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看“做人妈妈甚艰难”：母职惩罚、第二轮班及未完成的家庭友善政策

特约撰稿人艾迪、端传媒记者王怡蓁、图表设计师郭瑾烨

“母亲节快乐！”又到一年一度的母亲节，这天“颂亲恩”的气氛满溢，很多人趁次机会答谢母亲，歌颂母爱的伟大：街头有免费派发的康乃馨，商户有专为母亲节而设的礼物推广，而食肆尽是子女陪同妈妈用餐的人流。

女人即母亲，像很多社会一样，香港和台湾的社会文化高举母爱的神话，将大量女性推向母亲身份，却也往往漠视母亲面对的困难处境。无论是准备充分的母亲，还是半推半就、刚好成为人母，母亲的日常不总是那么幸福美满，反而伴随著各种艰难、倦怠和沮丧。

端传媒从香港和台湾的调查数据切入，呈现母亲的身体经验和人生待遇。常言“世上只有妈妈好”，但数据告诉我们：做人妈妈甚艰难，这个世界对妈妈并非那么好。

成为母亲的身体经验

成为人母首先是一种独特和艰难的身体经验。在约40周的时间内，准妈妈既感知肉体在变化、长成、分裂，身体存在一个自身无法全然了解和控制的小小他者，同时自己的身体又被医疗体制和他人密切监察和指导，时常感到紧张和焦虑。

当女性刚感受到当妈妈的喜悦，身体发生的变化往往给准妈妈当头一棒。在怀孕初期，恶心、呕吐、心口灼热、尿频、便秘皆很常见；到怀孕中期，随著体内激素的进一步变化和孕妇胎儿的长大，小腿抽筋、静脉曲张、脚痛、肩颈痛与腰痛、皮肤痕痒出疹、痔疮、妊娠纹常常令母亲感到不适。到怀孕后期，急增的雌激素令身体的水分大大增加，并积聚于脚踝，所以有八成的孕妇会出现脚肿的情况。而子宫愈来愈大，使膀胱的容量减少，孕妇很快便会有尿意。

这些孕妇不同阶段的身体变化，无不影响妈妈的起居饮食、生活作息和活动范围，既是属于自己的，需要适应和共存，另一方面也有一种被监察和规训的“异化”。

“在陌生的医生们面前袒露肚腹，接受科学的测量、按触以及品头论足；努力记忆指导手册上列出的正确饮食、对胎儿无害的体操动作和睡觉姿势；因为偷喝了一杯咖啡而心生愧疚，或者因为早晨没有感受到胎动而惶惶不安。似乎谁都有资格批评我，而我从来没有像怀孕时期那样渴望‘正确’。”一位论者就如此记述怀孕的身体经验。

经过约9至10个月的怀孕期，妈妈子宫内的小宝宝便准备呱呱落地。分娩可能是女性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之一，临产前可能有三个征兆，包括阵痛“作动”、见红和穿水。这些征兆没有先后次序，甚至可以同时出现，但只要有其中一个出现，就要赶快入院。而整个分娩进程历经“宫缩”、“分娩”和“胎盘娩出”三个阶段，历时约12至14小时。

尽管医疗科技已令分娩更加安全，但一项美国的统计显示，高达三成的孕妇视分娩为创伤。而当新生婴儿来到，由于荷尔蒙的变化、角色的转变、照顾婴儿的挑战和家庭的问题，妇女在分娩后的一段时期，可能有较高的风险患有情绪问题。根据资料，约40%至80%的产后妇女有“产后情绪低落”，其特征为情绪不稳定、易哭、失眠和烦躁不安。另外，全球产后抑郁的患病率介乎13%至19%，而香港大约每十名妇女便有一名在产后出现抑郁，台湾的妇女产后忧郁症盛行率也介于10~26.8%。这些妈妈或会情绪低落、对日常的活动失去兴趣、食欲不振、疲倦及缺乏活力、失眠或早醒等，有些更会自责和对自己无法照顾婴儿感到过分内疚。

而母亲的产后身体恢复，一般需时六周身体各器官才开始恢复至怀孕前的状态。日本、荷兰等国家提供丰富的产后服务资源，所有产后都可以享有8到10天的免费产后服务，但如台湾的产期照护计划只纳入少部分高风险产妇，一般产妇缺乏公共资源的照料。而产后2到6月又是产后忧郁症的高峰期，台湾健康不平等报告指出，学历越高将造成越高比例的产后忧郁，尤以大专院校学历以上的母亲最为严重。由于女性在家庭中要照顾不同世代，又要在工作与家务中取得平衡，因此比起男性，心理压力更易同时受到工作与家务影响。

暂时或永久离开职场

成为母亲是一件喜事，但却往往意味著暂时或永久离开职场。“你怎样又做妻子又做母亲，同时又兼顾工作？”这样的问题从来不会问一个已婚为父的男人，但却常常是母亲的真问题。基于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社会常常预设女性为妻为母，承担家庭照顾责任，因而影响女性和母亲的生涯空间。

在台湾，2009年开始实施育儿留职停薪津贴，金额以前六个月平均月投保薪资的60%来计算，最长可领六个月。2021年7月1日起，政府加码再发给20%育儿留职停薪薪资补助，总计为八成薪。对象以申请留职停薪且符合资格者可请领津贴，直到2021年，12年来，共计有93.6万人申请育儿留职停薪津贴。

不过有意思的是，93.6万人中的男女比悬殊，男性仅17.4%，女性82.6%，意味著更多是母亲申请留家育儿。2022年1月18日，政府为鼓励生育，将原本只能“单人申请”的育儿留职停薪津贴改为爸妈双人都可以申请，相当于，生育一名孩子，爸妈可以申请共计12个月的津贴。

在香港，壮龄妇女（25-54岁）的劳动参与率明显受生育影响。根据2021年的统计，未婚妇女的劳动人口参与率高企于90.6%的水平，但该比率在婚后仍未有子女时跌至78%，并在她们育有15岁以下子女时显著下跌至仅55.5%。在2018年，没有投身职场工作的壮龄女性多达45.8万人，当中九成曾经结婚，五分之四是母亲。虽然部分家庭主妇自愿选择离开职场，以便全时间照顾子女，但亦有部分女性由于要料理家务，因而勉强放弃工作。在25-54岁非从事经济活动的女性中，多达81%表示“打理家务”是导致她们不就业的原因，之后的是“患病”(5%)及“进修”(2%)。由此可见，生育是女性是否参与劳动人口的转捩点，它使女性的事业生涯较男性短，亦导致论者所指的“母职惩罚”。

台湾的数据也类似，根据国发会以及劳动部的统计资料，台湾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逐年参加，在25至29岁达89.9%，不过在29岁后就一路下滑。而短暂离开职场后，母亲也面临是否能够重回工作岗位的困难。日本、韩国在50岁左右有二次就业的高点，因小孩长大，家庭照顾压力下降，因而选择非全职工作再度就业。但在台湾，多数人认为，非全职（或称部分工时）就业为屈就、需要赚钱糊口养家的工作型态，因而宁愿不选择非全职工作。根据统计，30到39岁的台湾女性不就业的理由过半数为照顾未满12岁子女，40岁到64岁则有过半数理由为做家事。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较有资源的家庭可以聘请别国的母亲来担当自己家庭的母职，令已婚妇女投身劳动市场。数据显示，25-54岁的母亲若与外佣同住，其劳动人口参与率于2018年高达77.4%水平，远高于没有外佣家庭的55.5%。然而，聘请外佣的家庭需通过入息和资产的审批，家中亦要有独立的空间予外佣使住宿，只有较富有的家庭才可负担。

在收入和职场晋升空间方面，女性和母亲也可能因为固有的性别角色规范而受限。据2021年的统计数字，女性的每月职业收入中位数是1.75万港元，较男性的2万元为低。而职业属于经理及行政级人员、专业人员和辅助专业人员的女性比例为35.3%，同样较男性的比例（46.2%）为低。至于本港上市公司中的女性董事比例更只有14.2%，当中三分之一的香港上市公司根本没有女性董事，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属落后水平。

台湾劳动部的资料则显示，虽然10年来，女性的占比逐渐提升，但台湾女性担任主管职的比例与男性仍有显著差距。2021年台湾女性担任主管职（民意代表、主管及经理人员）有11万人，从10年前的21.6％上升到30％，其中，民选首长的比例为18.5%。而全球女性担任主管职比例最高的国家为美国（45.3%），其次为瑞典（43%）。台湾在亚洲国家中高于韩国（16.3%）、日本（13.2%）。

不过，台湾立法委员在2021 年底达 42.0%，2022 年 1 月第 10 届立法委员补选后，女性占 比提升至 42.5%，创台湾历史新高，在全球排名上，居第 25 位、名列亚洲第 1 位。

回到香港，某种程度上，很多香港妇女退出职场发展并非一个自主的选择，而是托儿设施和家庭友善政策不完备的结果——这些缺失压缩母亲发展的可能性。香港位处全球最劳累城市之列，每周工时中位数达43小时，难以配合照顾幼儿的责任。有关育儿的假期主要是14周产假和5天侍产假，除此之外亲职假期缺乏，也欠奉弹性工作安排的法定权利。

在幼儿照顾服务方面，港大顾问研究全港每年需要约3.27万个0-2岁的幼儿照顾名额，但现时只有1924个名额，短缺百分比高达94%。在2-3岁托儿需求上，研究估算约3.6万个，相对现时幼儿中心的33,457个名额，短缺率也有约7%。另外，多年来香港的幼儿照顾服务亦被指服务时间不灵活、位置分布不均衡和收费昂贵。

至于课余托管服务，按 2021-2022学年学生人数统计，全港现时 6-12 岁的学童有348,994 名，但由非政府机构营运的资助课余托管名额只有6,497。

母职惩罚

在职场的世界，母亲遭到歧视、不友善的对待甚至惩罚并不罕见。当准妈妈告知雇主怀孕消息的时候，她们面对的未必是祝福，而很可能是嫌弃。准母亲和母亲的能力和努力可能受到怀疑，被认为对工作的投入程度更低、可靠度更低，不是理想员工。

在2019至2022年，平机会共接获1,342宗关于《性别歧视条例》的投诉，当中26% (344宗)是涉及女性因怀孕而被不公平对待甚至被无理解雇。

根据2018年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工作间的家庭岗位歧视之研究》电话调查407位雇主和1,003位雇员的结果，逾四成雇主和三成雇员同意在招聘过程中“香港公司和行内不雇用照顾年幼子女的母亲是可以理解”的，显示照顾年幼孩子的母亲在香港职场中面临更严重的家庭岗位歧视，亦反映职场中“对母亲身份的惩罚”受到颇为广泛的接纳和容忍。

在同一个研究中，研究团队亦进行样本数目为102名雇主（或雇主代表）的半实验调查：首先编写资料内容相若的简历，然后修改申请人性别及家庭岗位，以此探讨雇主对不同家庭岗位的求职者的评价及其聘用决定。

研究显示，透露照顾家庭责任未必显著影响雇主对求职者能力、承诺度及晋升潜力的看法，但在作出聘用决定时，雇主对需要照顾子女的父亲和母亲有区别对待。对男性而言，照顾责任可能给香港的雇主留下正面印象，是一种性别红利，但负有照顾年幼子女责任的母亲则在聘用决定却处于劣势，尤其在中层管理职位时更加明显。这显示负有照顾年幼子女责任的母亲求职者容易有“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

除了求职的不公，2016年平机会发布《中小企怀孕歧视状况及对在职母亲负面看法之研究》亦披露母亲在工作环境面对怀孕歧视和不公平对待的情况。该研究在母婴健康院及医院的妇产科面访1500位正在怀孕、在过去一年曾生育或育有六岁以下子女的中小企 (规模属<50名员工) 女性雇员。

研究结果显示，每五名在职妈妈便有超过一位（22%）表示便有一名曾遭受歧视，包括包括在怀孕、产假期间及/或产后复职一年之内。具体来说，在怀孕期间有21%受访员工曾遇到不良好的对待，如不能请病假作产前或产后检查（58%）、遭雇主或同事不礼貌对待（51%）、雇主单方面改变聘用条件（12%）等。在怀孕期间任职中小企并在产后返回原工作岗位的被访者中，有11%表示曾遇到不良好的对待，最普遍经历的不良好对待是请假作产后覆诊不能以病假计算(38%) ，其次是雇主/同事的不礼貌对待 (35%)和失去升职机会（15%）。

至于任职中小企并在访问时有6岁以下子女的受访在职母亲中，有20%表示她们在请假照顾年幼子女方面遇到困难。大部分遇到困难的受访者表示她们就即日/临时申请的假期不获批准(66%)，约三分之一遇到困难的受访者表示她们遇到有同事对自己请假感到不满。

作为照顾者的母亲，只说不做的伴侣

照顾不单是爱的体现，还是体力和情感劳动。母亲之辛苦，还在于她们预设是家庭事务的“第一责任人”，担任这份7X24、永远挂心却往往被认为是“较不重要”和“较闲”的工作。对很多双职母亲来说。她们不单日间需出门上班，工作回家后还要上第二轮班，奔波在职场和家庭之中。在很多时候，男性在家务上或是低度付出，或是只想不做。

根据台湾行政院性别图像指出，2016年，台湾已婚女性无酬照顾的时间平均每日为3.88小时，而丈夫却只有1.31小时，为丈夫的三倍之高。其中以照顾子女平均花费最多时间，为1.21小时。直到2019年，有偶女性的无酬照顾的时间平均每日上升到4.41小时，而丈夫为1.48小时，其中，女性以做家事每日2.22小时为最高，其次是照顾子女。

为何，相比三年前，男性做家事的时间已多了0.35小时，女性的无酬照顾时间却比三年前更多？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副教授刘亚兰曾撰文提到，康乃尔大学哲学系的副教授凯特・曼恩（Kate Manne）在其著作《厌女的资格》中指出，当伴侣为全职工作者，且成为新手爸妈后，父亲在家工作量增加10小时，但母亲的工作量却增加为20小时，母亲要承担加倍的家务工作，且根据调查，父亲可能高估自己贡献的家事量。因此刘亚兰认为，男性配偶做家事时间虽略为增加，但有可能是高估。

在香港，根据2015年香港政府统计处就家务分担情况的调查，有近三成半（34.6%）的已婚男性在其住户的家务分担为零，而分担家务超过四成的受访已婚男性只有25%。与此相对，分担家务超过四成的受访已婚女性有66%。同一份调查同时显示，已婚女性平均每日用于照料家人和做家务等活动的时间为3.6小时，比已婚男性的1.0小时多2.6倍。

在2020年，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亦就双职妇女家庭分工及压力发表调查，研究以问卷访问462名双职妇女及351名伴侣为双职妇女的男士，了解双职妇女家庭分工及压力问题。研究显示，受访男性在多项家务劳动中都期望夫妻分工各半，但实际上却是女性主责。例如照顾子女用膳方面，虽有62%的受访男士希望分半，但实际上只有35%的受访男士分半，另有60%的受访男士称由女性主责。虽有五成的受访男士希望分担加入/参与家长群组的工作，但实际上有超过七成的受访男士称由女性主责。

据此研究，也有一些家务是夫妻双方都期望分半而实际上也分工相对平衡的，如赚取金钱养家、为家人做决定。整体来说男士参与“财务及决策”家务工作的比例，较子女教育及家人照顾为高。

同一研究也有进行聚焦小组访谈，记录双职母亲的真实感受。有受访者表示“传统思想男尊女卑，屋企大男人成日觉得‘小事唔好烦我’”、 “家务要叫佢先做，就算做，都系要睇佢心情”，以及“佢又返工，我都返工，点解佢都唔肯帮吓手呢？”等。

结语：一日为母

成为母亲是毕生的事，这不单是说母职影响个人的职涯发展、人际关系和角色责任，也关乎母亲的退休收入和晚年生活。

在台湾，性别图像显示，退休之后，男性领取的养老金比女性为多：劳工保险及公教人员保险不论年金或一次给付，男性领取金额均高于女性。在性别落差幅度方面，劳工保险老年一次金给付女性领取金额仅占男性75.3%，落差最大，劳工保险老年年金及公教人员保险养老年金次之，女性领取金额约占男性88% 。

与此同时，台湾女性的平均寿命却比男性要长：全体人均寿命每年都有增长，女性人均寿命一般比平均寿命高4个百分点，男性人均寿命则低于平均寿命2-3个百分点。

在香港，现时仍没有全民退休保障，其退休保障以强积金为主，即退休后不会每个月领取退休金，而是在退休时一笔过取回强积金供款。这种制度并不认同照顾家庭为“工作”，只与“有薪工作”挂钩，要求雇员和雇主分别按月供款工资的5%。因此，很多全职妈妈被排拒在强积金制度外，而双职妈妈也因“母职惩罚”而造成累积强积金结余较低。

根据一份研究的推算，若按全港收入中位数计算，男性工作40年累积的强积金结余为港币$1,213,104，而女性则为$926,428。香港一般的退休年龄为65岁，而香港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为87.9岁，比起男性的83.2岁长。换言之，女性的退休收入更少，而晚年时期更长。单就强积金来算，退休女性在预期寿命内平均每月只有$3,371元可供开支，比男性的$5,555少近四成。

女性不必然成为母亲，而成为人母也不应是女性的自我牺牲和对女性的剥削。我们的世界——从职业设计、价值等级、社会文化到公共政策——何时才能更加公正和友善地对待她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