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中国不好，不能说外国好”：中国大陆出版业“逃避统治的艺术”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下称《叫魂》）继续在北京万圣书园2023年3月的畅销书排行榜中占有一席之地。

自2022年5月登顶中国大陆这一最知名独立书店每月畅销书榜首以来，《叫魂》已连续上榜11个月。

《叫魂》于1990年首次出版，该书描写了清朝乾隆年间一项名为”叫魂“的妖术引发的社会恐慌，重点分析了事件背后从帝王到基层官员之间多层级官僚的运作机制，展示了恐慌与流言如何搅动”盛世“的王朝政治。对于这本书至今被读者追捧的现象，书评作者吴清翔评价道，这就是图书的生命力所在，“当然在有些人眼中，这也正是图书恐怖的地方”，他补充说。

与《叫魂》在万圣书园的霸屏截然相反，中信书店和西西弗书店这两家大型连锁书店早在2022年10月前后便已将该书悄然撤下。

而与有形的消亡相比，无形的消失更易蛊惑人心。

2023年3月，中国大陆一家专注图书行业咨询的商业机构发布《2022年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大陆出版的新书品种数相较2021年减少2.5万种，其中原创新书减少5000种，引进新书减少2万种。

新书品种的减少对大众而言无从觉察，但获得出版资格的图书所传递的内核却在潜移默化中慢慢渗透进公众认知的肌理。

对于减少的新书品类，多位图书编辑总结称，近两年来，大环境所迫，出书的一大原则是“不能说中国不好，以及不能说外国好”。

万圣书园的创办人刘苏里将图书出版行业面临的这种境况形容为“水已经淹到了脖子”。作为万圣书园的创始人，他在竭力呼吁出版机构不要让一些书消失，“要让知识的池子、思想观念的池子、艺术文化的池子，保持一定的浓度，这样在有人愿意跳到池子里后，才不至于喘不过气”。

被垄断的叙事权力

“没有人会哀悼旧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它所造成的社会伤害也已超出了仅仅压碎几个无依无助的游民踝骨的程度。”

在吴清翔看来，《叫魂》带给大众的情感共鸣根植于疫情三年公权力的肆无忌惮，只是人们苦于找不到新近发行出版的相关图书来进行知识情感寄托，转而只能在故纸堆里寻找现实的映射。

“对于疫情期间的所作所为，官方迄今没有任何反思，徒留大众自行愈合伤口。但是不反思、不追责，强行假装过去三年的种种事件没有发生，并不意味着这段历史可以荡然无存。《叫魂》的再次畅销，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便是公众的‘追责’。”

2023年4月1日，上海封城一周年之际，有读者指出此刻重读《叫魂》，可以将200多年前的历史与当代史无缝融合，并戏称这本书的现代名称完全可以改为《清零：2022年中国的荒诞社会》。

但这也仅是民间很小范围内、极具影射意味的“追责”。事实上，中国大陆的学者、作家在《方方日记》之后再无人公开写作出版关于疫情防控、公权力失控的书籍。这意味着，到目前为止，对于刚刚过去的三年，中国知识界没有成体系的记录文本留存。

在周晓看来，这是国家权力垄断公共叙述的一个鲜明例证，并表示：“那减少的几千种原创图书中，也许就有中国知识分子想要就疫情管控所做的公开表达，只不过他们被剥夺了叙述的权力。”

周晓是一家知名出版公司的图书编辑，在他的认知中，对国家权力的忌惮早已是中国出版业的传统。他对民营出版机构绝对不能触碰的禁忌随手拈来：“包括党史在内的近代史、国家领导人的传记、民族问题等等都属于绝对的禁忌。”

这些禁忌在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的相关规定中有明确表述，其中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内容选题；中国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重大事件、重大决策过程、重要人物选题；专门或集中反映、评价“文化大革命”等历史和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选题；反映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经济、政治、历史、文化、重要社会事务等选题；涉及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时期重大事件和主要领导人选题等12个方向的选题内容被称为重大选题，需要向国家有关部门备案，未经备案批准的，不得出版发行。

与上述规定的明文训示相互配合，逐渐收紧的潜在隐形规则也在发挥着越来越震慑人心的作用。

李佳明形容这种收紧为“风声鹤唳”，“没有任何人告诉你出版的尺度在哪里，而是对所有可能敏感的题材采取‘一刀切’的政策，即一律不许出。”

李佳明同样是一名资深的图书编辑，曾着手策划过几本关于纳粹德国的图书，但在层层审核中，无疾而终。“从始至终都没有人告诉我不能出的原因是什么，给人感觉这就是审核部门的任意而为，所以有时候出书真的靠的是运气。”

在周晓看来，这种从不明确告知原因的做法，大概是审核部门害怕留下把柄，不希望相关审核意见被二次发酵，想要低调处理审查事宜的手段。“毕竟对文化产业的重拳出击折射出的是权力的狂妄、鲁莽与肆意，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不过在刘苏里眼里，对图书的“迫害”和设置的禁忌，更像是一种固有的“民族基因”，一种从“焚书坑儒”延续下来的权力对“求知”的恐惧。这种恐惧让审查暗箱中的手起刀落变得更加残酷。

周晓和李佳明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即关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图书越来越难出版了，“尤其是关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书。放在十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至于不让出的原因，我同样只能猜测，因为这些国家同样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其中很多国家甚至制度已经失败了，官方应该是害怕相关书籍会影射一些什么，比如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以社会主义之名施行的人道主义灾难。”李佳明指出。

作为中国最负盛名和影响力的出版品牌，理想国曾分别在2014年和2016年出版了“苏联三部曲”——《苏联的最后一天：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这三本书被收纳进理想国译丛系列。但在2017年这几本书便沦为“禁书”，被从各大书店下架，并被禁止印刷发行。

对于出版这些图书的初衷，曾在理想国工作过的徐明生直言：“十年前，中国崛起的声浪非常大，而崛起的声音发出之后，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与之前不再相同。但世界究竟是怎样的，我们仍旧需要去解读、去了解。此外，世界上很多国家也都和中国一样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如何处理‘国家伤痕’（例如文革遗伤），我们需要去学习他人的经验，这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强大。”

如今，对于自己的身份定位，徐明生展示了出人意料的坦承：“就是一个图书贩子”。而理想国初创时，在对别人提及“理想国”这一名称时，徐明生会感觉不好意思，即使这个名字凝聚了理想国创始团队的情怀与抱负，他仍担心这个品牌难以承受这三个字所蕴含的社会寄托。

另一面，有台湾学者曾致电理想国编辑部，指出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是一个思想禁锢、封闭的世界，是苏联式的乌托邦，中国共产党也曾宣扬要建设一个这样理想国。因此，为摆脱这个名字可能的负面影响，在思考其相应的英文名称时，查阅大量资料后，理想国当时的负责人决定采用“Imagine”，“想象另一种可能”，徐明生说。

“此书不禁，恐危及国本”

“将国家与百姓对立起来，强调国家的富强必须建立在百姓的愚昧与贫穷之上，这是商鞅变法的核心理论。百姓越弱、越愚，国家就越强越稳定，这是商变法的核心逻辑。”

徐明生不喜欢“启蒙”一词。

“‘启蒙’预设了别人就是愚昧的，这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所以我们后来采取了‘退却’的心态，将理想国的编辑方针改为了‘点亮’。就像一根火柴点燃后，火光虽小，但是光亮却可以传递。这恰似那些书，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的力量，但光亮却从未消失。”

“苏联三部曲”在二手书网站已被炒到近千元的价格。不过周晓认为，愿意花上千块去买一本书的人终究是少数，在二手书网站围观的更多的是带着猎奇心态、想去一探“禁书”究竟长什么样的年轻人。

但所谓“禁书”正在从源头被扼杀，图书多样性的大门也正在被关闭。

中信出版社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2022年出版社接到通知，被相关部门要求需提升原创新书的占比，这意味着从国外引进图书的数量将被缩减。

这一信息有数据作为支撑，2022年中国大陆原创新书的码洋（指全部图书定价总额）占比超过了30%。“结合2022年减少的上万种图书，这个数字并不能说明中国出版业原创能力的提升，而是图书引进在进一步收紧。”上述工作人员表示。对于这种操作的初衷，他坦言，国家层面想要宣传中国文化、提升文化自信，减少外国图书的引进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而李佳明在工作过程中也清晰觉察到美国作者与台湾作者的书出版难度在不断增大。“原因同样只能猜测，前者估计是因为中美贸易战，后者则是台海局势不稳定。”

这昭示着，在中国大陆，图书出版正在被国家情绪裹挟，步履踉跄。

一个例子是，美国约翰·霍普斯金大学副教授Tobie Meyer Fong（中译“梅尔清”）撰写的《躁动的亡魂：太平天国战争的暴力、失序与死亡》繁体中文版已于2020年6月在台湾出版，简体中文版的版权被浙江大学出版社购买，但直至2022年版权到期仍未能出版发行。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态度并不明晰，多呈暧昧、纠结的姿态。包括太平天国运动在内的农民起义，一度曾被官方渲染为底层人民反抗暴政压迫的正面案例，这种说辞在一定程度上会烘托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农民运动夺取政权行为的合法性。但近年来，这种底层人民通过暴力夺权的事件不再被推崇，吴清翔认为这或许是《躁动的亡魂》一书难以被引进的直接原因。

“等国家再次需要通过农民起义来为政党正名或者宣扬共产党正面战场的作用的时候，或许这本书就能够出版了。”中信出版社上述工作人员表示。

而国家意志的展现相比于无法出版的图书，在已出版的图书上体现的更加赤裸。

2021年1月，美国作者乔治·帕克的《下沉年代》一书在中国大陆出版，在出版一年后的2022年火爆各大书店畅销书榜单。这本书描写了美国的经济衰退对普通人带来的影响，勾勒了华尔街、曼哈顿和好莱坞之外的美国底层社会。

对于这本书的过审及火爆，李佳明分析称，除了作者本人卓越的表达能力呈现出来的文本吸引力外，这本书阴差阳错的“迎合”了当下国家的主流叙事兼国人的心态，即“美国也没有那么好”、“美国不行了”、“美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美式民主已经破产了”。

但与充满民族主义论调的追捧不同，仔细阅读这本书不难发现，该书文字背后蕴含了一个文明的自我反思。而能够容纳自我复盘与调试的社会，本身便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但这种反思却被直接无视了。“我们现在的主流导向是将别人对自身的检视当做攻击对方的武器，这是本末倒置了。”李佳明表示。

“自省”在刘苏里看来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如果一个民族无法容纳批评，没有自省的能力，是无法提升自己的，更遑论迈入现代社会。”

而在当下中国社会，“包容”与“自省”恰恰是最为缺失的。在外国图书的引进难度加大及审核标准更具功利性后，它山之石再难以攻玉。

但这并没有阻挡知识群体求知的渴望。

同样在2021年，作家谌旭彬的《秦制两千年》出版，这本书一经面世，便引发热议。在褒贬不一的争论中，迅速挤进畅销书榜单。

这本书通篇讲述了从秦至清的中国封建王朝的帝王弄权与驭民之术，其中一个段落被很多读者在电子阅读平台上进行了标记：“最好的统治者会让百姓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因为他完全不搞事）；一般的统治者会让百姓喜欢他、赞誉他（做一些对百姓有好处的事）；坏的统治者会让百姓畏惧他（以严刑峻法压迫百姓）；最坏的统治者会让百姓恨他、骂他、诅咒他（以暴力控制、榨取、迫害百姓）”。

不喜欢这本书的人认为这本书的“二分法”过于简单粗暴，并没有将很多有必要告知读者的概念细化，取而代之的是先入为主的、笼统的输出了作者的个人判断；喜欢这本书的人则认为，该书直接明了的勾勒出了中国古代王朝的治国之道，而这种对国家和人民的治理手段放在当下毫无违和感。豆瓣上一则对这本书的高赞评论为“此书不禁，恐危及国本”，该评论现在已被删除。

逃避统治的艺术

“后斯大林主义时期，国家并不禁止唯我主义的艺术，国家要求每件艺术作品明确政治立场。禁止乃是一个预设条件：艺术作品须与它的社会背景相联系。它必须在御用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对于《秦制两千年》没有被禁的原因，周晓猜测这本书在进行选题报备的时候，出版社应该是将其归纳到学术类图书了。“和《叫魂》采取的是同一个策略。当成学术著作出版的一大好处是，学术无禁忌，所有问题都是学术问题，都可以发散”，他强调，“这本书关注的是古代史，并没有涉及中国当代史，这也是其能够被‘豁免’的一个原因。”

在李佳明看来，这是图书编辑必须具备的包装技巧。这种技巧在很多图书背后都有所体现。

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谢克耶维奇描写苏联解体后被长期洗脑的苏联人面对突如其来的“解放”所展现的迷茫、不知所措，以及精神支柱顷刻间坍塌后无助的图书《二手时间》在中国大陆出版，2022年3月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打响，此书再度引发热议。

对于这本书的“幸存”，李佳明认为这需要归功于出版机构将此书归类于“文学”范畴，淡化了其蕴含的政治意义。

在他看来，这就是图书编辑在灰色地带可以发挥的作用，“用一些小技巧模糊图书的敏感性，可以统称为逃避统治的艺术”。

而对图书出版机构来说，学习如何“逃避统治”是一个长期的课题。

2022年，李佳明经手编辑的一本关于女性成长的图书未通过审核，一如往常，没有人告知他们未被批准出版的原因。

在编辑团队内部进行了各种原因排查后，他们修改了图书标题，以迎合中国大陆当下鼓励女性生育的政策导向。不出意外，这一次该书获得了出版许可。但李佳明坦言，修改后的标题与书的实质内容毫无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读者会觉得有些书的标题莫名其妙，过审，一切都是为了过审。”

2022年7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的新书《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出版，引发极大关注。谈及这本书的写作初衷，罗新曾在多个采访中强调，他想关注历史中的小人物、关心弱者、为边缘人发声，而不想再将笔墨过多的停留在帝王身上。

但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豆瓣上很多读者对于他提及的“关注小人物”提出了质疑，原因是，细读这本书不难发现，标题中的北魏宫女鲜少出场，作者更多着墨于北魏王室的血腥杀戮，父子、君臣及王室诸多成员之间为了权势的互相倾轧。整本书的笔调暴力且残酷，揭示了在不受控制的权力面前，中国古代王朝倚仗的儒家思想及其所提倡的“仁、恕、诚、孝”荡然无存。

“这是否又是在影射什么？”有读者提问。

在表达不自由的世界，“影射”成为了读者寻求思想自洽的一种途径。

在刘苏里看来，联想是读者在阅读时的一种本能反应，但不能预设作者写作的初衷就是为了影射。“坏的东西本质就是坏的，放在哪里都是坏的。不能认为一个东西放在别的地方是坏的，放在你这里就会变成好的。这两者之间的唯一差别就是，一个制度放在别的地方可以被批评、可以被唾弃，但放在你这里，却不能被批评。”

刘苏里认为，图书的本质是对事物进行的研究，其任务就是揭示事物复杂的面向、内在的机理和逻辑，给与之前没有观察到这些面向的读者以启发和引导。“好的作品就是研究这些东西的，而不是歌功颂德的”。

但这也对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困难时期，守住底线，争取出更多的好书，不只是读者的需要，更是一个文明国家的需要。这就是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如果这一点没有做好，没什么可说的，就是知识阶层的失职，不能将责任全部推到时代身上。历史上有很多黑暗时代，很多人选择站出来说话，因此被关进了监狱，甚至被绞死、被烧死。虽然现在不能这样要求中国的知识阶层，但他们就是吃这碗饭的，责无旁贷。”刘苏里直言。

在徐明生记忆中，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光时刻发生在2012年及以前。在那个时候，任志强还能出资租赁场地，请朱学勤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公开讨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并探讨革命与中国的开放社会等话题。

如今，朱学勤已不被允许出书及公开发表意见。2020年4月，任志强以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司法机关判处了18年有期徒刑。但相对于他被指控的罪名，外界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他对中国国家领导人及相关政策的公开批评而引发的政治报复。

“通过阅读获得解放”

“由于政府开始进行动员，并要求公众遵循国家支持的制度和规范，人们逐渐在不同程度上与政府共谋，镇压了他们自己。”

作为1989年天安门抗议的学生，刘苏里曾被捕入狱，出狱后创办了万圣书园，它被公认为是中国大陆收纳了最全思想类图书的书店。

首次出入万圣书园的人均会被高悬于书架之上的“通过阅读获得解放”几个大字震撼到，这一大胆且极具政治意味的标语与当今中国的文化环境格格不入。

对于如何定义“解放”，刘苏里解释说，一个人有了自我意识后，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解放，而解放在很大意义上是指思想不断觉醒的过程，即不断变得自由的过程。在他看来，与社会和文明的进化一样，人的进化也需要不断的破除禁忌。

但当禁忌不但没有被消除，相反还在不断发挥作用的时候，一个社会的文明及身处其中的人也会走向相反的方向。

“在大时代面前，个体太过渺小，只能被碾压”，但刘苏里同时指出，如果有更多人一起努力，也许会抵挡洪水滔天，甚至改变潮汐的方向。

事实上，有很多人确实在努力，只是没有成功。

豆瓣上流传着一份名为“有版权，但无法出版”的图书清单，其中包括理想国译丛的《人民的悲剧：俄国革命的历史1891-1924》《俄国革命史：1891-1991》《日瓦戈的孩子：俄国最后的知识分子》；甲骨文丛书的《浩劫之地：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欧洲》《斯大林：权利的悖论1878-1928》《伊万的战争：苏联红军的生与死1939-1945》《前朝旧人：俄国贵族的最后岁月》《崩塌：柏林墙的意外开放》《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宫廷》等；以及其他多家出版社包括《遥远的的目击者：阿拉伯之春纪事》《列宁的坟墓：一座共产帝国的崩溃》等书在内的大量社科图书。

对于这些无法见到天日的书目，徐明生表示：“中国现有体制承袭苏联，从这个层面来说，他国即是我们的镜子。他们走过的路，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当然多是失败且反人类的，都能为我们打开一扇认知自己的窗户。但是很遗憾，现在，这些窗户都被关上了。”

作为图书编辑，周晓认为自己及很多图书出版行业的从业者都是有情怀的，但同时也坦承已越来越习惯于自我审查，并将其内化为了一种能力。

“我们清楚读者想要看什么书，但在中国，图书出版与其他市场经济模式下的商品不同，供需关系并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相反，作为出版商，尤其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民营出版公司，我们只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去迎合更多一般受众的需求”。

他曾做过一道算术题：一本拿到了版权但无法出版的书，会对出版社带来多大的损失？“大概十几万人民币，其中包括1至2万美金的版权费用，2万人民币左右的翻译费用，以及相应责任编辑大概两万左右的工资。”

周晓所在的出版公司已经上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选择余地被大幅缩小。出版可以盈利的书，以在资本市场对股东负责，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任务。

那么什么样的书安全且可以盈利？

“十年前，‘启蒙’是社会主流导向，现在，爱国生意如火如荼，就看你愿不愿意做了。”徐明生表示。

曾有相关部门向徐明生伸出橄榄枝，问他愿不愿意接下一项国家重大选题的图书编撰工作，并对他表示，这项工作的收入足以让他和他的团队在一年内赚得盆满钵满。但他拒绝了，“我还没堕落到那种地步”。

对当下这种导向，李佳明感到忧心忡忡，“国家并不想让大众接触更多有深度的图书，相反，却乐于见到大家被垃圾短视频包围，鼓励娱乐消费，希望更多的人醉生梦死。换句话说，思想混沌的群体更容易被控制与操控，这也是图书被消失后，作为受益方的国家最喜闻乐见的地方。”

根据统计数据，美国人2022年的平均阅读数量为12.6本，中国在2021年的最新统计为4.67本。

在徐明生眼里，“资深”在图书出版行业并不是一个好词。“‘资深’意味着曾经经历过荣光的洗礼，也正是因为这样，太多的人容易沉溺于过去，变得期期艾艾。”

更为现实的选择是，同周晓一样，依托当下除“爱国”以外的市场需求去制定出版目标，“我经常逛小红书和抖音，想要了解年轻人在想什么，他们需要什么”，徐明生说。

但刘苏里选择不妥协、不迎合。

作为一家没有商业推广，纯靠口碑进行传播的书店，刘苏里对万圣书园颇有自信，“很多年轻人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这里，他们在这里体验到了之前从未有过的书店经历，然后他们就再也没走过。而即使这些年轻人走了，还会有新的人补充进来，他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读者基础。”

荒诞的是，与万圣书园同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的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在官方公布的2019年至2021年图书馆借阅排行榜中，《毛泽东选集》连续三年位列榜首。清华大学新闻学院2022年开学典礼中，学院教授李彬直接表示毛选文章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典范。

对此，吴清翔感慨：“现在的学生太可怜了，想要寻求思想的突破，却只能寄情于毛选。”

应受访者要求，吴清翔、周晓、李佳明、徐明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