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戴锦华热”：中国特色限定版女权主义

2012年左右，我在北京大学二教的教室上课，路过乌央乌央的一群人。我问同学，这是有什么活动吗？同学跟我说：“这是戴爷在讲课呢！”（尽管她本人十分不喜欢这个男性化的称呼，但在如今的社交媒体评论中仍然常见这个叫法）。十年前，她的通选课就如此火爆，太难抢，令我直接放弃在系统内选她的课。我凭借着起得早占座，去旁听她的影片赏析。我在那个教室角落，曾有过许多汗毛竖起、被她感染的觉醒时刻。在我早期的学生时代，她是我的启蒙者和偶像。我要是说我没有受益，那绝对是撒谎。

在我的印象里，戴锦华从未离开过人群的拥簇。彼时是学生的前呼后拥，如今，是社交媒体视频中弹幕的围绕。但是当戴老师在立场向来偏向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观察者网媒体矩阵批评都市青年和中产文化的时候；当她在视频里批评张爱玲龙应台的作品不值一提，是因为她们分别是美国某机构雇佣写手和台湾文化部长的时候；当她在上野千鹤子对谈中称“市场把所有的不公平都合法化、自然化了”，甚至讲述了东北妇女主任的故事以论证“女性整体是社会主义历史受益的群体”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与昔日的老师告别了。在观点上，与曾经很崇拜的老师分道扬镳，以前总觉得不太有底气，现在则有了一种决绝的急迫。

反思戴锦华并非易事。我的朋友圈就有许多她的门生和粉丝，而我勉强地、一厢情愿地自称学生，却从未与她有过真正的交集。我社交媒体上小范围的批评，让我成为另一些人眼中“不够格的学生”。有人跟我说，她作为体制内学者，有难言之隐。另有人说，能放出来的言论、片段和媒体文章，都是删减、编辑过的，不能代表一个人的真实和完整观点。还有人说，戴老师的动机和本意并非如此，只是怪大环境让她无法真正地、充分地表达。更有人说：如果她说了不该说的，她就永远不能说了。

不能直接批评房间里的大象，也不意味着让猴子李代桃僵。不能直截了当地做反抗性意见的表达，不意味着要大力支持，更不是戴锦华把造成中国社会不公的责任都转嫁给那些她能够批评的对象的理由。尤其是在同时覆盖性别、阶级、民族、国别的话题中，戴锦华一边以女性主义者的姿态抨击父权制，同时大力批评中产、资本、全球化等，前后不一致地矛盾地嫁接着社会不公的根源，错置了议题的批判对象。她言辞上的模糊性虽然往往被解读成一种因言论审查而形成难言之隐，但实际上帮助她跳过了公共辩论中的逻辑推演和实证过程，更为她的保守倾向、对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认同，带来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而她因女性主义者获得的支持又放大了她在这些议题上的影响力。

本文面对的是作为文本的“戴锦华”，而非其个人。“戴锦华热”是一个客观现象，它对当下中国的女权主义意味着什么，当然也要考虑到舆论环境、言论和学术审查，知识分子在如今社会扮演的角色，网络传播的效果等各方因素。她的著作或许可以更为全面地展示她的看法，但她流行于网络被流量推送的视频，在如今的大众主流文化中，显然更有影响力，更能说明她的哪些只言片语引起公众的兴趣和流量的青睐，为主流舆论所利用。

与上野千鹤子对谈

up主全嘻嘻引发了许多舆论批评之后，大家十分期待一个“真正的实力在线的对谈”。这样的万众期待自然地落在了颇有人气的电影学者、女权主义者戴锦华的肩头。然而访谈中，是千鹤子而不是戴锦华提到了中国性别研究学者李小江；是上野千鹤子提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极速推进市场化、中国女性也卷入激烈的社会竞争；千鹤子比戴锦华更直接说出“伏地魔”的名字：文革、红卫兵、慰安妇……而戴锦华的回答空大无物，躲闪回避，更似外宾。不严谨地说，倘若把戴锦华和千鹤子的名字调换，恐怕才更符合我记忆中曾经期待的戴锦华。

按理说，这是一个媒体举办的图书推介论坛。双方在对话的过程中，无法就某一个话题深入讨论，存在笼而统之的现象，无可厚非，但这并不能掩盖对谈中几乎每个问题、每个对话都踏空呼应，顾左右而言他，甚至从严肃的社会议题转向避重就轻的抒情的情况。

在衰老和照料问题上，千鹤子指出了老龄社会的照料责任应该是社会共同承担，而不是落在女性身上。而照料母亲33年之久且在疫情期间丧母的戴锦华，不提中国普遍存在的家庭期待中男女照料角色的差异，只谈老龄化照护的阶级差异和所需的社会资源。她更忽视中国疫情管控的政策，仿佛中国的阶级问题与西方的阶级问题同构，无视目前中国体制下，城乡、体制内外双轨制的社会差异，无视被户籍制度卡住脖子的农民工在居住、求职、教育、医疗各个方面低人一等的现实。

在社会老龄化的话题中，她更是把公共话题转向个人，在回避中国的老龄化亟待建设对应的公共福利制度，而称自己希望能够安乐死。当上野千鹤子指出这是“自我决策、自我负责的新自由主义生死观”，戴锦华则把它拉入了主观意志的讨论，认为丧失了主体意识的生命没有意义。当千鹤子认为老龄化是东亚共同的社会问题，并介绍了日本本地照护保险制度，戴锦华提供了“衰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你很年轻的时候已经变得暮气沉沉，觉得已经没有了希望”这样一句关于内在个人精神气质的煽情鸡汤，这是对现实社会结构、政策制度和尖锐社会矛盾的典型回避。

作为读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戴锦华的公共表达存在禁忌。但这种不得不被暂时悬置的禁忌，也同时意味着这些表达注定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割裂。同样是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形态与美国、西欧一样吗？中国眼下最激烈的社会矛盾之一，可以当做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来认识和评说吗？同样是大力批评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上野千鹤子认为资本主义与市场之外的所有变量重构了性别差异，而戴锦华认为“市场经济使我们高度浪漫化市场……市场把所有不公平都合法化，自然化了”。此间微妙差异，正说明了戴锦华只愿意批评市场而不想提到政府角色如何作用其中过程。

在这样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之恶作为一种可以被批评的恶，被滥用了。这种滥用不但让新自由主义成为其他不可以被批评和言说之恶的替罪羊，也把中国具体现实语境的问题简化、窄化成了外部的、全球化的、或者其他遥远问题。为了能够让这样的转移注意力的游戏完成，所有对中国社会矛盾根源的分析就必须要浮于浅表，就必须支离破碎，用辞藻和语言风格来掩饰有失严谨的学术要求。然而，这些策略性描述，依然可以向我们揭示，为官方所允许存在且被观察者网所青睐的“限定款女性主义学者”的稻草人究竟在为怎样的理念站台。

避重就轻背后，一位国家主义者的自觉

回顾戴锦华数十年来从事的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性别、阶级、民族其实是贯穿其电影研究、公共表达的老话题。然而与其鲜明可见、看似先锋先进的女性主义性别立场相并置的，是如其偶像切瓦格拉式的陈旧的乌托邦革命英雄主义，是她选择性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全球化、市场、资本的猛烈反对和抨击，是文化批评中对中产审美文化的嫌恶而又不探究这种现象的根本政治原因的避重就轻。这些可言明的取舍选择和爱好嫌恶，反映照见了一个最不可言明的立场：一个若隐若现的国家主义者。

与上野千鹤子谈及世妇会的话题，戴锦华首先说自己人在美国，没有参加。对于“彼时中国对女性主义的理解被颠覆”，戴锦华的解释是：“来自国际的女性主义者……大型基金会的赞助……有计划地翻译系列作品……这样的过程本身还与传播者角色相联，也与背后的支持机构有关，构成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另外一个传播渠道”。这着实是一种认为世妇会作为“境外势力”的在中国传播新自由主义的委婉表达。

然而戴锦华在2006年出版的《性别中国》中曾经对世妇会做出过正面评价：“1995年，世妇会在中国召开，则推进了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全面普及……世妇会的召开似乎给中国女性主义者与国际妇女NGO组织创造了彼此联系的机遇和可能，并且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女性主义社会文化实践由文学、文化领域向社会科学领域的转型。于是，农村妇女、打工妹、青少女、老年妇女问题，重新回到女性主义或社会性别议题之中。”

对世妇会评价的前后差异，表现出戴锦华的历史意见在这数十年间的明确而微妙的变化和意见转向。这种变化是代表性的。尤其在今天的意见表达上，不存在其它政治选择。在中国的学术生产和公共言论表达的环境里能够屹立不倒的常青树，一定是按照规定动作修剪、扭曲后的造型盆景。不论是否出于戴锦华个人的本意，在社交媒体和网络中，她已经被捏造成了这种国家意志潜意识的代言人。

一则标题为“戴锦华评张爱玲：我对张爱玲热难辞其咎”的短视频，更能说明在某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她的定位所在。戴锦华在此视频中称，《秧歌》不是文学，而是政治，因为这是美国有关机构雇佣张爱玲得到的写作；对于提问者引用龙应台的观点，她回应说“龙应台go to hell”，她就是台湾文化部部长。这里，她否定了二者作品的文学性，将二者的作品属性定义为政治。而她在做这种论断的同时何尝不是正在为另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服务？

戴锦华在这则视频中称，“某种意义上我是中国第一个研究张爱玲的人，所以我对‘张爱玲热’难辞其咎。”这说法有许多层含义。除了学术第一人的自我标榜和“张爱玲热”的居功，还顺带表达了对张爱玲的鄙夷不屑，否则也不会用“难辞其咎”的负面说法了。实际上，研究张爱玲第一人应为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当然，后者是美籍学者。而不准确或擦边球之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张爱玲热恐怕是无法在因果论上单一归因于某一位学者的研究讨论的。

对比戴锦华自己提到的在《浮出历史地表》的2003年再版后记，其中的“花絮说明”可见，对于夏志清的存在，她的“无知”并不是无知无觉的。2003年，她写到：“自以为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熟读各路文学史……竟不知张爱玲、苏青何许人也……彼时我从未读过夏志清先生的文学史，不知道他对于张爱玲的命名意义……”，在这个后记说明中，戴锦华自己写到，她对张爱玲所下的各个轻易结论“是此书诸多‘历史局限’中最刺眼的数处。”

是什么让时隔多年后戴锦华在课堂中放弃了她在后记中严谨、坦诚和自省的态度，忘记了自身的历史局限，反而坚持将擦边球进行到底？当然，这则短视频可能是某个讲座之后的Q&A的断章取义，她或许也未曾料想这些只言片语会这样被截取传播，但仅就视频文本而言，她所表现的强烈的对立情绪和批判意味，从传播结果上已经构成了一种最具有国家主义性质的爽文叙事。批评张、龙的爽点就在于，我们早已离开了还尚有辩论和讨论空间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下的中国言论氛围里，张爱玲执意离开大陆的原因中包含对中共政府的否定，这是难以被容忍的污点；而龙应台在台湾问题中的态度不符合眼下的中国战狼式的外交及内宣需求。

戴锦华的“自反性”不仅仅是一种善用转折的长难句风格，更是一种意见和立场的前后不一致的矛盾。与国家主义总是保持相同站位，也就意味着她必须作出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表态，而借助独特风格的语言和辞藻闪烁其词。其不论是在镜中还是在雾中，不论是遮蔽的还是暧昧的，戴锦华在明确宣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的同时，她许多简化、片面的言论在舆论中滋养的是她曾经极为反对的民族主义和简单粗暴的阶级论断。

民族主义的女性主义者

学者汤尼·白露（Tani E. Barlow）在《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中曾评价，“尽管中国女性主义通常是民族主义的。它也始终还是别的东西。”……“当中国（女性主义）理论家投身于国际性的社会进化论和革命思想中，他们同时以民族主义者和憎恶民族主义这两种身份投入其中。”

戴锦华的确曾以一种反民族主义的姿态成为了民族主义者。2022年7月年“与日本学者讨论战争史，会把我逼成民族主义者”的相关视频引起不少争议。其中戴锦华称，“即使是日本一流的左翼学者，都拒绝讨论战争中日本的罪责：你谈南京大屠杀，他们就谈广岛长崎；你谈日本是战争加害者，他们就渲染自己作为战争受害者的身份；甚至把战争解释成是日本所经历的曲折的现代化道路。”当我搜索相关文章，发现下文没有关于这个日本学术讨论的具体内容，而是对其《52倍人生——戴锦华大师电影课》的推销。且不论她在这个提议上持有民族主义的态度是否合理，民族主义情绪的确是一种较为好用的招徕买卖的方式。

在彼时的讨论中，很多人指出戴锦华一笔带过的“五年的学术讨论”是指包括中国东亚政治和文化思想史学者孙歌，日本史学家、汉学家沟口熊三等学者共同参与的“日中·知识共同体“（1997-2002）讨论会。该讨论会从数据和资料支持的历史客观真实、中日双方从各自不同角度被塑造重现的历史回忆，带有政治敏感性的民族情绪等不同角度，讨论了南京大屠杀以及中日战争诸多争议性话题。根据该讨论会成果和相关讨论，例如沟口熊三《创造日中间知识的空间》；孙歌《实话如何实说》，《日中战争——感情与记忆的构图》等内容，都直接面对了关于南京大屠杀中中日双方的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的差异所在、原因何为、以及影响何在。倘若戴锦华提到的5年学术会就是该会议，那么根据这些内容，视频中的恶意解读并不符合会议的实际情况，这些扭曲的片面解读倒是为了成全她自己想要成为民族主义者的借口。

那么问题是，女性主义者可以和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并置吗？毕竟这些理念和价值兹有许多矛盾冲突之处。戴锦华倒也从未隐藏自己作为女性主义者的同时是学院左派的立场，其诸多文章著作都有着明确的面对国家、民族和妇女的纠葛历史的判断。在《涉渡之舟》中，戴锦华称，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新政府颁布的法律等一系列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一次对女性的史无前例的赐予”。“这一外力为主要甚至唯一动力的妇女解放运动，女性的自我以及群体意识的低下与其现实变革的不相适应，便成为一个不足为奇的事实。”

戴锦华在这里并未具体阐明她是依据什么样的历史事实作出了“唯一动力推动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判断。根据上下文，这里的来自妇女外部的、唯一的动力说的就是共产党。的确，在中国妇女史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的确为“中共的妇女运动是运动妇女，妇女是被动的客体”，即从苏维埃运动到“文革”时期铁姑娘式的生产运动，中国妇女缺乏主体性和自主性。但同时也已经有大量的历史学者，通过史料、口述等研究方法追问了中国女性如何主动参与革命动员的过程，包括支持后援和慰劳、成为地方领导者、拥有了自己的组织(女工农妇代表会议)等等。人大教授宋少鹏称，若只是把“妇女”作为被运动的对象和客体，否认其主体性，实难解释国民党刘庆科对苏区妇女运动“一般妇孺固尤迷途未反”的评价。这里的描述说的正是国共对峙年代，苏区女性的积极参与如何让共产党具有优势，尤其是当共产党遭到国民党的挫败时，女性仍然支持共产党的情况。

这段时期的女性自我和群体意识低下吗？还是说这段时间女性的话语表达和群体利益，如同其他历史时期一样有不同程度地被压抑。中国女性群体与现实变革的不相适应，具体指哪些，原因又何在……戴锦华论述中的字里行间里并没有阐述她如何做出这些历史判断。这些观点只是她前置于文化现象研究的论述。而这些的历史判断和看法，虽然可以在历史学观点中自由争论，但着实违背了一个女性主义者的立场和倾向。

同样是《涉渡之舟》开篇，戴锦华称，“诸多历史文献与统计图表可以印证：迄今为止（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仍是妇女解放程度最高、女性拥有最多的权利与自由的国度之一。”此书出版于2002年，她本人在后记中称，文章大部分完成于1994年前。但1994年的中国，参考国际通用标准：经济参与和机会、教育程度、健康与生存（溺杀女婴）、政治赋权（即女性参政比例）等因素，中国妇女的地位排名132，中国妇女远没有达到戴锦华 “解放程度最高，最多权利、最自由”的状况。这些论述与戴锦华对革命运动是对中国妇女的“赐予”之说一起，倒是如实地反应观点持有者自身的姿态和其所在的关于性别、民族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座标象限，以及这些交叉变量一旦存在冲突时，她的优先排序何在。性别叙事服务于国家民族和意识形态的论述，这的确倒让她有落入了“粉红女权”这一分类中。

成为替罪羊的靶子：中产和资本

戴锦华的文化保守性正是隐藏在其女性主义者的先锋面孔下的。在阐明某种观点时，她常常不揭示自己预设观点的价值前提，鲜用数据和实证的方式来论证。当她批评资本，几乎不厘清占有某种经济资源的利益代表，很少讨论具体事件中她批评的资本到底是国有、私营、跨国外资的来源区分；谈及市场，她也忽略中国的市场准入和流动需要经过政府审批授意许可，以及后者如何寻租的种种情况。当她批评中产，也很少在同一个连续语境下界定说明这一群体究竟是以收入和消费能力划分还是专业人士、企业主或公务员群体。实际上，资本在她的语境中往往不是经济制度中的因素，而是一种绝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是社会不公正的根源。

2016年澎湃新闻的《当下的性别想象中，深刻地存在着“多妻制”幽灵》是一篇颇为有趣且较便于说明其问题的采访。开篇的采访者问到新儒家发表的对女性极为不敬的言论，比如“只有儒家才能安顿现代女性”，“妻妾制有其合理之处”等时，戴锦华回答：“新儒家重提传统诞生于中国崛起、中国文化主体自觉性的大背景下，而西方逻辑，或者说西方文化、普世价值，在我们这儿逐渐错位或无效。”在此，戴锦华话锋一转，把这个对儒家父权的批评引向了资本：“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的中国，‘资本’已然召唤和复活了那个多妻制的幽灵。”继而谈论资本的非人化、批评中国自由派女性主义者的滞后等等。

严格来讲，多妻制的幽灵到底应该归罪于新儒家还是（全球化带来的）资本与权力，可以稍作辨别，分为“经济制度的合法婚姻关系”和“文化、伦理中的社会行为规范与实践”两个方面。作为镶嵌于经济制度的婚姻关系，根据恩格斯的理论，历史上，一夫一妻制的出现，正是为了保存和继承私有财产产生的，它伴随着资本主义应运而生。当然，这种一夫一妻的家庭生产制，并不意味着婚姻制度中的男女平等。其次，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与实践，多妻制在许多非全球化、资本化前的前现代的历史语境中长期存在，不一定是由资本主义兴起才有了多妻制的文化土壤。

戴锦华试图说明论证“一个男性占有多少女性，是跟他占有的权力和资本成正比的”时，提到的是娄烨的《浮城谜事》。《浮城谜事》中的男主的“家庭、婚姻、情欲”结构，正是一个近乎标准的正统儒家礼教下的男女秩序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男性社会交往由规范化的家庭秩序、科举制度和男性旅居生活模式构成。女人则随着儒家式感情结构的需要而分化：好女人夫为妻纲，社会功能性的传宗接代；坏女人则承担感情和色情功能，包括姬妾、妓女或“妖女”，满足男人在生殖与生产范畴之外寻求情绪释放等需要。《浮城谜事》只不过传统小妾被换成了现代二奶，青楼妓女成为了卖身的贫困女大学生罢了。

戴锦华很少在阐述观点时论证观点。她的预设价值包括且不限于：中国近代的革命已经摧毁了传统文化；儒家旧体制的权力完全离开了如今的中国社会；中国不存在一个尚处于政府行政权力强支配下的“伪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在中国运作的是全球资本和西方的那种市场经济。在这些预设前提的取舍之间，戴锦华给出的结果是：现代社会里的所有问题和错误就与传统文化绝缘，全球化的资本和市场来揹负多妻制的骂名。

这些观点是一种只给结果、不给过程的强烈姿态被直接抛出。戴锦华每逢问题必然用西方后殖民话语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习惯性动作，已经形成了一种话语策略。资本作为一种普遍的反思对象只是保守思想在推行观点时方便好用的靶子。

虽然近年来戴锦华的公共媒体发言频繁话题广泛 ，覆盖了电影评析、耽美等流行文化、时事评论如疫情和乌俄战争等等，但所有这些主题都逃不开批评资本、市场、中产、全球化等，几乎成为了其标志性的常规保留操作。媒体的标题也常常掩盖她本来稍有中立意味的评价。例如2016年新闻采访标题，“今天的中国电影，哪个不是中产阶级的？”“宣布一部作品是属于中产阶级的没有意义”，戴锦华虽然承认“今天的中国，中产阶级根本无法晋升为资产者”，但落脚点依然在“你批判中产阶级是因为中产阶级遮蔽了巨大的无产阶级存在吗？……我觉得中产阶级断言就是无效断言。并且，这句断言本身，就散发着中产味道、中产气息。”连在与上野千鹤子的对谈中，关于中国电影的讨论，中国男导演的节变，也被戴锦华称为“资本的反噬”。

戴锦华意见中，中产和底层，虽然各作为一个模糊的宏大概念，却有着清晰而尖锐的对立的关系。她常常富有道德正义感地把批评中产和当同情底层劳动人民联系在一起。在建立对立这种关系的同时，二者之间的分化原因，例如由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或者体制内外等行政管理和区别对待带来的分化，倒是不必讨论的。二者实际上共同承担的负担（不一定是均匀承担），例如国家权力、行政意志和制度决策带来的不公，都隐身不见了。

中式政治正确的女权代言人

作为一个带有女性主义视角的文学评论学者，以及一位极富理论性的拉康-马克思主义电影批评者，戴锦华在早年间的文化、文学研究、影视研究是珍贵且富有意义的。但严格意义上讲，尤其是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来看，她并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她本人在2015年的海南师范大学讲座中坦诚说过，近十年左右，她没有专门做过性别研究的课题。不同于她的本行——电影批评和影视理论，她围绕女性主义的观点更多来自个人生活阅读游学经验和哲学思考，强于阐释而弱于统计论证。在近年来的媒体参与和网络表达，她凸出的女性主义者的身份，又为中国今日的网络文化献出了“男凝”等流行词汇。但她不论她怎样激烈地批评资本、批评可能带来不公的新技术、她的另一些身份，是知名up主，是流量经济的弄潮儿、网络资本的受益者。

在当下的中国，当性别议题作为一个尤其焦虑、冲突剧烈又尤其富有自由解释空间的公共话题，大家不但渴望来自学术界的理论指导，情不自禁想要寻找某种权威来找回性别的主体性、强化女性主义者的认同，为性别文化的变迁和意识转型提供判断座标的锚点，也需要某种偶像来满足“理想女性”的想象填充。戴锦华多或少就迎合了这种时代的需求，成为受到媒体和流量青睐的话语明星。当她反复申明女性主义的身份，说出女性主义帮助她战胜困惑、战胜自卑，且把性别不平等与经济和社会结构作出相互勾连的表达时，她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但是，当她的电影评述工作和精神分析式的女性主义搭售了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观点和立场时，也就把中国目前所有社会问题和尖锐矛盾的锅一口气扣给了她所攻击和批评的靶子，中产、资本、市场、全球化等等。在她呼吁重新评估阶级分析的盲点，重新正视历史脉络和经验时，与市场和资本相互作用的国家体制，政府权力，不应该被区别对待。

实际上，戴锦华本人经历了早期国家女权主义的式微，也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转型对女性的剥削和利用，更经历了近年来中国被挤压的话语和行动空间。作为世妇会的遗产，她批评这些行动者和机构在组织层面受到外国基金赞助支持，但却不提许多组织也曾经与政府积极合作，甚至本身就有政府背景，而在后期被体制内边缘化。她批评这些发展和救助的议题上颇有西方中心主义，但却不承认他们在政治实践中，在政府会议和学院的象牙塔外，直接面向农家女、打工者、吸毒者、残障者、性工作者、被性侵者或抗击艾滋病的女性，而如今这些机会被逐渐剥夺。曾经与戴锦华同一时期出身的许多著名的、开拓性的性别研究学者、活动者都因为异见打压被噤声或辗转海外。在当下，能否考编上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中式种姓制度”，成为符合中国国情的阶级身份；在行动的一线，许多女权主义者在反家暴、反对性侵等公共社会事件中积极维权、发声，进而因为反抗成为被维稳的对象时，她依然批评资本与市场以及部分女权主义者自由主义的倾向。这是对中式政治正确的服从和服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对其部分言论选择性的放大随同舆论的禁区一起，几乎架空了其作为学者向公共客观传达描述中国真实社会问题的能力，围绕她阶级和民族的争议和批评也不可避免地延伸到了她女权主义者的身份上，这些矛盾和悖论并非文过饰非可以掩盖的。当她的话语能力越强、越具有影响力，就越吸引到在性别维度上想要争取更多话语但同时依然保持国族热情的群体，与近年来某种意义上兴起的“粉红女权”不谋而合，进而遮蔽了其他女性主义的多样性和可能性。

正如戴锦华常用历史的遗产与包袱来阐明事物的两面性，她成为当下网络和舆论中中国女性主义学者符号化的代言人也是遗产与包袱。“戴锦华热”现象背后是包括性别叙事在内的更多的自由表达在主流话语空间内极大需求和极端压抑的并存。只要没有学术独立和言论自由，历史和现实的表达再现几乎注定失实失真。当意识形态绝对控制下的叙事成为唯一权威的时候，不论是性别的、阶级的还是民族，它彰显的仍然是霸权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