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受伤的汉人与他们的焦虑产地:在2023年的台湾如何谈论种族歧视?

“当代原住民真的很忙,忙著文化传承、忙著生存赚钱、忙著四处陈抗,还得面对歧视。”
2022年8月27日,新北市一个原住民部落的丰年祭。摄:陈焯煇/端传媒
台湾 族群政治 社会

(Leeve P.,博士在读。守备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殖民主义研究、批判原住民研究、国族主义,和东亚研究。)

2023年至今已渡至最后一季,这是一个原住民很忙的一年。其实原住民每年都很忙,不仅仅是今年,如同一段在原住民青年圈子流传甚广的自嘲说:“当代原住民真的很忙,忙著文化传承、忙著生存赚钱、忙著四处陈抗,还得面对歧视。”今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只是有几件影响特别大、形式特别难堪的歧视案件,引发了有点罕见的全网讨论而已。只是。而已。

原住民加分

在台湾升学制度中,原住民与一般生名额是分开的,原住民加分是与原住民相比,争取既有的原住民保障名额,并不会剥夺一般生的录取名额。

梳理著这些事件,从年初的《大嘻哈时代2》饶舌歌手神经元在歌词中提到“有人乘了1.35还是没我高”、到中一中园游会有班级的摆摊主题为“烯环钠”(编按:音近台语“死番仔”,为种族歧视言论)、再到台大言论自由月挂出的“火冒4.05丈”布条(编按:改写自“火冒三丈”,3乘以1.35倍就是4.05,影射取得原住民语言认证的原住民学生,可以在升学管道中加分35%),以及经济系系学会提出涉及原住民歧视的政见,我发现,只要你够抽离,你甚至可以看出这些事件之间的互文关系。

就好像歧视的形式和内容永远脱不开固定公式,上世纪的台湾社会如何对待“山地同胞”,在2023年的此时,也依样画葫芦地套用在“原住民朋友”身上。

当原住民在学术研究、政治参与、社会运动中都不再是一个稀有的命题之后,在人们以为原住民不再被称作“山胞”,就等同于这个社会对原住民的认识与理解逐步前进之后,我们还是可以在2023年的此时,目睹一场场在形式上近乎“返祖”的种族歧视。

2022年4月12日,新北市一个原住民部落。摄:陈焯𪸩/端传媒
2022年4月12日,新北市一个原住民部落。摄:陈焯𪸩/端传媒

容易受伤的汉人

为自己、为群体发声的原住民,很容易就成为一个让汉人闻风色变的吵架王,因为他们的声音总是刺耳,语言总是尖利。

谈论种族歧视是一件特别麻烦又不自然的一件事,因为受伤的原住民需要找出一种语言、发明一种策略,尽可能不带强烈情感地、以不指责个体的方式,来进行“社会沟通”。毕竟,为自己、为群体发声的原住民,很容易就成为一个让汉人闻风色变的吵架王,因为他们的声音总是刺耳,语言总是尖利。“你们原住民一定要这么凶吗”的哀叹,在许多争议事件的脸书或论坛贴文底下时常出现。

“愤怒的黑人”(angry black man)在台湾的版本就是“很凶的原住民”。原住民的愤怒就此与具体事件以及社会结构脱钩,成为一种难以沟通又频繁生事的污名形象。只要原住民是愤怒的(并且总是愤怒的),那他们的声音就是情绪化、不理性的。这个相信暴力已经远去、宰制不再存在的社会,便可以安慰自己不需听见这些噪音。

对此,美国黑人女性主义作家奥黛丽·洛德(Audre Lorde)看得比谁都清楚:“当非白人女性(women of Color)表达对与白人女性的互动中常伴随的愤怒感时,我们时常受到指责,说我们正在‘制造一种无助的氛围’、‘阻碍白人女性克服歉疚感’,或者‘妨碍建立互信的沟通与行动’。”(注1)“温柔坚定”几乎成为了一个在对当代原住民倡议者而言带有暴力意涵的期待。

我不确定我想不想成为、或会不会被认为是一个很凶的原住民,因为我发现,在大部分对原住民的歧视事件中,发动攻击的往往是带有受伤经验的汉人。那段时间我脑海中总有一段旋律徘徊,是邝美云1993年所唱的〈容易受伤的女人〉,那首歌是我童年时期的部落金曲,直到现在我还偶尔会在KTV点唱。

我想,总是受伤的可能不一定是原住民,在台湾社会有一群“容易受伤的汉人”,从阅读他们的“伤口”出发,或许能让我们找到一个检视种族歧视的索引。

新北市一个原住民部落。摄:陈焯𪸩/端传媒
新北市一个原住民部落。摄:陈焯𪸩/端传媒

“汉人性”的觉醒时刻

很多汉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汉人性”的时刻,就是这个“汉人性”被扰动之时。

在学术研究和原住民运动中,有一个词叫做“原住民性”(indigeneity),在不同倡议世代和学术典范都有其丰富的讨论和难以一统的定义。但如果以最为常民、通俗的方式来理解,可以说是作为原住民的经验(包含文化实践、知识思维、主权与认同等等),也包含了原住民族抵抗殖民和剥夺的动能。

在台湾,原住民性很常被看作是歌曲舞蹈、传统祭仪,那对非原住民人群来说,是辨识原住民的一种方式。可是我们好像没有一个词可以来表达“作为汉人的经验”,也好像无法很方便地——像指出动物园里的企鹅一样指出原住民那般——指认出作为汉人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经验。

假设我们仿照“原住民性”的造词逻辑,姑且粗鲁地称之为“汉人性”——“汉人性”,或者是说作为汉人的身体感和生活经验,之所以无法被汉人自身轻易察觉,并不是因为其过于幽微或是遭到压抑。相反,恰好是因为这种身体感和生活经验是台湾社会系统组成的默认数值,它自然地成为了一种让栖居其内的人感到舒服的前提、用于彼此对话的常识。很多汉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汉人性”的时刻,就是这个“汉人性”被扰动之时。

想像一下这个场景:在中一中的教室里,你发现隔壁坐了一位“原住民”同学。你见过这三个字出现在课本上,说这些人五千年前就住在台湾,会酿酒、会打猎、会织布,会一些你可能此生为止都没有做过的事情。老师可能在课堂上赞美他:“成绩这么好,指考再加分上去岂不是破表!”也可能你在走廊上偶然听见老师责备他:“你再不用功,就算加分也上不了好学校。”

你见过那位同学的家长开车来学校接他,也听说过他暑假去上补习班,他的一切看起来貌似都跟你没有什么两样。你可能在心里困惑著,也不满著,如同太鲁阁族学者Ciwang Teyra分享的真实访谈那样:“⋯⋯这个学生就在全班面前被同学指责说‘老师,某某某同学他从小在台北长大,他为什么可以加分?他没有很穷,他跟我们住的地方一样,受一样的教育,为什么可以加分?’”

所以在同学提议园游会摊位主题以“烯环钠”为名时你也跟著笑。然后你考上了台大,在言论自由月时看见一幅写著“火冒4.05丈”的布条张贴在校园内、听说了“原住民特权是政府对平地人的暴政”之后耸了耸肩。因为你隐约也感觉到,有些人好像过于轻易地取得了某些东西,而那些东西可能就是从别人那里不甚公平地拿走的。

意识到惯以为常的世界中带有一条隐晦的界线,划分了自己与某些人,这是对他者、阶级、特权的初步认识。然而使得汉人与原住民真正区别开来的,是汉人只要转身就可以回到这个以他熟悉方式建构的世界,如果他愿意,他甚至可以不需再踏过那条界线。可是即便是意识到这条界线存在,都可以带来强烈的威慑感,致使他们产生了一种不安的错觉,并将这种不安的错觉直接等同于对自身存在的危害。

对“汉人性”的觉醒时刻便被他们用来“去权”(disempower)自己(编按:empower/赋权概念的反面,指剥除某人行使某(些)事的自信及能力,进而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未来或成功的机会掌控在他人手里),创造了一个机会去想像自己成为弱势的一方,使得他们更不可能对汉人所携带的特权产生反省。如此一来,理解“原住民特权是政府对平地人的暴政”这句话所处的位置好似也变得不那么困难了。对许多汉人来说,意识到原住民的“存在即特权”乃至去容忍这种存在-特权的共构体,就是相对被剥夺感产生的滥觞。

但他们几乎没有疑惑过,是从何时、在什么情况下,有一群人的认同主张、挣扎经验,甚至于他们的存在本身,被悄无声息地从众人的常识中驱逐出去。此时的“汉人”指向的是一群面目模糊的、与歧视加害者站在同一阵线的大众——他们与这个以汉人性为预设值的社会同频共振,他们倾向展示自己理应获得却被偷走的东西,对那些有别于他们常轨认知之外的经验不感兴趣。

于是,种族/族群歧视变成了台湾社会里的大象。我曾听旅美的朋友对我说“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很严重,但幸好我们台湾没有”,说明了对他来说种族歧视是一个“西方社会”特有的议题。这种排除逻辑实在地说明了对原住民的歧视(或我更愿意称“种族/族群歧视”)恰好是这个社会的基础组成,与资本主义、都市化、现代化、甚至是民主制度(注2),共同维持著这个社会的运行。

2022年8月27日,新北市一个原住民部落,房子内挂上十字架。摄:陈焯𪸩/端传媒
2022年8月27日,新北市一个原住民部落,房子内挂上十字架。摄:陈焯𪸩/端传媒

不谈“种族歧视”只谈“歧视”的迂回

被歧视的群体是“弱势”,因此对这种歧视暴力的解释,便顺理成章地导向“强势族群对弱势族群的欺压”这个结论。

“制度性歧视”(systemic discrimination)一词解释了歧视如何与社会制度共构、深入人们的日常和专业生活中。你也可以说,歧视作为一种基础建设,隐匿在生活世界的周遭,悄然地尽到其“义务”。

“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研究基础建设的人类学者告诉我们,基础建设存在的目的,就是让你感知不到它的存在;它之所以被凝视就是因为它失灵了,它不符合预期地在人们生活中现身了。人们不需要知道歧视是否真的存在这个社会中,或许有一些“政治不正确”的语言飘散在网路空间里,政治人物偶有“用词不当”的失言举动也不足为奇,这些都只是这个令人自豪的公民社会中的小小瑕疵。

有趣的是,在许多关于这些歧视案的讨论中,“种族歧视”是一个被大幅规避的用词。这归功于中文词汇的便利性,在英文racism和discrimination之间,“歧视”一词可以用来包含一切形式的歧视行动,而不用吐露在汉语语境中同样尴尬的“种族”一词。

人们避谈“种族”(race)是因为其暗示了纯粹的同质性,而这种想像的同质性在人类历史上,时常是一个人群对另一个人群行使灭绝性暴力的主要借口。是的,具有生理意义上同质性的纯血“种族”当然不存在——你可以说当前人类几乎不存在不混血的可能——作为生理范畴的种族不存在,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建构概念的“种族”、将人的差异种族化(racialize)并且分门别类、安置于优劣尺规上的权力结构,却是一早就参与到人类社会的运作之中。

那么,不谈“种族歧视”只谈“歧视”的迂回说明了什么?大致想来原因有几。一是可以松散地表示被歧视的群体是“弱势”,因此对这种歧视暴力的解释,便顺理成章地导向“强势族群对弱势族群的欺压”这个结论。

然而,“弱势”与“强势”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强势族群之所以强势,唯一的原因就只是因为他们独占了创造与再造弱势的权力。对弱势族群的命名,实际上进一步确认了强势族群的优势地位,而后用替弱势主持公义的道德责任来合理化强势者的存在。弱势是一种处境,而非身份。

又,秉持新自由多元文化主义纲领的台湾社会,相信不将人群差异解释为种族差异就是公平正义的体现,然而我们的教科书历史与大众认知,并不打算纳入台湾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段里从“番”变原住民、从不是人变成人(注3)的历程。

很多汉人闻“种族歧视”而色变,是因为他们相信谈及“种族歧视”时必然伴随对汉人的针对性攻击。然而,前些日子才发生的屏东三地门乡乡公所排鲁杯事件,则否定了这个预设。

在乡公所举办的高尔夫球示范观摩邀请赛的计划书内文中,赫然出现了“积极导正原住民族现有之不良嗜好”字句之后,三地门乡公所出面道歉,表示“本所反对任何族群歧视及族群刻板印象,此次因计划内容文字叙述不当⋯⋯”,甚至指出计划书文字撰写者也是原住民身份。种族歧视的讨论在这个情境中显得格外尴尬和不适宜:当业务执行单位、业务指导单位、甚至参与在活动中的人都是原住民时,我们究竟要怎么理解,此等歧视是如何发生在一个“邪恶的汉人”甚至不在场的情境?

事实上,存在在原住民群体之内、原住民个人之间的“歧视”恰如其分地体现了殖民是如何致力于谱写原住民形象与塑造道德意识。换言之,原住民历经最漫长的抗争不仅仅是面对殖民政权本身,还有许许多多诸如“懒惰”、“酗酒”、“冲动”、“天真”的殖民给定形象(注4)。简单地回顾一下报章电视里有多少犯罪行为的报导皆会点名行为者的“原住民”身份就知道了。

我与我的很多原住民同侪皆有过相似的经验:在成绩不理想时会被班级老师特意关怀道“虽然你是原住民,但你一定做得到”。这是一个鼓励原住民不要活得像其他(懒惰、酗酒、冲动、天真的)原住民的殖民逻辑,为保护摇摇欲坠的自尊,原住民必须找到一个正面定义的参照物并向其无限靠拢;在反殖民主义理论家法农(Frantz Fanon)看来,这是殖民性最为根深蒂固的所在(注5)。

对三地门乡公所以及计划书撰写单位而言,“文字叙述不当”保证了此次事件只是一时的行差踏错。同时,文字效果和撰写者用意之间的错位(“我非本意,只是文字表达出了纰漏”),以及行使歧视者与受歧视迫害者之间的错位(“原住民怎么可能歧视原住民”),都阻绝了这份宣传文件被冠以种族歧视之名的可能。也就是说,这份声明的发语立场除了道歉,更重要的任务似乎是将公所从种族歧视之水火中解救出来。

真正的问题好像慢慢浮现出来了——避免指涉种族(或是族群)歧视的背后是一个终极的焦虑在发挥作用:我不是种族歧视者。我不要成为种族歧视者。可能其他人是,但我不是。经典的“Not all men”命题。这种焦虑把个体的价值观和道德责任放到中央被围观人群用石子击打,却忽视了容忍歧视生根发芽的结构性土壤。种族歧视、族群歧视是结构,是基础建设,是当代台湾社会的土壤,若非历经一顿力透地心的整地,在这之上开不出所谓多元或和解的花。

2022年6月30日,新北市一个原住民部落。摄:陈焯𪸩/端传媒
2022年6月30日,新北市一个原住民部落。摄:陈焯𪸩/端传媒

你们的筚路蓝缕,我们的颠沛流离

歧视如果是一个结构,那它就不会轻易地走到终点。

对权力高位的强势族群的叩问是抵抗种族歧视的要点,但这并不需要“汉人”从今而后背负著罪恶感而活。当原住民说“台湾是一个汉人中心的殖民社会”时,期待的并不是所有承袭了“汉”认同的人群立即道歉或跳海(注6),而是要求这些人们开始尝试用一个陌生的、有点不舒服的方式去重新看待他们所处的世界。这样的批评并非对特定身份人群的指责,而是去揭露一则让多数人感到不安的处境,看见一幅编织著筚路蓝缕的勤奋人们开启山林的美丽织品,用力翻至背面却是原住民颠沛流离的景象(注7)。

我们的汉人朋友啊,请听我们一言。你也许希望你的原住民朋友在教育你时温柔一些,我也希望你能知道,原住民更希望你在容易受伤之余,更加勇敢一些。用力地反思、诚实地自我教育是需要很多勇气的。你必须要很勇敢,才能走进这个社会预设值之间的幽微之处;也必须要很勇敢,才能相信这个社会/世界的伦理与权力关系,并不是你原先以为的那般运行。

每一次的“你们原住民一定要这么凶吗”,都在说明一个经久不衰的困境:这样的对话对汉人来说发生得太少,使得他们学不会、也不用学会如何问问题;而对原住民来说,这样的对话却是发生得太多,使得他们疲于应付如回圈般的无知与偏见。歧视如果是一个结构,那它就不会轻易地走到终点。如果歧视必然是不厌其烦地发生,那么道歉与沟通也该同理可证。


注1: Lorde, Audre. 20202. Sister Outsid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注2:已经有许多深度报导及学术研究指出民主制度的温床是种族不平等,且种族不平等或种族主义实际上有功于民主制度的持续蓬勃发展。见 How American democracy sustains racial inquality,或Cruelty as Citizenship

注3:最有名的案例莫过于前总统马英九在一场都市部落座谈会上爆出的经典语录:“我把你们当人看。”在同一场座谈中,马英九为捍卫自己对都市原住民的诸多政策贡献,表示原住民的“基因没问题”,是“机会有问题”。报导参见连结

注4:《懒惰土著的迷思》详细且精准地讨论了殖民者如何透过建构殖民地原住民的负面形象来稳固其殖民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

注5:法农在《大地上的受苦者》著重讨论了这种殖民心智是抵抗殖民时首要破除的对象。

注6:在原住民传统领域划设议题中,经常遭遇到“把土地都还给原住民,是要汉人去跳海吗?”的抗拒。相关讨论可参连结

注7:“你们一来筚路蓝缕,我们就开始颠沛流离”出自排湾族诗人莫那能的批评。见 学唱〈美丽岛〉以及原住民青年阵线的批评

读者评论 7

会员专属评论功能升级中,稍后上线。加入会员可阅读全站内容,享受更多会员福利。
  1. 這篇文章太多學理上的探討,有點失望,人的主觀性感覺誠然是從日常生活中建構,但文中提及的制度性保障所塑造的原住民有特權的觀感,並沒有就客觀性的情況作探討和破解,原住民是否在制度上有較多優越的保障,原住民對比漢人社群在社會經濟上是否趨同,這些結構性分析可以做多一些。

  2. 在台灣最需要這種文章的時候,出現這篇文章,真的好感謝。我唯一不確定是否認同的,是「這並不需要『漢人』從今而後背負著罪惡感而活」這句,因為閱讀時,我同時想到的文章是 〈島嶼樂園上的原罪?比較視角下的清代台灣殖民歷史 〉(Original Sin on the Island Paradise? Qing Taiwan’s colonial histor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讀完那篇文章後,我常在想,如果這樣的殖民歷史是漢人的原罪,那身為漢人的我該怎麼面對這樣的原罪?
    (這篇2008年出版的好文,似乎到現在還沒有中文翻譯,真的很希望端傳媒可以考慮取得原作者同意,翻成中文。文章從台灣的清代殖民歷史,連結到當代台灣的政治現象,尖銳但又懇切地指出「漢人中心的台獨主義」實際上是與「漢人中心的大中華主義」互為鏡象,當時讀完覺得非常驚心,很適合與本文並讀……)

  3. 非常優秀的文章,感謝作者精闢的解說🙏

  4. “这样的对话对汉人来说发生的太少”应为“得”

    1. 讀者您好,感謝指出,現已修正,還請參見。

  5. 這篇是轉載嗎

  6. 加分和歧视是伴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