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香港独立出版剩下的一口气：“追求民主自由，目前还不算犯法吧？”

第32届香港书展前日（7月20日）开幕两日，人流少过以往；“综合书刊馆”参展单位计132间，也较去年的160间为少。今年主题为“历史文化．城市书写”，而此前5月，新闻称三家出版商申请参与书展“史无前例”被拒，其中两家的书籍正是因书写反修例香港而于去年书展遭到投诉。

出版社被拒，参展商减少，并非完全出人意料。港区国安法实施两年来，香港公共图书馆与中学图书馆都有新闻指下架“敏感”书籍，相较之下，有人质疑书展的安排是言论自由再倒退的续章。被拒方如何应对？今次被拒三家，都是独立小众出版社，其中山道文化发起举办“香港人书展”拟另寻出路，但也在7月14日预定开幕前一日临时取消，最终只能改于网上举办。

创办自1990年的香港书展，每年在湾仔会展举行，入场人次数以十万计。多年来，书展陈列一直光谱广阔，各类立场的政治书籍均可摆卖。而出版社不论规模，只要应付到摊位费用都可同场展销。今次独立小型出版社被拒，民间自发书展也无法成事，这是否提醒人们，在香港出版业，官方主旋律外的非主流声音正进一步被边缘化？本文盘点时至今日香港独立出版于每个步骤都可能陷入的重重困难，考察业界中人做何打算？

要先说明的是，关注独立出版并非仅止关注小众。虽一般理解其受众较为“小众”，但正如有出版人以病毒为喻，“如果社会只有单一物种， 一单病毒入侵，可能全都死光；如果有不同品种，可能不至于灭绝”。究其实，独立出版社于公共生活中，一直承担著拓阔公众资讯接收光谱，维持社会舆论多元与丰富等功能；今日情境下，更有部分关涉大众利益的书籍因香港言论自由缩小，由独立出版社出版（部分独立出版社一直以来也有出版此类书籍）。

“香港书展绝对是出版界寒暑表”，但“在荒谬的社会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书展历史上“闻所未闻”：同业看见也不安

另一小型参展商见状大表不安，选择不具名受访，表示对“迫人退展”的做法“感到惊讶”，“做法颇为恶劣”，整件事令人“感到白色恐怖无形的压力”。

多间传媒报道至少三间出版社申请书展摊位被拒，是距离书展开幕仅余两月之时，业者形容情况“前所未有、闻所未闻”。被拒入场的出版社包括有种文化、山道文化、蜂鸟出版，分别成立于 2012、2015 及 2018 年。

其中，“有种”以破格见称，自言为了“对生活还保留一点感觉的读者”，早年将网络小说制作成书，如《一路向西》、《那夜凌晨，我坐上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近年出版不少社运相关书籍；“山道”关注社会议题，由监狱文学邵家臻《石墙生花─坐监记及其他》到近月因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制作的《乌克兰照片集》；“蜂鸟”则多做历史普及，出版如《空白的一百年——教科书不会告诉你的香港历史》等。

去年书展三间都参与了，其中“山道”的《逆权教师》、《元朗黑夜》及《如水赴壑─香港历史与意识之流》三种被指违反国安法；“有种”的《每一把伞》及《我们的价值》收到投诉；“蜂鸟”未有相关记录。至于今年为何拒绝？出版社曾向书展主办方香港贸易发展局（下称贸发局）要求解释，局方未有交代。7月5日书展记招会上，贸发局面对传媒亦重申“不评论个别个案”。

山道负责人杨子俊，也是三年前2019年6月12日的“爆眼教师”，他被拒后发起“香港人书展”，在传媒预展上表示，其他参展商过往未陈列政治书籍，而“山道”与“有种”同被投诉过，判断当局做法出于“政治决定”。“香港书展绝对是出版界寒暑表。”杨子俊指，贸发局作为公权力机构，是否容许异见声音，反映官方对香港出版界的要求。有种文化负责人Daniel却称遭遇“不意外”，“在荒谬的社会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如前所述，一直以来香港书展现场售卖内容多元，2019 年反修例期间，场内更有摊位设置连侬墙，发售运动相关小志；至去年因疫情停办之前，对香港大部分出版社而言，书展机制“持之有效地运行超过三十年”，于今，三家出版社失去参展机会自难免担心影响销情，惟其中Daniel继续审慎乐观，相信“好书有没有书展，货量都一样流转，只是速度没那么快”。

对同业被拒入场，参展多年的独立出版社茶杯杂志出版有限公司编辑何杏园感叹，事件或导致读者对书展观感变差，减低入场意欲甚至杯葛。如其担忧的，此前不少网民在有线新闻和《明报》等媒体报道下留言，批评主办单位做法侵害言论自由，甚至呼吁公众“罢去书展”。因此何杏园估计，今年书展人流和销售有机会是近年最差。

而另一间仍有参展的小型出版商也大表不安，担心随时被撤回参展资格，他们选择不具名受访，表示虽然被拒事件“不是没有心理准备”，但对“迫人退展”的做法仍“感到惊讶”，称其没有交代理据，“做法颇为恶劣”，被拒方又无上诉渠道，整件事令人“感到白色恐怖无形的压力”。

民间书展：曾与官方书展分庭抗礼，以后呢？

独立出版机构始终有种独立精神，有各自关注的议题，“众声喧哗，正是一个城市里面的人持续生命力的关键”。

其实书展参展成本动辄逾万港元，更多独立出版机构因费用高昂未能入场。独立出版界普遍认为，书展偏向服务大型出版社，发售书籍亦面向普罗大众。而独立出版社无论是文艺还是社会议题，各有关怀，只是他们往往员工人数不多，不少更是“一人公司”。像“有种”目前全职人员只有Daniel一个。因应个别出版项目，他再另约编辑以自由工作者身份参与。资本虽然有限，但胜在灵活运作，如独立书店艺鹄（ACO）店长连安洋所言，独立出版是创意的体现，“因应每个作者的成本和能力去做书”。

2017 年，香港独立出版业者成立“52Hz出版联盟”，组合香港小型出版社，跨海参与台北国际书展。联盟出版社数目自此每届稍有增减，维持于15家左右，定位由文艺流行至学术普及。2018年，52Hz部分参展单位于香港书展期内，在湾仔富德楼艺鹄书店联营另一场独立书展：“独立出版迷你书展”。因有艺鹄统筹销售，独立出版单位无需付出固定人手即可参与一场特别而独立的书展。连安洋解释，艺鹄初心在于眼见独立出版人受限于产业结构及规模，无法进入书展大舞台，想趁书展期间香港人关注书业，另辟蹊径，让更多人见到独立出版身影。

相对于依托大型发行商及书店的主流出版社，独立出版机构始终有种独立精神，有各自关注的议题，连安洋说，“众声喧哗，正是一个城市里面的人持续生命力的关键”。

前年，迷你书展因应疫情延期至10月举行而依然无损人流；去年，参展及合办单位更多达30家。举办地富德楼是旧式战后唐楼，只一部升降机（电梯）上落，排队人龙虽很长，但几乎所有人都耐心等候。今年临近书展档期，也不时有读者到艺鹄购书时表示期待活动再办。但连安洋不敢轻下承诺今年依然由艺鹄举办迷你书展，只可以肯定今年一定不会在香港书展同期发生。他强调活动“不只是艺鹄的事”，各人都可对迷你书展有自己的想像，“事情不需要因循。谁想承传，谁就继续做下去。”

这边厢“迷你书展”停下思考前路，那边厢山道因被拒而自发筹办“香港人书展”。杨子俊认为两者不尽相同：“香港人书展”较通俗，面向大众；“迷你书展”则倾向文艺，受众也以文青为主。以另组书展去回应被拒，杨子俊强调无意与香港书展明显对抗，目的在于“补充香港书展的不足”，陈列本地出版及香港人关注的议题读物。两者展期亦不重叠。就7月13日传媒预览所见，山道继续发售去年于书展被投诉的出版物。不过，杨子俊强调去年贸发局只知会收到投诉，此后未有进一步跟进，亦未发出警告。

山道没有收到当局直接干预“香港人书展”。直至活动开幕前一日，他得悉建制派团体香港政研会有意于开幕后派人视察，判别发售书籍“是否有危险性”。同日，他亦收到代表业主的地产公司通知，指“香港人书展”将场地“分租”，有违租约协定，要求立即退场。几经沟通，山道终决定取消实体活动，转为网上书展。公布消息的帖文下，不少网民尊重搞手尝试促成其事的努力，又批评业主“打压”。杨子俊认为事件“惹人猜想业主可能收到某种讯息”，感叹“恐惧继续蔓延，连私人市场的空间也不再”。

说不清的红线：无缘无故恶梦，但也习惯了

“常说‘不犯法就自由’，实际是‘不冒犯就自由’。”“当局随时都可以定义犯法的标准。”

眼见出版社会议题、书写香港历史的出版商被拒门外，制作其他题材书籍的业者也担心，红线早晚压到自己身上。参展的不具名小型出版社负责人坦言，要维持一直以来的出版和创作方针，又要确保机构上下人身安全，“只可摸著石头过河”。他透露近年虽未至于收到人身威胁，但的确受到一些滋扰，认为现时社会缺乏清晰准则，出版社难以判断“何时过了界”，“常说‘不犯法就自由’，实际是‘不冒犯就自由’。何时冒犯到要用法律手段来制裁你，标准其实没人知晓。”

何杏园同感无法判断安危，“即使没说出那些敏感字，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读者可以是任何人，可能在书店随手翻到某本书，觉得有问题就去投诉你”。与其评论个别机构的风险，连安洋更忧虑当局对文化界整体作出打压。出书卖书，机构从不做任何违法的事，但“当局随时都可以定义犯法的标准”，“我们只可以在你判定某些行为犯法之后，不去做那些事；未被视作犯法的，我们就继续照做，例如追求民主自由，目前还不算犯法吧？”

“未被视作犯法的，我们就继续照做，例如追求民主自由，目前还不算犯法吧？”

“茶杯”执行总编辑陶培康也是香港中小企书刊业商会干事，他认为出版虽“有信心做”，但“没以前那么容易、那么快乐”，以前内容有意义就出版，现需更多深耕细作，“以前有些书的内容可以说，现在都不可以了”。“茶杯”在实体外也兼营网上平台，内容涵盖生活悠闲到国际关系，陶培康不讳言有时会为网站内容担忧风险，“会无缘无故发恶梦。之前比较严重，现在算是习惯了”。

魔鬼在细节：如何从每个步骤淘汰独立出版

独立出版收入有限，未必有能力租用独立办公室，由此今后便可能因此难为要出版的书籍申请到ISBN书号，“香港现在的管治模式正是这样：透过条例的小修定已可以淘汰一些业者”。

只是习惯了，而非恶梦不再。无法判断的风险导致恐惧，是为一种白色恐怖般的氛围。社会气氛趋向肃穆之时，即使出版人努力撑开自由空间，也未如往日容易。杨子俊提到，国安法实施以来，每个出版机构都有不同考虑，恐惧叠加，导致出版物胎死腹中。

据他说，实际上独立出版如今在每个环节都可能卡关，过去不会有或少有的关，例如自选题开始，编辑已需要评估内容有无触犯国安法风险；接下来，有无印刷厂愿意承印这本书；然后是发行，甚至有的书印好了，但都没发行。如此一来，出版社洽谈的项目中，大约只有1/3最终能顺利面世。

又如“茶杯”曾打算将书中插图印于伞面，作为周边产品配合推书，但这也遭遇制作公司不愿承接，称担心要把雨伞从中国大陆运来香港会被扣货，可能蒙受损失。甚或近期印刷厂因疫情经济不景而结业，精装书的特别效果都已愈来愈难在港做到，所以陶培康也同意现在出书“每个步骤都有挑战”。

近月有独立出版社表示，申请国际标准书号（ISBN）遇上阻滞。过往，机构都只须向香港公共图书馆辖下书刊注册组，递交申请表及商业登记证或社团注册证明书即可申请到书号。申请须知虽列明“或需额外提交营运地址证明”，但小型出版社向来以通讯地址申请亦可获批。

可是近月，有出版社被要求提供水电费单一类文件，用以证明机构于该处营运。有业者认为，独立出版收入有限，未必有能力租用独立办公室。申请程序收紧可能对微型出版社形成压力，不愿透露姓名的受访业者说，“香港现在的管治模式正是这样：透过条例的小修定已可以淘汰一些业者”。

业界另一隐忧在于法定机构香港艺术发展局（下称“艺发局”）因委员推选方法修定而可能带来的变化。作为半官方机构，艺发局多年来扶助新进和小众创作，补充市场以外版块，维持香港在地艺术生态的多元性，如同其他文化生态较健康地区，此类资助本是一种常见文化政策。这也是长期以来，不少独立出版社旗下书籍的启动资金来源。

譬如以文学类型来说，小说较为普及，易获得市场支持；但诗集读者群就有限得多，很多时候都需要资助出版。艺发局2020年批出28个文学出版计划；2021年上半年更批出23个出版计划，下半年则暂未公布数据。但随著艺发局今年6月公布修定审批委员产生办法，业界担心局内组成改变，可能进而影响整个资助审批方针。连安洋预视“未来出版物可能要找其他资助”，“没了艺发局，大家要回到自力更生的情况”。

移民潮之冲击：危，抑或机？

2022上半年，移民潮效应逐渐浮现，“移民大多是受过教育的中产，艺文活动的关键受众，他们离开对书业有一定影响”。而整体经济下行，人们没太多收入也就没闲暇付钱买书。独立书店愈开愈多，多少也会分薄市场。

自力更生，不靠资助，就得放眼市场。但香港读者可否撑起本地出版业？陶培康憧憬日本的情况：一个作家写成小说出版后，可以变成漫画、动画、电影、真人版电影，“做一个故事，有好多方式去卖钱，滚存生命”。这样成熟完整的产业炼恰是香港缺乏的，没有成熟的产业链去巩固产品的版权（IP），便“养不活一群想做这件事的人才”。

另一方面，近年社运和疫情交加，百业萧条，独立书店却如雨后春笋，何杏园形容是“逆市奇葩”。独立出版社 dirty press总监张小鸣也发现不少消费者带著“扶弱”心态，主动选择独立书店。那么独立书店的声势壮如“复兴”， 是否可以有助独立出版社的生存？

兼营书店的连安洋不那么乐观。他见证2020 年下半年书店生意兴旺时期，人们一批一批书买走，甚至听到客人说“离开香港前要来买书，带去别处保存”。一年半之后，移民潮的效应逐渐浮现，“移民大多数都是受过教育的中产，艺文活动的关键受众，他们离开对书业也有一定影响”。再者，整体经济下行，人们没太多收入也就没有那种闲暇付钱买书。独立书店愈开愈多，多少也会分薄市场。书店生意回复平静，甚至销售比往常更低，“卖书去货慢了，也听闻其他书店都觉得销情淡了”。

撇开移民潮因素，读者数量下降更是全球书业共同难题。以实体书为主的出版社长期被视作“夕阳行业”。从事出版多年的Daniel明白，今人看手机时间一定多过看书，“就算买了书，也不一定会看。可能纯粹是消费选择，用消费去表达态度”。面对网络挑战，张小鸣则相信借用社交媒体的传播有助开拓新读者，如欧美出版同业通过 Tiktok 介绍书籍，青少年读者不跌反升；而电子书和声音书也都是可以接触新读者的渠道，出版的重点在于内容，多于什么载体。

既有移民潮，香港出版业是否也可外移？陶培康曾私下建议一些作者没有必要在香港做书，只要有心追求品质，人在何地都可以实践，而有这想法的，在独立出版界，不止他一人。

既然留下来，还剩什么书可以出？

“纯粹惊，不去碰，只会愈缩愈后。我们会在灰色地带思考‘怎样表达，而又不犯法’，尽力维持出版自由。”

Daniel 承认“有种”可能已在“某个名单”之上，出版物可能随时被指犯法，出版人也可能有被捕风险。2014年雨伞运动以来，有种出版过多本社运书籍。国安法之后，Daniel减少出书，“想沈淀一下，思考还有什么书可以出”。出版空间在他眼中“仍然很阔”，还有好多议题可继续说，何况“我们也只是探讨道理，说事实而已”。

沈淀过后，“有种”今年准备了两三本新书，“纯粹惊，不去碰，只会愈缩愈后。我们会在灰色地带思考‘怎样表达，而又不犯法’，尽力维持出版自由”。在他眼中，所谓 “一言堂最和谐”其实解决不了问题，言论自由造就的多元文化，优势在于“十把声音即使九把都没有用，但只要有一把声音是对的，仍然可以推动社会向前”。与其自我审查到什么书都不做，他宁可面对法例，继续出书，让不同作者提出不同说法。

张小鸣的dirty press 2008年成立，一向出版性别议题、性小众等书籍，他也观察到，其实香港独立出版一直以来紧贴社会议题和气氛出书，惟自国安法出台，因红线不清晰，业界“接近大半年都不怎做书，惴惴不安；之后，大家开始尝试摸索，慢慢回复过来”。“继续紧贴就会容易触动红线”，业者或无奈调整策略，或者直接选择离开——移民或转行。

留下来的人，张小鸣则认为转向多做“基础工作”（groundwork），倡导普世人权和价值。正如虽然中国大陆常年言论受限，但张小鸣提到大陆出版社和书店“打擦边球”至今，“大陆政策也是时紧时松，书店和出版社无奈，但都忍辱负重坚持”。

香港的前景，不灰暗吗？

“起码大家见到我们都曾经努力过。”

“香港的独特性还是无可取代。”Daniel 相信，香港曾经是最自由的地方，在这环境长大的一代只要一天还活著，就还有机会碰撞出各种创意点子。“虽然好多人离开，但很多年轻人还在，而且都好聪明”。面对同业转行和移民，他视为“新陈代谢”。张小鸣近年也为新一代举办“编辑训练班”，培育新血同时，亦见识到青年人的理想，“只要香港有一部分年轻人依然保持这份追寻和生命力，我不觉得香港的前景好灰暗”。即便眼下出版业乃至整个文化界，看上去噤声了不少，他也理解是大家都只想继续留在这城，默默做事，“情势比人强，唯有做回自己，透过出版寻回我们的独特性”。

“香港人不只懂得赚钱，我们也会争取自由和民主。”杨子俊眼中，依然可以透过出版来实践自由意志，“我想告诉大家其实可以做到，让有同样价值的人知道，这些价值尚未消失”。以在商言商而言，他坦言前景确实不明朗，但山道文化的销售目前能做到收支平冲，那么自己即使面对压力也会继续：

“相信那些价值，但不去实行，就失去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