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刘绍华：中医药与中国的现代性追寻

【编按】本文为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员刘绍华十月份出版新书《疫病与社会的十个关键词》第六章“中医药”摘文，端传媒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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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与政治的牵扯，并非始于今日。自从西方现代性影响中国起，中医药就未曾摆脱过政治倾向的角力。

关于历史，就从鲁迅（1881-1936）说起吧。

鲁迅非常批判中医。他在《呐喊》的自序中写道：“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鲁迅曾在日本学习西医，一九○四年就读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该校于一九一二年改制为今日的东北大学（Tohoku University）医学部。日本小说家太宰治曾以在仙台习医的青年鲁迅为主角，写成小说《惜别》。顺带一提，这本一九四五年完成的小说，被视为迎合时局之作，以日本“大东亚共同宣言”中的五大原则其一“独立亲和”为写作方针，各种原因让此书未获好评。

鲁迅对中医的批判，不仅是因为他曾在日本学习西医，事实上他后来弃医从文，投入文艺运动，以期改造国族精神。鲁迅真正批判的，是所有陈旧的中国传统，中医便是低劣落后文化的一个象征。他将中国人比喻为“病人”，得用“科学”治疗，百分之百支持西医。

另一位比鲁迅更早的代表性政治人物──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1866-1925），也不信任中医。孙中山同样也是学习西医，毕业于博济医学堂。这所学校于一八六六年在广州成立，被认为是在华传教士创立的第一间西医教育机构，培育出中国最早的一批西医师。就是今日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的一半前身。

孙中山晚年罹患肝病重症，住进北京协和医院，这是国际上最有名的中国西医院，当时由美国人主办。即使西医治不好已病入膏肓的孙中山，他仍然反对服用中药。鲁迅听闻孙中山病重之际仍坚持不服中药，觉得很感动，称赞坚定科学立场而不使用中药的孙中山是“永远的革命者”。不过，孙中山最后还是离开协和医院，在行馆内接受了中西医结合治疗，但仍药石罔效，不到一个月便辞世。

不论是孙中山还是鲁迅，他们对中医药的否定态度，与晚清以来诸多著名的有识之士一样，像是梁启超、严复、胡适等，都致力于推动中国朝向西化现代性的改革，鼓吹西医，不信中医。这股现代性趋向，形成中国近代史上的“废除中医”运动。

前述提及的“国医节”，正是在反对中医的现代性风潮中诞生的。一九二九年，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公布废除“中医中药”的法令，引发当时中医界的强烈反弹，于该年三月十七日举行全国性抗议游行。在此抗争前，中医界原本常因师承和医理之别而彼此竞争，直到国家介入提出废止法案，中医界才团结起来，并让政府收回法令。甚至，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七日，国医馆于首都南京成立。中医界更为了纪念五年前的抗议运动，于一九三四年呈准将三月十七日订定为“国医节”。只是，中医虽然得到“国医”之名，但在中国的现代性追寻中，一直处于受政治力影响的起伏状态。

废除中医药就和去除中国的传统一样，与在现代性洪流中兴起的民族主义有关，这些都是晚清以来革命家的共同之处。不过，当代民族主义者看待中医药的立场，却不一定都是否定它，反而可能走上另一极端，也就是接纳乃至过度吹捧中医药。

中医药与民族主义

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就是一个例子。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基于国家与民族体质的现代化改革，也是大规模地去除传统。不过，他对中医药的公开指示，却和孙中山、鲁迅等民族主义先行者的革命理念相反。

毛泽东强烈反对西方帝国势力，坚持中国的主体性，加上当时中国科技、人力与物力均普遍缺乏，因而鼓吹发展中医药和少数民族医药，通称为“祖国医学”。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个人对于中医的态度，与其公开高举的政治立场则不见得一致。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虽然持续推动科学与现代化，发展生物医学，但在卫生政策的口号上则强调“团结中西医”。

毛泽东甚至要求西医学习中医。例如，一九五五年，北京协和医学院被要求聘请两名中医师参与治疗工作，西医师还必须聆听中医师的“祖国医学的治疗原则”七讲。这个政策曾引起西医师的质疑抱怨：

看不出中医有什么东西。 ……领导上叫我们钻下去，可是大夫们不知怎么钻？不知到底学到什么程度？怎么学？同时看不出学中医的前途。

三年后，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又继续指示“西医离职学习中医”，他说：

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七十至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一九六○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二千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

不论毛泽东擘划的蓝图是否过于理想，这个蓝图明显展现出实用目的。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生活在贫困的农村，各地传染病盛行，现代化的医疗卫生基础建设尚未全国普及。在此状况下，由于中医药等传统医疗得以就地取材，毋须仰赖新颖的科学知识与器具技术，在基层推广中医药有其现实理由。

只是，当年中医药的最大问题就在于良莠不齐。可以想像，既然彼时对于基层传统医疗的素质难以把关，在推广“祖国医学”的风潮下，要是出现异想天开或道听涂说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例如，一九五九年新华社记者报导了一则奇闻，“僮族人民宝贵的医学遗产──甘蔗接骨”：

经广西医学院“甘蔗接骨研究小组”十个月来调查整理和研究实验，已获得初步成果。

……甘蔗组织中逐渐长入新生的骨组织，甘蔗纤维渐渐被吸收。实验动物和临床患者的全身及局部的异物反映很轻微。

甘蔗接骨是长期流传在广西僮族民间治疗骨折的方法之一。 ……这种甘蔗接骨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甘蔗作外夹板；另一种是作“内渣”──把甘蔗放在骨折处。

广西医学院着手研究甘蔗（内渣）接骨是在去年学习祖国医学遗产高潮中，师生下乡访贤采风，搜集到关于甘蔗接骨的材料时开始的。

这种官方媒体推波助澜、以讹传讹的现象，与中医药或其他传统医学的实际品质不一定有关，突显的更是环绕在中医药发展周围的各种附加想法，可能是民族主义、政治利益，也可能只是乘着政治风向而见缝插针的投机行为。

新冠疫情下的中医药争议

说到这里，再来看二○二○年中国新冠病毒疫情下发生的中医药事件，便予人历史似曾相识之感了。以下举出三个事件为例。

一月底，新华社报导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声称，该所和武汉病毒研究所联合研究初步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以抑制新冠病毒。结果引起民众疯狂抢购，不仅此中成药销售一空，也带动中药材价格飙涨。这和二○○三年SARS疫情时，民众抢购板蓝根的现象如出一辙。双黄连抢购热潮引起广大争论，有中国网民发出“双黄连一响，黄金万两”的嘲讽语，《人民日报》也赶紧呼吁民众切勿自行服用。

二月起，中国加强引入中药协同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患者，最有名的就是广东省提出的“肺炎一号方”，主要用于轻症病人，提升其免疫力。新华网等中国媒体经常报导中医药对抗疫情的贡献。但与之同时，媒体也会报导专家意见，表示西医药才是治疗主力，不宜过度宣扬中医药的效力，否则不仅不切实际，还可能造就抢购双黄连等中成药的问题。

三月时更引起争议的，则是世界卫生组织在“二○一九冠状病毒病专题问答”中，原本在“我不该做哪些事情”的问题下，列出“服用传统医药可能有害”的建议。之后，三月四日，世卫认为该表述过于宽泛，并未考虑到中度与轻症患者寻求传统医药的有益事实，于是决定先于三月六日删除该表述的中文版。三月七日又在英文版中删除该表述，其他语言的版本也于三月八日删除。这些变动，引起国际舆论对世卫标准是否受到政治影响的质疑。

以上三类事件，表面上都涉及长久以来中医药的有效性与科学性争议。但实际上，当时在全球医疗界仍对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几近束手无策、只能采取支持性疗法之际，“中医药对此肺炎是否有效”根本不成为关键问题。也就是说，中医药在疫情之初的争议，突显的依然是民族主义的面子挣扎、乃至利用民族主义政治情绪来操作投机的老问题。

投机的定义就是“看准缝隙抢先冒出”，所以舆论批评双黄连中成药利用民众的恐慌与中医药成效标准不透明，趁隙大赚一笔。但是更进一步思考，投机者所看准的并不只有这两道缝隙。这些投机者其实眼光高远，他们所利用的最大裂缝，是中医药在中国广为存在与使用的事实，而这个事实的后台，则是当代中国以中医药为民族国家主体象征的精神原则。

疫情之初接二连三出现的中医药争议，问题的层次其实有别，却都在一阵混战中被搅和了。

双黄连中成药所显示的问题层次极低，本质是“宣传不实”或“专业诈欺”的法律问题。就专业伦理与法律规范来看，应该很容易纠举处理。但投机者之所以能够逃过制裁，正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钻进了高层次的缝隙中。中医药所象征的民族主义被滥用，成为投机者的保护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