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神山的由来：再谈台积电与台湾经济发展模式

※本文节录自联经出版《思想46》，由联经出版授权刊登，完整版请见《思想46》第33-53页。

（瞿宛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研究台湾与东亚经济发展，近来也开始探讨中国大陆经济相关议题。著作包括《农村土地改革与工业化》（2022）；《中国产业的发展模式：探索产业政策的角色》（2020）；《台湾的不成功转型：民主化与经济发展》（2020）；《台湾战后经济发展的源起：后进发展的为何与如何》（2017）等。）

近十多年来，台积电默默地逐渐成为全球半导体的领先企业。在平日，高度专业的半导体业未必是众所瞩目的产业。然而，因为新冠疫情带来的半导体的景气，更因为中美关系与国际局势的急遽变化，台积电突然成为全球的焦点⋯⋯在台湾内部，台积电也声誉日隆，进而有了“护国神山”的称号。除了因为它世界级的成就之外，也因为认定它对世界的不可或缺有助于保护台湾的现状⋯⋯

如果仅在当下（2022年）这时点来看，它除了被认为是代表台湾战后经济发展的成果之外，也似乎被认为是代表了台湾在政治民主化、社会现代化的成就，也是自由市场经济下民营企业的杰出代表。

然而，事实并不是完全如此。台积电成立于解严之前的1987年2月，它的成绩与基础实源于台湾战后前期的产业政策，源于当时经建主事者以及海内外华人，基于中华民族主义推动工业救国的驱动力。同时，它可说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公部门企画案，是公部门推动成立的企业，只是为了规避僵固的国营事业的规范，而让正式的官股占比低于一半，同时对日后经营并未进行太多干预。再则，自成立至今（2022年）这35年中，在张忠谋领导下台积电成功发展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领导者，他虽然居功厥伟，但是如他自己所言，他是一位专业经理人，而非创业的企业家，这是一个公部门推动的投资案。

总之，台积电今日的成功并不是1980年代后台湾政治民主化的代表性成就，也不是台湾民营经济发展成就的指标。为了理解我们为何今日能享有这样的发展成就，尤其是在中美对决、两岸陷入困局之中，实有需要在此再次探讨今日台积电成就的背景。

《思想46》

作者：思想编辑委员会

出版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3/03

设立台积电的背景一：“20年后台湾有什么新兴产业？”

1987年成立的台积电是工业技术研究院（工研院）电子所的衍生公司，这已是经建部门推动的半导体长期计划的第二期计划，1980年成立的联华电子是第一期计划的成果。而承担计划的工研院更是在1973年就成立了。换言之，在台积电成立之前，经建部门早已于二十多年前即开始规划推动发展台湾半导体产业的长期计划，是典型的前瞻性产业政策⋯⋯（02）

日本殖民统治刚结束时，台湾仍是一个依赖出口米糖的典型殖民经济（米糖占出口超过7成）。幸运的是，战后借由成功的产业政策，到了1960年代末，台湾经济已经成功地初步工业化。至1970年，出口之中工业品已占到近8成，而米糖的占比已降为3%。在初级工业化阶段，选择目标产业较不困难，可以参考先进国家的发展历程，先是以纺织业为主的民生轻工业，再来是中上游的钢铁与石化工业。

然而，再往下要如何走？当时经建主事者随时都有著忧患意识，不时忧虑著：“20年后台湾有什么新兴产业？”。此时，以先后任的经济部长，李国鼎（1965-1969）与孙运璇（1969-1978，后接任行政院院长至1984年）为首，就负责带领经建部门思考台湾下一个新兴产业在哪里，而当时美国正在快速发展的、新兴的电子资讯业看来是有发展前景的目标……当时孙运璇力排阻力，花了一年多时间说服立法院，终于成功地以财团法人方式设立了工研院。同时，孙运璇等人也积极推动台湾电子业的发展，开启了第一期RCA半导体技术移转计划。

当时推动产业政策的机构与制度已大致就位，政治高层也持续关注发展。不过……在推动过程中，其实几乎每一件事情都遇到相当大的阻力。包括工研院的设立，首次提出推动IC产业的建议，多年后提出设立台积电经营专业晶圆代工的计划，都曾遭到强烈的反对，而他们仍能积极负责、抵挡阻力坚定推动。

同时，还有不少其他人也积极促进发展。例如，费骅任交通部次长时即已和留美的交大同学潘文渊合作，于1966年开始推动“近代工程技术讨论会”，1969年起担任行政院秘书长时也参与振兴电子业的发展计划。李国鼎从1976年开始担任科技政务委员之后，更是积极推动高科技的发展，包括设立新竹工业园区，引进创投产业等，如促使1985年美国汉鼎创投来台设立子公司。伴随著1980年代台湾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这位科技政务委员成为科技业的幕后推手，也是国外访客来台必访对象，故被称为台湾科技教父。

以李国鼎为例应有助于理解他们这一代人的忧患意识与动力。李国鼎1930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1934年考取中英庚子赔款公费，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进入最先进的原子物理实验室。但是当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立即放弃学业，毅然回国服务。日后参加了资源委员会钢铁厂，于1948年受邀来台任职台湾造船公司。1953 应尹仲容之邀加入经济安定委员会工业委员会，从此开始负责推动产业发展的工作，可说是战后经建计划总工程师尹仲容的继承人。历任美援会秘书长，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及政务委员。（03）

简言之，1987年台积电的成立，是源于当时发展型国家推动发展的架构已经设立起来，因此经建部门早已于二十多年前开始推动电子业长期发展计划，也源于当时孙运璇、李国鼎等人不时忧虑著“20年后台湾有什么新兴产业？”。

设立台积电的背景二：政府长期IC计划的一部分

如前述，1970年代初，在高层授意下，经建部门已开始规划如何推动高科技产业。因此，时任经济部长的孙运璇花了一年多时间，终于说服了立法院，于1973年用国家资金设立了工研院，合并了经济部属下三个既有的研究所，并随后新设立了日后担当重任的电子工业研究发展中心（电子中心），数年后更名为电子工业研究所（电子所）。这个由公部门支持的研发机构，是日后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支柱性组织，担负起移转国外先进技术的任务，日后所培育的人才更是不断外溢到产业界。从1974年起，推动电子业计划正式开启，工研院即开始负责承担第一个电子工业计划……（04）

在1976年，工研院组团赴美国RCA取经，全面学习相关的技术与经营知识。计划顺利进行，电子所成功兴建了生产3吋晶圆的实验工厂，随后推动进入商业运转，故于1980年将电子所与这计划相关的部分独立出来，成立了衍生公司，即联华电子。之后为了持续推动产业升级，政府继续推出进阶的超大型积体电路计划（VLSI）发展计划，兴建生产6吋晶圆的实验工厂，就是成立台积电的基础。因此1987年台积电的成立，已可依循之前已建立起来的政策运作模式，即由工研院承担电子业发展的分期计划，然后将工研院实验工厂独立成为衍生公司，并将官股比例压低至半数以下。台积电是这长期电子业技术升级计划延续性的成果。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经建主事者对于衍生公司的所有权形式构成并不执著于公营或民营，而比较是从何种形式能够促进经营效率及竞争力著眼，呈现出发展成效优先的价值考量。

台积电的设立背景三：李国鼎做为主要的推动者、问题解决者

张忠谋于1985年8月从美国来台接任工研院院长……他上任后仅过两个星期，当时负责科技事务的政务委员李国鼎就请他规画并设立一家积体电路制造公司。于是正式开启了设立台积电的计划。由于李国鼎在设立台积电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张忠谋即曾说：“没有李国鼎，就没有台积电”。06这其中的缘由及背景且解说如下。（05）

张忠谋原先未曾在台湾生活过，他1931年生于宁波，在中国大陆历经战乱流离后，1949年从香港赴美读书，后曾任德州仪器副总裁等职，带领德仪建立了半导体部门，在半导体业享有甚高的声誉。在1960年代末他曾主导德州仪器来台设立封装厂，认识到台湾优良的制造环境，同时也与孙运璇及李国鼎等经建官员相识。与此同时，台湾经建单位正开始积极推动高科技业的发展，因而张忠谋自然持续成为被积极网罗的对象，期待他能协助台湾建立这产业。孙运璇任行政院长时，及李国鼎赴美访德州仪器时，都曾提出邀约。不过要等张忠谋先因难以再进一步发展而离开了德州仪器，而在短暂主持通用器材之后又离职，因而暂时赋闲在家时，在工研院董事长徐贤修三次拜访之后，1985年张忠谋终于接受邀约，决定离开生活三十多年的美国，来台担任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

当时成立晶圆制造厂是有其迫切性的。在1984年已有三家留美学人返台成立的IC设计公司，要求政府设立IC制造工厂为其代工，但设立代工厂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并且他们的需求尚不足够支持一个代工厂，因而此事成为主事者的难题。因此如前述，张忠谋上任工研院院长两星期后，李国鼎就给了他这项任务。

张忠谋带领工研院进行规划时，他认为台湾当时在IC设计、技术开发及市场行销上都相对落后，但是具有优异的制造优势，工程师及作业员等都很优秀。他因而提出了如今著名的“专业晶圆代工”计划，即不做设计而专门为客户代工，有别于当时晶圆厂都兼做设计与制造的垂直整合模式。此计划得到了政府许可，也为台积电设定了致胜的经营模式，而日后在其成功之后，更进一步带动全球包括台湾的IC设计公司兴起的风潮，改变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运作模式⋯⋯

在1985-1987年的台积电筹划设立期间，李国鼎持续担任主要的推动者，并且负责不断地解决问题排除障碍。当时外界都不看好在台湾设立半导体产业的前景，认为技术的门槛太高，所需的资金太庞大，而当时世界上独立的IC设计产业几乎不存在，因此未来是否会有足够需求来支持专业晶圆代工更是未知数。然而在李国鼎等人的推动下，这规划案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同时如前述，政府为了规避国营企业的规范框架，因此刻意将自身投资比例设于48.3%，邀得外资飞利浦投资27.5%（下文再做说明），虽终得以招募其他民间企业投资24.2%，但因他们多不看好前景，仍需李国鼎等人敦促再三才得以完成。同时如下文将提及，李国鼎与飞利浦董事长的熟识关系，也曾有助于事情的推动。

设立台积电的背景四：技术人才的培育与华人工程师网络

必须要指出的是，这故事得以顺利发展实高度依赖相关人才的协助与培育，而广泛地来说，其实从一开始就延续继承了大陆时期的基础。例如，前述的包括潘文渊在内的TAC顾问委员会，对购买技术的选择提供了关键性协助，其中成员都是大陆出身赴美留学的专家，如潘文渊是1912年出生，1937年在日军战火到达之前赶赴美国留学，取得Stanford电机工程博士学位。（10）不过他们虽多未曾在台湾居住过，但都乐意并积极提供协助。

再例如，交通大学校友会的网络也甚为重要。在民国时期，前身为南洋公学的交通大学成为中国培育工程人才的最重要学府，日后人才广泛分布于两岸及海外，尤其美国。如费骅就是在1945年之后，拉了一批交大同学来台湾，承接了台湾行政公署下公共工程局的事务⋯⋯

此外，“中国工程师学会”的网络也甚为重要，该会历史悠久可上推至詹天佑时期。1966年6月在美工程专家来台举行了第一届的“近代工程技术讨论会（METS）”，其实就是来台传授新知……他们之所以会积极帮助台湾推动电子业，当是源于他们对中国的爱国情怀，他们虽身在美国但生长于中国内忧外患之际，故愿意帮助国民政府工业化的努力。很多人未必有党派立场，多年后也同样远赴大陆提供协助。例如，张忠谋虽与台湾无渊源，但其赴美前历经战乱，尤其抗战时期他在重庆就读南开中学时，经历了当时浓厚的爱国气氛，或与他愿意到台湾领导开创IC产业有所关联。

此外，民国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会有如此高比例的学习工程学科，也是源于清末民初开始，中国知识分子要参与实业救国的潮流，他们认为那是责任，同时也可能是现实上的出路。

相比较，殖民统治的影响则甚为不同。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因为殖民政府无意让本地人参与统治与建设，故在教育上及就业上基本以日本人为先，高度歧视本地人，因此几乎没有提供本地人工程师训练的机会⋯⋯

而这情况在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之后就立即有所改变。国府接收之后立即开始扩建高等教育机构，在1951年除了在台北帝大基础上成立的台湾大学外，另有5家学院，它们在1951年的毕业生为1388人，其中即已有278人（两成）是工程专业。到了1955年，高等教育机构扩增为14家，该年毕业生总数则增为2872人，其中学习工程的已达744人，比例也升至四分之一。（14）换言之，在1945年国府来台接收之后，对台人的教育及就业上的歧视不再，而1949年国府迁台之后，立即推动普及教育以及理工科教育，稍后交通大学与清华大学也陆续在台复校，两校当时都以理工科为主，交大也立即成立电子研究所。在1950至1970年，高等教育机构已累计培育出超过3万名工程师，为工业化，尤其是日后台湾科技业的发展，准备了充裕的人力资源！（15）

设立台积电的背景 五：飞利浦、外资与投资环境

外资有助于还是有碍于后进地区的发展？这问题一直是发展经济学中具有争议性的课题。然而，台湾及东亚的案例显示这问题的答案，其实不在于外资本身，而要看后进地区能否“主动地”依据自身需要来运用外资，而前瞻性的产业政策即是关键。在筹划台积电时，俞国华即提出官方可出资近半，但要找一家国际大厂来入股，以利募集剩余的民间投资。张忠谋也认同这做法，因为国际大厂可以带来先进技术与专利保护。最终飞利浦同意参与投资。（19）

……这部分的故事再次佐证了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后进地区要工业化，要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必须改善投资环境，在发展初期，这改革制度的大工程当由政府来领导推动。而当初李国鼎等人在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之时，并非寄望于外资带领本地经济发展，而是阶段性地期待外资带来资本与技术，启动第一波的产业发展，同时与之相配合地施行扶植本地产业的政策，持续推动由本地企业为主的产业升级。（2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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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如心、潘文渊文教基金会，2006，《矽说台湾：台湾半导体产业传奇》，台北：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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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957及历年，《中华民国教育统计》，台北：教育部统计处。https://depart.moe.edu.tw/ED4500/News_Content.aspx?n=48EBDB3B9D51F2B8&sms=F78B10654B1FDBB5&s=7BDCA619BC04BB85.

郭南宏，2018，《无惧．无华：郭南宏口述历史》，郭南宏口述，周湘云纪录，交通大学出版社。

陈良榕，2019，〈张忠谋：没有他，就没有台积电　谁是“台湾科技教父”？〉《天下杂志》，2019-06-04。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5492。

陈良榕，2022，〈老文件揭张忠谋40年前神预言　晶圆教父的产地，要感谢一位教授〉，《天下杂志》第760期，2022-11-01。https://www.cw.com.tw/article/5123368?from=search。

杨艾俐，1989，《孙运璇传》，台北：天下。

杨艾俐，1998，《IC教父张忠谋的策略传奇》，台北：天下。
潘文渊文教基金会网页，https://pan.itri.org.tw。

联合报，2013，〈孙运璇百年冥诞忆当年〉，《联合报》，12月11日，第4版。

瞿宛文，2017，《台湾战后经济发展的源起：后进发展的为何与如何》，中研院丛书，联经。

瞿宛文，2020，《台湾的不成功转型：民主化与经济发展》，新北市：联经。

瞿宛文、安士敦，2003，《超越后进发展：台湾产业升级的策略》，朱道凯译，台北：联经。

苏立莹，1994，《也有风雨也有情：电子所二十年的轨迹》，新竹：工研院电子所。

Computer History Museum, 2007. Oral History of Morris Chang. Interviewed by Alan Patterson. Recorded: August 24, 2007. CHM reference number: X4151.2008. Computer History Museum.

Computer History Museum, 2011. Taiwanese IT Pioneers: Chintay Shih. Interviewed by: Ling-Fei Lin. Recorded: February 10, 2011. CHM reference number: X6259.2012. Computer History Museum.

Miller, Chris. 2022. Chip War: The Fight for the World’s Most Critical Technology. New York: Scribner.

02　此节参见瞿宛文（2017）。

03　康绿岛（1993），李国鼎（2005），张如心、潘文渊文教基金会（2006）。

04　此节参考张如心、潘文渊文教基金会（2006），苏立莹（1994），Computer History Museum（2011），杨艾俐（1989），陈良榕（2019）。

05　此节参见张如心、潘文渊文教基金会（2006：184-228），苏立莹（1994），Computer History Museum（2011），Computer History Museum（2007），陈良榕（2019，2022），张忠谋（1998），杨艾俐（1998）。

06　陈良榕（2019）。

10　潘文渊文教基金会网页，https://pan.itri.org.tw。

14　教育部（1957）。

15　教育部（历年）。

19　参见张如心、潘文渊文教基金会（2006：184-228），苏立莹（1994），Computer History Museum（2011），Computer History Museum（2007），陈良榕（2019，2022）。

22　瞿宛文（2017：1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