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个option：高才通申请掀热浪，他们会移居香港吗？

在抢人才的需求下，香港政府近年优化了多项相关政策，而新政策“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开通约四个月，已有2.7万人申请，1.7万人获批。在申请者和移民顾问的眼中，比起现有的人才计划，高才通的手续简单得多了，审批时间也不长。香港的人才政策一直主打吸引大陆申请者，然而，这些申请者最终真的会移居香港吗？他们手上的香港通行证是皇牌、抑或后备牌？端传媒访问了六位因不同原因申请计划的青年，对于是否留在香港，除却自由边界收窄，高昂的生活水平也是他们的考量之一。我们接续将访问到已获英美等地永居的大陆申请者，他们又抱著怎样的故事，计划来港？请密切留意“人才入境计划”系列专题。

2022年12月末，中国大陆突然打开防疫政策，人们还来不及辞旧迎新，不少人跌入感染新冠病毒的漩涡。在深圳生活和工作多年的阿莉也病倒了，发着高烧。圣诞节那天，阿莉刷着微信朋友圈，看到一位在香港做保险的朋友发帖，“香港抢人才开新篇⋯⋯”朋友圈的文字抓住了阿莉的眼球，她第一次知道香港开放了“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下称高才通）。

看完帖子的简介，阿莉马上告知从事律师工作的丈夫。做保险的朋友建议阿莉，丈夫可以作为主申请者，也符合申请条件的阿莉则作为受养人同行。这个考量与未来续签有关，他们觉得法律工作更容易找到工作，出身新闻传播相关行业的阿莉则相对困难。阿莉夫妇二人而后自行在官网上研究了一番，发现申请过程并不复杂，填的资料很简单，旋即在今年1月初递交高才通签证的申请。不到一个星期，收到批准通知。

在阿莉心中，香港社会更有公民意识，讲求法治，生活中更能抓住确定性。一河之隔的深圳，仿佛只是一个追求搞钱的城市。三年封锁的疫情生活，阿莉觉得自己一直困在严格的清零政策管理中，做核酸的日常给她带来创痛。她心中有把尺，在大陆超一线城市工作机会、中产生活和收入水平，并不差于香港。但这三年疫情给阿莉的人生价值重新排序，她和丈夫达成共识，要脱离不确定性的人治社会。

突然降临的高端人才政策，仿佛打开了一条人生后路，“可以找个相对人身自由一点的环境吧。”

“拿香港身份，最多是没有plus，不会有minus”

这艘巨浪中的小船涌上了不少人。

高才通签证自2022年12月28日开放申请后，颇受欢迎，申请和批核数字远超人们想像。开通后一个星期，港府已收到2600宗申请，获批人数超过五成。时至1月中，开通申请不到三周，接获5300宗申请，九成获批。5月31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表示，截止4月底有2.7万宗申请，1.7万宗获批，另有1.3万受养人（即配偶及18岁以下子女）获批签证。孙玉菡称高才通的申请者约一半为30岁以下，为香港人口增添动力。

根据高才通签证的申请要求，符合资格人士分为三类：A，申请前一年全年收入达港币250万元或以上的人士；B，在指定名单的全球百强大学获颁学士学位（名单中共有176所大学），并于申请前五年内的工作经验至少三年的人士；C，在申请前五年内获全球百强大学颁授学士学位、但工作经验少于三年的人士（此类别限额10000人）。根据入境处提供的数字，截止4月4日，共有22082份申请，其中获批宗数为12945，拒绝宗数为661。获批申请者中，B类人数最多、占50.7%，A类最少、占16.3%。

在推出高才通政策之前，香港有数项吸引人才的签证政策，包括不限配额的“输入内地人才计划”，针对全球范围、不断增加配额的“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无配额限制的“科技人才入境计划”以及“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IANG）。2022年施政报告中，港府亦宣布成立专门的“人才服务窗口”，推出放宽多项既有人才签证的措施，试图在全球抢占人才竞赛中大展拳脚。

端传媒分析相关数据，以上述四种签证为样本，2017年至2021年这五年间，每年的总人才获批人数最高为2019年、突破2.5万人，2021年总人才获批人数不到2万人。相比之下，高才通推出四个月获批人数为1.7万人。另外，大陆申请者一向是香港人才政策的主力军，以针对全球范围的“优秀人才入境计划”为例，2017年至2021年间，大陆获批者占比最高达95%，最低亦有86%。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在今年2月20日到访广州，参加“第一届粤港澳大湾区人才服务高质量发展大会”高峰论坛时表示，人才是各地疫后复常、重启经济的必要动能，各国都在努力招揽海外人才，“大湾区内地各市和港澳一定要协同努力打赢这场国际人才争夺战。”

在上海从事财富资产管理行业的傅彦，几乎也在第一时间登上小船。在海外就读学士和硕士毕业后，傅彦直接回到大陆工作，已踏入财富管理行业超过五年。其所在的公司属于行业翘楚，为八成以上的中国大陆家族办公室做产品服务。在日常工作中，傅彦经常接触前沿的移民、置业资讯，帮助客户的财富管理实现国际化的需求。

傅彦在2022年末得知高才通签证这项新政。在每月例行的与家族办公室、财富机构的人员开案例研讨会时，桌面上的热门话题出现了高才通政策。傅彦曾经考虑申请优秀人才计划，在网络上收集资料后，发现高才批准得特别快，衡量之后，决定申请。

“对我们这行来说，本来只有国内身份就挺不方便的，大家平时会不断做国际旅行。”去年的封控政策也让傅彦十分困扰，从上海封城放出来后，2022年秋天傅彦终于能到外国出差，那时她想要准备海外身份的意愿越来越强。

完成申请后，傅彦写了篇科普文章发到朋友圈，反响很是热烈，往常不多联络的本科和硕士同学的私信蜂拥，都向她咨询新政。但当大家的申请完成后，傅彦却发现，几乎没有朋友落地找工作，“都只是做一个备份。”根据傅彦的观察，九成的朋友将高才通签证视为一两年的旅游签证，只有少数人在思考如何续签。

“我印象很深，有个朋友说，拿香港身分，最多是没有plus，不会有minus。”傅彦说。

想吸引人移入，“要问走的原因是什么？”

2022年10月，香港特首李家超推出首份施政报告，提出“过去两年，本地劳动人口流失约14万人。政府除积极培养和留住本地人才外，会更进取吸纳外来人才⋯⋯”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在此时诞生。与此同时，港府还推出多项政策试图招徕人才。

“这半年非常密集的政策出台，就是政府缺人啊，这还不明显吗，香港政府抢钱、抢人才。”有移民顾问经验的保险从业人员陈芮说。在香港，不少保险从业人员也做移民咨询。

陈芮在深圳长大，在香港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港工作，如今已经获得香港永久居留权。陈芮介绍，以往获得香港身份主要有几种渠道，其一是投资移民，不过这个政策在2015年已被叫停 ，“这是最开始进入香港的途径，渐渐政府意识到一个问题，只要钱不行，要的是人才。”谈到人才政策，陈芮表示，优秀人才计划和IANG签证都是大陆人移居香港的主要渠道。

在陈芮看来，新鲜出炉的高才通政策“门槛很清晰”，只要满足硬性条件就能获得批核。相较之下，要通过评分制的优才计划更有不确定性，“在高才通没出来的时候，优才是我们大多数顾问会着重的。但是这个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来，因为要求专业能力非常的强，它（顾问服务）是定制化的一个服务。每个人的工作经历、毕业院校都不一样，这是定制化需要收费的脑力咨询。”

高才通政策刚推出时，不少客户跑来找陈芮咨询。很快地，陈芮和同行们发现只需做免费咨询，帮忙简单整理材料、递交申请。陈芮说，刚开放申请的两个月达到咨询顶峰，而后询问的人数渐渐少了。

陈芮观察到，对高才通表现出兴趣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为小孩教育考虑的高知识、高收入人群。陈芮表示，“以他们在内地的工作经验，不太愿意放弃现有的生活，举家去其他地方。但香港是很好选择，随时飞一下就过去了，或者坐高铁。”阿莉丈夫的律师事务所领导，就觉得小孩在幼儿园过得很“卷”，所以迅速办理高才通签证，将小孩送到香港上学。另一类人，则是因为疫情后“对国家不自信”，希望获得多一个身份，或是将资产分散到海外。

对人才的渴求背后，香港正面对人口结构压力。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报导，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师吴卓殷指出，过去三年劳动人口累计减少18万人、萎缩4.5%，成为香港最主要的人口结构压力，而人口下降将影响消费、拖累经济。根据统计处数据，在2020年第2季至2022年第2季期间，流失的14万劳动人口中，25-39岁的群组流失最高。此群组可谓是劳动人口的中流砥柱。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讲座教授、人口学家叶兆辉对端传媒指出，香港的人口问题正面对多重困境，“香港从2021年开始，出生率低、人口老化高，加上net migration（净迁移）减少了人，使得整个人口增长从正数变成负数。”叶兆辉表示，“现在输在，离开香港的人，也会带走他们的子女，这些人口无法转化为劳动人口。”

政府始终没有提及香港出现移民潮，亦未对移出人口的原因做出背景调查和统计。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在2022年9月回应香港移民潮问题时，则表示“形容香港出现移民潮并不恰当”，因香港作为国际都市“人口流动一直很高”。

“人口数字是不会骗人的。”在叶兆辉看来，无论叫移民也好，不叫移民也好，许多人离开香港是不争的事实，结合未来出生率或会持续低迷、人口老化节节攀升，他对未来人口问题的改善并不乐观。

长远来看，如何改善人口问题？叶兆辉指出，减少人口移出和吸引更多人移入都很重要。“如何减少移出，就要问为什么他们走。”叶兆辉说，“要面对现实。有些人走，是因为觉得香港是不宜居的城市，为小孩子考虑。也有人担心国安法实践后对个人有直接影响，或想寻找更好的生活环境。不是走10个就拎返10个，要问走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会直接影响如何吸引人移入的。”

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香港教育大学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顾问张炳良在接受《集志社》访问时亦指，香港除了吸纳人才，也要研究和正视本地人才流失的原因，若无法留住本地人才，那么吸引外来人才的能力也会削弱。

先拿了签证，“落袋为安”

“坦诚地说，去年或过去三年疫情状态，大家对跨境活动有很大不确定的时候，手里有一两张备份牌是更理想的选择。”年近30岁的傅彦从事财富管理工作，已经在谋划未来在大陆和香港两头跑的工作生活。在她的日常工作中，经常需要跟着客户的需求出差，“服务对象在哪，我们就会在哪。”傅彦观察到，在去年，许多中国大陆的客户都往外走，无论是人还是钱。

“润”之风向在疫情封控期间刮起。傅彦的客户中，新加坡也属一大热门目的地。不过这阵新加坡热潮在今年似乎有减缓的趋势，新加坡的签证审批速度和高涨的物价、房价，已经变得有些过热。与此同时，香港则获得更多关注。“但这个关注未必会有动作，大家（只）是觉得香港是个option。因为前两年，香港有些过气。现在有些找回昔日荣光的感觉。”

对傅彦来说，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成熟的家族办公室业务及其低税环境，相对大陆更有就业吸引力。傅彦的公司所在的集团，在香港和海外都有设立办公室，业务广泛，有专门帮客户做税务的团队，也有负责家族办公司主体的团队。这为傅彦将来在港续签提供了条件。

但谈及个人生活环境，傅彦却不是那么喜欢香港。“拿香港和新加坡比，我definitely更喜欢新加坡，我不是特别clubbing的人，我比较宅，有电脑、网络，干净空气和水就可以，所以我更宁愿去新加坡沙滩晒太阳。”若新加坡也推出类似高才通的签证，傅彦铁定也会去办理。

高才通政策的推出，恰好与许子泽的创业计划合流。今年初，年近30岁的许子泽正在紧锣密鼓筹办在深港创业的事宜。此前，许子泽尝试用优才计分，他对自己的得分颇有信心，觉得申请优才不成问题。后来，他意外发现自己的本科学校进入高才通的指定大学名单。许子泽特地下载堪称生活搜索引擎的小红书，翻看高才通的申请情况，发现批核速度迅猛，决定转战高才通申请。“稍微比较了一下哪个track（路径）好。后来觉得先拿了（签证）落袋为安。”

许子泽在新加坡有数年专业服务的工作经历，对金融行业有一定的观察。2022年，他见证了新港竞争的热浪，看到不少金融从业者从香港搬到新加坡。但在今年，许子泽看到金融业的人士有人被裁、重新回到香港。同时，因为中国调整防疫政策，打开国门，香港重新承接起面向中国的业务。

在许子泽的创业蓝图中，深港双城的资源是一个绝佳考量。他的创业项目落在高端制造领域，打算把公司开在深圳，“很多内地实现不了的事，在深圳可以做到。深圳有很多优秀的人才，有可能算是全世界最强的产业链。（项目）想要scale（成规模）起来，也有很多投资的人。”深圳既有的资源和人才、珠三角的制造业产业链，再加上香港的营商环境、可以mobilize（调动）香港科研人员的可能性，种种条件都让许子泽很有信心。“我这个真的很符合大湾区（的叙事）。”许子泽笑道。

在深圳生活多年的阿莉夫妇，对未来在港生活也有一定的憧憬，尽管一切还不太明朗。阿莉的丈夫阿柯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近年在大陆发展壮大，在全国多个城市开设办公室，在疫情前已在考虑踏入港澳市场。不过因为封关，计划搁置。高才通政策推出后，律师事务所内不少同事也申请了。“以后香港和大陆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吧。”阿柯认为，在香港开律师事务所，有利于协助客户解决两地法律制度、交易习惯不同的问题。

阿柯的法学教育和就业经历一直在大陆，而大陆和香港是两套法律体系，若在香港继续做律师，需要考取符合资格的牌照。目前阿柯未有重新考取相关资格的打算，但他觉得要是没法继续做律师，会考虑证券商的工作。他不太担心自己能否在香港找到合适的工作。

不过，有许多人还未有移居的打算。许子泽也发现，身边许多对高才通签证有兴趣的人，主要是因为申请容易，拥有签证后方便旅游、买保险、开设银行帐户、投资港股。

被政治改变的人生方向

对于一些人来说，申请高才通是移民过程中突然蹦出的附加选项。

20多岁的陈欣然在数年前就萌生移民的想法。她自小在河北三四线城市成长，父亲年轻的时候是一位农民工，曾尝试到上海打工，但被歧视得厉害，陈欣然对此印象很深。当时除了外地人语言不通，农民工进城打工也颇受限制；外地人收入标准和本地人不同，也没办法久留。辛劳之下，父亲最后离开了上海，趁着房地产热潮、门槛低，进入房地产行业。成长过程中，陈欣然最常听到好好读书、考上好大学就能改变命运的说法。她也做到了，跨过千军万马的高考独木桥，从小地方踏进上海的顶尖学府。

上海一直被视为中国最开放的国际都市，父亲的经历却让陈欣然一早对上海祛魅。“你会在上海看到那种地方，一个围墙，这面是特别贵的房子，另一面的‘老破小’，”陈欣然回忆，展演在她面前的是巨大的贫富差距，“竟然能把不平等和差异直接摆在你眼前。这是我对上海最直接的印象。”

经历过阶级的洗礼后，陈欣然在大学扎扎实实品尝到政治课的滋味。大学要求学生写和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关的内容，陈欣然感到疑惑，问辅导员为什么要写。得到的答案是，“因为是团员”。陈欣然无奈地说，自己感到“幸运”，之后的学生还要弄“学习强国”。

伴随着陈欣然大学生涯的，还有高涨的房价和大学生毕业后的迷茫出路。出身理科的陈欣然思考着转专业。她热爱人文艺术，但觉得文科生挣不到钱，最后决定选择容易出国的专业。“确实有那样的朋友，知道国内怎么坏，但觉得出去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包括离开父母、离家很远，要想办法学一门新的语言⋯⋯”

“我自己不能接受温水煮青蛙。”陈欣然说，“现在很多人都是觉得哪里移民更容易就去哪里，没有太多空间给你个人喜好。完全是被政治的原因改变人生方向。”

大学本科毕业后，陈欣然来到澳大利亚就读数据科学硕士。这个专业与医疗、幼教等，在澳大利亚计分移民体系中相对吃香。硕士毕业前，陈欣然考虑过回大陆参加秋季校园招聘，索性先在上海找一份外企的实习工作。没想到一回到大陆，就赶上疫情封城，这让她的移民意愿更加坚定。陈欣然还发现，父母对政治时事的观点也多了起来。以前总看官方新闻的父亲，在抖音上接收了不少官方媒体不会报导的短视频内容。或许也因为被封控过，父母更加可以接受陈欣然的移民选择，不时在抖音上了解外国生活。2022年10月，高才通政策宣布后，陈欣然的父亲比她更早得知消息。父亲在微信上把公众号文章发给陈欣然。

一开始，陈欣然没有考虑将香港当作移民的一站。“当时看到消息，也没想留在香港。”陈欣然回忆，“当时社运、国安法，大家都知道，香港人能走的都走了，觉得整个政治环境在变差。”陈欣然和身边关注香港的朋友都觉得香港殒落了，“没准过几年，好不容易熬到香港永居，会发现和内地没有区别了。”陈欣然的父亲热爱香港电影，老牌明星张国荣、周润发都是父亲的心头好，“连我爸都觉得，之前那么喜欢看的电影，现在怎么也拍不出来了。”

不过，看到高才通的申请特别简单，陈欣然索性办理好手续。“我本来也还好，反而不会留在这里。除非真的能撞大运找到一个很靠谱的工作。（签证）当旅游也行，反正申请也不贵。”今年三月，陈欣然第一次踏足香港，开始尝试找工作。她在招聘网站上海投了30、40份简历。她的专业在互联网企业有需求，但她发现香港不太有互联网企业，还是更倾向金融行业。陈欣然暂时还没在香港找到心仪的工作，打算回澳大利亚完成学业后，努力留在当地。

也有人尝试在香港找工作，但最后选择留在外国。

在日本读研究生的叶梓，正和伴侣实践移民计划。20多岁的叶梓在北京大学读本科，大学期间经历政治启蒙，看着校园媒体收紧、马会事件，平日常关心社会时事的叶梓，发现政治离自己很近。另一方面，现实生活的考量离不开房价。要是在大陆生活，对叶梓而言，大城市丰富的文化活动是最关键的因素。但在大城市买房太难了，她不想大半人生背负沉重房贷。叶梓觉得，出国就算不买房，对租客的保障也更好一些。

2022年上海封城期间，叶梓在北京实习。上海的情况让叶梓觉得“太离谱了，证明治理水平之低下”。虽然北京当时没有封城，以防万一，叶梓购入一个大冰柜，“就像冰淇淋批发店里的”，往里头塞进冷冻蔬菜、肉。也是在上海封城之后，叶梓和男友决定移居外国。几番考量之后，因为男友有香港永居的身份，开启救生艇计划的加拿大对他们而言是最合适的移民道路。

2022年末，叶梓第一次来到香港。年末某日早晨，她在餐厅吃着早餐，刷小红书时看到高才通的帖子。叶梓对了对手头有的材料，发现申请太容易了，立马回酒店投出申请。没过两天，她就获得审批，叶梓对此很是惊讶。

香港对叶梓是个几近全然陌生的城市，她希望亲身感受香港的节奏。也因为男友在香港有生活经验和人际圈子，这让叶梓对在香港生活有了些许憧憬。此前，叶梓在大陆尝试过媒体、基金会和互联网公司几份实习，但为了未来到外国方便求职，人文学科出身的叶梓在2022年自学代码，希望成为一名工程师。叶梓想，既然到了香港，不如尝试找找工作，最后收获了创业公司工程师职位的工作机会。不过，她同时也在日本找工作，手上有着全球500强企业的工程师岗位聘书。

叶梓觉得，作为刚刚毕业的社会新人，香港的收入并不差。但是，让她决定留在日本的主因是生活质素的差距——香港的居住环境让叶梓却步。她在东京住所是2021年新建的住宅，骑自行车40分钟可以抵达热门商圈。这个26平方米的房子，月租约6000元人民币，附带基本的大件家庭设施。“在香港应该租不到这个品质，”叶梓说。

根据2022年《经济学人》杂志智库公布的全球主要城市生活成本排行榜，香港排名全球第四，新加坡、纽约则为首两位。尽管在疫情冲击下，香港长年高企的楼市、租金曾有些许下跌，但放眼全球，仍是最昂贵的城市之一。

尾声

香港被夹在大国角力的缝隙，历经社会运动风浪、公民社会遭国安法整顿后，国际社会近年对其自由度有许多担忧和质疑。尽管政府在后疫情时代大力推崇“讲好香港故事”，向游客、资本和人才伸出橄榄枝，但人们心里还留有问号：香港还是以前的香港吗？

大家心中不是没有答案。几乎所有受访者对香港都有相同的认知，许多人选择离开。是否要选择香港，答案难以笃定，原本生活的推力似乎远大于香港本身的吸力。

“香港现在自由的边界好像也是在收窄，”阿莉不是没有担忧，“至少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是比大陆的自由度高。可能在有生之年，也不会差到简中环境，还是有基本的有法可依。”考虑到要照顾夫妇二人家中的老人，以及移民外国或许需要转行，阿莉觉得，香港是权衡利弊后折中的选择。

“也没有说板上钉钉，一定要去香港，或者按照要拿到香港永居这个身份去规划。”阿莉坦言，“可能还是心里有个寄托，如果真的有些什么，我也是有几条路可以选的。”

叶梓说，男友是大陆新移民，曾从事文化行业，很留恋香港，视之为第二故乡。尽管如此，男友觉得香港不是宜居的城市，在获得香港永居身份后，2019年回到大陆发展。而后再回到香港，叶梓男友觉得故乡变了。他发现和香港朋友们聊起社会议题，“感觉比大陆还谨慎，说到一些事情就会提醒他不要说了。大家现在是惊弓之鸟的状态。”地缘政治也像一座大山压在人们心头，叶梓担心，万一台海战争打起来了，香港也会受到很大冲击。

（尊重受访者意愿，阿莉、陈芮、阿柯、傅彦、许子泽、陈欣然、叶梓均为化名。）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