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封城后的又一个春天，“我们已经是历史的容器”

【编者按】上海封城一周年，端传媒重访上海，试图记录下那些在急速的复常中，被遗落的声音和记忆。这是专题的第一篇：上海，封城后的又一个春天，“我们已经是历史的容器”

如果你在2023年第一次抵达上海是三月份，迎接你的将是车水马龙的大都市，人潮涌涌的公共交通，几乎没有疫情封控遗留下的痕迹，除了遮挡脸庞的外科口罩。

抵达上海虹桥火车站，下了列车的旅客在月台拥成一团，人们脸上还挂着口罩。行李箱和陌生人不时相互碰撞，人流呈扇形缓慢向前移动，挤进一米多宽的下楼扶梯口。疫情防控宣传语从广播里消失了，只剩下拿着喇叭的工作人员提醒大家勿在电梯口停留。火车站内集成不同风味的餐厅，一半热气腾腾，一半拉下大门。

一年前的虹桥站很安静。2022年5月底，大学生秦斯宇抢到返乡的高铁票，穿着学校发的防护服，抵达车站。大厅里，很多揹着大包小包行囊的外来务工人员也打算离开上海。她感到很违和，四周寂静，坐在蛇皮袋上打扑克牌的人，只有出牌的动作，没有其他声响。车厢里也反常，安静得“空气快要炸开”。

上海一直被视为中国最开放和最有存在感的城市。2022年3月28日，上海浦东封城，而后困顿笼罩浦西，火车站和机场大幅减少班次，物流瘫痪。就这样，国际大都市，2500万人的生活，悬置两个月。

如今，昔日的防控痕迹早已消失于虹桥站的嘈杂声里，旅客踩在封城时无家可归的人打地铺的地面上，涌向地铁车厢。人们脸上堆满了疲惫，口罩加重了车厢的逼仄和沉闷。2023年2月26日，上海申通地铁集团公布数据，当日客流量超过1200万人次，是2022年3月以来最高。高速公路的车流量在今年春节后持续上涨。

就算不清楚这些沈甸甸的数字，在上海开了六七年出租车的安徽师傅也明显感觉到，上海人流量大起来了，来玩的多，出去玩的也多。在他眼里，如今的上海和疫情前已没有区别，封城已是过去式，“过去就忘记了，过去就过去了。”

城市表面肌理几乎抹去了疫情的印记。割断人类生活的封锁线和蓝色围板，消失了。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消失了。遍布大街小巷的1.5万个核酸亭，贴在公共场所的二维码，消失了。在上海工作了10年的尤伽不知道核酸亭是怎么一夜消失的，尽管他同样不知道核酸亭是如何建起来的。我们与尤伽谈天的时候，他不假思索地指了指不远处的街道，“以前这有一个核酸亭，那也有一个。”

他的手在空中咻地比划了一下，声调轻快上扬，“像魔法棒挥一下，‘走’，就全部不见了。很奇妙，所以（上海）叫‘魔都’。不知道谁拿着魔法棒，一挥就走。”

复苏的、流失的

疫情不是餐桌上会轻易响起的话题。就算是，也会很快被绕过，像是迷信的人碰到了什么脏东西。

春天又来了。

三月末的上海还浸透在寒意中，早春的寒风常常溜进衣服的空隙。高过马路电缆的梧桐树正蓄势待发。杨柳和樱花是春天的开场白。这将是一个会被人观赏的春天。

但对大多生活在上海的人而言，去年的春天在他们的感知中是一片空白。从三月到五月，“封城”跨越了整个春天。徐秋记得，刚封城时她们裹着羽绒服，被放出来时，穿上了吊带裙。

一排香樟树对着尤伽的阳台生长。去年三月还是光秃秃的枝枒，六月能出门的时候，已是枝叶茂密，郁郁葱葱。“好像你在家睡了一觉，起来的时候世界已经走了。”

上海的精致生活正在苏醒。中共一大会址旁的商业社区新天地，人头攒动。一家外国护肤品牌门店外，供顾客试用的洗手液和精致的洗手池吸引了不少行人，香味四散在空气中。一家号称纯手工制作的网红奶茶店外排起长队。不时有黄牛靠近年轻男女，若无其事般小声透露“有现货”“不用等”，一杯30元的招牌麻薯奶茶被翻倍卖出。走在这个精致的街区，仿佛置身於伦敦市中心的Covent Garden。

建造于上世纪90年代的地铁2号线横穿上海6个区，连接两大机场和虹桥火车站，途经市区最繁盛的商业地带。历史悠久的江南古刹静安寺，座落在车水马龙的南京西路。从地铁站冒出的游客不断询问静安寺的位置。事实上，只消回头一望，就是那座颇具压迫感的古建筑。金光闪闪的寺庙斜对面，是大都市的现代化地标嘉里中心。

几个男人走进嘉里中心的西餐厅吃晚餐，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谈。话音飘在空中，有人突然叹了口气，“已经三年疫情了，好多人都死掉了。那怎么办，日子还是要过啊。该收敛还是收敛啊。”话语不被接住，他们很快聊起别的。疫情不是餐桌上会轻易响起的话题。就算是，也会很快被绕过，像是迷信的人碰到了什么脏东西。

当我们谈论起上海的春天，无法避开谈论公园。占地20万平方米的中山公园正迎来春天，樱花、香樟、雪松盎然生长，相机总是朝最鲜艳的那群扑去。人们总能在公园找到自己的小角落，老人们在广场上跳舞、踢毽子、跑步、闲谈，年轻人在绿茵草地追逐飞盘。

公园成为一种生活。在这里，秦斯宇排遣了生活在大都市的孤独感。秦斯宇在中学爱上英伦摇滚音乐，从外地来到上海读书，找到一群有共同爱好的朋友。每隔几个月，大家相聚公园，坐在草地上听音乐，兴致所至，起身摇摆。

去年解封后，公园里头的身体失去了扭动的记忆。秦斯宇发现，草地上的人们都在低头刷手机，她自己也感受到能量从身体中流失。“和封控有关系，会潜移默化消磨一些精神，也没什么能量去鼓舞大家。”

染着浅色头发的秦斯宇热爱艺术，三天两头往剧场跑，那是疫情前的生活。她讲话慢悠悠的，声线轻柔。现在她把生活塞得满满的，睡眠不够，脸上挂着厚厚的眼袋。解封后，生活或许还会朝前走，还能掘出美好的小事，但秦斯宇性格中的一部分好像永远丢失了，她变得没那么喜欢组织活动，“（性格）本来是一朵云，现在是被打成一块石头砸在地上的感觉。”

穿越时空的身体记忆

解封后的夏天，鲍莉搬去北京，“留下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的习惯”。

食欲和社交欲望一起离开了。解封后，秦斯宇发现自己饿到厌食。

去年春天，困在几平米宿舍的日子里，秦斯宇暴瘦10斤。有的同学瘦了快20斤。秦斯宇在校园里不愁果腹，但很久没有接触过盒饭之外的食物，味蕾不被平抚。平时常吃的小零食和奶茶突然从生活中消失，年轻人们开始在群组里交换过期食物。她还记得那袋完美的过期巧克力粉，“只过期了一两天。哇，我就觉得太棒了。”后来搭火车逃离上海，在隔离酒店的时候，秦斯宇打开一包螺蛳粉，用开水冲泡其中的汤料包。每次挤出一丁点儿，再把汤料包小心翼翼封好，连喝三天。

食物如黄金般珍贵。某个深夜，在安福路的小洋楼角落，鲍莉蹲在垃圾桶旁吃鸡，边吃边哭。那是朋友帮忙抢购的物资。鲍莉说，触摸到那袋熟食鸡肉有“神恩降临”的感觉。鲍莉从没成功抢菜，好不容易收获的食物，如获至宝般塞进冰箱，但大部分东西最后烂在了里面，“进入很扭曲的状态。所有吃的东西像黄金一样，你得到了黄金不敢花掉。但凡吃了，就会有愧疚感。”

解封后的夏天，鲍莉搬去北京，“留下像巴普洛夫的狗一样的习惯”。最好吃的食物还是封城时最爱的自热米饭，加水，放置一会儿，就能吃上一口温热的煲仔饭。对鲍莉来说，自热米饭有乡愁的味道。偶尔，在午夜，想起封城时光，鲍莉会下单买盒午餐肉来炒蛋。这是不会做饭的鲍莉在封城期间习得的简单菜式。

封城期间，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柯彦努力维持生活中的稳固感，靠的是每天早上冲泡一杯速溶咖啡，获得一些好闻的气味。有天，她照例在公司开会前冲上一杯咖啡，倒入仅存的牛奶。可一不留神，一只虫子掉入杯中。晴天霹雳，柯彦数了数，家中只剩四五包咖啡了。她盯着在杯中遨游的虫，过了五六分钟，决定捞出虫，喝光咖啡。“很像荒岛求生，考验人类在物资告急、没有同类的帮助下，可以做出什么选择。”

后来，柯彦也收到政府配送的物资盒。她把盒子摆在客厅中间，为了每天路过时能看一眼。但她忘了要吃掉食材，也忘了把食材保存在冰箱。直到房子里散发馊味，她才意识到食材都浪费了。烂掉的食物吸引虫子飞入家中，这反倒成了柯彦的慰藉。她在死寂的街区生活了两个月，需要其他生命的陪伴。

有人学会了精细储备食物的技巧。那时网络流传生活技能帖，尤伽学会把蔬菜切好，水沥干、擦干，这样冷藏保鲜期会更久一点。好不容易吃上豆腐，剩下的半盒，切片，放进冰箱冷冻柜。“很小的一个食物都视为珍宝。”

秦斯宇被困锁宿舍的那段日子，恶梦总在深夜降临。平时挺乐观、不多纠结心思的秦斯宇，终于感受到阴郁。睡眠也被切割成小块，总是睡两小时就猝醒。

章楠是心理咨询师，在日常生活中，她总是“准备”的状态，心里有爱，给予关怀。解封后，那种丰盈的状态被“世界毁灭了也和我无关”的冷漠取代，失去和任何人的连结。章楠听说，不少咨询师在封城期间也曾向她们的辅导寻求帮助。

鲍莉在解封后也去求医。足足四个月，月经没有出现，鲍莉以为自己怀孕了。直到夏天月经才恢复正常。“用残忍的角度想，这样我就不用卫生巾了。”医生告诉鲍莉，有许多女孩在封城期间也没有来月经。

夏芒观察到上海市民有一个隐形的变化，更依赖手机了。

手机几乎成为人体器官。夏芒的朋友和男友异地恋爱一年，从外国回来后，发现男友变了副模样。从来男友搭地铁时看书，现在手上拿的是手机。夏芒宽慰朋友尽量理解男友的改变，“他经历过上海封控，当时手机就是他的器官。出门靠手机，抢菜团购靠手机，不看就饿死了。”

手机也拯救了尤伽。没能参与世界前进的时间里，陪伴尤伽的只有社交媒体。他沉浸在手机直播里，专挑旅游和美食频道，跟着博主去天南海北，在大理晒夕阳，穿行东京涩谷和香港铜锣湾人潮汹涌的街口，听播主说重庆小面和毛肚的滋味。“我现在觉得好傻，当时就很感谢他。有一双眼睛、有两条腿，替你去看那些东西。”尤伽说。

被封城剥夺的日常，得靠自己一点点搭建生活原本的模样。

囤积创造安全感。直到2022年秋天，尤伽还是会买上几大袋冷冻水饺，一袋五六十颗，放进冰箱。大米也成为囤货必备品。尤伽担心寒冬将至，会引发新一波疫情。

独自在上海生活的江蒙，也因为封城留下囤菜的习惯。解封后，她仍没有安全感，总感觉还会封城，买了很多东西放在家里，“没有两袋饺子，我就感觉很危险。”饺子放到不新鲜了，她才会吃掉。今年三月初，江蒙的妈妈来上海看望她，帮忙收拾屋子，发现冰箱里还有很多放了几个月的饺子，催促她赶紧丢掉。江蒙不愿意，妈妈劝解道，不会再封了。她坚持：“我就是需要它在家里。”最后，饺子还是被丢进了垃圾桶。

没人想像过在21世纪的上海会重现饥饿的历史。也因此，尤伽和母亲的记忆产生了连结。尤伽还记得，小时候母亲说起饥饿的故事。那时晚饭吃不饱，就往肚子里塞进土豆高粱。尤伽是九零后，他说自己这一代认为吃饱饭是理所应当的，没人会把心思花在吃饱饭上。

“我理解了我妈小时候，我以前就是个局外人。文革、各种运动、没饭吃，没感觉的。”尤伽说，“所以我觉得挺恐怖的，假如年轻一代不知道以前的历史，假不定哪天历史就成真了。”

关系、连结与断裂

航班起飞前，他们倒数着最后在一起的日子，知道对方不会再回来。在机场离别后，不舍和无奈的情绪终于爆发，覆盖了在家中产生的愤怒和厌恶。

封城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改写，也重塑着漩涡中人与人的关系。

解封第二天，陈晨出门去剪头发。还没进门，前台热情迎客。她开始打腹稿，思考着要和人家说些什么。进门后，陈晨对理发师“过于热情”的靠近感到紧张，她本能地想要离远些。这种不适感在洗头时达到巅峰，对方离她很近，头发被触碰时，她“瞬间发毛”，“就像流浪猫被人突然摸了一下。”后来透过镜子看到理发师，她感到恍惚，好久没有陌生人离她这么近了。

章楠和室友在封城期间交流很少，尽管两人以前是很熟的好朋友。在封城这事上，她们意见不同，对方觉得“不用上纲上线”。章楠以前就知道室友的立场观念，这并没有影响她们的生活，但疫情放大了这个矛盾。解封后，章楠更享受接触自然，她去了各个公园的湖上划船。12月，她搬到了一处有大窗户的新家。望向窗外，眼底尽是绿叶，几棵长到三层楼高的大树郁郁葱葱。

封城也给亲密关系刻下创伤。夏芒有一些中国女性朋友，伴侣是外国人。外国伴侣在上海生活多年，有优质的待遇，封城后更容易拥有选择的权利，大使馆也能安排他们离开。这些中国女生对清零政策深恶痛绝，但没法做到说走就走。女生在封城期间看到次生灾害等新闻，被黑暗环境和无助求救声淹没的愤怒和痛苦，无法在外国伴侣那得到共情与理解。为了挽救与伴侣之间的情感连接，有的女生甚至“逼着”男友看大翻译运动。伴侣置身事外地抽离状态，给女生带来痛苦。

航班起飞前，他们倒数着最后在一起的日子，知道对方不会再回来。在机场离别后，不舍和无奈的情绪终于爆发，覆盖了在家中产生的愤怒和厌恶。原来，直到分别的一刻，自我、亲密关系、最小单位的情感，才会迸发出来。直到现在，女生仍处于伤痛中，不想提起那段时光。

恋人分离的同时，陌生人也在发生连结。原本柯彦居住的公寓里，像是陌生人的邻居们，突然熟络了起来。人们通过微信群实现物品流通，用不完的物资、吃不完的蔬菜包在楼道间传递。人们有意识地发现他人的需求，并主动提供帮助。那时候，公寓楼下的餐厅，坚持“违规”营业，老板娘每天在餐厅后厨做饭，为了躲避警察巡逻，有时灯也不敢开。一位在国企工作的邻居主动包揽统计和收钱的活儿，“地下餐厅”才得以持续。

“脱离商品化运作逻辑，邻里间靠自己的意愿是可以高效组织的。平时就是外卖快递，很少能和这栋楼的人建立联系，或和服务你的人建立联系。”柯彦很怀念当时的状态，这一切在解封后都消失了。

在那场寂静风暴中，微信群组有如一艘艘救生小艇，邻里情谊在小艇中萌芽。解封后，夏芒手机上那些关于疫情封城的群组，逐渐更替为二手交换功能。群组从交友和相互支持的性质，变成功能性的存在。夏芒认为，缺少了共同语境，那些群组也很难再持续。“友情的延续，不只是因为你们住得近。”

老上海司机却有不同的新奇体验。本来楼上楼下都不认识，后来大家有了群，“都互相联系了，有了困难互相帮助，坏事变好事了。”他自豪地指了指手机屏幕中仍在活跃的团购群，“坚持到现在呢，什么都买，化妆品、橘子、鸡腿⋯价格也优惠！”

“历史刮了阵风，我们的日常就没了”

陌生人随口一句话都会让鲍莉意识到，外部旁观者完全不知道她们经历了什么。她可以接受对方轻描淡写，但要是维护体制，她会瞬间“陷入狂怒”。

这些如噩恶梦一般的经历很难被理解。就像一个人做过噩恶梦后，只有自己的身体能记住惊惧、发麻的感觉。梦境用语言还原得再真实，对他人来说也很是遥远。

尤伽告诉外地朋友，自己发现冰箱就剩几颗菜时哭了出来，还是把那些菜洗干净、切好、冷冻。朋友不相信，觉得尤伽的描述很夸张，笑场了。后来，一听到别人说自己“好夸张”，尤伽就不再往下说了。“没有经历这个事情，哪怕说得再真实，他们也会觉得你夸张。”

解封后鲍莉去成都玩。美甲店老板知道她从上海来，便说“封城你也在吧”，“哎呀谣言满天飞”，“说你们要饿死了”。鲍莉回复她：“是啊，我们是要饿死了。”陌生人随口一句话都会让鲍莉意识到，外部旁观者完全不知道她们经历了什么。她可以接受对方轻描淡写，但要是维护体制，她会瞬间“陷入狂怒”。

去年五月末，尤伽想起封城前有复诊需求，向社区申请出行证明，终于获得一次机会外出。直到保安把小区的小铁门打开的一瞬，他都感到不真实。脚迈出去的时候，他思忖，“我是出来了吗？”问题接二连三在心头冒出，“我可以自由吗？我可以出来吗？我可以到哪条路走走吗？会不会走到半路，有人把我拉回来？”在街道上走了一小段路，确定没人管着，尤伽才放心撒开腿到处转悠。

来到往日熙熙攘攘的淮海路，落叶一地，如世界末日降临。一个高级商场外，人们径直睡在门口，身旁的家当只有一箩筐的水瓶。街边有一些长头发的人，等待偷偷开店的理发师为他们剪头发。建于1924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上海网红地的武康大楼，外围曾被封锁带切割。那一带法租界是尤伽平时喜欢走街串巷的地段，彼时光景不再。

尤伽热爱户外生活和摄影，周末一定得出门，去城市徒步，参加活动，品尝新店。有时候，单纯只是想出去凑凑热闹，看到人多就兴奋。尤伽有一次和人聊起封城，对方喜欢宅，说三个月居家生活不是难事，况且还抢到一箱可乐。“我想抽他，”尤伽以温和的声线吐出这几个字。在家关上两个月，对他而言犹如监禁。

“2500万人，就停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很恐怖。就像行为艺术，做一个社会实验，你们这帮人什么时候能疯掉。”尤伽说，一个犯人抓进监狱，揹负有期徒刑，到了一个时间点就自由了。“但它是各种叠加。你就像西西弗斯，推上去加14天，推上去再加14天。”

“那段时间我想了很多。有时候，年轻人好像很激昂聊了些事情，但如果那个巨大的意志叫你停下来，你发现你做不了任何事情。”尤伽说。

解封后，尤伽和亲友久别重逢，大家不自觉地回避封城话题，聊好吃的餐厅，去哪里转悠。尤伽觉得日常很轻易就被剥夺了。“可能历史刮了阵风，我们的日常就没了。”

尤伽想赶紧捡拾日常，但荒诞仍在延续。去年6月，尤伽买了张前往南方的火车票。列车开进比邻上海的浙江省，电话响起，对方问他在浙江待多久，尤伽说列车很快离开，对方就把电话挂了。这一路上，尤伽收到不少类似的电话。抵达南方小城，当地的酒店都不欢迎来自上海的人，折腾了一宿，尤伽又累又气，翌日直接回到上海。

麻木感渗透进日常生活，筑起一道高墙。柯彦喜欢探索城市，总会在周末踏上一班火车，驶向苏州、杭州、无锡。解封后很长一段时间，她丝毫没有离开的欲望。有次出行，抵达苏州火车站，不消20分钟，就被苏州“大白”从通道原路押返。原来那时浦东出现一例病例。“大白”看着来自上海的人搭上火车才离开。今年初，柯彦回了趟老家，也去了苏州旅游。

看着身边的同事渐渐开始计划出国旅游，柯彦才觉得那道墙暂时不存在了。

泰坦尼克号的头等舱

法租界一带五光十色的光鲜生活，都被封城敲碎了，“（你以为）可以打开房门跟着外面的音乐跳舞，但实际上，唯一事实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与隔离墙一同坍塌的，是上海摩登都市的形象。

几年前大学毕业后，鲍莉就来到上海，从事广告行业。选择法租界的小洋楼居住，尽管空间小、租金贵，但法租界一带能提供给她五光十色的光鲜生活。这一切都被封城敲碎了，“（你以为）可以打开房门跟着外面的音乐跳舞，但实际上，唯一事实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去年夏天，鲍莉的房子租约到期，碰巧一位北京朋友在找室友。鲍莉决定北上，行李中塞进一本诗集《死亡赋格》，里头夹着一张没有填写的核酸单据。

“黎明的黑牛奶我们傍晚喝 / 我们中午早晨喝我们夜里喝 / 我们喝我们喝 / 我们在空中挖一个坟墓那里我们躺着不拥挤 / 一个男人住在屋子里他玩蛇他写 / 他黄昏时写信回德国你的金发玛格丽特 / 他写罢走出门群星闪耀他吹口哨唤来他那群狼狗 / 他吹口哨唤来他的犹太人让他们在地上挖一个坟墓 / 他命令我们演奏跳舞曲”这是《死亡赋格》是诗句。封城期间，鲍莉反反复复地读，已经能背下。

来到北京，鲍莉最常听到的问题是，为什么从上海来北京工作。她一次又一次吐露相同的答案：封城两个月就像被家暴男囚禁，让你挨饿，充满惊恐，同时还要工作。两个月后过去，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要继续生活。“我咽不下这口气。”鲍莉说，没法再像以前一样面对上海轻盈的小资生活了。

人们不再轻易谈起封城。但人们还是无法抑制地会想起封城。

如今江蒙出门，看到很多人已经不戴口罩，就会想起去年的春天。前段时间她去看一部话剧，又想起去年买的好多场剧都被取消了。有时候，鲍莉看到抢菜使用的购物APP就赶到反胃，看到某些商品就会回想起抢不到的滋味。

生活看似复常了，但人们总会不经意被刺痛创伤。今年初，鲍莉在戏院看《流浪地球2》，身体燃起怒气，电影让她勾起顾全大局、牺牲小我的讽刺感。一气之下，她发了一则微博，隐晦地表达被这部电影的意识形态冒犯。有网友留言，“让我想起了2022年上海春天。”

那个春天种在人们心底，在去年冬天的乌鲁木齐中路生发。

夏芒还记得去年11月末，乌鲁木齐大火后，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在抗议现场还没演化成警方抓人的时候，她听到现场有一位男生对维护秩序的城管哽咽道：你知道他们死了多少人吗？你知道我们被封过三个月吗？“这个事情在心里还没被忘记，只是没有表达的空间而已。”她认为，很多人聚集到乌鲁木齐中路，除了纪念同胞，也为了悼念死去的三个月。

乌鲁木齐中路附近的街区，是出了名的网红地带。长枪短炮的相机镜头、盛装打扮的人们、新潮的餐厅和小店，全都堆积在那儿。夏芒看到，许多在乌鲁木齐中路现场的女生，脸上都有着好看的妆容，都长得很漂亮。“她们可能刚参加完party，或者约会逛街，吃完一顿美美的晚餐，就到了现场。”夏芒说，“那种外表的美丽漂亮，现在已经掩盖不住大家内心的创伤。那种创伤会随时被翻出来。”

“也许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已经是历史的容器。”鲍莉还是想记住封城的经历，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去看见，“我们每天都在被政治和权力机器形塑，你没法依赖任何平台记住，只能把自己当作历史和政治记忆的容器。”

要纪念那两个月，得以小心翼翼的姿势进行。尽管许多人都不想这么做。今年三月，辗转之下，鲍莉发现了一款印有纪念封城的T恤，她想要买一件，但听说有人因为购入这件T恤被公权力找了麻烦。

“多元”“开放”“自由”，是人们赋予上海最常见的标签。不同地区的方言在繁华的行人街道上交汇，你可以遇见本地人、移民、富人、穷人、怀揣理想的人和失意的人。人们可以怀抱千万种理由和梦想相遇，却也因为同一种经历思考是否要按下离开的按钮。

四五年前，中国仍在席卷互联网热浪，夏芒顺势踏入其中。两三年前来到上海，依旧在大厂忙碌。上海对她并不陌生。她出身于江浙，童年对上海的印象是，能帮助老人治病，是医疗资源重镇。在去年四月体验过方舱生活后，夏芒在秋天的一次转运中尝试拒绝，不惜以绝食抵抗，最后那层楼只有她没去方舱。年末，她递上辞职信。加入数字游民的队伍，打算在今年夏天去外国生活。

根据2023年3月23日发布的《2022年上海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对比2021年，全市常住人口降幅扩大，减少13.54万人，而外来常住人口减少25.73万人。

封城也是造成江蒙想尽快出国读书的原因。去年秋天，她开始准备申请资料，如今还在等待学校的消息。

徐秋还是很喜欢上海，依然觉得它是中国最好、最适合生活的城市。但她也意识到，上海只是“泰坦尼克号的头等舱”。经历封城后，她对海外身份的欲望更强烈了。当时看到一些有国外身份的人能离开，她很是羡慕。“有这样的选择权是一种安全感……海外身份是一个buff（增益），它能够加强我过上更想要的生活的能力。”

去年3月通过应急招聘在上海方舱做临时护工的曹阿姨，也选择了留下。尽管在封城期间，她遭遇了比其他市民更多的不公平待遇。这里工资高，护工一个月收入能有七千，在老家，月薪两千的工作都难找。北京、天津她也待过，但待遇都不如上海。“在上海不还是为了挣钱嘛。”

3月22日，由“上海辟谣平台”一年前发布的《“上海封城”传言不实》的公众号文章被重新翻了出来，在朋友圈流传。文章写道，“希望广大市民不信谣、不传谣，也不要抢购囤积食物等生活用品。”随后，该文章被发布者删除。

一位上海男生在封城期间当过基层志愿者。他心里明白，那时有些人很痛苦，但他对那段时日的记忆却不是痛苦，而是身体的疲惫。回望那段经历，他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正确的。面对“是否为虎作伥”这样的疑问，他沉思了几秒又苦笑，他还是认为，如果没有他们这样的基层志愿者，疫情可能还会持续更久。如果回到过去，他会做出相同选择。

三月末，春雨湿答答地洒落上海。一周年之际，有人在微信公众号发布封城时期书写的文章，再一次被404。有人举办了一场低调的画展，一笔笔画下封城和三年疫情。一位老人在画前流下眼泪，她在疫情期间失去了至亲。看到展览、看到有人记住，让她心里好受多了。但伤痛是不允许存在的。这场低调的画展，不出几天，便在那个巨大意志的阴影下，宣布“闭馆”。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秦斯宇 尤伽 鲍莉 夏芒 柯彦 章楠 江蒙 徐秋 陈晨均为化名

端传媒实习记者 王梓烨 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