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被删的文章存档，却可能因此面临刑罚

本文由端传媒与NGOCN声音计划联合出品，首发于端传媒。

55天里，普通青年陈玫和蔡伟变成了“罪犯”。

2020年4月19日，90后公益志愿者陈玫、蔡伟和蔡伟的女友小唐被警方带走，当日陈玫和蔡伟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6月12日，陈玫和蔡伟被正式逮捕，罪名是涉嫌“寻衅滋事”。

因期待一个可以自由讨论的网络空间，陈玫和蔡伟在Github上搭建了“端点星”网页，用去中心化的方式备份微信、微博等中国大陆平台上被删除的文章，对抗信息审查和数字集权。从2018年4月开始，端点星收录了“佳士工人维权运动”、“中国#MeToo运动”、2019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引起公众关注和热议后被迅速审查、删除的文章。

“陈玫和蔡伟都不是高调的异议者，也不是张扬的行动者，更不是义无反顾的斗士。他代表了大多数低调的、隐形的行动者，默默无闻地坚持着个人化的反抗。”多年的志愿者伙伴们为两人抱不平：“什么时候，保存被审查删除的文章，都成为一种罪了？”

“我要他多读多想，了解真实的中国和社会”

1992年出生的陈玫成长于陕西某县城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原本都是老师，后双双辞职经商。家族际遇颇为有趣，父亲一族都经商，母亲一族则出了教育局长和纪委书记，算县城高官。深受官本位思想影响的父母，一度对陈玫两兄弟寄予期待，“考个好大学，做个公务员，回家当个官。”

机缘巧合，两兄弟却都走上公益之路，并都遭受牢狱之灾。如果说哥哥陈堃对体制权威的反抗源于幼时曾看着“摆地摊的父母被穿着制服的人驱赶”，那弟弟陈玫可能是受哥哥和《南方周末》的影响。

从高一开始，陈玫就订阅《南方周末》，定期与哥哥打电话交流所看的书、所读的文章以及所思所想。“我要他多读多想，了解真实的中国和社会，中国的教育体系是有问题的，学不到真实的东西。”陈堃说。在哥哥的影响下，陈玫也开始上推特，接收不同渠道的读物。

比陈玫小一岁的蔡伟，启蒙则来自立人大学、立人乡村图书馆的创办者李英强。蔡伟的家乡在湖北黄冈蕲春县，那是第一座立人乡村图书馆所在地。父母在深圳打工，作为留守儿童，蔡伟从小就爱好看书。他可以每餐花5毛钱买白饭就着老干妈吃，省下15块在书摊上买一本厚厚的盗版《韩寒文集》。与大多的乡村孩子一样，从前他只能在乡镇教辅书店买书，初中时赶上立人图书馆设在他的学校，如入宝库。

图书馆还来了大学生义工，为农村孩子开设阅读、诗歌、话剧课。“这些从不同大学来的义工老师们，其实也在寻找人生意义和人生可能性。他们对公共议题的关注和讨论启蒙了蔡伟。”蔡伟被刑拘后，他的儿时好友凯鹏撰文声援。

蔡伟和身边的同学开始不一样。他会偶尔就公共问题发表观点，甚至批评政府。返乡的父母听到，觉得恐慌，但他们无法阻止孩子的成长。

阅读让蔡伟有了更多批判性思考，他因为夜里在宿舍读课外书，被班主任认为影响学习，威胁要把他赶回家。蔡伟据理力争，认为在学校接受教育是自己的权利，但后来还是拗不过“为他好”的班主任，把课外书搬回了家。

高考时，蔡伟填报了中央财经大学，出乎所有人意料，他未选择更有可能获得高薪的金融专业，执意选了社会学专业。在外打工的父母知道后极其失望，打电话来将其斥责一番。他们认定罪魁祸首是李英强，“把孩子带偏了。”

2011年，高考后的陈玫在陈堃的推荐下去了他认为“突破传统教育模式，更注重人，有理想主义情怀”的立人大学举办的夏令营，整理和校对了《大学在人间》一书，还遇到了蔡伟，两人成为朋友。2013年，陈玫去立人做义工，也是辅助整理资料、记录的工作。当时，蔡伟也在北京做立人义工。与同时期的行动者对比，两人看起来普通、低调，甚至是隐形的。

“我们还是相信互联网赋权可以推动中国民主”

若不是陈玫被抓，陈堃都不知道弟弟参与了2019冠状病毒疫情、#MeToo、北京切除等志愿工作。当然，他完全可以理解，陈玫参与社会的方式是整理资料、搭建备份平台，“陈玫是相信互联网赋权，相信开放数据、开放社会的人。”

陈堃2007年开始用推特，是中国最早一批推特用户。那时候，中国舆论兴起“围观改变中国”的思潮。陈堃通过推特围观、推动了一些重大维权行动。“我那时就鼓励陈玫使用推特，我们对互联网技术很有兴趣，经常讨论，可以说，直到今天，我们还是相信互联网赋权可以推动中国民主的。”从大学开始，陈堃就是高调的行动者和活动人士，他曾是立人大学最后一届的负责人，2014年曾因支持香港占中被秘密关押81天。

“我当时肯定是张扬的活动家，参与很多维权和民主活动，陈玫是看在眼里的。但他和我不同，他很内敛。这么多年来，他只是一个喜欢技术的志愿者，做的都是辅助性的工作，从来不是主导者角色。”2014秋天陈堃因传知行事件被抓后，读大三的陈玫在北京奔波，协助声援和安抚父母。陈堃没想过，兄弟俩的角色有调换的一天。

陈玫被抓后，陈堃仔细浏览端点星的文章，“文章都是在中国公开发表过的，哪里能泄露国家机密，他怎么危害国家安全？他做的事情都是基于基本的良知和对技术的喜爱。”陈堃说。

陈玫关注互联网赋能，也爱折腾各种电脑软件应用。2015年大学期间，他就整理过一份《Windows使用基本技能》分享给朋友们。

他与朋友共享的邮件里也谈过自己对抵抗互联网信息审查的思考，“信息审查阻碍了公共讨论，应该把公共议题归还给大众，通过公共讨论，民众从无意识到有意识，逐渐产生反抗资本、权力、利益集团的声音和力量。”

蔡伟的想法和陈玫的应该是一拍即合。蔡伟也喜欢研究互联网技术，他曾一边在金融公司实习一边自学R语言和SQL。他也讨厌审查机制，时常在微博和豆瓣上批判帖子被删除。朋友说他是“想通过掌握互联网技术来谋求经济不窘迫的生活，并利用技能做些事情，捍卫自己的价值观。”

2017年，立人的朋友曾找到陈玫和蔡伟，提议做一个在线的立人图书馆，把讲座课程等资料做电子化呈现。陈玫和蔡伟合力完成了这件事，也开始思考利用他们的技术，营造一个没有审查可以自由讨论的空间。

2018年1月，陈玫和蔡伟开始在Github开放平台上搭建“端点星”，用去中心化的方式备份微信、微博等中国平台上被删除的文章。

端点星的命名，来自以撒·艾西莫夫基地系列小说中一个虚构的“离银河最远的行星”。为了给端点星的关注者、关心公共事务的青年人建立自由讨论而不被审查删帖的平台，陈玫和蔡伟又搭建了2049BBS，同样属于端点星计划的一部分。

2049BBS，蔡伟的投入更多一些。他经常逛品葱和类似论坛，希望打造一个“自由人的精神角落，一个无需手机号和邮箱即可发言的论坛”。即便如此，BBS上最高峰时不过两千人同时在线，过于小众，多少让人有些沮丧。

这个论坛上，人们讨论着各种不允许在中国大陆社交平台上出现的话题，例如新疆再教育营、香港抗争、八九运动、西藏问题，最近被讨论较多的话题是“香港国安法通过”和“端点星事件”以及 “中共谈种族歧视黑人平权”。

“公众参与抵抗404，需要开辟新的方法，重新捡起超链接、网站，再加上开源开放的协作平台。”在端点星置顶的文章里，陈玫和蔡伟坦言了他们发起端点星计划的原因与目的，并详细分享了参与端点星计划的技能和步骤。

从2018年4月到陈玫、蔡伟被抓，端点星备份了600多篇文章，其中100多篇与2019冠状病毒疫情相关，其他内容涵盖了“中国#MeToo运动”、“香港抗争运动”、“毒疫苗”、“华为251”、“孟晚舟事件”、“吹哨子的人”等引起公众关注和热议后被迅速审查的文章。

“什么时候，保存被审查删除的文章，都成为一种罪了？”陈玫和蔡伟在55天内被逮捕，速度之快，让经历过不少风雨的陈堃也深感不解和愤怒。

“不求回报做志愿者那么多年，也算他普通中的不凡之处”

陈玫的朋友们普遍感到惊慌和担忧，他们互相交换信息，想知道是不是彼此对陈玫的了解不够全面，信息拼凑起来，还原的陈玫还是那个普通的中国青年。

远在海外读研的小旻直言她的惊慌：“不需要引人注目的行动和出格的言论，普通人做普通的事也被罗列编织罪名。”

小旻与陈玫2014年相识于“叁楼”，那是由广州高校教师、大学生和社会热心人士共同发起的青年空间，秉持培育公民理念、为青年提供自由讨论的空间。

她记得，一场性别相关纪录片放映后，同学们讨论起“为何男性可以留腋毛，而女性不可以”，争先恐后发言。作为发起人的陈玫一晚上都安静坐着听着，憨厚地笑着。

大学朋友小筑也记得，陈玫大二、大三时还在“叁楼”组织了“有人读书会”，他虽然是发起人，“但时常是那个一边听一边做速记然后分享出来的人。”

同样在“叁楼”，陈玫看到了一个字，“槑”，当年的网络流行语，形容人很傻、天真。陈玫对这个字“一见如故”，和自己的名字同音，也很符合自我认知，于是陈玫给自己取了暱称“呆呆”，朋友们也开始用这个名字称呼他。

陈玫是喜欢信息收集与梳理的，他多次与朋友聊天分析自我，定位为“辅助型角色”。

2017年北京以一场大火为由掀起拆违整治运动，一夜之间遣散数十万外来务工者，清退“低端人口”，无数人发出求助信息。

小旻看到求助信息，也看到不少人愿意提供住宿、实物等援助，她喊上陈玫，开始用石墨文档来收集、整理、分享、对接信息，“陈玫很热心，二话不说，没日没夜地做。”

“坦白说，志愿者嘛，来来去去，很不稳定的。从北京清退，到#MeToo运动，再到佳士维权事件和现在的疫情，像他这样不求回报坚持做志愿者那么多年，也算是他普通人生中的不凡之处。”小旻很佩服他对志愿工作的坚持和付出。

小旻考雅思时，经常去陈玫家复习，陈玫总是让出卧室给她，自己住在大厅，“他是我见过最良善的人，总是以最大的耐心和善意对别人。”

小筑为陈玫的一味付出不平，“他有求必应，很多人都把他当成工具人来用。”

“工具人”陈玫也有自己的原则，他抱怨过“伸手党”，但与其说抱怨，不如说是“哀其不争”，他希望人们都有“科学上网”（即翻墙）的素养，可以实现互联网赋权，他曾不耐其烦花大半个小时视频教会小旻搭建VPN。

舍友养了猫，但照顾任务都落在陈玫身上，他写了篇文章谈“养猫的素养，该注意的事项，主人该负起的责任。”

他大部分时候又是谨小慎微的，有朋友大大咧咧地在微信里问他要VPN或者聊一些敏感的话题，他都会回答“不知道啊”，然后以安全软件回复。

不过，被抓前，他或许和朋友们还是忽略了一些迹象。三月份陈玫发过推特，派出所曾经打电话来确认IP地址。朋友有些担心，追问了几次，没有后续，不了了之。事后朋友想起来，如果那时候更谨慎一些，会不会有些不一样。

蔡伟也一样，没有对种种迹象产生怀疑。4月份其实有怪事发生，某天突然有一大批新注册的账号，满论坛发黄色信息。18号，立大文集莫名不见了，连接出现状况。他们都没有敏感觉察到危险已在不远处等候。

这源于他们对自己的定义，是公共事件中的辅助者角色，并非行动者。陈玫思想并不激进，他看到#MeToo运动的力量，也反思其舆论审判的意义与局限。他与朋友讨论社会事件，“都是一种局外人，不是行动者的口吻来谈的，他完全不会是搞事情的人”。

程序员气质浓厚的蔡伟也同样低调，温和，他先后在金融公司、互联网公司做数据分析师和策略分析师。与财大同学相比，收入并不算高。对GitHub项目的投入，全来自压榨自己的业余时间。

“他没有参与太多社会运动，也没有继续读博士，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做学术研究。”两人共同的朋友戏称，广州盛产行动青年，北京则多沙龙青年，而他们都不属于其中。朋友眼中，陈玫是“备份青年”，蔡伟更像“图书馆青年”。

立大同期学生里，不少人做了记者，或进入公益圈成为行动者。他们两个，和大多数的普通青年一样，选择进入主流公司工作，关注五斗米，期待升职加薪。与此同时，在工作之余，默默运行着端点星项目。

没有人预料到，低调、善良、默默关心公共事务，并且没有什么社会名气的他们会和“寻衅滋事”扯上关系。

“公益圈很小，人们会把认识的名人或做过的事作为谈资，但他从不会”

小自和小游都曾在公益机构工作，她们早就听过陈玫，“志愿者里技术很好的那个。”

2018年，中国爆发#MeToo运动，人们一个接一个站出来讲述曾遭遇的性骚扰和性侵害。小自和小游作为协助者的角色参与这场运动，组建起高校性骚扰、公益圈性骚扰、媒体对接、社工服务、律师支援等多个群组，协助受害者维权。

运动最高潮的7月，陈玫联系了小自，进入信息整合协调群，开始以被指控者为单位做文档信息整理。他很快负责起信息保存、平台的搭建工作，在Github上做了保存#MeToo档案的项目，按照指控对象、媒体报导、进展的维度还原性骚扰指控案件。

小自和小游至今都对那年7月底的一个晚上印象深刻，“朱军案子触动了审查机制，大量文章被删除，那个晚上，陈玫带着志愿者整晚都在与审查机制作战，抢救文章。”如今，保存#MeToo档案项目里的文章，大多是陈玫在全面删除前抢救出来的。

陈玫和她们聊过档案保存意识的重要性，“那是受害者的公开证言证词，是民间历史档案，不能被删去和抹除。”

志愿者很快建立了“战友情谊”。2018年10月的一天，陈玫来到广州与小自、小游等志愿者见面。他们像认识多年的朋友，聊#MeToo运动、公民社会、还想做的事情和处处可见的限制和审查，但陈玫总是听得多说得少、前后张罗吃喝的人。饭后他们买了一大袋啤酒在珠江边吹着风喝到深夜，临分别时拍照留念，都有醉意，相片是陈玫拍的。

小自和小游强调，陈玫从不声张，总是默默做事，“直到他被抓，我们才知道他真名叫陈玫，还有一个名气远扬的哥哥陈堃。公益圈很小，人们会把认识的名人或做过的事作为谈资，但他从不会。”

蔡伟则更多在2049BBS上使力。他十分活跃，发帖颇多，从美国大选到国内时事，从太平天国到《奇葩说》，还搬运了自己喜欢的小清新音乐，打造得像一块文艺青年的自留地。

端点星的“小项目”除了2049BBS，也包括搜集和整理豆瓣上不存在的书影音，分享快速保存网页的小工具，罗列了论坛1984BBS镜像网站，延续了早期互联网政治启蒙气质。

陈玫和蔡伟被逮捕后，小自深受打击，“这么善良的人，做这么温和的事，如果都要定罪，我对这个政权就不会再有希望。”她看过异议者对中共政权的控诉，感觉到偏激。但在2019到2020一年之间，身边三位好友前后入狱，让她越发失望，“他们真的很擅长把有理想的年轻人推到对立面。”

小自语带绝望，她变得更加谨慎，把所有社交软件都换了名字和头像，设为私密，与朋友交流都只愿意使用安全软件，“甚至在墙外平台发言，我都要自我审查几番。”她意识到，面对这样渗透式的压迫，需要更小心谨慎。

“他代表着大多数被忽视的隐形行动者，他们低调而坚持”

陈玫和蔡伟被逮捕后，伙伴们组成“端点星的宇宙好友”进行声援。

写文章声援中，他们感到惭愧，“对陈玫的关注太少了。” 记忆中与陈玫的交往都是平常甚至平淡的，他们也有一种挫败感，“他和我们一样普通，没有英勇或光辉事迹啊。”

朋友小筏从手机里调出了陈玫喝醉了下巴撑在啤酒桶的相片，“你看他，真的是很纯粹的人。”朋友们传阅着相片，开始有了笑声。但很快，气氛又沉重起来，有人焦虑地不断抽烟。他们都担忧，陈玫的故事太普通寻常，可能达不到媒体报导的要求。

凯鹏与蔡伟相识15年，但他回忆中的蔡伟，也限于他从小到大都酷爱读书，成绩优秀，对物质追求不大。他记忆深刻的是蔡伟曾送过他一本《树上的男爵》，凯鹏依稀记得，“男爵至死都要坚守自己认定的理想，哪怕孤独、不被理解、爱情无果，决不妥协。”这似乎有一种隐喻。

蔡伟后来把自己的网名改为“在树上”，一边吐槽豆瓣删帖，信誓旦旦道“再上一次豆瓣我就是狗”，三个月又回到豆瓣吐槽自己“难过到又无耻地回到豆瓣”。

蔡伟像大部分青年一样，会在新年许下朴素的愿望：和女朋友好好玩；好好学R语言；做一个满意的研究。

但让凯鹏吃惊的是，他曾以为蔡伟不再那么关心公共问题了，专心做程序员，业余买点虚拟货币，多攒点钱，将来也许可以早发（财）早移（民），“没想到他和陈玫悄悄做起了端点星，保存墙内被删的文章，不仅仅是关注公共领域的苦难，还做了点事。”

“陈玫是中国普通青年的缩影，天生又没有行动者的资质和魄力，做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我们只是有一点的理想，坚持着个人化的抵抗。”

“他们要是像祥子或大兔那样就好了，张扬一点，行动大胆，故事也好写点。”朋友们很清楚，陈玫和蔡伟没发起或主导过被媒体报导的行动，没有离经叛道的成长历程，没有写过批判性的文章，没有留下惊心动魄的抓捕情节。媒体叙事中，“查无此人”。

“可他们代表着大多数被忽视的隐形的行动者，他们低调而坚持。”小智看着大学时活跃于各种讲座、论坛、读书会的陈玫沉淀下来默默做事，“陈玫是中国普通青年的缩影，天生又没有行动者的资质和魄力，做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我们只是有一点的理想，坚持着个人化的抵抗。”

朋友小易回忆起陈玫多年来十分个人化的抗争行为，例如喜欢的电影或纪录片没有被豆瓣标记，他一定会补上去。他看到有关公共议题的文章，一定立刻备份。有些书被审查下架，他会把电子版找出来分享出去，即便他并没有读过。“我甚至开玩笑，说他是备份机器，其实，他以自己方式抵抗审查，真的是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小筏则想起，疫情高峰期，有媒体传出中药双连黄口服液可抑制2019冠状病毒的信息，陈玫觉得荒谬可笑之余，开始投诉相关的微信文章，他立下誓言“见一次投一次”。

“我以前想跟他说别较真，可是在网络霸权和对抗审查上不较真，就不是陈玫了。”小筏说。

“其实我特别羡慕陈玫的，他还有信心，还坚持着做自己相信的事。”一支烟完，小智说，他改变了自己对陈玫角色的看法，“他是普通青年，更一直是坚持的隐形的行动者。只是，他的行动更个人化、生活化。”

小筏重重地点头，“他搭建保存#MeToo档案的项目和端点星，就是他的反抗404，抵抗网络霸权，守住一块自由之地的行动。”

像陈玫一样做力所能及的个人化抵抗

陈玫被抓后，陈堃给他聘请了律师梁小军。梁小军多次联络警方，一直受阻。陈玫被逮捕后，官方又称“陈玫不接受家属委托的律师，申请法律援助”，为陈玫指派了律师。

蔡伟和女友小唐是在昌平的住处被带走，代理律师李国蓓住在朝阳区，四月份他介入后，奔波派出所、看守所寻人未果，却在当晚被朝阳区警察上门“问候”。从迅速的跨区协调来看，家人和朋友判断，办案机关或许来自更高级别，这加深了他们对案件走向的恐慌。李国蓓在奔波过程中，有警察告诉他，“要是国安的案件，我劝你也别代理了，根本不会有人接待你的。”

“法律援助原本服务于经济困难等特殊群体的，现在被用来打压关心公共事务的年轻人，成为中国政府维稳的工具。”

蔡伟的母亲给曾经收到的“指定地点监视居住通知书”上的手机号打电话，对方告知她，“蔡伟一切都好，不需要衣物，不需要钱，住得好，不会被虐待和刑讯逼供，也不需要委托律师，”并告诉蔡母，“放心”。蔡母说放心不了，然而之后再也无法拨通电话。

陈堃四处打听，官方可能以“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机密”、“数据泄露给国外”、“保存文章就是给境外递刀子”给陈玫定罪。他担心官方会加速审判，急忙发公开信表示拒绝官派律师，要求尊重并维护陈玫的辩护权。

梁小军律师分析，利用法律援助指派律师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控制司法审判的重要手段。“法律援助原本服务于经济困难等特殊群体的，现在被用来打压关心公共事务的年轻人，成为中国政府维稳的工具。”梁小军同时担心，案子走到今天，两人在指定地点监视居住两个月后，官方迅速批捕并指派法援律师，可能是加速开庭并宣判的预兆。

“官派律师不退出的话，他们的案子很大可能就是走过场，判重刑。”陈堃放出“狠招”，深挖官派律师的黑历史，“一定会穷尽所有的办法和力量，把这些官派律师助纣为虐的事迹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也要给陈玫争得辩护权。”

这一招让第一批律师退出代理，但陈堃很快接到通知，“有第二批官派律师。”

行动带来的变化极微小，有人感到绝望，端点星其他的志愿者不敢再工作，也没有再更新端点星。在陈玫、蔡伟被抓的消息放出后，其他志愿者当日就把部分项目设置成私有状态，隐藏了志愿者信息。也有人得到一丝安慰，小筏说，“一颗石头丢进海里，还是会有涟漪。”

但大家都相信，“不能放弃声援行动”，只是，声援的方式则越来越个人化，越来越像陈玫，“我们都一样，不是张扬的极具创意的活动家或行动者，但也会像陈玫一样，坚持力所能及的个人化的抗争。”

有朋友天天在朋友圈里发一张带有陈玫的相片，以示支持和想念。还有朋友每天在“端点星的宇宙好友”和“端点星404之声”账号上发文声援。

朋友小易则经常看陈玫的推特，他的账号停在2020年3月12日，陈玫转发的是国际互联网保护联盟内容开发小组与Archive-It合作，保存归档全世界与2019冠状病毒疫情相关的网页内容。

2049BBS的第一位会员是“小二”，2018年1月9日注册，朋友们推测那就是蔡伟，最后更新停留在4月18日，朋友们时不时去翻看他过往的发帖，期盼他有天能继续更新。

小筏常翻看他们与陈玫的共享邮件，获取灵感或能量，“陈玫真的是爱学习爱思考的人，很能激励你。”

邮件里陈玫2018年分享出来的计划是：工作三年左右出国进修计算机编程，或者回到广州工作。为此，2019年中陈玫已经跟小旻取了经，准备考雅思。他也自学并考取了一个项目管理专家证书，原因是“若技术不熟练，还是找公益的工作”。

蔡伟的计划是继续好好做程序员，被抓前他即将拿到一家游戏公司的offer，待遇在北京还可以。只是，他往后的职场计划，也许会被彻底改变。

朋友们害怕自己成为下一个陈玫和蔡伟。“我有两个晚上梦见警察破门而入，下一个会是我吗？”他们担忧，普通青年与“罪犯”之间已经没有距离了，有点理想的青年为了一个更好一点的社会，“多踏出了一小步，就要被砍去一条腿。”

他们也害怕，中国青年行动者处境越发糟糕，像陈玫和蔡伟这样隐形的行动者的故事和他们践行的理念可能被困在同温层里，难以传播出去。

应受访者要求，小旻、小筑、小自、小游、小筏、小智、小易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