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耀廷解雇风暴：特首与建制之手如何伸入港大？

7月28日，22名港大校委开了一个3小时的闭门会议，以压倒性的18票解雇了戴耀廷——在港大法律学院任教近30年的终身制副教授。港大这一决定迅速引发香港以至国际学界的关注，外界忧虑香港高等院校的治学自主已亮起红灯。

伏线始于6年前。戴耀廷和时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牧师朱耀明，三人共同发起争取普选的占领中环行动，后被起诉串谋作出公众妨扰罪及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罪。官司扰攘数年，去年4月结案，戴耀廷被判囚16个月，其后提出上诉。戴入狱一个月后，港大校长张翔启动了解雇戴耀廷的程序。

在109年历史的香港大学，解雇一名终身制教授仍要走过颇为繁复的流程。首先，张翔委任一名副校长领导“探讨充分解雇理由委员会”来调查戴耀廷，这个委员会的结论是，不判断戴是否适合继续任教。张翔之后把讨论交到教务委员会（the Senate），这是港大最高的学术团体，由各院院长、教授等组成，教务委员会裁定：戴属“行为不当”，但没有充分的解雇理由。戴耀廷的去留，最终被交到港大校务委员会（the Council）的手上。

这是港大最高的管治机构，有权决定大学的财务和人事任命，由24名委员组成，其中15人为校外人士，多为城中权贵，目前一委员去世，而港大教授陈志武缺席会议。7月28日下午，校委会开始闭门会议，讨论戴耀廷去留，大量传媒等候门外。3小时后，校委开始离开，网上同时传来消息：校委会推翻教委会的裁定，即时解雇戴耀廷。没有人宣告会议完结，也没有人告知解雇因由。在会议前后，对传媒说话的只有一人，校务委员、本科生代表李梓成，但由于会议有保密协议，他表示可以透露的有限。

校委会impose（强加）了一些东西在港大上面，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想法。他们开完会就有司机接他们回家，平日不会踏足香港大学。

“校委会impose（强加）了一些东西在港大上面，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想法。他们开完会就有司机接他们回家，平日不会踏足香港大学。校委会主席已经不见学生，没有沟通、没有问责——nothing else！”港大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陈祖为对端传媒表示。他曾作为民选代表进入港大校委会，一度努力尝试改革自己大学的管治机构，不过如今他感觉，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

到底，港大的校务委员会（校委会）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其中掌握大权的24名委员是谁，又是如何产生？在决定戴耀廷去留的3小时会议里，他们讨论了什么？端传媒尝试层层剖析。

解雇戴耀廷的18票：稳胜的15票？

端传媒接触到一名不愿具名的校务委员，其透露，与会22人中，校长张翔没有投票，法律学者张达明曾协助戴耀廷官司，因利益冲突避席。最终，18票赞成解雇戴耀廷、2票反对。

该名校务委员透露，赞成解雇戴耀廷的18票中，有13票由校外人士所投出——他们不属现任港大教师、雇员，也非港大学生，其中大多数是香港政商界的重要人物，部分自港大毕业。其透露，例如，前全国政协委员黄景强在会上指：“犯法就是犯法，戴耀廷犯刑事罪，看不到大学没有理由解雇他”，另外4位委员有相似的说法。此外，四大会计师行毕马威中国及香港区合伙人、前中大校长刘遵义之妻刘麦嘉轩在会上指：“我们是Council，不是教书人；教书人有教书人决定，我们有自己的决定”。

“有校务委员指，校委会要 “go beyond academics”（在学术以外做出决定）。”该名校务委员说。

端传媒曾联络黄景强、刘麦嘉轩以核对上述说法，但至截稿时未获回复；亦曾联络没有投票的校长张翔，港大发言人代为回复，指因保密机制不便评论。

港大校委会掌握了大学财务和教书人的生杀大权。根据《香港大学条例》，校委会可行使大学的所有权力，管理大学的财政及人事任命，其成员中，校外人士和校内人士比例约为2:1。

社会上哪些人可以进入这个校委会？这与特首的权力密不可分。据法例，香港公立大学的校监由特首自动担任，而校监有权任命一定比例的校委会或校董会成员；来到香港大学，校监有权任命7名校外人士担任校委会成员，并指派其中一人为主席。

换言之，特首林郑月娥直接委任7人进入港大校委会并指定主席，而接下来，主席可主持一个4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再次提名6名校外人士进入校委会。此外，同样由林郑月娥担任主席的校董会，可以推荐2名校外人士进入校委会。

权力自特首而降，滑过看似繁复的程序，抵达港大的最高管治机构，15名委员的产生都与特首直接或间接有关。

端传媒研究整理，发现这15名校外人士中，8人是本地商界重要人物，3人来自医学界，2人来自法律界，并且与时任或前特首、建制派和商界关系密切。15人中，5人曾任特首选委，掌有特首选举的一票；其中4人是“团结香港基金”成员、顾问，进一步，连同这4人，校外委员中共6名是“再出发大联盟”共同发起人。

“团结香港基金”和“再出发大联盟”均由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董建华发起，“再出发”的另一名召集人为前特首梁振英。前者是2014年成立的智库组织，后者则成立于2020年反修例运动之后，有超过1500名建制派及商界人士响应。

具体来看，主席李国章是外科医生、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也是梁振英的重要支持者，于2012年有份提名梁振英参选特首。早于2015年，他就获时任特首梁振英委任为港大校委，被指为梁介入港大的“御用人马”。该年年底，在港大学生的反对呼声底下，梁任命李国章为校委会主席，为期3年。2018年，新一届特首林郑月娥上台后续任李为主席。

黄永光为信和集团第三代，自林郑竞选特首期间担任竞选办副主任，被外界认为是林郑月娥在政商之间的中间人。2017年，有媒体追访到黄在自家大宅、偕同其父黄志祥为林郑和政商界二代设宴；报导又追溯林郑任发展局局长时，信和在市区重建、或文化保育项目上都能受惠、“分一杯羹”。

香港初创企业协会主席赵子翘是今届林郑月娥新委任的成员，他被称为创业科技界“app王”，旗下公司Cherrypicks 曾为赛马会、汇丰银行等设计手机应用程序；他又任职贸发局理事会成员、一带一路及大湾区委员会等公职，并专研智慧城市。

此外，陈韵云是律师、出身地产商世家，是地产代理监管局前主席；潘燊昌为精算师，他创立台湾安泰人寿，曾任友邦保险、中国太平洋保险等高层要职，现为利承昌集团主席。从缺的第24人，是今年6月去世的前会计师公会会长周光晖，他身兼浙江省政协委员、市区重建局非执行董事等公职，并曾出任多间上市公司的董事。

值得留意的是校董会委任的戴健文。戴健文“红裤子”出身，曾任职香港电台副广播处长，是林郑竞选期间的公关，他曾在反修例运动中，联署要求林郑暂缓修例。据端传媒了解，他在校委会会上就解雇一事投反对票，我们曾与他联络，他婉拒受访。

除上述15票之外，校委会中还有9名校内人士，其中涉及民选成份。除了校长张翔、司库梁高美懿，港大全校教师、非教师的雇员，及以本科生、研究生，每3年可以按照他们所属组别投票选出共7名校委代表。

不过，这些校内委员，也不乏与前特首相关的人士。其中，梁高美懿于2012年获前特首梁振英委任为“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及政治委任制度官员薪津独立委员会”成员，2017年则以金融界特首选委身份提名林郑月娥。教师代表之中，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院长卢宠茂则曾在2012年支持梁振英参选。

据端传媒了解，7月28日的会议上，22名委员进行了两次不记名投票。第一次就是否等待戴耀廷上诉程序完成再作决定，最终18票赞成不待上诉。据悉，一名委员希望各人三思，待上诉结果再作裁定，但不获接纳。第二次，委员就是否赞成有“好的因由”解雇戴耀廷投票。最终结果为18票赞成、2票反对，戴耀廷被解雇，即时生效；其薪酬及长俸等福利随之终止。会议同时确认，如戴下年上诉成功，校委会将重新审视。

解雇戴耀廷的“好的因由”是什么？公众无从得知。在港大这个最高权力机构，校务委员须签署保密协议，据媒体报导，自2015年任命时任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为副校长的风波过后，保密原则进一步收紧，并指明校委会主席是唯一发言人。校委会主席李国章于裁决两日后，仅接受《南华早报》访问，否认解雇是政治决定，并指所有委员均没有受到外部压力影响。他重申，“港大不容罪犯做职员”。

就校委會的裁定，端傳媒以電郵及電話聯絡23名委員。6名委員回覆指因保密條例不便回應。我們曾連續兩天致電缺席會議的陳志武，未有人接聽電話。張達明則向端傳媒表示，因處理戴耀廷官司有利益衝突，不便公開評論。本報導首發後，李國章在8月12日以電郵回覆端傳媒查詢，他指校委會解僱戴耀廷並無政治考慮，主要考慮是戴被定罪判刑。信中未有明確答覆，校委會會否考慮向港大師生或教委會解釋裁決理由。

校委之一、建制派经民联立法会议员石礼谦在电话中对端传媒时表示，“你应该找香港大学，他们有责任解释的。”端传媒就事件两度电邮香港大学及张翔，发言人回复指港大严谨按照《香港大学条例》处理事件，并未进一步解释。

港大学生会早前就事件发起联署，并去信校委会要求撤回决定、公开理据。端传媒取得主席李国章于8月10日回应学生会的信件，信件提到校委会有责任保护大学诚信和信誉，讨论时须考虑包括学术及学术以外的所有方面；李又指没有根据去撤销这个深思熟虑的决定，并指学生会信件中的指控错误。

港大Big Boss：校监——特首

港大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陈祖为多年来钻研港大管治架构。他分析指，今次校委会推翻教委会的建议而解雇戴耀廷，并没有违反港大条例，因为条例本身就赋予校委会很大权力。

“校委会多年来一直具有不同权力，现在只是有权用尽，”在他看来，这些委员并没有依从大学师生的意见去做决定，“感觉是一种外在观点，否定了大学校内的主流观点。”

在背靠龙虎山的办公室里，陈祖为讲述他于2015年、获全校教师高票委任入校委会的3年委员经验。他曾被视为校委会的“改革派”。他从书柜抽出一本小小的笔记簿，翻开第一页，是他的黑色墨水笔迹——任职校务委员前后，他细研过校委会以及特首兼任校监的权力架构，其中有很多空间取决于个人如何使用权力。

他指出，校委会主席影响港大的程度很视乎他是否节制用权，例如，他认为校委会主席对校长所属的中央管理小组（Senior Management Team），具有非正式的影响力。但反过来看，这也看校长本身有没有周旋的意识和空间。

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最终指向的是兼任校监的香港特首。在研究港大架构的笔记簿上，他曾写下一张“校监权力清单”：从决定毕业礼仪式、颁授名誉学位、更改香港大学规程；委任副校监、校董会成员、校委会主席以及成员，这些统统都要校监决定或同意。

这一次，戴耀廷已提出会就解雇裁定作出上诉，上诉的对象也是校监林郑月娥。

2015年，港大负责学术及人力资源的副校长一职悬缺，遴选委员会推荐前法律学院院长、名誉资深大律师陈文敏，校委会就这事讨论，但有声音指陈文敏亲民主派，文汇报亦曾经批评他在占领中环一事上“与戴耀廷沆瀣一气”。当年年初，法律界议员郭荣铿引述校内消息，指时任特首梁振英游说港大校委不要委任陈为副校长；《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亦撰文称有政府人员致电校委，要求他们否决任命一事。

梁于当年3月委任有教育界“沙皇”之称的李国章进入校委会。李国章是前中文大学校长，担任教育统筹局局长时曾引发中大和教育学院合并的争议，一些媒体又指他因教席早与港大结怨。他获委任进校委会时，引发校内外极大的争议。港大有学生当年不满梁振英委任命李国章为校务委员，并认为港大拖延任命陈文敏，他们在学生代表冯敬恩中途离开会议室时，冲入会议室要求校方交代；其时卢宠茂在会上晕倒，状况混乱。

最终，陈文敏的任命以12比8的票数被否决。风波过后，梁振英进一步委任李国章任校委会主席，导致2016年初学生发起围堵校委的行动。

“梁振英是有权会用吧。当时港大上上下下很多人反对他任命李国章，都不得要领，你说政府的决心多厉害。”陈祖为回忆说，陈文敏任命事件后他被选入校委会，一度尝试有没有可能进行改革，要校监下放权力。

修改条例是政治现实上没可能——校监和立法会，这两关你根本过不到。你要校监削自己权吗？

不过，要校监放权，必须先修改《香港大学条例》，这必须要过关斩将，通过校监、校委会、校董会和香港立法会。

“修改条例是政治现实上没可能——校监和立法会，这两关你根本过不到。你要校监削自己权吗？”陈祖为说，3年的委员经验让他感觉改革困难重重。

校委会不是没有尝试过作出内部改革。陈文敏风波后，校委会聘请的三位海外专家——约克大学校监Malcom Grant、哈佛大学教授 William C. Kirby和退休高等法院法官阮云道，检讨港大管治并撰写报告，三位专家建议将特首作为校监的权力变成荣誉性质，并下放其委任校委、甚或校委会主席的权力给校委会。校委会成立6人工作小组跟进此事，施文信领头，陈祖为是成员之一。

不过，小组最终没有接纳校监下放权力的建议。校委会后来以大比数通过这份报告，只建议成立顾问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由校务委员分别向特首建议主席及委员的人选，但校监仍有最终决定权。2017年港大新设“顾问委员会”，向特首“建议”校委会主席人选。

此外，现时校委会采取2:1的校外、校内人士比，源于2003年的一份检讨报告。此前，港大校委会人数更多，共50人，校内校外人士比约为45比55。2003年，港大聘请海外专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大学前任校长赖能教授等人检讨校委会结构，他们最终呈交报告《与时并进（Fit for Purpose）》，把校委会精简至24人，踢走了副校长及一众院长。

陈祖为认为，港大作为一家公营大学，有校外委员并不是问题，但人数比例应当平衡；而且问题在于，校外人士目前侧重商界，慈善界、文艺界或科学界的多元和创意声音，不能进入校委会。

当社会有重大的政治纷争，外部力量发功，Party Whip（党鞭）挥下来，这些校外专业人士就要归边。

在当下香港政治气候两极的局面下，校委会的制度改革或人选多元化，越来越难了。“政治气候两极化，政府要稳定、要控制嘛。专业界别里比较同情抗争的民主派人士，很难被任命入校委会。”

林郑月娥竞选至上任初期，陈祖为有感她愿意委任开明派人士担任一些政府公职；后来，她的委任转趋保守。“这是大势所趋，我想也不是她的个人意志。到这些时刻，都是大陆、中联办主导。”

“没大事发生时，建制派的委员也可以理性讨论。但当社会有重大的政治纷争，外部力量发功，Party Whip（党鞭）挥下来，这些校外专业人士就要归边。”况且，“建制圈中，戴耀廷不断被抹黑攻击，这些人对他从不sympathetic（同情）。”

“教委会是伙记，校委会是老板”

在校委会裁定之前，教务委员会的决定被视为港大校内师生的最终意向。

教委会是港大最高的学术机关，今届由52名校内人士组成，包括校长（主席）、各学院院长，民选的12名讲座教授、6名其他教师；学生事务长，以及民选的3名学生代表等。教委会经过今年5月、7月两次会议，最终裁定戴耀廷是“行为不当（misconduct）”，但没有充分的解雇理由、“好的因由”（good cause）开除他的终身教席。

教委会中一名民选委员向端传媒表示，戴耀廷5月曾出席会议，呈交陈词并解释占领中环的原初想法。教委会一度倾向戴耀廷的官司上诉完结再作决定，但后来官司推迟至2021年，遂不再拖延。“会议提及，教委会以教职员角度出发，不单以法律角度看这件事。”

会上，大多声音倾向让戴耀廷留任。针对行为不当，有人认为违法不等于行为不当，他身为法律系副教授，推动香港民主进程及普选，是实践教学理念；亦有人认为其行为的确影响民生。戴耀廷的陈词，解释原本计划在公众假期发起2至3天的占领行动，把对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他又对港大的影响致歉。向端传媒透露消息的委员说，这一轮投票最终以约3比2的比例，裁定戴耀廷是行为不当。

第二轮投票针对是否有充分的解雇理由开除戴的教席。虽然有家长去信港大质疑戴的教席，但有委员认为，只有法律学院的教职员才可以评断他的教学质素。据悉，法律学院就此事向戴和学生了解，并在会上说明戴从未在课堂上鼓吹学生参与行动，法律系学生亦未因此感到反感，证实戴的教学质素未有受判刑影响。

这位不具名的教务委员认为，法律学院表现出对戴的信任具有说服力，令在场一些中立委员最终改变态度。最后，投票以大比数通过裁定港大没有充分解雇理由。但很快，这个建议被港大校委会推翻。

“我们Senate（议会）在下，Council（委员会）在上；我们是伙记，他们是老板。伙记的意见，老板不理。”一名不愿具名的港大教授向端传媒透露，他是教务委员会的一员，取态与教委会的最终裁定一致，即未有充分解雇理由，但问题是，港大的“老板”是校委会。

我当自己是提供服务的公仆，最重要是这些接受大学教育的小朋友的利益。

这名港大教授一再强调，港大学生以及纳税人才是香港大学“真正的老板”。他认为，校委会主席由特首委任，而理想之中，特首身为市民之首，是以市民之名行事；政府要向纳税人交代，港大亦应回应学生会近日发起的联署。

他进一步指，身为大学教师，“我当自己是提供服务的公仆，最重要是这些接受大学教育的小朋友的利益。”

我们就此事向法律学院院长傅华伶查询，至截稿时未有回复。据媒体报导，他事件后向同事发信，指他感到非常难过和遗憾，又表示戴耀廷多年来对法律学院有宝贵贡献。他指法律学院跟香港社会一样正面对艰难时刻，有信心学院会团结捍卫法治和学术自由。

港大教授陈祖为始终认为，今次事件反映了校委会和校内师生之间有许多不信任；校委会只对政府负责，代表政府或建制声音多于一切。

“所谓院校自主，是整间院校作为一个整体相对于政府。现在，院校自主其实是无从说起。”他顿一顿，又再重复道，“无从说起。”

香港大学，正在going downhill

8月5日，戴耀廷在工作多年的法律学院办公室收拾旧物。“没离愁，自由如飞鸟”，他在最近新设推广法治的Patreon平台写道。被港大解雇后，这位前副教授告诉端传媒，法律学院并未催促他离去，他预计8月底前离开任教近30年的香港大学。

戴耀廷1991年加入法律学院，经过3至7年的评核期，取得港大的终身教席。他最初申请当初级教员时，现已荣休的学院教授、国际宪法权威Yash Ghai （佳日思）有份面试他。日前佳日思受访，指戴擅长的是宪法学，是为香港好而需认真看待的一科。

戴耀廷半生研究宪法、宪政、人权法，一名港大法律学系毕业生告诉端传媒，“他在课上说司法复核原则，一时开心就会讲不停。他是对喜欢的研究课题极度著迷的典型学者。”这名港大旧生目前已成为大律师，其认为戴耀廷是法律学院重要的中生代学者。

此外，端传媒接触过的4名法律系学生或毕业生，都曾在戴耀廷课外的中小学法治工作坊当义工；戴提出的“法治四层论”为不少中小学教科书所参考。2000至2008年期间，他任职法律学院副院长，又因推动《基本法》及人权教育，获政府颁授荣誉勋章。

“他可以像很多教授一样不问世事，做一世教授。但他选择了一条难行的路。”另一名法律系毕业生说道。戴耀廷的同事、法律学院公法讲座教授陈文敏，则指解雇是校委会“一个背弃大学价值的政治决定”。

在陈祖为看来，设立“终身教席”的本意如同委任法官，在于确保一名学者可以在无外界及学校干预的压力底下，提出他认为有益于社会思考的观点。

他预料，这间百年高等学府、甚至整个的香港高等教育界的院校自主，或许会走入骨牌式的倒塌。他指，经解雇戴耀廷一事，校内人士对校外校务委员信任跌到谷底。他也忧虑大学的中央管理小组包括校长，未来有没有信心维持大学价值，“抑或放软手脚，校委说什么就什么，有几多决心据理力争？”

他说，政治压力的号角一旦吹响，首先得看中央管理小组态度是否坚实，“否则大学就会像骨牌倒塌，一层压一层，未必可以抵抗。”他又认为，大学已经无法再保护犯政治罪行的学者，内部的惊弓之鸟亦会愈来愈多，并出现自我审查。“解雇人不容易，但不让你升职、续约很容易。”

走过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香港政坛一片阴霾，社运人士被捕的消息不断传来，而教育界遭清算的消息也不断出现。

最近，同于占中案被判刑的浸会大学社工系讲师邵家臻遭大学不获续约，须于今年8月底前离开浸大；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叶荫聪，也收到大学通知他的终身合约申请被否决，而且明年要离职。叶形容国安法后，“大学也要有点‘超乎寻常’的理性，洗洗太平地。”

在港大任教30年的陈祖为还记得，2000年的时候，港大不一样。当年，前港大民意研究计划主任钟庭耀指控，时任特首兼校监的董建华透过当时的校长郑耀宗施压，要求停止有关香港政府的民调，事件引发极大争议。港大校委会当时决议成立3人独立调查小组，由当时终审法院的非常任法官鲍伟华任主席，并由电视直播聆讯。

报告最终确定钟的指控属实，郑耀宗及时任副校长黄绍伦亦请辞。

来到今天，香港困局已成，陈祖为更指出，大学变作只追求排名和出版的“工厂”，年轻教师教研压力增加、自身难保，“整个港大的文化渐趋专业化、个人化，大学作为发声堡垒的概念，愈来愈稀薄。”

他形容，现在香港人像一个拳手站在擂台上面，赛事才刚刚开始，“现在才感受到对方一拳一拳打过来，晕晕地，但还没跌下来。”

最近，陈祖为听到年轻教师忧愁地问道，是否要继续留在香港大学？他们越来越难认同这间大学。“他们认为港大已经 going downhill（走下坡）。港大的自由度、学府所追求的自由价值，的确是 going downhill。”大学里，有些人甚至思索著离开香港。

不过，事件风波中的戴耀廷，似乎没有离开香港的打算。他的Patreon平台，名为“香港法治重生计划”，离开港大的他，计划撰写一本法治普及读物。“成为一名自由学者，港大以外的天空让我能如鸟儿自由飞翔。”戴耀廷写道。

（实习记者李海欣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