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著伤口继续行走在世间

几年前在网路上看过一个无厘头的多格漫画，好似是从日文漫画翻译过来的，画的是一个带著伤口活了一辈子的男人。男子小时候胸口中了一弹，汩汩流血，他没有去看医生，而是用一只手捂住伤口，眉眼挣扎之间，仍在按部就班生活。接下来一格又一格里，他逐渐长大、成熟、衰老，捂著伤口的姿势维持不变，人总在奔赴做下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读书、考试、找工作、结婚、生子、教子、赡养父母，直到最后“自然”死亡。

伤口一直在，每一格血也继续流，他硬是这样活了一辈子。

可能因为画风很丑，更可能是彼时时代对我们尚还手软，总之我看的时候只觉好笑。到今日，才发觉这男人原是我们的真实写照，在这狗一样的岁月里，多的是血流满地、匍匐“正常”生活的人。

台北，一个不知道自己受伤的人

五月，西门町，拜旅游签证重开之光，人潮汹涌。某个窄巷里，午饭后人渐渐多，大家站在“飞地”书店内外，或买书、或饮酒，杀时间。再过不久，刘以达和潘源良的对谈就要开始。被影迷和歌迷爱称为“方丈”的刘以达最近出书，此次来台既见朋友、又宣传新书。

而我知道这次活动则是因为久未见面的好姊妹乌云。乌云是蒙古族女孩，大学时拿到一所香港大学的奖学金，从边疆去香港读书，毕业后又留港工作几年。最后因为家庭原因，返回内地工作。她热情、勇敢、美丽，像小火焰般明媚温暖。这几年，她在公司不断升职，忙得到处出差，马不停蹄。好容易累积假期，飞来学生时代后就再未来过的台北休息。

我们这几日住在一起，每晚聊到很夜才睡，谈家人、谈工作、也谈爱情和政治。我一直知道她工作辛苦，却没想到其中很大部分是为著人际关系和社会气氛——“公司里没有谈得来的人，比如聊到香港，说一句话就知道再说就给自己找麻烦；新来一位很漂亮的女同事，总被老板揩油，我为她说话，其他同事却揶揄说漂亮女人不需要帮助，她乐在其中。”乌云很早就有意识得把身边人分类，朋友是旧的多，同事就只做同事。每天午饭她一个人出去吃，有意和同事保持距离。很多从香港回大陆工作的朋友都有类似故事，一位好友在高校教书，整个院系的老师她都“非必要不说话”，一是无话可说，一是怕被人举报思想不端。还有位好友工作内容倒是没这么高危，但每次他和同事说点深度的东西，就被批评是“高级华人”，“想太多”。

乌云高中时代听到达明一派的歌，看到世界的另一种样子，动心申请去香港读书。她还记得看新闻说刘以达参加游行，才知道游行的概念。今次飞地的活动她当然参加，我们来很早，见到刘以达之前，意外得先见到香港——书店里有不少关于香港的书，或是香港作者的著述，还有带有香港元素的文创品，譬如明信片、文字T。乌云流连忘返，什么都想买，但又害怕在海关被查，犹豫不决。人多起来，我们尽然在这里碰到她之前的老师、室友，还有很多我的老友。我知道这些年很多人移民台湾，但一天遇到十几个熟人才惊觉实在是很多人。

方丈落座，在主持人曾志豪和对谈嘉宾潘源良的帮助下，用半生不熟的国语侃侃而谈，似乎没说什么，但总引来笑声连连。期间他说：“我很喜欢台湾，也很喜欢荷兰，但是我不喜欢内地。”在座一多半来自香港，此时心有戚戚。乌云脸色暗沉一下，也笑。超时对话完成，她兴冲冲找方丈签书、签T恤，又请我帮她拍照。

我以为她都是开心，可回去路上，她叹口气说：“我觉得好难受，我都不知道我原来很难受。很多在别处那么寻常的东西，我们都被剥夺了。”我想起我们最初认识的那些年，很多东西回忆起来才发现已经不见了，比如她爱带我去的Hidden Agenda，比如占中有天她借给我却被我丢了的外衫。我们都低头隐入生活，以为失去的仅仅是青春，是每一代人成长的必然。但“失去”也许是一个错误的选词，不但以前相信的、热爱的不见了，替代这一切的是硬塞给你、难以下咽的今天，更不想提再往前那近乎绝望的未来。

本来她安排去台东、南部，很多行程。但最后都只在台北，她每天仍走很多路，见朋友，也和陌生人说话，想要把时间尽可能延长，沈浸在偷来的梦境里，一晌贪欢。在路上她拍了很多很多相片，天空、云彩、美术馆、素食店、烟尘里的台北小巷，还有一张写著哈维尔名句的海报——“在真实中生活”。她踌躇很久，要不要把这些相发在社交网络，“公司的人知道我来台湾玩都觉得不妥，在两岸关系这么紧张的时候，来台湾就是不懂事。”晚上我们煲剧看台剧《人选之人》，边看边感叹：“怎么办呢，人家台湾已经在拍女性执政以后如何如何，同婚如何如何，我们还在忙着给鹦鹉史航洗白⋯⋯”

邻近假期结束，她愈发不舍。我很久没去内地生活和工作过，只能努力理解那种拒绝和恐惧。那不是享受了所谓“小清新”后要回去朝九晚五的忙碌，而是重新呼吸到新鲜空气后又要窒息。但，总是要回去的，临走前她在instagram的照片配文说，此行才知道自己长久以来受到了很大的创伤，但知道好过不知道，要开始慢慢疗伤。走前，她买了些书，准备过境香港的时候送给朋友，也可以再去香港时候到朋友家去读。

又几日，我在她的instagram和朋友圈还是看到了这些照片，哈维尔海报藏在最后一张。

耶鲁，PTSD

耶鲁附近有家独立艺术空间，三月里这里有场群展。我和T刚好在城里，就分出时间特地去看。

那天我们走了很长的路，天又冻。去到空间总算有暖气，两个人都松懈下来。看过大部分展览之后，我们停在放电影的小厅。正在循环播映的是部来自香港的短片，两个男同志的爱情故事，从年轻到老。很慢，很慢，因为慢，也诗意。两位主角年轻时相遇，差不多是我的同龄人。初初恋爱的时间也就是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又潜入地下的这些年。只是他们更像活在平行时空，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日益艰难的经济生活、情感中的推拉折磨还有出柜时的家庭痛苦，主要是私人空间的事，没有抗争、没有法庭。时间向后蔓延，他们一起变老、生病，走近人生终点，二十多分钟演了一生，演职人员表伴著背景音升上来。我们坐在那里静静看，看到熟悉的电影人朋友的名字一一滑过。忽然，在背景音里夹杂了一阵奇怪的噪音，又仿佛是人声。

T向来对声音敏感，我于是问：“你有没有听到奇怪的音效？”

他点头，解释：“那是，那是催泪弹打向学生的声音，是人群呼喊四散的声音！那音质听得出是现场录制的⋯⋯”话音未落，他鼻头发酸，眼泪扑面，整个人向后仰。我们在空间又坐了一阵子，等他平静，才起身。

“对不起，我都没想到我的情绪反应这么大。就是在回答你问题的那一瞬间，仿佛一切都回去了2019年，热、湿、口罩粘著口无法呼吸，烟雾，水枪射过来蓝色的水，年轻的学生⋯⋯再听，那段音效已经不见，仿佛是我的幻觉。”

T去年搬离香港。他本是顽固派，怎么劝也不愿意走，问他为什么，他会给一个乍听上去很理想主义的说法：“我想看看历史的现场。”但我知道那是真的。他不爱流露感情，不会说“爱香港”这样的话，但他和这城羁绊很深。这些年，他一半的人生都在街上，直到不能再上街；另一半寄托是和朋友守望相助，直到朋友或被赶走、或是移民。等到他至好的公务员朋友都用脚投票，放弃高薪工作，走落英国，他发现又爱又恨的香港被压缩成了一个空壳，人最好待在家里，除了揾食哪也别去，像他这样爱打抱不平的性格，出去早晚出事。

决定要走前，他躲在新旧港产片看香港。他说近些年的港产片里其实有很多导演暗插进去的细节，例如对抗现场录制的声音，例如抗争者眼见即明的标志建筑。“大家心领神会，但也不要讲出来，《国安法》和《电检》高压之下，讲出来就是害人。”

三月的新英格兰乍冷还寒，我们把头缩在衣领里，我担心他还是情绪不稳定，拉住他的手：“是不是应该看看医生。”他的手还暖，“看吧，我也没想到我刚才会支架不住；我这几年都在吃抗抑郁的药物，但确实没有看医生。你知道的，在香港，医生又能怎么样呢？”

不久后，T加入一家州立大学的政治PTSD研究治疗实验小组，病友中没有人经历过这些年的香港，多是从中东回家的美国老兵、来自加勒比和中南美洲的移工、还有被种族歧视伤害的少数族裔，人类的苦难汇聚一起，这多少让他有些释怀，“原来我们这个时代到处就是痛苦，我并不比人多一些，倒也没有一蹶不振的理由了。”

温哥华，说不出口的选择

第一次来温哥华，事先请问刚移民过来的艺术家朋友L，酒店订在哪里好。他好热情提供大量信息，然后我们约好去日本餐厅去寿司，他订位，又问：“你今次是几个人来，住几天？我都叫几个朋友来一起好不好？”

提前两天订下细节，还是来了好几个他的朋友。坐下寒暄不久，即发现大家都有很多共同认识的好友。世界之小，香港之大。他们中有十年前就来的老江湖，也有前来一探是否有工作机会适合移民的。L去年到，本想香港、温埠两边跑，但试了几次，无论从东向西、还是从西向东，都要三四个星期才能从糟糕的时差中恢复过来，身体吃不消，工作也难以专注。

最近回去为两件事，一是重开的香港巴塞尔艺术交易展会，一是探仍然居住在香港的父母。对对时间，我们原来有一段时间都在香港，只是彼此都没有告诉其他人，默默处理好事情，旋即离开。

我说本想著回去要多见见朋友，但每次回去，都很压抑。明明香港那么方便，见人哪有北美这么麻烦，可就是会自闭，也不愿意在社交网路发相片。巴塞尔的时候，我半个社交网络的朋友都在香港，看他们刷香港恢复正常，刷在香港看《悲情城市》的各种感悟，刷在港九聚会饮酒的照片，刷在会展看秀或展览自己作品的影像，我只觉得难受，好像那种欢乐像是从另一个未来传送过来的全息影像，不然它是假的，不然我是。

L当时也在香港，他是盛名在外的艺术家，但他一张相也没有发，一句话也没有post，他的解释让我忽然明白自己的纠结：“就是生气，也有guilt。我不想加入这个重返正常，哪里正常了！但是买机票飞返，共襄盛举，就是被动加入了美丽新香港这个宣传叙事，证明那是真的，但那不是真的！”

回家也是压抑，L人近中年，妻子和孩子跟随他来到温埠，父母还在香港。空间的撕扯背后是政见不合带来的家庭张力：“我们这个年纪上下的人，真的很难。香港很多家庭都有两三个仔女，往往是有小家庭的兄弟姊妹移民，单身那个留下照顾父母，这样手足之间已经有很多矛盾埋怨；而父母中不少建制派，又害怕年老移民适应不到，又生气儿女孙辈黄丝。每个人都无法开心，这些不开心就互相投射，你生气我，我伤害你。”

他的解读帮到我理解这一年来遭遇的很多职场暴力，明明是职权比我高级很多的人，却会明晃晃来剽窃争抢。我去言说，管理层居然解释：“这个年代，大家都不容易，霸凌者也是受害者，大家互相体谅。”当权者的无耻虽然强势但容易看穿，最让我难过的是同辈的语重心长：“香港已经这样了，何必较真，什么也改变不了，其实你好我好大家好，他占你便宜，你之后也可以占他便宜。圈子这么小，不要让夹在中间的人难做，不要让自己这么辛苦⋯⋯”

我把这些讲给L听，很友善和平静的他立刻不忿：“对！就是这种你好我好大家，好咩哉？真是，好咩哉？我真不明这个“好”是什么？有什么“好”？就是钱吗？人人都像人质，不得不做，互相伤害，互相榨取，好咩哉？”

好像是这样的，在巨大残酷的权力下，我们也有了理由对彼此残酷，弱肉强食是相对的，总有比你更弱的不是吗？ 哪怕以闲云野鹤姿态做文化艺术工作也逃不过，新的方向、新的审查、新的机会、新的竞争，你要不要加入，要不要揾食？

这两年流动在艺文界的钱其实并不少，但钱也不可以白拿，计划书里就要写你对社会的贡献。虽然ChatGPT已经可以帮你瞎编出很好的八股废话，但AI可以代替你承担内疚和责任吗？L回忆，十几年前他就和同学讨论过妥协的边界，那时其实一切都没有这么糟糕，但他们早有警觉。他们看到内地的同行如何在高压下能屈能伸，可深知作为香港人的自己缺乏这样的弹性，做不到——“有时候朋友说我，做你这种类型的传统创作，其实很安全啊，不需要参与政治的事情。但只想做不谈政治的作品和只能做不谈政治的作品——这是两件事情，我要不要妥协，然后就只能做不谈政治的作品了？”

他最近做了个决定，要慢慢割掉香港这熟悉的市场，在北美开拓。对成熟艺术家而言，这是很大的决心，要放弃熟悉的网络、熟悉的收藏家和机构。但他觉得自己有得拣的时候，一定要捡。但他又为自己的选择自责：“我知道能出来已经很奢侈，年轻一代根本没有选择。我知道自己不应该抱怨，不应该批评，留在香港的人肯定会生气——你都跑走了，有什么资格批评。我知道，我都知道。”

其实不回去，还有一层理由，他说自己在思索香港离散社群这个概念，很认真思考在这个短语里“香港”是什么，他们要代表什么样的“香港”。

“大家都挂著香港，都想念香港；政府说已经回到了香港的原来面貌。但其实我们想回去的香港已经不在了，回不去了。”

我们当然还会回去，总是要探访照顾父母的。再回去就是再撕扯、再痛苦、再自责一次，这伤口，也许真是一辈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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