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丈夫，出走者的工会：印度家政女工故事

从出生起，雷努卡（Renuka）就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她说不上自己的年龄和生日，没有去过一天学校，写不出自己的名字。直到三年前，她才拥有了第一张身份证件。她只说得出，丈夫年近花甲，大儿子今年二十二岁，小女儿刚年满十八。

见到雷努卡这天是十胜节。它是印度教的重要节日。雷努卡一头黑发扎在脑后，眉间的吉祥红点更加显眼，她穿着一身彩色的纱丽，是上次回村时邻居送的。“来班加罗尔时，我就只有一身纱丽，到现在，我也从来没给自己花过一卢比。”她指着手镯、鼻钉、耳环和脖间的链子，说自己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雇主和村民的馈赠，连印度教中象征已婚女性身份的项链也不例外。

萨媞雅（Sathiya）认识雷努卡十五年了，她是雷努卡来班加罗尔的第二个雇主，在过去的十五年里，雷努卡为她照料家务，两人也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她估计，雷努卡的年龄应该在35岁左右，大儿子出生那年，她大约只有13岁。

20多年前，童婚在印度农村算不上新鲜事。雷努卡出生在卡纳塔克邦北部的Adavisomapura村，气候干旱炎热，多产甘蔗和高粱。雷努卡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哥哥和弟弟去学校读书，她从小就在家里帮忙料理家务。10岁出头，她被父母送去砖厂做童工，每天赚25卢比。

结婚也是稀里糊涂的。11岁那年，有人叫她去寺庙围观典礼，去了之后，她被领着坐在庙里，仪式结束后，她就跟着妈妈回家了。她听到了别人说“婚礼”，但并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直到一年多以后，她月经初潮，妈妈让他去丈夫家里住。“我问为什么，她才告诉我我已经结婚了。”雷努卡脸一红，不好意思地笑了。

丈夫是远房亲戚，当时已经三十岁出头，没有工作，还是个酒鬼。雷努卡家里也拿不出嫁妆，就把她打发给了这家人。三个孩子出生后，雷努卡来到班加罗尔，靠做家政女工养活了一家人，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抚养成人。

雷努卡的前半生

童婚只是雷努卡噩梦的开端。住到夫家后，孩子们就接二连三地出生了，但丈夫没有丝毫改变，成天打牌、喝酒，毫无来由地动手打她。一家七张嘴等着吃饭，负担全落在了雷努卡身上。她在村里打零工，一天到头挣50卢比，“我每天买一公斤米，10卢比的油，回家做好饭，丈夫、孩子和公婆先吃，有剩下的我就可以吃两口，不然就直接睡觉。”她说。身心的双重煎熬，让她动了自杀的念头。她去过两次村里的火车铁轨，想一死了之。

熬着熬着，日子又有了转机。村里的一家人要搬去班加罗尔，想带她一起去。20出头的她心一横，扔下了三个孩子。雷努卡不是没有背井离乡的恐惧，但求生的本能说服了她，“就算是死，我也可以先吃饱了再死。”

她住在雇主家里，照顾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起居。雇主待她很好，提供食宿之外每月给她6000卢比。一年后，雇主又建议她为其他家庭兼职，给她涨了工资，让她自己住。雷努卡花400卢比租了一间六七平米的房子，开始找其他雇主，这时候，她遇到了刚刚生完女儿的萨媞雅。

疫情前，她为八个家庭工作，每天工作九个小时，从清晨五点到下午两点。她记不住名字，就用约定的时间来代表雇主。早上，她在“七点的房子”干完活吃早饭，洗碗和清洁房间是基础活计，有的家里也要做饭或者洗衣，做完六家，又在“一点的房子”那里吃午餐。干完活回到家，自己家的家务是她当天的第九份工，只不过她做了三十多年，一直都是无偿的。

不仅无偿，她辛劳工作的收入也全部投入了这个家。雷努卡每月能赚两万卢比，约合2000人民币出头，养活夫家七口人，也不时帮衬娘家。到班加罗尔后，她把大儿子也接到了公立学校读书，又通过雇主给哥哥介绍了工作，侄子也跟着来了，在一家英语教学的公立学校读书，雷努卡给他付学费。

但直到现在，她甚至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银行卡。三年前，凭着和哥哥的亲属关系，她才有了第一张身份证件——Aadhar卡（印度政府的虹膜身份认证系统）。但她不会写自己的名字，银行拒绝给她开卡。每个月雇主发了薪水，她也不会计数，就把一沓现金交给哥哥，由他管钱。

但雷努卡会提前抽出几张钞票，以备不时之需，她知道钱一旦给出去，就不可能再要回来了。“没有银行卡也好，这样他们就不知道我到底有多少钱。”雷努卡担心，如果家人知道知道了她的确切收入，就会向她索取更多。在班加罗尔做建筑工的儿子就找她要过手表，让她从雇主那里预支薪水，再每月偿还。

雷努卡遇到的雇主大多好心，给她旧衣穿，也会借钱给她救急。但麻烦事也难免。疫情封城后，她去一家打扫，雇主不在家，她边打扫、边打电话找人借钱。有个上了年纪的邻居听到了这番话，暗示雷努卡陪自己睡觉，就借给她钱。雷努卡主动从这家请了辞。还有几位雇主住在封闭社区，封城后，小区物业不允许家政工进入，她也丢了工作，工钱也没结清。一直到十月，她只剩下了三位雇主。

班加罗尔大约有40万名家政工，基本上都是女性。21世纪初，班加罗尔的软件外包业逐渐成型，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来到这里，追逐中产梦。随之而来的还有农民工，他们在城郊的贫民窟落脚，想法设法在城市里谋一份差事。从小就照料家事的女性，逐渐在附近的公寓和公司做起了家政工，补贴家用。

疫情和封城彻底改变了经济社会的运转逻辑，也改变了这座新兴城市里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居家工作和社交隔离成了新常态，处于经济和风险考量，很多人选择不再雇佣家政工。

屋漏偏逢连夜雨。四个月前，老家的婆婆病了，为了给婆婆治病，她从雇主那里预支了5万卢比的工资。女儿也到了婚嫁的年纪，45万卢比的嫁妆也落在了雷努卡的头上。她算来算去，怎么也不可能凑够这笔钱。找不到新雇主，她甚至想到去打扫厕所。

封城期间，她建议家人快点给女儿找人家，婚礼有人数限制，还能少花点钱。但家人不同意，想办得体面些，女儿想要全套的嫁妆，算下来大概要45万卢比。借债是她唯一的选择，这个想法压得雷努卡喘不过气，“每天睡觉都在想怎么能还上这些钱。”自杀的念头又冒了出来。

“隐形”的家政工

在过去四十年里，社会活动家吉塔·梅农（Geeta Menon）见过无数的“雷努卡”。她为保护和赋权家政工奔走疾呼，童工、家暴、性骚扰，是她们故事里的常见情节。突如其来的疫情，更是将她们推向了绝望边缘，“这是一场针对她们的战争。”吉塔说。

家政工人权利工会2020年6月在班加罗尔进行的调查显示，受调查的2396名家政工里，有87%在封城后失业，有91%的人自此断了收入。报告认为，除了雇主对经济因素的考量外，针对家政工的种姓歧视也是重要原因，她们往往因为出身低种姓，而被认为是“不洁的”。

虽然家政工随处可见，但确切数字却没有共识，官方预估的数字是四百多万，但吉塔估计这个数字有大约五千万。与印度政府统计的约八千万正式女性就业人口相比，这一数字也相当可观。

最早，吉塔的工作对象是住在城市贫民窟里的女性，帮助她们解决住房、饮用水和教育等问题。2000年后，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加快，她发现，这些女性经历了身份转换，从全职的家庭主妇变成了兼职的女工，其中绝大多数是家政工。“当我开始聚焦在她们身上时，我发现没有一个群体像她们这样脆弱和隐形。”吉塔说。

“隐形女工”的身份，让家政工遭遇了家庭之外的第二重剥削和伤害。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童工，吉塔估计，有30%的家政工是14岁以下的童工。她接触的女工中，有很多都是从十岁左右就开始做帮佣，早上干完活再去学校，成年后也继续从事家政职业。和雷努卡一样来自卡纳塔克邦北部的沙拉达玛（Sharadhamma）今年50岁，她十三四岁时结了婚，随后跟着丈夫来了班加罗尔，已经做了快四十年的家政工，早年丈夫去世，她独自抚养了三个孩子。

与童工问题如影随形的，是儿童贩运和强迫劳动。中介机构在贫困村落物色人选，跟她们签订合法或非法的协议，培训后将女孩“派遣”到雇主家里，从雇主处收取薪水，扣除佣金后再给她。但女孩们的命运却全掌握在雇主手里，吉塔见过拿着微薄薪水却全年无休的女孩，被限制自由和社交、甚至遗忘了母语的女孩，有的女孩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无人负责。

Shwetha（化名）来自阿萨姆邦的一个偏远村庄。她16岁时，中介把她送到了班加罗尔，在雇主家做全职帮佣。为了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点儿，中介还给她注射了药物。

不幸的是，她从九层的公寓意外坠楼身亡。起初，雇主称她是个孤儿，直到吉塔听闻后介入，才打听到她的父母。得知消息后，父亲非常震惊，他甚至不知道女儿在班加罗尔，也没有钱坐火车来处理后事。吉塔为他出了路费，父亲来到班加罗尔，警察才立了案，对雇主和中介对进行了调查，但因为证据太弱，案子至今悬而未决。

多年来，吉塔在班加罗尔建立了一个的家政女工的网络，她们听闻邻里间有女工求助，就通知吉塔。64岁的她，仍然每天都奔波在路上。三月底，她送了两个从贾坎德邦来的女孩回家，她们被送到班加罗尔，封城后再也联系不上中介，也不知如何回家。

童工之外，被控盗窃、任意解雇对家政工来说也是家常便饭，但最棘手的还是性骚扰。在吉塔处理过的性骚扰案件中，如果施害者是“外人”，雇主和社区愿意配合处理。有一个案子的施害者是来家里维修的水管工，吉塔找雇主和业主协会联合调查，最后施害者被处理，他丢了工作，女工也得到了补偿。

但更多的情况下，施害人是雇主，在这种情况下，推动解决几乎是寸步难行。一个案例中，女孩去妈妈的雇主家帮忙，被雇主骚扰，吉塔介入后，业主协会拒绝介入调查，吉塔无奈之下报了警，一个月后，雇主才被拘留，但也很快被释放，案子也无疾而终。妈妈仍然选择了在那家继续工作，只是女孩不再去了。

让吉塔气愤的是，雇主不仅拒不承认，还在小区业主的WhatsApp群里发信息，诋毁和污蔑女孩。“很多受害者都因为恐惧不敢说，她说出来了，却在警察和雇主那里受到了如此糟糕的对待，几乎得不到任何救济。”她说。

在她过往的经验里，事情发生后，如果受害者举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失去工作机会，“那就不要雇佣她了，谁让她是‘麻烦制造者’。”

“消失”的丈夫

即使是幸运地遇到了好心的雇主，家政工总得回家，她们仍然无法从父权阴影中逃离。雷努卡的讲述中，有四位男性频繁出现：父亲、丈夫、哥哥和儿子。

说到自己的婚约时，她提到了父亲。婚事是妈妈帮她定的，爸爸当时在果阿打工，也是在婚礼前一天才得知消息。雷努卡认为，“如果我爸爸在家的话，他肯定会再等几年，花点钱给我找个好人家。”但父亲给她留下的伤疤也挥之不去，童年时在田里干活手被草割伤，父亲把她送到公立医院后离开，留她一个人在医院过了一个半月。拆线那天，父亲喝醉了，她用手比划出剪刀的样子，平静地说，“我就自己用剪刀剪掉了，流了好多好多血。”

另一处伤疤来自哥哥。她的右耳耳垂上有一处明显的残缺，是有次哥哥动手打她留下的。“耳朵掉了。”她用右手比划着流血。雷努卡现在和儿子、哥哥住在一起，照料他们的生活起居，但要是她生了病，男人们就去外面吃，没人管她。

而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丈夫，除了这些年找她要钱之外，几乎从她的生命里消失了。“你想过离婚吗？”雷努卡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说，“村里人不会接受的。”沉默片刻，又补充说，“离的话我早就该离了。”

听了雷努卡的故事，吉塔叹了口气。雷努卡的困境很典型，“有些女工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父权制已经很严重内化在她脑子里，不是一朝一夕会消失的。”她说。

二十年前，她刚开始组建家政工人组织时，很多女性完全没有“劳工”的概念，她们认为自己不过是做家务，也没有挣多少钱。她解释道，家政工这个职业的历史来自于抵债奴工，她们的劳动从来就是不被尊重的，这种思想仍然残留到了现在，很多家政工人仍然认为自己是仆人，对雇主的善意心存感激，甚至有童工被送回家时，还在想，“那今天夫人（雇主）吃什么？”

“我不断地告诉她们，‘你其实是在工厂工作，你在出卖自己的劳力’。只有这样看，她们才会开始要求加班工资、假期和奖金。”吉塔说。

在吉塔建立家政工人工会早期，总工会对是否将家政工人纳入管辖仍存有疑虑。但随着无组织工人在劳动经济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总工会才慢慢考虑将她们纳入议程。“以前工会靠有组织工人就足够了，但现在无组织工人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它的力量就被削弱了。”吉塔说。

总工会态度的转变也与政治图景息息相关。吉塔解释道，传统上工人们是亲左翼政党的，但左翼政党在种姓问题上无所作为，所以工人们的社会认同上逐渐转向右翼的执政党。“在这个维度上，工会本来的会员越来越少，所以逐渐转向无组织领域。”她说。

10月28日下午，班加罗尔南部曼朱纳斯贫民窟的家政工聚在一起开会，这样的会议每个月一次，结束之后，各贫民窟的代表再和吉塔碰面。下午四点，20多名女工陆陆续续地来了，有人带着还在学步的小孩，女工们在巷子里席地而坐，孩子就在一边踉跄地走来走去。

65岁的潘卡玛（Pankjamma）是这个区域的女工代表。三十年多前，她和丈夫带着三个孩子，从泰米尔纳德邦搬到班加罗尔，为了养活孩子，她在小儿子不到一岁时就开始做家政工，留大女儿在家照顾他。那时起，她就加入了女工组织，后来慢慢成了社区的领导。会上，她听说大多数女工的劳工卡还没发放，建议大家一起去劳工部抗议。“我很愿意组织大家、传递一些信息，这些抗争对我里说可能是没用的，但说不定会惠及以后的女工。”潘卡玛告诉我。

吉塔观察到，当女性走入职场和社交场合，家庭做出经济贡献，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让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向女性倾斜。她发现，很多家政工参加了工会后，慢慢变得擅表达、更敢于做决定，且很坚定地让孩子接受教育。“很多男性的权力只是外在的，在家里其实他谈不上什么权力，都是女性做主，因为男性其实没做什么贡献。”

但这种家庭内部权力结构的倾斜，往往伴随着责任的转移。吉塔告诉我，“当男性让渡了权力时，也放弃了自己在家庭里的责任。”她讲到了女工罗尼（Ronnie）的故事，她的两个孩子都患有肌营养不良症，只能瘫痪在床，罗尼外出工作时，只能把他们用绳子绑在床上，她回到家要照顾小孩、料理家事，丈夫完全撒手不管，连坐车买药也只能罗尼自己去。见到吉塔时，她说着说着就哭了，“她为这个家承担了太多的麻烦和负担，但丈夫却好像完全不在乎。”

“她们的这种‘权力’并不是丈夫甘心赋予的，而是因为丈夫无用，她们被迫承担起了双重责任。”吉塔说。

女性出走的力量

这种被内化的困境，到底有没有出口？在吉塔看来，女性需要一个“触发点到无法回头”的临界点，就会选择出走。

几年前，她遇到过一个女工，独自住在贫民窟的棚子里，一天晚上，她的门开着，有四个青年闯了进来，意图侵犯她，幸好她尖叫制止了对方。吉塔带她去报警，警察也不愿受理，说找不到那四个人，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又过了两年，她再遇到那个女孩，她已经结婚了。吉塔问她，“你开心吗？”女孩说，丈夫的占有欲很强，不愿意让她工作，有时候也对她施以暴力。吉塔说，你是个很勇敢的女孩，为什么不离开他呢？女孩答道，“我还在忍受他的原因，就是每天早上有男人离开我的家去工作，我会更安全。”

“这个社会让你觉得，为了安全起见，你需要一个男人。”吉塔叹息，她看到女孩眼里的光变得黯淡，女孩不得已屈服于社会压力，让她觉得难过。她认为，到了某一个临界点，这些女性才会有足够的力量去考虑，“我是要为自己而活，还是为社会而活”，她也见过没有任何资源的妇女，在饱受折磨后终于打定主意，带着孩子离开了家。

2010年，吉塔也结束了自己的婚姻。这段婚姻不因她的意愿开始，持续了三十年后，所幸因她的意愿而结束。

吉塔出生在孟买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和母亲都来自喀拉拉邦，父亲在一家制药公司找到了工作，母亲拥有经济学的学位，在当时非常少见，但在父亲的坚持下，母亲婚后就留在了家里。“要是我妈妈去工作的话，我敢肯定她会进入印度央行。”吉塔笑着说。

在这种强势的父权阴影下长大的吉塔，一直不是个“听话”的孩子。青春期开始，父亲就禁止她在外面玩板球，她看到外面自由奔跑的弟弟，觉得非常不公平。一次她偷偷跑出去和男生们玩板球，父亲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她跩回了家。洒红节和弟弟溜出家到海边玩，被发现了挨打的也是她。“那个年纪你没想到自己还会挨打，我感觉到非常强烈的屈辱。”她说。

吉塔成年后，父亲已经升任跨国医药公司的副总裁，她与父亲的对抗也愈演愈烈。本科毕业后，父亲想让她选择一个好就业的专业，从来没问过她的意愿。她被塔塔科学院的社会科学硕士录取，在那里，她接触到了社会发展的理论，却始终觉得，理论无法解释她在孟买看到的强烈贫富差距。直到她开始在贫民窟工作，她的视野才开始逐渐清晰。

1979年轰动一时的马图拉（Mathura）强奸案判决是吉塔投身社会运动的开端。1972年，当时年仅15岁左右的部落女孩马图拉被两名警察强奸，7年后，印度最高法院判决嫌疑人无罪，称马图拉可能“引诱喝醉的警察与其发生性关系”。

当时的印度才刚刚从紧急状态中复苏，社会气氛还很紧张，但这并未阻挡愤怒的人们走上街头抗议，引发了英迪拉·甘地夫人时期之后最早的一波女权主义运动，并促使印度在1983年修订了强奸法。

当时吉塔还未毕业，联合几位记者、律师和社会活动家一起创立了Stree Jagruti Samiti（妇女意识协会），当时就确定为无组织的、边缘的、脆弱的女性服务。毕业后，她不顾父亲的反对，决定继续为贫民窟的妇女工作。马图拉强奸案后，印度又爆发了几桩轰动一时的嫁妆案，一边参与这几次运动，吉塔也一边接触其他左派理论。“得到理论的支持后，我就被彻底说服了。然后就没有回头路了，没有其他事情可以让你开心。”她自此成为了一名女权社会活动家。

一心投入在女权事业的吉塔，曾告诉父亲，自己希望在25岁后结婚。但23岁硕士毕业后，父亲就给她安排好了婚姻，她极力反抗，换来父亲对她施以身体和情感的双重暴力，连弟弟也指责她“不考虑父母感受”。一年后，她屈服了，嫁给了在高端酒店行业工作的丈夫。

吉塔说，丈夫与她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人。虽然早在婚前，她就说好自己还会继续为贫民窟的妇女工作，丈夫也答应了，但事实证明这行不通。丈夫需要打造自己的社会形象，吉塔也不肯放弃自己的事业，婚姻中也免不了有暴力发生。两个女儿成年后，吉塔与丈夫分开了。

“婚姻让我意识到，暴力和剥削不止是理论，你如何对抗它并一步步成长，它让我更坚强，事实上也让我的女儿更坚强。”她说，两个女儿现在都自由恋爱进去了跨宗教婚姻，她很自豪。

“她们也在你家工作，不是吗？”

1984年，吉塔从孟买搬到了班加罗尔，两年后，她在班加罗尔启动了SJS，继续为贫民窟的妇女工作。2009年，她创立了卡纳塔克邦家政工人工会，现在有近7000名成员，班加罗尔之外，还在曼加罗尔和贝尔高姆（Belgaum）有分支。

早期她和总工会接触时，工会的人对家政工仍然心存疑问，“它算是工作吗？”因为家政工人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也没有传统的劳工关系，且几乎都是女性从事，做着和自己家里一样的事情。直到非正式经济占比不断增长，工会才开始把目光放在了家政工在内的无组织工人身上。

2011年，国际劳工组织起草了《家政工人公约》，印度目前还未批准。当年，卡纳塔克邦无组织工人社会保障委员会在讨论是否将家政工人包括在内时，劳工部长向吉塔提问，“她们做什么？工作几个小时？”吉塔反问，“她们也在你家工作，不是吗？”

这样的瞬间不断提醒着吉塔，劳工系统和工会也是被父权制主导的体系。

在2009到2011年间，她曾是卡邦无组织工人社会保障委员会的委员，除她之外，几乎再看不到女性的面孔。在这些会议上，话语总是被男性主导，“他们不接受你说的任何话，也不会把你的话当回事。”吉塔说，“他们有那种忽略你的权力。”面对官僚体系，她要等很久才能见上部长一面；甚至在和极少数男性家政工打交道时，她也发现比起自己，他们更愿意和男性社工交谈。

2011年家政工人被纳入委员会后，SJS开始着手组织家政工人登记，为女工申请劳工卡，经政府认证后，就可以享受医保等待遇。SJS提交了五千多工人的数据，目前只拿到了五百多张卡。但即使是这五百多人，也只是纸面工程，疫情发生后，持卡的建筑工人每人收到了五千卢比（约合500人民币）的补贴，家政工却享受不到。

因为疫情限制，频繁组织大规模的抗议不太现实，吉塔面临的问题是：怎样让工会存活下去？“自然地，女性比较福利驱使，我们又没有能力为她们直接提供补贴。”她进退两难。但每月的例会还是不能省，聚不到一起，就线上开会。她说，“我们聆听彼此的烦恼，就是要把这种精神保持下去。知道你不是一个人。”

吉塔告诉我，SJS成立初期，她们在公园里开了好几年的会，后来租了办公室，每一两年就要被迫换一个地方，到现在已经换了八次。因为组织贫民窟妇女开会，邻里们都不愿意。

疫情期间，SJS还组织了给六个贫民窟的孩子上课。他们大多来自北印和卡邦周边农村，母亲做家政工，父亲做建筑工或保安。10月是26日，在班加罗尔南部GD Mara贫民窟的一间十平米见方的小屋里，满满当当地坐了15个孩子。因为场地有限，志愿者们把孩子们分成了两批，教他们英语、数学、社会等课程。孩子们年龄不等，有个男孩已经读到了九年级。

为了庆祝儿童节，志愿者组织孩子们排练戏剧。愿意出演的女孩子比较少，有一个叫桑杰的小男孩自愿出现女性角色，吉塔表扬他，“你很棒！男生也可以扮演女性角色！”

在回家的三轮车上，吉塔对我说，“我很喜欢孩子，但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实验。”她说，疫情对女工的孩子来说就像一条死胡同，学校无限期停课，他们没条件上网，通过这种方式，至少让和读写、表达保持联系。

在疫情常态化和新劳工法出炉的背景下，吉塔认为，短期内女工权利的前景会更加不容乐观。她们受剥削、出走、逃离，但最终还是躲不开那个问题：何以为家？

我问雷努卡，如果以后年纪大了，没办法再做家政工的时候，她作何打算？“我不知道……我没有为我的家人贡献什么，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我都指望不上他们照顾我。”她沉默了。

在她看来，家人的寥寥善意，赤裸裸地和金钱挂着钩。封城后因为收入减少，她没再往家里寄钱，几个月前，她又借钱买了一些东西，回了趟老家。“刚开始两三天，婆婆对我很客气，因为我买了很多东西。”但很快，婆婆以为她失业了，要在家里住下去，就当着村里人的嘲讽她，“不管狗走到哪里，它最终还是要回家。”雷努卡心里憋屈，跑去娘家哭了一场，就回了班加罗尔。说起这事，一直在笑的雷努卡几度哽咽。

沉默中，坐在一旁的小女孩睿雅开玩笑说，“她会和我妈私奔。”雷努卡在萨媞雅家里工作了十五年，看着睿雅长大了。几个月前，睿雅给她化了个妆，还把妈妈的首饰戴在她身上，给她拍照。“我这辈子就连结婚时也没经历过。”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