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太太：台大经济系学生政见歧视争议，“讲干话”与“长不大”作为一种特权

相关舆论指出，台大学生不仅享有国家资源的挹注，更走在成为社会菁英的路上，并在经济与政治领域左右人们的意见，此次的歧视政见，却突显出校园中对于性别、族群等平等权的退步。

也有意见认为，正是由于“台大”的标签，让人们过度严苛检视大学生的发言，这不过是半大不小的18岁年轻人讲干话的方式。作者指出，玩笑和权力息息相关，权力让某些人有无数“失言”的自由，而另一些人则持续被消音。决定权力位置的不只是社经背景与阶级，还有性别、族群、性倾向与身心健康程度等。

（V太太，台北长大，现居德国，女性主义者，从事翻译与写作）

台湾大学经济系将于近日进行系学会选举，其中一组大一生候选人的政见却因为涉及族群与性别偏见和歧视引发轩然大波，内容包括“Ａ罩杯以下女生必修国防两学分”、“阴茎10公分以下要上家政课”，与“舞会禁止处男报名、处女强制参加”等等。

在许多人提出批评，并惊讶“台大怎么会这样”之后，两位同学在社群网站上公开道歉，说明自己并无恶意，只是玩笑尺度拿捏不当。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社会大众反应太过强烈，两位男同学虽然未能掌握好尺度，但终究只是在开玩笑、“打嘴砲”。

另一种说法则指出，18岁是一个半大不小的年纪，而台湾的升学制度让大学生们尽管在知识上有所准备，但心智与社会层面却仍是个孩子，因此两位同学的言论其实是社会教育不足下，还“来不及长大”的结果。此外，也有人质疑，对于“台大”的菁英期待，让人们过度严苛地检视两位同学的言论。

从两位18岁的男孩角度出发，我其实相信，整起事件的确只是源自于玩笑的意图。两人或许对于现今社会上诸多性别与族群议题有些不满或疑惑，因此想要以这样的“干话”形式，表达自身的感受，并引起他人注意。

然而，纵然两人可能并无恶意，这些“干话”也有值得我们讨论之处。除了言论本身可能造成的伤害外，不论是这些“玩笑”指涉的对象，或“讲干话”本身，背后都涉及了权力的高度不平等。换句话说，讲干话与“长不大”，其实都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权，是只有拥有特定身分与资源的人才享有的自由。也因此，与其说两人因为台大学生的身分而遭到审查，更应该说，是这样的社会位置让这些玩笑得以被制造与传播，甚至具有影响力。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特权

近年来台湾政府试图透过多元入学制度来扭转此现象，研究仍发现，能够进入台大就读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于较优渥的社会经济背景，并手握较多资源。

过去人们相信，教育是阶级流动与反转的主要路径之一。然而，这二十多年来陆陆续续有学者提出，台湾已经出现了高等教育“世袭化”现象（注1）：父母越有钱、社经地位越高，子女进入高等学府的比例也越高。尽管近年来台湾政府试图透过多元入学制度来扭转此现象，但整体而言，研究仍发现，能够进入台大就读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于较优渥的社会经济背景，并手握较多资源。

白话地说，多数台大学生们的家长（甚至是祖辈），在资本主义竞争中取得了较优的经济成果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地位，这让他们可以顺利地按照父权社会的理想组成核心小家庭。他们的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本帮助他们作为父母得以在教养的过程中给予子女更完整的支持，让子女在严苛、残酷的教育体制中胜出，进入优秀的高中和大学，并在这些环境中取得更理想的知识和社会资本，最终完成父母的阶级继承，继续占据社会中的优势位置。

干话的底气与素材

所谓的“干话”其实是一种能力，且这种能力在特定的阶级环境下，更有可能被培养出来。

名校的教育经验带给个人的效益，远远不只知识与就业上的表面优势，还有一些更隐晦却同样有用的能力，如自信、幽默感，以及不畏惧在人前表达自己。（注2）又比方说，特定的阶级环境及周遭资源也为人锻炼出“人情事故”的能力，例如善于观察并取得资讯。

于是，这样的“优等生”有更多元的管道了解到这个社会正在流行什么、哪些话题可能引发争议、哪种表述方式又可以引来眼球。他们也更早地被教导一些社会组成的方式和运作规则，因此学习到哪些人属于可以被开玩笑而无从反抗的底层，更知道在这个社会权力阶序上，哪些人比拚不过自己。

这并不是说，所有名校的学生都势必会欺压他人。而是想要指出，所谓的“干话”其实是一种能力，且这种能力在特定的阶级环境下，更有可能被培养出来。身处特定社会位置、掌握一定优势资源的人，也更有机会累积那些笑话与干话的底气和素材。

与此同时，谁的干话与玩笑得以被传播，也涉及资本。正如同人们之所以对于政治人物、资本家或其他名人的言论更为留意，是因为这些人手中握有更多的资源，而他们的意见可以左右这些资源如何分配，亦可形塑社会大众的意见。

人们格外留意台大学生说了什么，并不是因为假设台大学生应该要比较聪明懂事，而是因为熟知社会运作规则的我们知道，这些学生正走在一条成为未来社会菁英的路上。他们在不久的将来有机会手握资源与权力，在经济与政治领域左右人们的意见。因此，他们眼下的看法也在众人眼中变得格外重要，值得倾听与尊重。

换言之，台大学生的“干话”之所以格外受注目，并不是因为人们对台大学生有什么特殊的期待，而是因为人们知道，这些人的干话最有可能在将来成为一种主流的意见，被人们崇拜与宣传，甚至成为现实。

弱势群体没有的干话自由

玩笑其实和权力息息相关。权力位置决定了谁会变成玩笑的素材，而谁又可以决定什么样的素材好笑。

反过来说，人人都对这个社会抱持著某些不满，但却并非每个群体都有机会用玩笑或是干话的方式表达这些意见。有些群体的感受从来不被倾听与重视，主流社会更不认为从他们口中说出来的话可能有任何价值，他们也几乎不可能被想像成可能具备“幽默感”的主体。另一方面，这些群体所属的社会位置，让他们鲜少有机会接受任何训练，学习利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干话”与“玩笑”，才得以收获最好的效果。更甚者，权力阶层所使用的，其实是一种特定的、有门槛的语言，而当来自弱势群体的个人无法使用这套语言时，他们也彻底被消音。

简言之，当这些群体说“干话”时，不太会有人为他们辩护，指出那不过是“玩笑”而已。

很多时候，主流社会在身处权力弱势位置的群体身上强加一种道德要求，教育他们作为弱势群体，为了要赢得主流社会的接纳与尊重，并获得权力阶级的支持，必须尽全力表现出温良恭俭让的美德。掌权者一方面会描绘一个虚假的漂亮未来，说服弱势者只要持续温顺、谦让，就有机会被主流社会纳入。另一方面，但凡弱势群体表现出任何一点不服从与不规矩，权力阶级们就会立刻动用他们的力量，标签、污名化甚至驱逐他们。

玩笑其实和权力息息相关。权力位置决定了谁会变成玩笑的素材，而谁又可以决定什么样的素材好笑；权力让某些人有无数“失言”的自由，而另一些人则持续被消音。

性别与族群带来的资格感

提出这些“玩笑”的男性仰仗父权社会给予他们的资格，挑选出不合格的女性和男性，予以攻击，进而再次巩固自身的“真男人”地位。

决定权力位置的也不只是社经背景与阶级，还有性别、族群、性倾向、身心健康程度等等各种因素。如在本次事件中，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见性别与族群的特权。男人针对女人的玩笑，真正的目的从来不是戏谑，而是透过戏谑、贬低来重新确认自己的权力与支配地位。父权社会赋予男性特定的资格感（entitlement），让男性相信女性从属于他们，必须为了男性的舒适和喜悦负责。如同上野千鹤子所说，女人的价值是由男人给予的，男人决定怎样的特质才能让女人成为合格的好女人；不符合男人心目中这套评量标准的女人，便得以被嘲弄与惩罚。

透过将女人性客体化，男人得以加入男性同盟，确认自己为“真男人”，而无法做到这点的男性便不属于合格的男性，是次等的存在，因此受到男性同盟的惩罚和排挤。这就得以解释为什么在这套以男人为中心出发的政见中，会出现某些特定的“玩笑”。一方面这些玩笑的标准乃是根据父权社会的性别规范，以及相对之权力位阶，另一方面提出这些“玩笑”的男性仰仗父权社会给予他们的资格，挑选出不合格的女性和男性，予以攻击，进而再次巩固自身的“真男人”地位。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与原住民相关之贬抑。无独有偶地，在台大经济系事件前不久，台大所举办的“言论自由月”活动中，也出现了对原住民联考加分制度的嘲讽。作为掌握主流社会资源的群体，汉人拥有对历史和事件的诠释权，彻底忽视了汉人政权下，原住民长期遭遇的系统性不公平与歧视，反而将加分制度描述成原住民学生所享受的“特权”（编按：实际上，原住民与一般生名额是分开的，原住民加分亦是与原住民相比，争取原住民保障名额，并不会剥夺一般生的录取名额）。除了不正确的诠释以外，即使在一两个“笑话”之中冒犯得罪了原住民，汉人往往也无须担心遭遇任何后果。相反地，他们甚至得以用主流社会的接纳与资源的重新分配作为工具，压制原住民因为这些“笑话”而感受到的挫折与伤痕。

如前所言，谁可以说干话、可以用超越尺度的玩笑冒犯人，和社会上的权力分配息息相关。我们只需回想，在日常生活中听到女性以玩笑冒犯男性，或是原住民以“干话”表达自身对体制之不满的比例有多高。除了掌权者为其设下的种种表达障碍，让他们的干话难以被倾听以外，很多时候光是和既得利益者对抗、在夹缝中生存，就已经耗费太多精力，何来任何多余的“幽默感”。甚至，就算当女性、LGBTQ或同志真的以玩笑或干话方式表达自身不满时，这些语言也难以撼动根深蒂固的权力关系，而只能做为群体内部的某种自我安慰。

长不大作为一种特权

某些人的“没有恶意”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他们从来不会也不需要注意到其他人的伤痕，而某些人的不长大与长不大，是在资源和权力的保护底下，所打造出的安全感。

最后，干话与玩笑作为一种特权，其实最明显的表达形式是“被原谅与同理的自由”。如同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说，在权力不平等的环境里，经常存在著一种单向的想像认同结构，亦即，人们倾向于从掌权者的角度看待世界，例如女性经常会被期待从男性视角理解问题、进而压抑甚至谴责自身感受（例如在被骚扰的时候检讨自己，“也许他只是想要表达友善？”）。

这种想像认同结构结合凯特曼恩所提出的“同理他心”（himpathy）概念——男性作为父权社会的取用者，理当获得来自他人（尤其是女人）的倾听与体贴，因此女性被期待要对男性表达出谅解和宽容——结果便是人们会给予身处权力位置的男性格外丰富的同理心，仅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并为其错误寻找解释，进而原谅。

因此，当某些人说出带有歧视意味的话语时，我们会听到人们提出各种善意的解释，包括“那只是无伤大雅的笑话”、“他只是失言”，或“他们只是还没长大、需要学习”，等等。然而，尽管这些解释可能说出了某部分的真实——例如发言者可能确实没有“恶意”或还年轻——但关键的问题是，这类无法觉察伤害和不长大的“天真”，往往是因为个人身处于一个受到保护、享受资源，并且他人经常会不自觉为自己著想的环境之中。用一句网路用语来形容，当我们感到岁月静好，往往是因为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天真与不长大的自由。对于受压迫的群体来说，不长大的代价太过巨大。更重要的是，当某些人不长大，或是未能察觉到自己的言行尽管不带有主观恶意，却仍旧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又或是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干话”可能对其他群体带来怎样的压迫现实时，这些负面的后果是由谁来承担？又是谁必须提前长大、成熟，好去回应、对抗这些巩固封闭价值与权力体制的干话？

说到底，某些人的玩笑建立在特定群体长期无法摆脱之偏见，某些人的“干话”则源自于另一些人的被消音；某些人的“没有恶意”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他们从来不会也不需要注意到其他人的伤痕，而某些人的不长大与长不大，是在资源和权力的保护底下，所打造出的安全感。也因此，当我们反省这些玩笑和干话时，关键不应该是指出“谁不可以被开玩笑”，而是需要检讨并挑战，在背后支撑著这些玩笑与干话的资格感和权力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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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最早提出此一理论的是骆明庆教授，他于2002年发表论文论文《谁是台大学生？－性别、省籍与城乡差异》。

注2：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进入名校的学生都会培养出这些能力，其他因素也有可能影响这些能力的产生，例如家庭环境、父母性格，以及性别、种族等等。比方说，男孩们经常被教导自信展现自己是好事，但相对地，女孩则更常被提醒要培养谦逊、温和和倾听等“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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