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读书：走向红色中国——20世纪美国黑人的“国际阵线”

几年前，在美国一个“非洲社会主义”读书会上，我曾听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者闲聊到说自己每周末都要开车去附近的乡镇，参与本州的社会主义政党活动，周周如此、雷打不动。最近，这位年近八十的非裔教授再次出现在乔治·佛洛依德之死所激发的抗议活动前线，还在媒体采访时强调，这是“我们必须走上街头”的时刻。他的一篇短评更是直接写到，奴隶贸易史并不意味着种族主义现状是必然的，想真正解决问题就应着眼于抗争和改变美国这个“阶级社会”。

此刻似乎正是回顾黑人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联系的契机。当下的抗议示威活动再度被编入民权运动叙事，中文媒体和社交网络也开始回忆和怀旧黑人运动领袖和社会主义中国的亲密关系。比如，毛泽东曾发表的《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1963）以及《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1968）就被广为传播和评论；中国外交官员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也被联系到这一政治遗产。

冷战时期的中国和美国黑人运动究竟曾经有过怎样的连结？这些合作是如何发生又是如何渐渐终止的？传媒研究学者罗伯逊·弗雷泽（Robeson Taj Frazier）的著作《东方黑：美国黑人激进主义想像里的冷战中国》（The East is Black）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

《东方黑》记述了多位民权运动者游访红色中国的经历，首先是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和雪莉·杜波依斯（Shirley Graham Du Bois）的中国行：前者是重要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作家，也是泛非主义倡导者，无论是其在世时的活动还是流传于身后的作品都影响深远；后者是广受赞誉的剧作家、作家、作曲家，尤为关注讲述黑人女性的故事和观点。威廉·沃西（William Worthy）则是50年代另一位重要的黑人访客，他供职于历史悠久的非裔报纸《巴尔的摩非裔》（Baltimore Afro-American），也是第一位前往中国的美国记者。

60年代的访客有武装自由斗士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Williams）与梅伯·威廉姆斯（Mabel Williams）在古巴和中国的经历，尤其是他们的独立媒体制作和传播，包括杂志The Crusader、广播电台Radio Free Dixie等。书中最后一部分围绕的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维姬·加文（Vicki Garvin）在上海的教学工作。

这些中国行记怎样被用于民权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又如何挑战冷战时期的种族和国际关系叙事的呢？

《东方黑：美国黑人激进主义想像里的冷战中国》

作者: Robeson Taj Frazier

出版社: 杜克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4

旅行！希望在东方！

“旅行控制就是思想控制。”新闻人威廉·沃西在他1962年的一篇文章中如此评论美国的旅行限制。在此之前，沃西已经因为违反禁令前往中国而被吊销护照。

早在1952年，美国国务院就颁布了针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旅行禁令。这一禁令建立在一系列针对共产主义活动的法条之上，例如《颠覆活动控制法案》（Subversive Activities Control Act）规定，任何涉嫌参加共产主义组织的人都不能合法拥有护照。美国政府声称这样的政策是必要的，因为它能阻止共产党员和颠覆分子通过国际活动来损害美国利益与外交秩序。冷战时期的美国就笼罩在这类“围堵政策”的文化风气之下：共产主义被视为危险而狡猾的“寄生虫”（时任国务院顾问George Kennan的比喻），认为必须对其进行清剿和外交对抗，才能保护好美利坚的自由和民主。

不难预料，这些左翼活动者的中国旅程全都违反了美国法律；他们都是在共产党中国政府的热情邀请和协助下才勉强得以成行。沃西是在多次申请失败之后，最终于1956年秘密从香港经罗湖口岸进入深圳再转往北京。杜波依斯夫妇则是在1959年收到郭沫若和宋庆龄的正式邀请电函，从伦敦飞往北京——1963年，美国政府拒绝更新其护照，杜波依斯因此加入加纳籍。威廉姆斯夫妇更是在因“绑架案”不得以逃往古巴定居后，获得机会于1963年参访中国。维姬·加文是在加纳接触到中国驻加纳大使，并得其推荐移居中国。

民权运动者们艰难辗转地前往中国，目的在于突围思想控制。

在全球格局大转型的冷战时期，美国努力试图占据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统治地位，其策略一体两面：国内自由民主体制，国外全球资本扩张。然而其国内的种族不平等关系却是对美式自由民主的巨大嘲讽：既有制度化的吉姆·克劳隔离法（Jim Crow Laws），也有美国黑人日常遭受的残酷暴力。当内部反抗变得不可能，黑人的斗争就必须同时是本土的和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激进派尤其强调不能脱离阶级问题看种族主义，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建立在对一部分人的剥削和殖民体系上，美式资本主义的繁荣也建立在奴隶贸易带来的黑人劳动力上，因而美国的种族问题是一种“本土殖民”。也因为如此，第十三修正案正式废除奴隶制后，众多黑人立即被以微不足道的理由罪犯化、被继续劳役、强制无偿生产。这一思路后来被以Cedric Robeson的《黑人马克思主义》（Black Marxism）为代表的著作发扬广大，是探讨当代世界种族资本主义（racial capitalism）的理论基础。

因而，在冷战中，激进派认为美国黑人所面临的困境同时也是现代世界所有被剥削者（尤以有色人群为主体）的普遍处境；要想真正改变美国种族主义现状，必须参与到全球整体的社会主义运动里去。

沃西在报导蒙哥马利市公交抵制运动（Montgomery Bus Boycott, 1955-1956）时的思考最为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字典总是通过其他词汇来定义一个词。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似乎也必须通过周边来定义蒙哥马利。”但是对沃西来说，蒙哥马利的“周边”并不是地理上的美国南部地区。他想到的是自己在印度支那战争中的采访经历：“我无法控制地想到那些我曾去过的欠发达的、新近独立的亚洲国家……那些我见过的坚定的亚洲人民——已获自由的和仍在抵抗殖民统治的。”

另一边，中国共产党正是美国左翼激进派试图建立联系的外界对象之一。激进派认为红色中国在民族解放、群众政治参与、经济民主模式等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将其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代表，期待它对全球资本主义作出有力挑战。与此同时，中共政府也有意识地构建自己与被压迫、受剥削的有色人群的统一战线，强调自身领导着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乃至反白人至上主义的世界斗争，而美国黑人解放运动正是其中重要一环。

正是在这样两厢情愿的连结中，“中国”超越地理概念，成为一些民权运动者眼中反资本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标志。简言之，美国没有答案，而中国似乎提供了一个模范样本——这就是黑人左翼激进派一定要去中国的原因。

中国红与黑：黑人运动的中国化

在民权运动的理论场，中国被明确地与美国黑人抗争、亚非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解放联系在一起。以杜波依斯为例，他认为世界将有三次主要斗争：第一次是俄国革命，第二次是中国解放，第三次则是黑非洲的革命；而只有在非洲解放之后，美国黑人的解放斗争才能真正完成。基于这样的理论，他呼吁亚非人民共同抗击欧美帝国主义，创立泛有色人种（Pan-Colored）无产阶级联盟；并呼吁美国黑人和非洲各国都应和中国建立紧密联系。

中国对黑人激进派格外有魅力的原因还在于，她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白人的、西方的——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斗争模式，更适用于美国非裔的文化和政治现实。

历史学者Robin Kelley和Betsy Esch的文章《黑如毛：红色中国与黑人革命》（Black Like Mao: Red China and Black Revolution）详述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经验对民权运动的影响。中国故事展现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可以根据特定时空的具体语境被重新改造利用——无产阶级革命不必依赖于产业工人，不是只能发生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的西方；不用再等待马克思所说的“客观条件”成熟，此刻、此地就可以开始革命。

社团之中，深受威廉姆斯影响的“革命行动运动”（Revolutionary Action Movement, RAM, 1962-1969）第一个强调结合毛泽东思想与黑人现状。他们——根据毛的著名策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始终以松散的半地下组织形式存在，同时起草了与毛选内容惊人相似的“干部守则”，严格要求成员进行自我道德规训，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等。后来，受RAM影响的黑豹党在其鼎盛时期，更造就纽约哈莱姆区人手一本“红宝书”的盛况。黑豹党甚至还通过分销“红宝书”赚钱买了霰弹枪。

《东方黑》和《黑如毛》都将维姬·加文在上海的经历作为一个典型例子来讨论中国之旅对民权运动的影响。加文在20世纪40和50年代活跃于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和黑人解放运动之中，后因对国内局势和左翼组织的未来失望而移居于尼日利亚、加纳等非洲国家，并最终在1965年迁往上海。她曾就是否应该搬去中国向杜波依斯夫妇、马尔科姆·X等人寻求建议，并得到热情鼓励。“去（中国）吧，去尽你所能地学习，因为当你回来，我们的斗争将需要你。”马尔科姆·X的这个回答点明了激进派对中国经验的期待，也预示了加文即将面对的在华工作和即将经历的思想进程。

加文成为了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一名英文教师。在她到来之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逐渐兴起。1959年，林彪和《解放军报》资料室开始编选《毛主席语录》，有意识地在国内与海外同时推广毛的理论。在以这本“红宝书”为典型代表的造神运动中，全体中国人都被要求通过诸如阅读、舞蹈、戏剧等各种方式“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加文也被要求兼具政治觉悟和专业能力，将学生培养成“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加文首先自己积极学习毛的文章并将其运用于工作和思考。比如，通过《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她了解到毛认为革命青年应当通过实践“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于是据此调整自己的教学计划，着重培养学生与工农阶层的沟通合作能力。又如，加文通过毛泽东谈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章，了解到白求恩的故事，由此探索自己作为“外国朋友”可能起到的作用。

毛泽东思想同样影响了加文对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思考。在她给中国学生开的“非裔美国人历史”课程中，加文援引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来谈论黑人解放运动。毛的文章中讨论社会主义中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其中，尽管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但倘若处理不当，可能激化为对抗性的敌我矛盾。加文由此将黑人民权运动划分为“妥协派”和“抗争派”两大类别，认为19世纪废奴运动中的的黑奴起义（借助废奴主义者帮助的西马龙 cimarron 社群网络及武装力量、或海地革命一类黑奴集体反叛等等）堪称第一波美洲非裔激进主义，其中仅从道德义务思考的被她归为妥协派，而能将废奴联系到更广泛的平权运动和反帝国主义的是抗争派。

在谈到当时的民权运动时，她尤其批评妥协派将黑人问题视为美国内部问题的做法，认为他们没有充分意识到黑人必须通过反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来获得真正的自由。加文认为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分歧正在接近临界点——作为黑人解放运动的“最后一场意识形态斗争”——黑人的人民内部矛盾终将激化为敌我矛盾。

可见，民权运动者在与中国的互动中，始终在有意识地研习中共理论和实践以运用于黑人解放运动。然而，黑人运动“中国化”的另一面，是在理解中国时的“黑人运动化”。非裔活动家们在观看、阅读、表达中国的时候，往往从种族视角来解读，并不能真实理解和反映中国的现实处境，有简单化、浪漫化中国的嫌疑，也因此往往缺乏批判性。

“洗脑”：愿意想像和可以想像

杜波依斯夫妇在中国旅行之后，震惊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速率，对此大为赞美；但他们看到的其实只是“大跃进”运动的虚假繁荣。威廉姆斯夫妇、加文在中国生活的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他们对文革总体上理解和同情，威廉姆斯等人甚至表态大力支持。民权运动家们对中国批判不足，这主要是由于缺乏对实际情况的真实了解。历史学者李洪山的一篇论文《建黑桥：冷战时期中国与美国非裔活动家的互动》（Building a Black Bridge）就探讨了中共政府是怎样设计这些旅行的：外交部制定了以“内紧外松”为原则的接待计划，试图在不引起访客注意的情况下加强内部管理控制；同时尽力“客随主变”，在界限内根据访客要求安排活动，塑造出行程的自由感和真实感。这种控制对中共毫无难度，毕竟非裔活动家在中国面对语言和文化的鸿沟，几乎完全倚靠政府选派的翻译和官员了解情况。可他们一旦回到美国，这些严格监控下的中国经历又被看作是一手的、在地的确凿信息。

另一方面，即使有的游访者注意到中国存在的问题，他们的怀疑和批评往往也不会充分表达或广泛传播。这是因为活动家们看向中国的目光仍然围绕着美国种族叙事，他们需要、也更倾向于沿着种族态度将中国和美国建构为对立的两极。这事实上暗合了中国的国际政治需求：在被美国孤立、与苏联决裂的背景下，联合第三世界国家走出“中间地带“路线。一定程度上，正是民权激进派的这些旅行和宣传帮助掩盖了中国本土的统治问题，确保了中国共产党的道德优势及其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领导地位。黑人解放运动只是从中国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一个平等团结的有色人种国家、美帝国主义的强力反抗者、全球资本主义的对立面。

然而，即使中国乌托邦的构建暗含偏见和谎言，也不意味着中美间的彼此凝望和想像全无真实、真诚。《东方黑》中“洗脑”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50年代朝鲜战争时期，被中国志愿军俘虏的美军士兵接受了共产党的劳改教育。兼任中央情报局特工和记者的爱德华·亨特（Edward Hunter）声称，即使战后回国，很多曾经的战俘仍然在秘密服务于中国共产党。亨特创造了英文中的“brainwash”一词——他号称此词直接翻译自中文“洗脑”，但有可能这个词是他自己发明的——用以解说中共在战俘营实施了一系列心理控制术，把美军士兵改造成间谍和共产主义分子；他还将其与巫术、医疗等进行比较，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东方的做法。大批的曾被俘士兵因而在美国国内接受审讯，尽管只有零星数人被定罪，美国媒体和文化界对“洗脑”却格外关注，认定中共格外擅长心灵操控。“被洗脑”的污名尤其容易被安在黑人士兵身上，超过四分之一的白人老兵在回国后举报黑人战友，声称他们是共产党宣传的主要接受者；黑人士兵还可能被认为是意志薄弱或智商低下从而易被“洗脑”。

沃西通过采访黑人老兵，还原了相对真实的战俘营生活细节，也展现出中共“教育改造”的实际情况；他谈到的宣传手段包括讲课、小组学习、音乐影视作品讨论等等。其中黑人战俘似乎确实被视为重点宣传对象：战俘们被要求观看和讨论一系列关于美国私刑、工作歧视、黑人被剥夺公民权的影片，而黑人民权活动家、歌唱家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演唱的《义勇军进行曲》和密西西比河奴隶船工主题的《老人河》更是被营地的大喇叭每天循环播放。尽管绝大多数黑人老兵并不相信共产党的宣传，但也有少数人承认这些文艺作品影响了他们的思考。尤其，战俘营中仍然存在的种族主义现象成为中共宣传的最佳参照：相当多的白人战俘会把中国士兵描述为“那些黄色、斜眼的某某人”，甚至还有白人至上主义者私下组织起了三K党小队。在白人们习以为常的种族主义行为中，黑人战俘和中国士兵确实达成了某种共识——“反正白人都不喜欢我们”。另一边，老兵克拉伦斯·亚当斯（Clarence Adams）甚至表示在战俘营是他人生第一次感到被平等对待，“（中国人）至少对白人和黑人同样尊重或者同样冷漠。”并非巧合，杜波依斯在他的中国行报告里也曾坦言“我（在中国）从未感觉到任何侮辱或厌恶——而我在美国的九十年里几乎没有哪天感觉不到那种对黑鬼的恨意。”

亚当斯后来成为决定留在中国的三位黑人战俘之一。他在看到美国关于中共“洗脑”的批评时犀利地反问：“如果对方告诉你的事情是你早就知道的，那怎么是洗脑呢？”确实，“brainwash”一词的发明和流行说明彼时美媒同样无视经验证据，执着于以共产主义对立民主自由的冷战叙事塑造民众认知。在这种意识形态斗争之中，美国国内的种族问题无法被官方和大众正视，亚当斯就说：“洗脑？中国是在反向洗脑。在朝鲜战争之前很久，黑人就已经被洗脑了。只要他呆在该他呆的地方，他就是个好黑鬼。”

诚然，一个政治道德毫无瑕疵的中国，只可能来自于双方有意无意的虚构。但中共政府和黑人民权运动者之所以能在这一时期建构出（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共同战线，是因为彼时彼刻仍然有“可以想像”的基础。

当东方不再红，也不再黑

时至七十年代，黑豹党领袖休伊·牛顿（Huey Newton）和伊莱恩·布朗（Elaine Brown）赶在尼克松访华之前到达北京，旅程之中他们感慨赞叹于中国的革命成果和经济发展。牛顿更是在回国后宣布，因受到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启发，黑豹党将参与政治选举。

中国，从黑豹党武装革命的导师摇身变成其和平参政的缪斯；但这恐怕是双方渐行渐远前的回光返照。中国外交的逐步“正常化”意味着北京开始积极寻求与美国官方进行对话和合作，非裔活动家的到访不再唯一和重要。

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的政治取向受到诸多怀疑，但其对黑人运动以及非洲解放的意义仍然被广泛看好。尤其是中国提供30年无息贷款援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被形容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共产主义海外援助项目。然而，越南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外交的右倾转向看起来更为明显，其国际政治参与不再以第三世界国际主义为前提，而是主要受与苏联相争的地缘政治目标所影响。

在安哥拉内战中，为了与苏联相抗，中国没有支持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安人运）组织，反而与美国和南非合作，支持了反共的、维护传统种族阶级划分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安解阵）。美国黑人马克思主义者杰拉尔德·霍恩（Gerald Horne）与安人运的代表一起编辑发行了一本叫作《安哥拉事实》（1976）的小册子，批判中共对革命事业的背叛，强调美国黑人运动对毛泽东的迷恋是盲目可笑的。

安哥拉内战标志了中国与美国左翼激进派关系的转折点，甚至造成了70年代“新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巨大撕裂。“新共产主义运动”（New Communist Movement, NCM）是美国70、80年代兴起的多元左翼政治组织，被认为延续和发展了60年代的激进主义浪潮，高潮时期有近万核心成员。针对安哥拉内战的中国参与，NCM内部进行了激烈争论，并最终于1976年分立成两大阵营；其整体组织动员能力因而被极大削弱。历史学家Max Elbaum在著作《空中的革命》（Revolution in the Air: Sixties radicals turn to Lenin, Mao and Che）中讨论了这一转折。也是在同时，中共政府也逐渐失去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光环，开始与黑人解放运动脱钩。

在旅行和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一切似是而非的道德高地都更加难以存续。最近，在中国外交部官员华春莹表达支持美国抗议活动的推特下，网友们刷屏嘲讽六四事件和香港游行的照片。另一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严词抨击中国大陆对港政策的新闻发布会尾声，我们还能听见记者们高声发问“明尼苏达！明尼苏达呢总统先生？”

东方不再红亦不再黑，美国自由民主的灯塔也黯然无光。地缘政治的现实操作让所有指向特定执政者的期待都显得幼稚虚妄。然而，如果我们能从弗雷泽的这本书中理解到，现代史中，在美国政府的麦卡锡主义反共浪潮和中共意识形态宣传战之下，在谎言、偏见和误读的云雾弥漫里，真正联系黑人和华人的是反种族暴力和反资本剥削的热情和实践；那么，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统一阵线就仍然可以被想像，新的团结就仍然可能被构筑。

（歪马，人类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