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码一周年：被保护的和被囚禁的

这是端传媒2020年终专题的第18篇，欢迎点击订阅专题。我们与你一起，关注一个时代的碎裂与另一个时代的新生。

王鹏站在深圳海岸城购物中心的入口，诺大的商业体，入口只拉开一条缝。人们挤在缝隙前面，举起手机扫商场前竖立的健康登记指示牌。王鹏也掏出手机，打开相机，扫描商家指示牌。好几个问题跳了出来，“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户籍”……填到一半，王鹏突然没了耐心，关掉手机，扭头离开海岸城。

“对这些信息提交到哪不放心”，王鹏给自己的离开做解释，“而且太屈辱了，一堆人挤在那。”

这样的时刻，还出现在北京高中生孟婧被保安拦住、杭州徐乐的健康码突然变红、要去KTV玩耍却在入口处登记了三次信息的周悦身上。

在健康码成为中国大陆疫情常态化防控手段，将每个人保护着的一年里，总有些时刻，让人感觉不太对劲。手机里的二维码，把人按红黄绿分别归类，像质检线上品相不一的产品，分别奔向不同的地方。

盯久了看，四四方方的健康码，像房间又像牢笼。

最特殊的互联网产品

阿里巴巴集团有一款企业管理和工作协同软件名叫“钉钉”。除阿里巴巴自用之外，很多互联网公司，甚至传统行业企业也都选择钉钉作为自己的内部管理工具。按一些科技行业观察者的话说，这是一个一直在“探索人与信息关系”的APP；也有人认为，这是一款“符合阿里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且“只为领导不为员工”服务的软件。

根据2019年夏季阿里巴巴官方公布的数据，彼时钉钉个人用户超过两亿，企业用户超千万，是“全球最大的软硬件一体智能移动工作平台”。

这枚工具上一次被大范围讨论是因为其中名叫DING的功能——让接受信息者即便在没有网络也没有话费的情况下，依旧收到发送者的消息。这个功能被舆论冠以“惨无人道”的称号，但对更多使用此软件的上班族而言，基于定位信息的打卡功能或许更令人头疼，程序的凝视不会给人迟到一分钟的缝隙。

去年开春，经历了疫情中最初的停摆后，杭州这座人口过千万的中国经济强市面临550万人的返杭复工潮。面对依旧焦灼的疫情，和不得不启动的复工复产，杭州决定“先让城市里健康的人动起来”。钉钉在这时派上了用场。根据事后的报道，1月29日，总部即在杭州的阿里钉钉团队经过紧急开发，面向亟待复工的企业组织发布了员工健康功能，具体包括在钉钉中每日报平安，快速收集、实时统计每人健康信息。日后的报道显示，这为健康码的开发打下基础。

2月7日，健康码概念扩散到市民层面。在员工健康功能推出的八天后，余杭码（注：余杭区为阿里巴巴总部所在地）上线，再过四天，杭州健康码上线。绿码通行，红码和黄码需按规定隔离的规则就此立下。根据后来杭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局长郑荣新的介绍：“杭州健康码就是企业员工健康码的简化版。”

几乎同一时间，深圳的王鹏也在一个叫“深i您”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提交了自己的健康数据，填写的内容与钉钉的类似，都涵盖了近期身体状况、是否经过疫区、是否接触高危人群等，一一提交否定答案后，一个绿色的二维码即刻出现，这便是腾讯版健康码的初始版本。与阿里一样，腾讯在疫情早期积极介入防疫事项，健康码只用三天时间便完成从研发到发布的全过程，远远超过传统互联网产品的开发速度。

王鹏记得最初拿到这个健康码时不以为然，它太简陋了，就是一个方方正正的二维码，没有特色，甚至连日期都没有。不夸张的说，身为程序员的王鹏自己便可以设计一张类似的截图出来。“这东西真的能防疫么？”他疑惑。

实际上，健康码几乎成了历史上迭代频次最迅速和密集的互联网产品。中关村科学城城市大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大脑）是参与开发北京健康宝的团队之一，根据他们公布的开发思路，北京健康宝的诞生至少经历了三大历程——第一阶段是为解决政府掌握企业员工健康状况的需求，开发了一个疫情报送系统，该系统可打通从最末端的社区到最顶层的市级疫情调度组织，使社区或企业掌握的人员健康信息可以顺利地层层上交，但这一阶段的产品只面向政府，公众接触不到；第二阶段则针对返京人群和企业员工分别开发了两款产品，一款供返京人群在到达北京前填写个人健康信息，这些信息通过上一阶段的报送系统传递给防疫的各个层级，针对企业人群的产品思路类似，只是报送对象会增加办公楼端；第三阶段才是人们今日熟悉的健康码，“此时复工复产已到一定阶段，老百姓去的地方更多，需要一个健康证明出示给不特定的地方。”中科大脑的CEO李浩浩称，“相当于个人健康信用。”

从1月25日开始的第一阶段，到3月1日北京健康宝推出，不过37天。此后北京健康宝不间断更新，逐步增加他人代查、境外人士版本等功能，据中科大脑透露，不间断的迭代持续了整整110天才稳定下来。

健康码的加持，使疫情中不确定的个人健康情况可视化起来。在3月初人民网的报道中，新闻热烈指出上海、江苏、江浙、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分别达94.5%、99%、99.8%、98.1%，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中央财经大学数字经济与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权对健康码价值的判断相符，即利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进行实时监测管理，提高统计效率，并帮助其采取有针对性的精准联防联控措施。“当前我们抗击新冠肺炎有一个极有力的技术手段，就是利用大数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罗俊杰也肯定了健康码在中国疫情防治中的作用。

于是，这一“极有力的技术手段”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迅速复制到全国。在健康码第一次出现在杭州余杭区后的第七天，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便要求加速研发全国统一的健康码。各地政府纷纷联手各自信任和依仗的科技公司，开发当地版本的健康码程序。上线一个月后，腾讯宣布基于微信平台的健康码已覆盖全国9亿人口，这几乎相当于2018年底统计出的全部城市人口数，阿里巴巴也在3月初宣布中国大陆已有200多座城市启用基于阿里云平台的“健康码”。到4月，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人健康信息码》系列国家标准，与平均需两年的相关流程相比，健康码的标准从立项到发布仅用了14天。

3月初，从天津回北京的李建勋站在高铁站出口，用微信扫了扫现场树立的北京健康宝登记指示牌。授权个人姓名和身份证号、填写健康状况相关的选择题，健康宝提示将在3秒后拍照取得人脸信息，没等李建勋反应过来，界面上闪烁的取景框便定格在了他刚拉下口罩，一脸迷惑的脸上，“像个强奸犯似的。”李建勋原以为这个健康码将在离开高铁站后便再也不见，没想到接下来的一整年，他都需要顶着这张“奇丑无比”的照片，走向北京的全部场所。

二维码中藏着你的一切

在百度上搜索健康宝，“健康宝照片怎样更换”是排名第一的搜索项。与其他省市的健康码稍有区别，北京健康宝在显示健康码的同时，也会展示使用者的脸部照片，并且在出入各大公共场所时，都需要扫码于线上登记自己的健康宝信息。无数人和李建勋一样，在一脸茫然中完成了人脸识别，并发现在很长时间内，这张比身份证照还粗糙的照片成为他们通行各大场所时不得不掏出的证明，连更换都找不到地方。

去年12月，一批大陆明星的健康宝照片于网络泄漏，“2元打包”、“明星素颜照”、“1元买千位艺人身份证号”的字眼刺激着公众，人们在论坛交换着明星的照片，评判哪些明星在死亡光线和角度下依旧保持美丽容貌，哪些不过尔尔。喧闹之后，恐惧的问题随之而来：健康宝数据的隐私和安全谁来保护？

在目前各省市使用的健康码，基本都要求个人提供姓名、身份证号、手机、支付宝/微信账号等基本信息，有的省市如北京还会加上人脸照片等信息。在此之外，一些地方的健康码还会结合更多用户信息，如浙江省健康码系统平台经授权，还可接入人口综合库、法人综合库、电子证照库、信用信息库、地理信息库等基础数据库。

一个二维码的背后是一个几乎囊括一切的个体数据记录。

而各地健康码的申领过程中极少看到关于隐私问题的相关提示，但如若不诚实填写信息，人们还会受到处罚。杭州就曾发布两则《关于不诚信填写“杭州健康码”信息的人员的通报》，涉及1000多人，他们的惩罚是健康码转为红码——意味着基本阻断了他们去任何公共场所的机会。

面对质疑，科技公司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套差不多的说辞：公司只负责提供技术支持，个人隐私信息的采集和保存由政府掌握。有的人会进一步说明，“疫情管控也是一种应对公共事件产生的一种公共管理，这种公共管理必然会产生一些个人信息的委托管理。”中科大脑的CEO李浩浩说，“就像办身份证需要把个人信息委托给公安局。”中国外交部则表示“借疫情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大规模监测，侵犯公民隐私权”系谬论。在健康码国家标准中，也有信息保护一栏，提出健康码的有效时间一般为5分钟，应采用加密保护等措施。

让渡权利给公共管理机构以寻求保护，是唯一解法么？

在健康码已基本覆盖中国城镇人口的4月，美国也推出了自己的数字化应对方案——谷歌和苹果，这两大当今科技届的巨头，将首次携手推出一款帮助防控疫情的追踪系统。该系统基于手机的蓝牙追踪技术，理想情况下，当所有人启用该系统，一旦有人COVID-19病毒检验呈阳性反应，其他用户的手机将搜寻过去14天的蓝牙信号资料，判断是否有密切且长时间接触该感染者的情况，一旦属实，密切接触者的手机会收到通知，提醒他们曾与确诊者长期接触。

该消息一曝光，关于隐私的担忧也接踵而至，特别该产品的更新版本将直接内置至手机系统。人们担忧这是在手机中开天窗，任由商业公司窥探其中的秘密。对此，两家巨头多次解释其在隐私保护上的考虑：首先这是一款完全基于自愿的产品，不会有任何人或组织强迫用户使用，其次公司不会收集用户的位置数据，也不会通知用户与谁或者在哪里有过接触。同时，每个用户的蓝牙信息经过层层加密，并每日更新。为了降低公众对蓝牙跟踪项目的不必要恐慌，两公司也将该项目的名称由“接触跟踪（Contract Track）”替换为不那么敏感的“感染暴露通知（Exposure Notification）”。

腾讯研究院在一篇介绍该系统的文章中，总结其“去中心化”的构思——即不需要政府建立用户个人信息的中心化数据库，除卫生部门能够访问的由中央系统所维护的关于确诊者的最小数据外，技术运行所涉及到的其他用户数据，都以加密方式存储在用户手机本地，包括与确诊信息的匹配计算也是在用户的手机上进行。这种思路能最大限度地在用户端解决所有事情，减少由于信息交互产生的泄漏。但弊端则是——必须有足够多的个人用户选择主动参与，否则效果将大打折扣。而在新加坡，类似逻辑的防疫工具下载率只有不到20%。

“这种另辟蹊径的做法的效果还有待检视，但项目对隐私和数据安全的谨慎心态仍然值得借鉴。”腾讯研究院评价。

技术工具的能与不能

2003年，非典期间的一个深夜，一辆印着振华货运有限公司的集装箱卡车到达上海的港口。司机很着急，朝接应的人解释，“很对不起，按原定计划四小时前就可以抵达港口的。但是汽车在进入上海高速公路收费站时要求量体温，队排得很长，我足足等了近两小时。”他又急又喘，延迟交货需要赔付货价的70%，分秒必争，“但到工厂取货时又被拦在门外，要求我到附近的医院做身体检查，这样一来一去又花去几个小时。”

17年后，同样的长三角地区，一家电器企业老板向媒体反映，“有了货运通行证之后，我们目前的发货速度跟之前是一样的，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他提到的“长三角货运通行证”是一个同样基于阿里平台，与健康码有类似逻辑的针对货运场景的通行证，符合防疫条件的货运车辆申领后，在长三角区域内可便捷通行，“结合杭州健康码契机，实现车码与健康码联动。”相关报道写到。

若对比非典时期与此次COVID-19肺炎的防疫措施，会发现整体思路类似，都是隔离、检疫、社会疏远和社区封锁措施。根据《北京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应急预案》，此次疫情中采取的交通要道人员管理、封闭住宅小区、管理进出公共及营业场所人员等措施，都曾于非典时期运用，不同的是，需手动填写的《健康登记卡》变成了“扫码-亮码-通过”——同样的防疫措施，在健康码等技术手段的加持下，似乎更加简洁高效了起来。

在一档讨论健康码与国家治理关系的播客节目中，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的博士候选人黄靖洋认为健康码是技术对治理能力的接管。“（这次疫情里的中国）并没有动用很多像军队警察这种力量，就依靠技术管控跟基层的一些人力，就实现了一些特定区域的人群管控。”黄靖洋评价。

但技术同人一样，也有失误和局限。

3月，老家在湖南吉首的徐乐发现，自己的健康码突然变红，原因是“中国移动接口判定”。运营商客服向她解释，因为吉首与恩施接近，接收到了恩施的信号，才导致了这样的判定结果。被查出红码后，她被送入一家酒店隔离14天，她向运营商申诉更改错误定位，但在更改四天后，健康码的颜色一直没有改变。同她一样，在健康码推出的早期，几乎每天网络上都会出现因为健康码异常变色，或关键时刻无法登陆影响工作生活的话题。

当系统问题逐渐稳定后，全国互通又成为难题。北京的叶丹去年去了福州、广州和深圳，每到一个城市，他都需要挤在站点出口处登记该城市的健康码，填写大部分重复的信息。网友@Y1ZE在微博晒出的深圳宝安机场的健康申报照片显示，全国健康码多达28个。

在北京时，叶丹也时常为了健康码疑惑，在写字楼的入口大家挤作一团，等待手机里的健康码加载，有时还要揭下口罩，重新进行人脸识别——这不是增加了疫情风险么。而且随着疫情趋缓，保安们也懒洋洋了起来，瞟一眼叶丹的手机，便让他进去了。

经端传媒统计，健康码的使用场景很多，社区管理、企业复工、交通出行、学校开学等大部分与生活工作强相关的场景，都会使用到健康码以进行风险人口的辨认和排查。但疫情防控中的其他关键步骤，如病情确诊监测、流调、病原学监测与血清学检测等措施，健康码很少能参与。

作为工具的健康码属于机器的自动化决策系统，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规定，“我们有权不接受单独地基于自动化处理得出决定的制约”，尽管在目前中国，当技术工具不稳定的成本加到每个人身上时，还没有对应的法规申述，但健康码第一次将这样的问题推到了每一个个体跟前。

工具背后的人，或统治逻辑，也决定了工具的表现。中国从去年3月初便开始推进健康码的全国互通，3月20日，国家卫健委规划司司长毛群安介绍健康码跨省互认机制，并直接给出“跨地区防疫健康信息的数据共享、各地健康通行码与全国一体化平台的防疫信息码对接、直接采用全国一体化平台防疫信息码”三大解决方式。4月发布的《个人健康信息码》系列国家标准，也对个人健康信息码的码制、展现方式和数据内容的统一作出要求。然而直到现在，一城一码的情况依旧顽固。

官方对此的解释大多是“因为各地防疫政策和标准不同”而导致无法互通，但官方给出的明确指导已基本扫除技术障碍。“深层次的原因是各自利益的权衡，缺乏政府相关部门的意愿和决心。”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胡功群表示。这回到的是中国治理的老问题——治理机构的条块关系与权责不明。以浙江为例，它的省级机构对应60多个部门，在这之下盘根错节又形成大约2000个系统，再加上各地市、区县，浙江全省的政府部门运行着2万多个信息系统。而这2万多个信息系统大都彼此独立，想让这些系统串联起来非常困难。依附于系统之上的健康码，便诚实地将这种困境展现了出来。

叶丹存了张绿码的截图在手机里，经过保安时朝他随意晃晃，便也进去了。

“其实不用骗技术，骗过人就好了。”

当健康码成为良民证

在“疫情常态化”的下半年，周悦去北京的朝阳大悦城逛街，地铁站直通商场的入口封锁，唯一开放的地面正门入口排起了长长的人龙。北京天冷得早，风又大，占地2万平米的商业体，只保留一个宽不过一米的出入口，由两个保安把守着。男男女女们缩着脖子跺着脚，焦急等待手机里的健康码加载，有人会甩甩手机，好像这样就能把加载速度甩出来。本该分散的人群“为了防疫”被集中了起来。

周悦的生活开始被健康码划归为一关又一关，每转换一个场所，都需要花个几分钟用健康码“验明正身”。最夸张一次是在KTV，不到两米的入口，设置成三个关口，出示健康码——量体温/登记体温——扫商家码登记客户信息。而随着各地入冬后疫情的反复，公共场所设置的关口越来越多，比如已经经过扫码才进入的商场内部，在进出不同的品牌店时，还需要一一重新出示健康码。

健康码早已渗透进各种生活场景：天津、江西等地要求2020年的高考考生必须申报健康码，没有的将不能进入考场；长沙的机场出站口，健康码扫描器和身份证扫码区一起，成为出站闸机的内置系统；在海南，健康码与乘车码、医院挂号，甚至免税购物店对接，可直接消费；西安一名21岁的男子要出入自家小区，因为出示健康码一事与保安发生暴力冲突，保安因为伤势过重进入ICU……

可政府却还在试探着将其进一步蔓延的可能。去年5月，杭州提议推出渐变健康码，即在健康码的评判标准中接入电子病历、健康体检、个人生活方式等数据，尝试给个人或群体打分，“越绿越优秀”。9月，苏州则从健康码的概念中衍生出“文明码”，为市民的“文明程度”打分，初始版本测评交通文明和志愿文明指数，根据官方设想，之后文明码还将在推行垃圾分类、文明用餐、文明礼让、文明上网、诚信守法、厉行节约等“文明习惯”上发挥作用。

“我们可能正在平静地度过一个历史性的奇点时刻。”科技媒体钛媒体总编刘湘明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健康码的推出或许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时刻，“人和信息不再是原来分离的状态，正在融为一体。”在他看来，虽然经过多年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人们身上早已被贴上密密麻麻的数字标签，但健康码却依旧是绝无仅有的，真正将人类行动与信息捆绑起来的操作。

CNN的记者David在回访武汉时，称呼自己的健康码绿码是“黄金门票”——没有健康码寸步难行，正是现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现状。

有时数字标签甚至超越开始超越人本身。北京高中生孟婧11月从新加坡参与升学面试后返京，北京健康宝一时无法加载。她准备了显示为绿码的国务院行程卡（编注：疫情期间展示用户14天内形成轨迹的手机插件），最新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还有自己健康红润不咳嗽不发烧的脸庞。但在北京798艺术区入口，那里保安只认北京健康宝，说什么也不让她进，僵持十几分钟谁也不饶谁。直到保安换岗，新上来的保安向她挥手示意赶紧进入，孟婧才通过，这位保安什么都没看。

也注定有人无法顺利走入这一进程。去年6月，货车司机刘师傅拉完货返程时，遇见一位老人向他招手，询问到城里还有多远。老人是安徽濠州人，打算去浙江台州投奔亲戚，因为没有手机无法出示健康码，多次乘车被拒，只得带上行李徒步前进。濠州与台州相距950公里，遇到刘师傅时，他已经走了半个多月。

类似“数字难民”的故事在舆论场上屡见不鲜。但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中国目前有4.16亿人非网民，其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占46%，老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仅24.6%，远低于其他年龄组。除此之外，不懂电脑网络而无法上网的人占比为51.6%；不会汉语拼音、受文化程度限制不能上网的人为19.5%，年龄太大或者太小不能上网的有14%。

中国国务院在去年11月引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要求各地不得将“健康码”作为通行的唯一凭证，强调身份证件、持纸质证明、“通信行程卡”都可成为健康码的替代措施。但令行脱节，老人无法出示健康码而影响生活的消息依旧层出不穷。

“现在每个人都会有智能手机了吧，”一名长沙的社区街道人员回应老人无法出示健康码的问题时答到，“老人没有手机的话他们也有子女可以帮忙呀。”

健康码的复制与变异

但健康码依旧像一个生命体一样扩散着、进化着，以不逊于病毒的速度。

近期，黑龙江在健康码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布“市内码”，目标针对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疑似病例所在小区内人员等疫情相关人员，持有“市内码”的人群被限制离开黑龙江。广东也在2021年1月底发布新政策，将身份证与健康码结合，“实现人、证、码三个一查验”。

隶属于人民日报的人民智库在7月所作的调查问卷显示，超九成受访者希望健康码在后疫情时代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其中认为健康码应在纵向和横向两方面继续开发的公众各超三成。但在渐变码和文明码推出之后，舆论又立即发出对其隐私保护和权力边界的质疑，最终渐变码被官方解释为“仅为设计思路，没有上线计划”，文明码则在施行三天后叫停。2021年1月，一个可随意制造不同颜色健康码的app被曝光，根据网上流传的截图，该app的下载次数“超过1000次”。

去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要世界上更多国家参与健康码互认，新华网已经发出墨西哥向中国取经的新闻。健康码的第一行代码也被收录进湖北博物馆，在长度和广度上，健康码都没有停止脚步。

新年元旦刚过，黑龙江黑河一位网友分享了一段视频：疫情期间邻居在楼道相遇，两人自觉保持距离，各自掏出手机，亮出绿色健康码，视频上标注：“你看，我是绿码！真巧，我也是！”

“邻居间最可爱的样子”，这则视频的标题写到。

实习生薛晓咚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