方下属的人民武装部系统及其支持的“联指”派别对“四二二”派的打击力度也逐步升级。

在江苏丰县，“炮联”和“联司”两派以县人民武装部为焦点的冲突在1967年愈演愈烈。虽然“联司”受到人民武装部的支持，但“炮联”获得了被派驻到徐州的68军6174团的同情。因此，“炮联”和“联司”两派的冲突虽呈此消彼长之势，但始终难解难分。到了1968年5月，徐州地区的政治僵局终于让中央忍无可忍。军方代表和各群众派别的头领被召至北京，中央以“学习班”的名义试图调停各派、解决争议、重建秩序。然而正如《十年动荡》一书所指出的那样，造反派别内部组织松散，领导人对基层成员几乎没有实质约束力。就算造反派头领在北京达成“停火协议”，也很难规训丰县造反派成员的在地行为，最终的结果是冲突依旧，北京的谈判也几次破裂。中央针对徐州地区的“学习班”持续了长达一年多，在1969年7月才告结束，但丰县的派别冲突此时依然没有缓解的迹象。

至暗时刻——稳定秩序难以重建

“强力终结混乱”的过程比“混乱”本身造成的暴力要血腥得多，这是《混乱的动因》书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研究发现之一。

面对这些派别冲突迟迟不能平息、稳定的政治秩序迟迟不能重建的地区，毛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耐心被一步步耗尽，越来越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将革委会建立起来。强行建立革委会的过程伴随着自上而下的惨烈镇压，其造成的死伤与受害者人数远超群众团体派别冲突的任何阶段。“强力终结混乱”的过程比“混乱”本身造成的暴力要血腥得多，这是《混乱的动因》书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研究发现之一。

通过整理地方志资料，魏昂德发现：在1968年春夏之后，各地区建立革委会的过程往往与军方对造反派别的清洗式镇压是同步的。而在革委会建立以后，军方主导的革委会继续大力镇压残余的造反力量。更有甚者，1969-1971年间三场接踵而来的全国性政治运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进一步成为了重建后的地方政权巩固秩序、以镇压威吓群众的渠道，这一阶段受到镇压的对象也远远超出了实际参加过造反活动与派别冲突的人员。魏昂德对1966-1971年数据的汇总统计显示，各地革委会成立之后的政治暴力造成的死亡人数，是革委会成立之前的三倍之多。具体而言，这五年间由军方及其掌控的地方政权造成的死亡人数，是群众团体的派别冲突所导致的死亡人数的四倍！其中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项，造成的死亡人数就多达全部派别冲突中死亡人数的2.5倍（注5）。

广西是文革期间政治暴力最严重的地区。魏昂德根据掌握的材料统计，文革期间死于政治暴力的广西人口至少为89810人，除以人口总数后每千人死亡率至少为3.6。这一死亡率冠绝全国，远超全国其他地区每千人2.0的平均值。《广西内战》通过详实的材料证明，广西军方在1968年夏季展开的镇压行动应该为这一骇人的暴力负绝对主要责任。

在南宁和桂林，军队及其支持的“联指”成员将高射机枪、火箭榴弹等重型武器投向仍在抵抗的“四二二”成员，城市中的许多建筑和街道在这惨烈的“最后一战”中化为乌有。

在1968年春夏之交，无法平息“四二二”派反抗的广西军管委员会向中央递交报告，指责“四二二”派背后是“阶级敌人”阴谋推翻社会主义政权的地下组织“反共救国军”。对广西的乱局已经完全失去耐心、只想早日恢复秩序的中央采纳了这一毫无根据的阴谋论说法，于7月3日发出通告，实质上授权广西军方强力镇压一切仍在抵抗的反对力量。魏昂德指出，从时间线看，“七三布告”是广西暴力大幅升级的关键转折点。骇人听闻的残酷镇压和绝大多数的集体杀戮集中发生于1968年盛夏的几个月。在南宁和桂林，军队及其支持的“联指”成员将高射机枪、火箭榴弹等重型武器投向仍在抵抗的“四二二”成员，城市中的许多建筑和街道在这惨烈的“最后一战”中化为乌有。在农村地区，军方下辖的人民武装部系统将民兵动员起来，大规模杀戮“四二二”成员及其亲朋，以及出身不好、被怀疑参加了子虚乌有的“反共救国军”的家庭。广西大多数地区革委会的建立，也集中在这血腥的几个月。

在江苏丰县，虽然县级的革委会在1969年9月艰难成立，但“炮联”与“联司”的冲突仍在继续。最终，随着1970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展开，派别冲突终于暂时被镇压下去。这一运动虽然一开始将“炮联”与“联司”的头领都列为审查与教育的对象，但最终镇压的铁拳主要挥向“炮联”成员及其支持者。考虑到负责“清理阶级队伍”的正是在县革委会实际掌权的人民武装部（其在之前的派别冲突中支持“联司”），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意外。数以千计的人在隔离审查和严酷逼问之下被迫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十年动荡》引用的一份材料表明，截止到1970年底，丰县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共查出“阶级敌人”2494人。另一份材料表明，该运动共认定和惩处1256人，其中129人自杀。运动的残酷可见一斑。幸存下来的“炮联”成员，后来走上了历时数年的上访与伸冤之路。

“互动选择论”、国家行动者与地缘政治

从分析视角而言，魏昂德这一系列研究中贯穿着两条主线。第一是对文革群众运动中派别冲突的理解。在这个问题上，魏昂德质疑被他称为“利益群体论”的一系列解释。

“利益群体论”认为，在文革前的社会体制中处于不利位置的人群——家庭出身不好的人、60年代初经济调整时期被下放农村的人、没有稳定就业保障的临时工等等——由于长期积蓄的不满，有动力对当时的政治体制提出挑战，因此政治倾向更加激进，成为了1966年造反运动的主力军，并在1967-1968年站在反对军方、反对自上而下强行恢复秩序的一边。而文革前社会体制中的“既得利益”群体，倾向于拥护体制，成为了1966-1968年群众运动中反对造反、支持恢复秩序的保守派别。

魏昂德认为“利益群体论”站不住脚。他指出，文革群众运动中形成的对立派别，在其社会群体构成上没有统计意义上的差别；一个人在文革群众运动中的派别选择，与其在文革前社会体制中的位置其实关系不大。他进一步认为，文革群众运动中的派别冲突很难用“激进vs保守”的对立来理解，因为这些冲突的焦点并非关于既有的政权体制是否应被推翻、政治秩序是否应该快速重建，而在于如何最大化本派别的生存空间、争取对本派别最有利的权力分配结果。

魏昂德据此提出了与“利益群体论”相对立的“互动选择论”：对立派别的形成，是个体在快速变动且高度不确定的政治情境下当机立断做出各种选择的结果。

魏昂德据此提出了与“利益群体论”相对立的“互动选择论”：对立派别的形成，是个体在快速变动且高度不确定的政治情境下当机立断做出各种选择的结果；这些选择互相影响、发生碰撞，又塑造了各方接下来的选择。换句话说，在群众运动的进程中，参与运动的各方做出一系列高度依赖具体情境的即时选择，已做出的各种选择在互动中又导向新的选择，群众运动的派别对立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浮现、明晰的。这个互动选择的过程具有很强的随机性，运动参与者的最终派别归属往往是自己一开始也无法预料的。

魏昂德文革研究的第二条分析主线，则是对国家机器的具体组成部分在文革进程中所扮演角色的关注。他认为，要理解造反运动在1966年底何以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1967年初的“夺权”浪潮又如何迅速向全国扩散，就必须重点关注地方基层政权中的干部造反派。魏昂德发现，在1966年底、1967年初这个时间点上，群众造反运动在大城市以外的地区、尤其是县域地区普遍偏弱。在这些地区，造反主力是地方基层干部中的造反派，这些地区的夺权过程也往往是干部造反派带头夺了上级领导的权（魏昂德还认为，“干部造反派”现象是对“利益群体论”的挑战和对“互动选择论”的有力支持。因为从既有的利益结构而言，干部作为既得利益者应当是支持现行体制的，其造反和夺权只能是具体情境下复杂互动选择的结果）。

在“夺权”浪潮之后，国家机器中仅存的有效部分——军队的介入在各地运动走向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7年初开始，各地群众运动中发展出的派别，往往都是围绕军队的所作所为展开。到了1968年，随着军队占主导地位的革委会在各地普遍建立，强力恢复秩序成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军队、革委会对尚未止息的造反运动展开无差别镇压，并演变成大规模政治迫害。魏昂德据此强调，无论是1967年初地方党政机关的迅速崩溃、其后两年失序局面的逐步恶化、还是1968年后骤然升级的血腥惨剧，国家机器中的基层行动者都要负很大责任。换言之，基层干部、军队这些一贯被认为是代表秩序、稳定的力量，在文革期间成为了“混乱的动因”。

在贯穿这一系列研究的两条主线外，《广西内战》还特别强调了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对文革进程的影响。

在贯穿这一系列研究的两条主线外，《广西内战》还特别强调了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对文革进程的影响。魏昂德的分析表明，广西在1968年镇压造反运动时冠绝全国的暴力程度，与中央的两个关键决策有很大关系：第一是1967年初，中央在广西造反派“夺权”后将广西原任一把手韦国清任命为军管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一任命让广西的派别矛盾变得尤为尖锐、难以调和；第二是1968年7月，中央专门针对“广西问题”发出“七三布告”，其措辞之严厉、定性之严重，为广西军方的骇人镇压提供了“尚方宝剑”。魏昂德指出，中央之所以做出这两个关键决策，是因为其格外重视广西的稳定。而这种重视，是源自广西特殊的地缘政治位置：广西紧邻越南，文革爆发时正值越南战争如火如荼、美国正在加紧攻势。这样的地缘紧张形势下，中央“不惜一切代价让广西保持稳定”的决心自然特别强烈。《广西内战》一书从而给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结论：“在某种迂回的意义上，广西暴力的受难者是越南战争的牺牲品。”

谁的浩劫？

文革进程的复杂性，超出我们对于政治事件与社会运动的一般理解范式，在某种意义上对人的认知能力形成挑战。

《混乱的动因》、《十年动荡》、《广西内战》这三部著作高度重视文革进程的复杂性，并将这种复杂性抽丝剥茧、娓娓道来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魏昂德笔下，我们能看到群众运动中的各个派别、军方与基层武装力量、在地方权力格局中占据不同位置的（前）官员、持不同态度的中央领导人们，是如何在不同的行事逻辑驱使下、在一步步复杂互动中，推着文革进程朝着出乎意料的方向发展。这些方方面面的行动者又需要在不断变化的情势中寻找新的回应方式。政治进程的瞬息万变，使得我们无法一概而论地言说文革的情况，而往往需要精确到哪一年、哪一个月。1966-1969那几年的时间仿佛是高度压缩的。短短几年中事件发生的密度、形势转变的剧烈、对千千万万人命运的深刻影响，就好像是过了几十年一样。

不去认真对待这种复杂性，就无法理解文革。而试图去消化这种复杂性，是一件认知成本非常高的事。魏昂德在《混乱的动因》第一章中将文革称为“一场谜一样的动荡”（an enigmatic upheaval），表达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文革进程的复杂性，超出我们对于政治事件与社会运动的一般理解范式，在某种意义上对人的认知能力形成挑战。

事实上，笔者在写作本文时也遇到了类似的困境。在概括性地还原魏昂德的历史叙事与分析框架时，笔者试图保留其叙事中最关键的环节，描摹出事件进程的大致走向。但对于这些关键环节提纲挈领的概括性讲述，似乎对普通读者而言已经过于复杂，有较高的理解门槛。而如果放弃对复杂性的把握，就很容易滑入这样一个印象：文革中的纷纷扰扰，不过是一地鸡毛、一团乱麻、一出闹剧。

文革进程的高度复杂性及其带来的认知负担，实际上为中共官方文革叙事在民间的传播与接受提供了便利。笼统定性的“十年浩劫”叙事，迎合了人们常常体会到的在认知层面逃避复杂性的习惯与需要。

将文革笼统地理解为“一地鸡毛、一团乱麻、一出闹剧”，是一种认知层面省时省力的方式。而这种理解方式，在内核上与1978年以后中共官方对文革的定性是一致的：“文革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不值得理解与不需要深究的，只需记得文革是一场必须全盘否定的灾难、浩劫就可以了。但问题恰恰在于，“文革”无法被笼统地作为一个整体去认知，它的进程就是多个政治主体与多重政治事件的复杂互动。文革进程的高度复杂性及其带来的认知负担，实际上为中共官方文革叙事在民间的传播与接受提供了便利。笼统定性的“十年浩劫”叙事，迎合了人们常常体会到的在认知层面逃避复杂性的习惯与需要。这种避免深究任何具体事件环节的“浩劫叙事”，最终在人们心里留下的往往只是直觉上对于被妖魔化的、“癫狂、非理性”的群众运动的恐惧（注6）。

笼统的“浩劫叙事”遮蔽了许多东西，这其中就包括文革中政治暴力加害者与受害者的真实构成。当许多人提起文革中的政治暴力时，脑海中本能浮现起的加害者形象往往是“打砸抢”的红卫兵、上街武斗的造反派，而惯常印象中的受害者往往是被凌辱迫害的知识分子、被批斗游街的官员干部。换句话说，加害者是某种面目不清、失去理智的人民，而受害者是精英群体。这种印象与“浩劫叙事”对群众运动、“民粹主义”的笼统妖魔化是逻辑一致的。

魏昂德文革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彻底推翻了这样的惯常印象。他对文革中各种政治暴力分门别类的细致统计表明，文革中的政治暴力虽然多种多样，但其中的绝对主体部分，是在中央命令终结“内乱”、恢复秩序的压力下，军方所主导的地方政权对造反运动的镇压和对社会的震慑。就影响的范围与人数而言，这种镇压暴力与其他政治暴力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换言之，文革政治暴力的主要加害者是国家，而受害者是造反运动的参与者，以及在一波波镇压扩大化中无辜受到波及的普通人。

在政治行动中发现“意义”

在魏昂德的叙事里，读者看不到冲突中各派别的参与者是抱着怎样的动机参与到冲突之中、他们又如何理解自身所处的政治环境与自己所做的政治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魏昂德虽然指出了造反运动是文革期间政治暴力的主要受害者，但他对于造反运动本身并不抱有同情。在阅读魏昂德这一系列研究时，读者很难不形成这样一种印象：镇压的血腥程度固然触目惊心，但面对1967-1968年群众运动派别冲突带来的“乱局”，当权者也很难找到其他的解决方案。换言之，镇压本身似乎是形势所迫的无奈之举，不幸的只是其烈度与范围大大超出了终止内乱所需的必要水平。在魏昂德笔下，群众运动的派别斗争没有什么“意义”可言，不过是在说明：无数个体在微观层面的选择汇聚到一起之后，能够形成何种破坏性的力量与荒诞的结果。

这样一种内含于魏昂德研究中的情感基调，也体现在魏昂德写作时的叙事策略上。当魏昂德讲述1967-1968年群众运动派别冲突的具体进程时，往往采用一种“某月某日，A派对B派做了什么；某月某日，B派又对A派做了什么”的单纯罗列事件的流水账叙事方法。在这种叙事里，读者看不到冲突中各派别的参与者是抱着怎样的动机参与到冲突之中、他们又如何理解自身所处的政治环境与自己所做的政治行动。在缺失了这些理解环节后，读者从魏昂德的叙事中能读到的，便是一桩接着一桩的“无厘头”事件、一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笼统感受。如果说《混乱的动因》受其所使用的地方志材料所限，无法提供历史当事人的主观视角，那么《十年动荡》明明使用了不少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口述访谈材料，却甚少呈现运动参与者的主观视角和心路历程，甚少引导读者从历史当事人的角度去感受其所处的历史情境，这就不太能说得过去了。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广西内战》一书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该书对于历史当事人的直接引述，基本全部集中于毛、周等高层领导人，读者几乎看不到直接来自造反运动基层参与者的声音。

笔者认为，对于“意义”的不关注、对于群众运动参与者主观视角的忽视，可能是魏昂德的文革研究范式最重要的局限。在他提出的“互动选择论”框架中，许许多多微观个体在高度不确定、快速变动的政治情境中所做的选择，在各方行动者相互碰撞之后必然导致派别对立的结果。而对立的派别一旦形成，各派就会在政治生存的压力下轮番推动冲突升级。也就是说，魏昂德认为：无论个体行动者在微观层面所抱有什么动机、其做出选择的具体过程如何，都不会影响这一连串互动之后宏观层面的结果。运动参与者的主观视角、他们参与运动的原因与理由，这些都被“互动选择论”认为与运动走向的大局无关，因而被顺理成章地回避了。但归根结底，群众运动毕竟是由人组成的，政治行动是由人做出的。不去试图理解这些运动中活生生的、形形色色的人，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所思所感、精神气质、认知体验，又怎能理解为何有那么多的普通人参与到如此激烈的政治行动中来、做出那么多在今天的“常理”看来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呢？

任何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都是制造意义的过程。这不仅是指社会运动提出的诉求、愿景、理念、话语常常会对社会产生启发作用、甚至成为重要的历史遗产，更是指社会运动中的参与者需要时时刻刻为自己所参与的行动赋予意义、反复回答“自己到底是为什么而参与”的问题。

魏昂德指出，政治认同与政治意识是在运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当然没错。但魏昂德据此得出的推论是，政治认同与政治意识只是运动的副产品，对运动走向来说无足轻重，因此不值得研究者在分析运动时投入注意力。这样一种分析视角，无法把握社会运动中一些极其重要的维度。人们一开始参与一场运动的动机往往是多样、具体、琐碎、随机、混沌的，但一旦参与到运动之中，就会随着参与的过程而一步步明确自己认同什么样的理念、行动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形成的深刻纽带，从而一步步加深对他人与自身的理解。行动者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政治认同与政治意识，往往影响了其后续的各种选择与行动方式，甚至经常成为行动者在高风险、高压力的环境下继续行动的主要乃至唯一理由。比如说，我们如何理解在“七三布告”发布后，数以千计的广西“四二二”派成员在已经毫无“翻盘”可能的情况下，抱着几乎是必死的决心，坚持抵抗已经出动重型武器的广西军方和“联指”派呢？如果不将行动者为自身行动赋予的意义纳入考虑，我们如何能解释这样近乎“自杀式”的决绝行动呢？

魏昂德对于“意义”层面的轻视，也体现在他拒斥用“激进”、“保守”这样的标签为群众运动中的对立派别定位。在他看来，既然“夺权”后逐渐形成的对立派别往往是造反派内部分裂的结果、既然派别形成的过程主要源于一系列偶然的选择与互动、既然参与到不同派别中的个体行动者并不天然带有激进或保守的政治取向，那么各个对立派别就无所谓谁激进、谁保守。

但是，即使我们承认派别最初形成的过程带有较强偶然性，也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处在政治版图有利与不利、中心与边缘不同位置的各个派别，在行动过程中面临不同的情势，在情势的推动下也会为自身的行动赋予不同的意义和政治认同，这些意义与认同确是有激进与保守之分的。尽管也许最初只是因为机缘巧合或琐碎的纷争，但当一个派别发现，自身所处的位置迫使自己不得不去对抗愈发强调恢复秩序的中央意志、去对抗军方不断收紧的权力格局时，这种逆境的情势会使它更能看到党国体制根本上对人民的压迫、更能看到当权者自上而下对基层运动的控制和骑劫，从而发展出更具批判性、或者说更激进的政治观点。类似的现象，也普遍存在于其他大规模社会运动中。

被阻断的革命

1967年初中央的两项决策——号召全国各地造反派“夺权”和命令军队介入地方政治——在将群众造反运动推向派别冲突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一个脑海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历史是开放的吗？历史进程的走向是有多重可能性，还是“必然只会如此”？如果历史走向存在多重可能性，为何是其中的特定一种最终成为了历史的实际走向？在我们试图理解文革时，也能问出类似的问题：文革中的群众造反运动，在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多种不同的可能走向？如果是的话，那又是什么样的力量或机制，使得我们最终看到的那种悲剧走向——群众造反运动演化成不断升级的派别斗争——在众多的可能走向中“脱颖而出”？

魏昂德的文革研究为我们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提供了启示。虽然他的“互动选择论”强调群众运动中派别对立的形成是运动中的各方在许许多多即时选择的基础上不断互动的结果，但他所呈现的历史叙事清晰地表明：1967年初中央的两项决策——号召全国各地造反派“夺权”和命令军队介入地方政治——在将群众造反运动推向派别冲突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各地的造反运动虽然一开始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碎片化特征，但直到“夺权”的过程中才真正出现了泾渭分明的裂痕，被囊括进“夺权”过程的造反组织与未被囊括的组织初步形成两大阵营。而“夺权”发生后军方在地方局势中的干预——不管其具体的干预方式是什么——则彻底将群众运动中的裂痕固化为势不两立的对立派别。

中央关于全国“夺权”和军队介入的决策不仅将造反运动推向了派别对立，而且扼杀了造反运动往政治意识更加清晰、更具颠覆性和组织力的方向发展。

也许我们还可以将魏昂德的研究结论再往前推进一步：中央关于全国“夺权”和军队介入的决策不仅将造反运动推向了派别对立，而且扼杀了造反运动往政治意识更加清晰、更具颠覆性和组织力的方向发展——这两方面本就是相辅相成的。在1966年末的几个月，群众造反运动的出现，尤其是在大型工业城市的快速发展，完全超出中央领导人的预料，中央给出的回应也基本是被动的、被群众运动推着走的。1966年年底与1967年年初，群众造反运动对“日常”社会秩序的不断冲击，无疑让毛等中央领导人看到：运动中蕴含着巨大的潜在能量，如果任由运动发展下去，运动参与者的政治意识与实践完全有可能不断激进化，最终在根本上动摇整个统治秩序。中共的最高统治者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在造反运动实际发展出颠覆性之前，将其及时纳入中央可以自上而下控制的轨道。

号召各地造反派“夺权”，就是中央最终找到的规训造反运动的手段。这看似是一个悖论，但恰恰体现了毛时代政治生活中形式与实质往往相背离的特征。中央的“夺权”号召里虽然充斥着激进的话语，但其最主要的动机是尽快恢复社会秩序，为造反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的政治批判画上句号。“夺权”看似赋予了造反运动崇高的政治地位，但实际是通过向造反运动施予有限的政治名分，来换取统治机器内在结构的保全。

早在1967年1月16日，毛就已经明确指出，夺权后的造反派只能扮演外部监督者的角色（“政务”），而不能插手政权职能的具体行使环节（“业务”）。中央发出“夺权”号召后不久，就明确规定各地应建立军方代表、原有干部、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革委会，作为“夺权”后的地方政权形式。造反运动的政治终点，就这样被自上而下地“钦定”好了。与此同时，中央指示军队介入、进而将全国多数地区置于军事管制状态，更说明统治者宁可建立军事专制，也要将造反运动置于被管理、被掌控的地位。

在1967年初的短短几个月，“夺权”的浪潮与军队的介入，迅速扼杀了群众造反运动向更具革命性的方向发展的可能。随着“三结合”与革委会被钦定为政治改革的唯一可行方式，造反运动无法获得更系统地批判党国统治秩序、想象更彻底的政治变革的合法话语空间。随着军队成为地方权力版图中的专制力量，造反运动更不可能有空间去实践一种自我管理、自我赋权的政治生活。造反运动唯一还被允许做的，就是在急剧坍缩的政治空间和换汤不换药的政治秩序中去争取那一点点可怜的政治名分。这也是为什么，1967-1968年普遍爆发的派别冲突常常以争取革委会中的更多席位为矛盾焦点。当造反运动的潜在激进能量被严密封闭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而无法得到释放时，它最终以派别冲突的形式走向了内爆。

通过“夺权”与军管，中共统治者预防了一场革命的发生。或者说，文革中的群众造反运动在有机会发展成革命运动之前，就被自上而下地以“革命”的名义阻断了。这个阻断的过程，最终导致了共和国史上最严酷血腥的政治悲剧。

（DT君对本文亦有贡献。谨以此文表达我们对FR的思念。）

注释：

1 关于“安亭事件”的详细过程，可参考李逊的《革命造反年代》一书。

2 此处提供的对上海“一月风暴”的概括与目前流传较广的几种叙述（包括魏昂德本人在《混乱的动因》中提供的叙述）均不同。这一概括参考了吴一庆在《边缘地带的文化大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一书第四章对“一月风暴”史料的细致爬梳。

3 关于“七二零事件”的详细过程，可参考王绍光的《超凡领袖的挫败》（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一书。

4 毛后来改变了主意，指示暂时不抓戚本禹。戚本禹最终在1968年1月被抓。

5 魏昂德曾于2014年发表一篇论文，概括了这一部分的研究发现。这篇题为《1966-1971年中国国内的反抗与镇压》（Rebellion and Repression in China, 1966-1971）的文章已被翻译为中文。

6 关于官方文革叙事对当代中国民众政治想象的影响，可参考学者骆斯航的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