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义向何而生？从工运学生到新左派汪晖的“革命者人格”论

【编者按】全球格局加速断裂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被抛在历史的身后感到手足无措，认知的更新难以追赶现实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面对的国际孤立与国内愈演愈烈的政治高压，又像是一对镜像，将众人的命运映射其中。未来几周内，我们会推出中国政治问题的系列重磅文章，来试图理解这趟加速的列车，何以驶向如今的轨道。

本篇文章则聚焦于当今的中国“新左派”。在21世纪初，自由派与新左派的论战是中国知识界的重要话题。而如今，在话语空间缩窄，讨论背景剧烈变化的中国社会中，“新左派”对毛时代和平等的强调有什么意味，它还能如它宣称的那样带来进步的力量吗？又或是如其自由派论敌们一开始所说的那样，成为集权和保守力量的助推者？

熟悉当代中国政治争论的读者不会对“去政治化”感到陌生。2007年，学者汪晖发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一文，重新审视60年代至今的中国与世界历史叙事中对革命、阶级斗争、路线辩论和激进民主参与的拒斥，至今已十余年过去。这十余年间，对“去政治化”的批判，逐渐成为了中国新左派政治判断的基本底色。

2020年4月，列宁诞辰一百五十周年，汪晖为他的政治判断提供了初步解法。在题为《今天，为什么要纪念列宁？写在列宁诞辰150周年之际》的文章中，汪晖以列宁和孙文为喻，论述他眼中的“革命者人格”。近年间，汪氏反复论述“革命者人格”这一主张：在两年前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中，他借用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对革命者主观能动性和革命客观历史条件的讨论，探讨在历史进程中主动改造历史条件、创造未来革命种子的问题。这些讨论都从20世纪的共运史切入，但其中的现实关怀也非常明显——在一个“去政治化”的社会如何“重新政治化”，是自认左翼的中国新左派必须讨论的问题。从而“革命者人格”这个诞生在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路线斗争中的议题，就成为了汪晖眼中理想未来社会的重要组件。

在群体政治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复苏的当下，汪晖抛出了“革命者人格”理论，这已经是他在新左既有框架下最激进的呼吁。这一理论具有明显的毛派色彩：主张唤醒革命者人格来主动改造历史条件，扭转不利的斗争形式，为革命创造有利的环境。他试图串起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史中重要事件和理论遗产，在一个他眼中“去政治化”之后的社会里，重新点燃社会的政治能动性。

但从“去政治化”到“革命者人格”，汪晖的两个命题，也反映出中国新左派的理论批判和政治实践之间的裂痕。

在马克思主义的左翼话语为国家所把控的当代中国，左翼批判的激进性和反体制倾向时刻面临着被国家主义叙事兼并的风险。以汪晖为代表的中国新左派，由于和国家主义及民族主义的暧昧关系，在批评者眼中一向是“小骂大帮忙”——尽管新左派一直批评当代中共高层的权力政治，但他们自己的政治实践依赖于其高层政治。薄熙来推行重庆模式期间，崔之元等新左派曾竭力为之辩护。近年来，汪晖本人也多次在中文公共空间里为“一带一路”辩护。考虑到习近平打击旧官僚的举措及在国际政治上对抗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决心，汪晖带有深厚毛主义色彩的理论，与中共高层之间是否保持着批判的距离，更是充满疑问。

即便是对汪晖作最善意的左翼解读，其存在的问题也会使表面上坚持的平等主义、民主政治等左翼价值大打折扣。这套理论最终反映的是毛式唯意志论（voluntarism）在斗争策略上最根本的、内置的权威结构——这使得新左派的“革命者人格”很难在激进左翼政治的道路上走得很远，甚至更可能变成权威体系的维护者。

这篇文章，即是把这种裂痕放在近年来一系列社会运动中讨论。

去政治化与重新政治化

“去政治化”，是汪晖援引意大利文革研究专家鲁索（Alessandro Russo）使用的概念，阐释中国和世界的政党政治。

在国内政治层面上，“去政治化”描述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化”，即从一个先锋革命党转化为国家治理机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逐渐和国家融为一体，形成社会主义特色的党-国体制，实质上变成掌握着集中权力的官僚机构。

进一步而言，汪晖的判断是，“去政治化”在中国的开端，并不在于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0年代，而是在文革政治转向派系斗争、毛泽东的个人魅力政治以及暴力冲突的1960年代。他认为这些使文革的政治意图陷入了失焦状态。灵活的组织安排、激烈的理论争论和路线斗争这些中共在革命时代的优秀遗产，无法继续阻止革命党官僚化。在文革失败之后，于文革中崭露头角的民主政治逐渐被新自由主义的、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官僚式管理政治取代。对汪晖和新左派来说，改革开放之后的当代中国政治，是为了应对政党合法性危机而形成的“一厢情愿的政治变革方案”，在革命党的政治性消褪之后，以治理式思维对政党面对的意识形态裂痕进行小修小补，这就是“去政治化的政治”。

“去政治化的政治”还有一国际视角。汪晖认为在轰烈的1960年代之后，全球抗争的遗产被新自由主义收编。1960年代的历史叙事也被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欧洲左翼叙事批判集权制的党-国体系，而忽视1960年代在亚洲蓬勃发展的、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斗争形式，例如东南亚的民族解放运动、武装斗争、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斗争等。随着全球革命浪潮消逝，这些“亚洲经验”也被封存。他认为68记忆将视线集中在“红五月”、集中在巴黎身上，把行动主体锁定为学生，忽视了68运动中的工人-学生联盟，掩盖了在巴黎之外广泛存在的、全球联结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在此之后，世界政治中挑战当时世界格局、具有不同未来想像的反帝国主义道路不复存在。全球反抗的果实丧失革命性，沦为记忆景观。世界范围内的“去政治化”与中国的“去政治化”遥相呼应。

如果说去政治化是新左派对60年代至今中国政治的核心诊断的话，那么中国左翼的任务无疑就是将社会重新政治化。

近年间，重新政治化的大潮似乎已席卷而来。2018年以来，大陆和香港各地经历了Metoo运动、塔吊司机罢工、佳士工运、反修例运动等自下而上的自发政治运动。而全球范围的政治化趋势也在扩大。仅在2019年至2020年间，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就在伊朗、黎巴嫩、智利、伊拉克、法国和美国等经济文化背景颇有差异的地方反复爆发。

不过，这其中的大多数群体政治实践，可能都不算汪晖与中国新左派眼中的“重新政治化”，毕竟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议题，在很多这样的运动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他借纪念十月革命和列宁而提出的“革命者人格”，无疑有很强现实关怀。在群体政治全面复苏的时代里， 汪晖作为自认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毛派，选择以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个时代的政治论述和革命“后浪”们的主张？

革命者人格与当代群众政治

在《十月的预言与危机》和《纪念列宁》两篇文章中，汪晖讨论了革命者人格的设想。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讨论革命者问题，是因为何时革命、如何革命这些社会实践层面问题，总是处在历史条件与革命者主观能动性的辩证之中。过于强调前者，容易拘于教条，把历史变化理解成完全由经济基础决定、与人的意志无关的机械发展；过于强调后者，则容易主观冒进，夸张人的能动性，在社会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发动革命，给革命、给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

在一个被“去政治化”定义的时代里，汪晖选择站在能动性的一边。他对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革命史的梳理，意在寻求一些能够在当代唤醒激进政治潜能、探寻不同未来道路的种子：“我们是否可以在真实的革命进程之中，即在布满成功-失败、正确-错误、必然-偶然的历史中寻觅未来的种子，或卢森堡所谓革命的“本质的东西？”

汪晖寻回的种子就是“革命者人格”理论。这倚赖于意大利革命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现代君主”理论。葛兰西认为，在现代政治中，马基雅维利式君主无法以个人形式存在，因为现代政治的目的是创造新事物，现代君主只能是存在于有集体意志（collective will）的社会中的某种机构，亦即政党——尤其是一个能够团结各方力量的全能政党。换句话说，现代君主是被人民的主体性塑造而成的政治机构。汪晖则将这一理论用来分析中共。他在《纪念列宁》一文中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在疫情中的表现。他称中共诉诸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史中的“人民战争”模式，在防疫中重拾党的人民性，打通国家内部的纵向与横向壁垒，实现了广泛的社会动员。“人民战争”是汪晖和新左派经营多年的理论，也是其眼中中共的优良传统，他们认为中共的人民战争不是一般的暴力战争，而是塑造“人民”这一政治主体的过程，比如1949年前的革命根据地中，“群众路线”为指引的共产党不仅在军事层面上，更在日常生活中与“人民”融为一个斗争主体。在这个基础上，汪晖坚称在今天的政治语境里，人民战争不是为了塑造新的政治主体，而是在已有政治主体的情况下打通壁垒、重建联结。

这就直接坐实了批评者对新左派国家主义倾向的指责：如果当代中国不需要新的政治主体，那“革命者人格”就只能是中国共产党这个“现代君主”的某种自我更新、自我唤醒。也就是说，在汪晖为代表的新左派眼中，中国政治要摆脱官僚化的桎梏，需要依赖的力量还是这个已经板结固化为官僚治理机构的前革命党。

“革命者人格”还有自身之内的冲突。

汪晖认为革命者人格包括了策略判断力——在纷繁复杂的斗争形势中找到敌对力量薄弱点。例如列宁在20世纪初认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将发生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也就是亚洲。汪氏还认为革命者人格包含了不屈的斗争精神，即“胜利的哲学”：“胜利的逻辑在于持续的行动、探索和斗争，从而不同于盲目的乐观或玄想的希望”。换句话说，他似乎要求革命者即便在形势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也不放弃以历史的维度对不利的形势乃至失败做出分析，从而为未来革命做好准备。

“革命者人格”的这两个特质，都是从个人的层面上探讨如何在复杂甚至被动的革命局势下判断策略，并以足够的精神力量坚持判断，引导革命和革命党走到正确路线上。这两个个人品质特性，显然与“现代君主”的政党面相有出入。

汪晖2018年的英文论文“ Global 1968 Reconstructed in the Short Century”（在短世纪中重构的全球1968）也体现了这个矛盾。他在文中借用《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的1968系列专题，探讨中国新一代学人和行动者对西欧叙事统治的1968记忆的挑战。汪晖强调这波年轻学人的贡献在于他们着眼全球联结，关心反殖民的历史斗争经验，也重视学生与工人联合的政治可能性。在他看来这种叙事有力挑战了国际政治在1960年代之后的去政治化。他更是在从理论拓展到现实时，高度赞扬了当时毛派色彩最重的佳士工运，认为佳士工运的组织者和行动者比起年轻学人，有更进一步回归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倾向。汪晖说：“探索克服政党国家化的方式之一，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形式主义地讨论党政分离和党的组织建设，而应该从那个逐渐丧失的传统中探索参与性民主或人民民主的途径。”

如果克服“政党国家化”的方式不能局限于政党本身的制度，还要重新定义民主，把参与性民主设置为核心政治的话，那么汪氏在《纪念列宁》里一文做出的“今天中国不需要塑造新的政治主体”的判断，可能就不是在说中国的政治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因应该理解为他所需要的政治主体已在民间生成。在这点上，汪晖看似比其他新左派成员走得更远一点，更加直接地呼唤当代中国群体政治中的新兴力量。“革命者体现的正是‘反抗绝望’与‘走向胜利’论题的人格化，他们的确类似于‘神话人物’……这样的人格类型只能在行动中诞生，即便在无望的境地里，也能启发人们在自己的脚下点点滴滴、不屈不挠地发觉未来，进而促进运动的政治成熟。”

这样的话，已经是汪晖能做出的最接近于向新一代行动者间接喊话的表态。这种表态呼吁那些和佳士工运行动者一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后浪”，在不利的斗争环境里准确识别出适合革命发生的社会因素，以“胜利哲学”，对劣势和失败做出有效的分析，不受一时的挫折所扰，坚定地向革命的目标奋进。这种表态也体现在他表扬佳士工运的行动者表现出来的勇气、执着和不犬儒。或许对汪晖来说，“革命者人格”中，以现代君主的形态出现的政党组织形式，一旦变成葛兰西批评的那种失去活力的、阻碍直接的政治行动的政党，就只能靠革命者人格的个人面相来重新激活。

只不过，这个判断，又和汪对执政党“人民战争”与“群众路线”的赞扬和信任，构成了一重矛盾。

“灵活的阶级分析”与毛式唯意志论

在汪晖看来，这一代革命“后浪”们需要做什么呢？

从汪晖赞扬佳士工运的行动者重视阶级问题、重视工人与学生之间的联盟来看，汪晖无疑希望革命后浪复兴阶级话语，使阶级重新成为政治的核心概念，阶级运动和组织成为政治的主要形式。这和长期以来中国激进左翼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诊断是一致的：在七十年代之后，“阶级”这个概念以及社会分析方式被与文革的惨烈捆绑在了一起。对文革以及第二次文革的恐惧，使公共空间里这些词汇以“历史错误”的名义一并封存在“十年浩劫”记忆里，既让平等主义的政治实践举步维艰，也使当局能够将广泛存在于当代中国的阶级不平等掩饰起来。

汪晖力图寻回的阶级概念，在他自己眼中是反教条的、“灵活运用”的政治概念，这在其的论敌、史学家杨奎松眼中，是汪晖的主要理论贡献。具体而言，汪晖的概念立足于他所理解的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毛主义，在亚洲乃至中国这个具体的革命语境中对阶级的策略性使用。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判断不同，20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并未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最为发达的地区，而是发生在了俄罗斯和中国两个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借史学家马思乐（Maurice Meisner）的论述，汪晖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条件是各个阶级的薄弱性。中共没有教条地固守把工人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判断，而是利用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在中国内部的薄弱环节，将视野转向乡村，发动了农民的革命能动性，通过“人民战争”理论，使社会不同阶层的个体都变成革命一员。“党本身从一个城市精英及其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转化为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渗入了整个乡村机体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并团结了不同社会阶层的运动”。这是汪晖主张的“亚洲经验”的重要一环：在特殊的、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历史环境里，创造性运用阶级概念来吸纳更多有生力量投身革命。

换句话说，汪晖期待革命后浪们发扬光大“亚洲经验”，即一小部分革命者以自身的能动性来积极面对和挑战社会历史因素的束缚，为革命创造条件，把不利形势转化为有利于革命的局面。在这个意义上以政治上的立场而不是依赖于经济身份来判定阶级属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汪晖坚持认为，即使早期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眼中主要由与工人距离甚远的知识分子组成，它仍可以被认为是工人阶级政党。因为他认为阶级可以是政治性的概念，而共产党的早期成员尽管是知识分子出身，却以“使无产阶级成为阶级”为己任。

汪晖这种以政治信念为基准，用革命能动性唤醒阶级、改造政治主体的阶级定义，充满了毛式唯意志论风采。在这个意义上，汪晖是忠实的毛主义者。

如上所述，革命者人格的讨论，其根源在于革命的正确时机总是处在历史条件与革命者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张力之中。按学者魏昂德（Andrew Walder）的概括，毛式唯意志论并不是忽视经济基础。毛泽东认为，一方面，如果人的精神世界和意识形态能够进步，物质条件也能随之进步；另一方面，与不利的物质条件作斗争这件事，本身就是精神世界和意识形态获得进步和发展的过程。汪氏将阶级概念政治化，以政治信念而非经济身份来规定阶级属性，所强调的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取代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普遍去政治化的不利条件里，革命“后浪”无论出身什么阶级，只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信念，就有可能践行革命者人格，在“重新政治化”中国社会的努力中一边把自身和无产阶级融为一体，一边改造当前的革命形势。

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汪晖避重就轻地带过了“灵活的阶级分析”在1949年之后凸显的一系列问题。他认为，中共建政之后，在政权巩固的过程中，阶级边界逐渐僵化，灵活的阶级分析被搁置，这导致了阶级概念逐渐开始压迫而不是激发人的能动性。他避而不谈的是，恰恰是因为阶级的概念过于政治化，使1949年后阶级身份的划分体系里充满了对政治忠诚度的判断，也因此最终极化为政治倾轧和迫害。换句话说，“灵活的阶级分析”一旦完全走向划分“谁属于人民”的民粹政治，那它会反过头来侵蚀阶级政治，将阶级政治简化为政治站队。

汪晖选择性叙事的问题，批判者早已指出。学者荣剑在评价汪晖的“革命者人格”理论时，就认为汪晖忽视了革命残酷的一面，片面将革命者和革命事业神圣化。他指责汪晖使用了一种“后现代史观”来改写历史，在这种后现代史观里，“历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没有普遍公认的分析形式，没有可供交流发现的语言，以及没有用来确立起发现之真理的概括化和证实技术。”

史观层面的问题，是汪晖，乃至中国新左派最根本的问题吗？

“纪念碑史观”的利弊

对汪晖的史观最贴切的描述，可能是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所说的“纪念碑史观”。

在尼采看来，历史永远有服务当代社会的面相，当代社会的性质不同，需要的史观也就不同。如果一个社会陷于冷漠和琐碎之中，就会有人从人类历史的伟大斗争中受到激励，然后将这些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斗争树立成历史的纪念碑，串联出一条线索，用来向人们展示人的无限可能。这就是尼采认为的纪念碑史观以及它服务社会的方法。

在近代知识界中，纪念碑史观最为人熟知的例子可能是犹太裔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以对抗极权主义为己任的阿伦特，认为知识分子在面对极权主义对人的政治能动性的摧毁时，要选择潜入历史的深海里做一个“采珠人”，把那些能用来激发对公共幸福和公共政治自由的追求的历史珍宝摘取出来，以说书的形式讲述片段化的历史来激励政治行动。其《论革命》正是以这种史观写就。汪晖与阿伦特在对待共产主义的立场上截然相反，但在运用历史方面的思路则非常相似。他们都认为当下的社会缺乏政治能动性，都认为历史上有一些被忽略或被误读的事件和人物有助于激发政治能动性，都试图把这些人物与事件串成线索，也都因为选择性叙事饱受批评。

这些批评是有道理的。尼采本人也清晰地看到，纪念碑史观有压迫和伤害历史的一面。持这种史观的叙述者往往不得不模糊历史的细节，简单化叙事。他们的叙事往往也依赖于刻意解读历史甚至一定程度上创造历史。因此在尼采看来，纪念碑史观是一种带有风险的激励式史观。从阿伦特式的视角来看，在一个政治空间被破坏、政治能动性被压抑的社会里，要重塑政治的能量，探讨“制造政治空间”的问题，必然要冒一定的政治和道德风险，这种风险，恰恰是破坏政治空间的当权者制造出来的。史观层面上的风险或许可以看作是激活政治空间所必然要支付的代价。

因此，如荣剑那样，从历史叙述的全面性和史观的角度来批评汪晖，固然师出有名，但汪晖的史观并非没有对话的可能，在思想史上也有充足的先例，这也未必是汪晖理论里最大的问题。

限制汪晖的革命者人格迈向更加平等主义道路的，是一种内置于毛派斗争哲学的权威结构。

革命者人格迈向何方？

从诊断到解决方案，汪晖的立场一以贯之地包含着国内和国际两个面相。国内层面上，汪晖强调在文革后中共固化板结为治理机构，革命的激进性和想像力被弃置，社会主义遗产被新自由主义收编。他希望新一代革命者发挥能动性，以正确分析、把握策略的能力和坚定的革命精神改变不利的斗争形式；在国际层面上，这种叙事被汪晖表述为“在世界体系薄弱环节寻求突破口”的列宁主义，以及植根于60年代反殖民、反帝国主义武装斗争的“亚洲经验”。他认为这一经验已被新自由主义所统治的记忆空间所遗忘，但一旦拾回，就有望重塑第三世界的联结，推进世界体系边缘的国家联合向世界体系的霸权发起冲击。

这条摆荡于历史和激进主义理论之间的思路，同样有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的问题。

首先，汪氏将毛泽东思想本质化为一种反制度、反官僚的激进革命思想，却并未详细探究官僚体制和个人魅力权威之间的关系。官僚体制与魅力型领袖并不是简单的矛盾。即便毛泽东的领袖号召力在文革期间表现为绕开官僚机构与群众建立直接的联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力也一直依赖于官僚机构才能在中国实现层层推进。学者吴一庆的研究就发现，因为官僚体系在文革期间遭到破坏，毛主义的传播不再能依赖于有效的制度，一些比毛泽东本人更激进平等的毛式想像逐渐在民间涌现出来。但这些符合汪晖“革命者人格”假设的尝试，却难逃被毛泽东扼杀与被官方组织收编取代的命运。

在毛泽东本人已逝近五十年之后，利用毛的遗产来重塑革命后浪，如何面对党的官僚机器的吸纳能力？毕竟毛泽东的影子不会完全远离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完全可以以某种形式召回毛泽东的形象，在不全面召回毛式政治的前提下吸纳民间毛派。

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汪晖会期待在野的革命后浪，以某种“砍头去尾”的形式被党收编，还是在民间坚持扩大规模的动员和斗争？毛泽东本人正是无法割舍前一条道路。这也是汪晖及中国新左派亟待回答的问题：如果民间的毛派运动者在他的设想中起到的作用仅仅是“激活”在市场化改革之后失落的革命传统，那毛派“后浪”们就无法获得自主地在当下的政治环境里制定平等主义议程的权力。他们不仅必须将反党内官僚视为平等主义的根本形式，更时时刻刻面对着以“反官僚”的形态出现的党内其他力量的收编。这种用民间革命者重塑群众路线，激活党的革命传统的思路，实际上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党内可能出现的新权威，而这个可能出现的魅力型权威又有多少可能服务于进步式的革命议程，汪晖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使“革命者人格”这一理论的前路尤其模糊。

在国际层面上，“革命者人格”理论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在今日的世界体系里，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在亚洲或者中国吗？汪晖的含糊其辞，体现在他对今天中国的地缘战略计划微妙的态度上。在中文写作里，他在“一带一路”中看到联结边缘、反抗中心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可能，认为“一带一路”如果仅仅停留在资本主义功能——例如解决国内生产过剩、金融扩张——之上，那它形成的地缘联结只能是重弹资本主义老调。在英文写作里，他则提醒左翼读者注意“一带一路”可能带来的殖民主义倾向。但无论是攀附“一带一路”，尝试改变其政治意涵，还是提醒“一带一路”的殖民风险，汪晖的先决条件或者前提假设似乎仍然是全球边缘的国际联结还应由中国主导，“亚洲经验”仍然应该由中国行动者来发扬光大。

但今日中国，真的处在全球边缘的革新者、第三世界的领导者的位置上吗？或者中国应该处在这个位置上吗？

这个问题指向的正是汪晖的毛式世界主义的内核。毛泽东的国际主义往往与民族主义相伴而来。在他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想像里，往往隐含着一层“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领导”的假设。即便今天亚洲经验仍然有效，今天全球反抗的联结也必须由亚洲乃是中国来引发吗？如果不是，中国的激进左翼该如何自处？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之前，汪氏的国际路线，恐怕未必能帮助重塑边缘国家的意识形态联结和政治同盟，而是可能会助力新的殖民计划。

上述两点反映的实际上是同一个元层面上的问题，这个问题或可称为毛主义内在的权威结构。毛泽东一贯的反官僚、反经济决定论立场，未必纯粹是政治清洗的借口和政治权谋的道具。他对民粹式民主的期待，也未必完全是幌子。但归根结底，平等主义的议程必须由他本人设置。一旦议程超过他的想像，他宁可动用他所批评的体制的力量也要将之控制下来。在国际层面上， 他设想的国际联结，必须依赖于中国、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这种内在的权威结构，辅之以强烈的唯意志论色彩，早已使毛主义指导的实践反复陷入相似的困境，例如内部组织缺乏平等、斗争策略过于冒进，就连汪晖青睐的佳士工运也未能幸免。毛主义在当代中国或许仍具有激励激进抗争的潜力，但毛主义的内在权威结构往往遏制这种潜力，甚至在一定的历史关口上，为它所反对的对象提供收编、控制、镇压激进革命力量的渠道。

如果毛主义式“革命者人格”未能在这个问题上出有新的突破，那它恐怕难以成为真正有能动性、有议程创造力、有生命力的崭新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汪晖的“纪念碑史观”所选取的历史片段，也就难以避免沦为恋旧的乡愁。

新左派的矛盾

长久以来，作为著名的新左派学者，汪晖的政治思想一直具有矛盾的双面性。一方面，汪氏以批评新自由主义式的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政治的侵蚀闻名，力主从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和精神遗产中撷取宝藏，重建大民主和群众路线，寻求与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国家达成战略联盟。汪晖的反资本主义、反新自由主义姿态，让他在世界左翼知识界赢得了一席之地。另一方面，汪晖对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具体运用方式拉近了他和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距离，也使论敌有理由怀疑汪晖和他所批评的后社会主义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距离是否真的那么遥远。

2020年，全球政治变化的节奏开始明显加快。除了持续已久的民粹主义浪潮，疫情冲击民族国家边界的冲击，暴露出社会不平等，中美“新冷战”的对峙也在扩大，世界范围和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政治关系变得愈发紧张，中国也不例外。

汪氏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推出“革命者人格”理论，是具有时代感的回应。但这个回应，由于其坚定的毛式唯意志论立场，及未能解决的依赖权威的内在结构，注定不是稳定而持久的。沿着这条道路前行的“革命者人格”，在不久的将来势必仍要直面回避已久的“国家问题”。“革命者人格”仍然容易走上被威权国家吸纳收编的道路，而不是成为平等社会的驱动力。

（剑影，政治思想与意识形态观察者）

注：本文作者为 Simon Luo，最初以“剑影”笔名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