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 明尼阿波利斯市街头的亚裔青年，“我们若沉默，等于默许”

5月28日傍晚6点多，在明尼苏达大学念大四的中国留学生 Tilly，与一两百人一起，从 George Floyd 事件发生的地址开始游行。开始是和平的，尽管 Tilly 说，她立即能够感到人群的愤怒。

那是处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市中心（midtown）的芝加哥大道东38街。5月25日，当地时间晚上八点多，46岁的非裔美国人 Floyd 被一名白人警察单膝跪在颈处将近9分钟。在警察膝下，被手铐绑住双手的 Floyd 失去知觉，后在急救室被宣布死亡。尸检确定，Floyd 因脖子被压制窒息而死。起因是附近一家商店报警，Floyd 使用了一张20美金面额的假钞。网络上流传着路人和周边商家的摄像记录，被压着脖子的 Floyd 曾不停地喊：“我不能呼吸。”（“I can’t breathe!”）

22岁的 Tilly 在美国西北部的明尼苏达州生活了快四年，对于“我不能呼吸”这句挣扎以及 Floyd 之死所指向的警察暴行，已经不陌生——这些年，美国发生的警察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暴行案件层出不穷，甚至在类似情形喊出“我无法呼吸”的，也远不只是 Floyd 一人。

当天有很多不同的游行。Tilly 所在的这一支，就先走到了市内曾被叫做卡尔霍恩（Calhoun）的湖泊。这片湖泊因以19世纪亲奴隶制的政治家 John C. Calhoun 的名字命名而多有争议，几年前被改回在16世纪曾使用的“Bde Maka Ska”（意为白土湖）。到了白土湖边后，游行队伍又转身返回市中心。连续走了好几个小时，Tilly 跑去麦当劳买了十包大薯条和十大包炸鸡块给一同游行的陌生人，相互交谈熟悉起来。

身边尚且平和，但是Tilly 手机上的新闻显示，“那时已经有人去围了第三警局，市中心也已经开始烧起来了。”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和附近的圣保罗市，从抗议转为的骚扰和抢劫，从5月27日晚上已经开始；到了28号晚上，有成百上千人围住了明尼阿波利斯市第三警局，并将警局外墙点燃。

那天晚上，Tilly 所在的队伍返回市中心的 Lake Street 时，经过了一家酒行，她看到有人从店抢了东西正往外走，店也已经烧起来，同时另外有人着急地喊，“有人被困在店里头了！”可是 Tilly 一行人却无能为力，因为担心骚扰，酒行已经用木板把窗封了起来，门也撞不开。她被同伴拉走，但在一片混乱中为了寻找走失的其他同行者，又返回了酒行附近，这时，店铺的火势已经更烈了。

火光中，一排人站在店铺前。Tilly 问，“那人逃出来了吗？”有人回答，“没有。”

5月底后半夜，初夏的暖意已经散去，只有火焰的温度打在 Tilly 脸上；很多楼都在烧，空气里混合着各种燃烧的味道，薰着双眼，打砸的声音渐渐消失在身后，有人开始祈祷。在那个紧紧盯著火焰的人群中，Tilly 是其中唯一一个亚洲脸孔。

重新认识这座城市

横贯市中心的这条 Lake Street 很长，是韩裔美国人 Christy Kim 在明尼阿波利斯市最喜欢的街区。今年24岁的 Christy 在夏威夷出生长大，当她在7年前来到位于中西部地区的明尼苏达州上大学时，第一次有一种“身边被白色脸孔海洋包围的感觉”（老家夏威夷的族裔构成更为多元）。Christy 说，直到她到了 Lake Street 才觉得舒服了一些，因为可以“遇到不同的脸孔，吃到不同的食物，有很多本地的商户和各式各样的活动。”

不是所有生活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人都会喜欢 Lake Street。在北京长大、持美国绿卡的Nancy，从高中起就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与圣保罗市共同组成的双城区域生活直到工作，就不常去 Lake Street。在一个以白人社群为主的城市，这条街道附近的社区有很多黑人社群。同样是高中就来到明尼苏达州，已经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生活了8年的北京人 Andy 也一样，他说：“那边主要是黑人或一些品行不太良好的白人所在的的地区，就算附近有很大的中超和其他商店，我也可以说好几年都不会去这一片。”

但 Floyd 之死，很强烈地刺激到了 Nancy 和 Andy。以前，Andy 并不觉得明尼苏达是一个种族矛盾很激化的地方，“我身为一个亚洲人，也是算少数族裔的一员，但是我并没有觉得我有被不公地对待，也没有认为黑人跟白人之间的矛盾有有这么严重。”

Nancy 所就职的一家世界 500 强公司，这些天的内部会议都避不开抗议事件，而一些非裔同事的分享，让她感触极深。“一个同事说他儿子非常喜欢穿耐克的 hoodie（带帽卫衣），有一天儿子穿着这样的一件卫衣出门，就被妈妈喊住，说，你去换一件衣服，因为你是一个黑人，你在晚上穿件卫衣出门是非常危险的。可能会被别人当作坏人而遭到攻击。”Nancy 回忆起一个同事的分享，“那才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

“我要是穿个卫衣出门，谁也不会管，也不会发生什么，可能还挺酷的，但一个黑人小孩如果这样穿出门，他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Nancy 决定，要更积极地去了解非裔美国人的历史。5月31日的周日，她去了 Floyd 被杀害的现场。车子开在街上的时候，她看到商铺被用木板钉起，“像一个空城一样”，但到了 Lake Street 后，又看到“所有人在往那边走，有人拿着花、拿着吃的，一个黑人大哥抗着两箱水。”Nancy 说，街道上的情景让她非常惊讶，“所有种族的人都在，白人、亚洲人、黑人、混血的等等，还有黑人女性摆了水果摊，分发免费的食物给大家。”

在 Floyd 之死的讨论情景下，Nancy 对眼前的景象有了一些不一样的视角。在公司的会上，一位黑人同事还分享了自己两岁半的女儿的一个故事，“她的女儿在一个游乐场的小滑梯玩耍时，会主动对路人说 Hi，过了一会，女儿问，妈妈为什么有些人我跟他们说 Hi 了之后，他们不会 say hi back？为什么？这个妈妈就非常的痛心……”小女孩还不知道，那些不跟她 say hi 的人很可能是带著对她种族的偏见。

这天下午的街角，Nancy 看见一个白人女性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小女孩问摆水果摊的黑人女性要了一个苹果，过了一会，又问可不可以再要一个，“那个黑人女生就对白人小女孩说，要多少都可以。”眼前的场景让她想起同事的故事，Nancy 说，虽然她在明州生活了很多年，其实对美国的种族议题很不了解，“但我不能一直处在一个 denial（拒绝接受）的状态去说，一切都没事。”

Nancy 也开始给在中国非常担心她安全的父母录现场的视频：十字路口，满地都是花，围成了一个大圈，里面写着很多标语；在前一天被烧毁的现场，则有很多自愿去清理的人群，老老小小、拿着扫把擦地……几天前，Nancy 妈妈半夜给她打了十多个电话，“她听说了明州暴乱，她女儿生活的城市暴乱了，这是一件非常让人害怕的事情”，但在看到了这天下午现场的视频后，“对妈妈的冲击也很大”，因为不止从电视上看到一些暴动的场景。

这些场景，都是现实的一部分。

Christy 患有慢性疲劳症候群，无法参与抗议和游行，但是她透过自己所在的酷儿（queer）和艺术家社群，一直有很积极地参与 Black Lives Matter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也在社媒上很活跃地分享这次事件的各种信息和分析。据她的观察，“一切都不是那么的一清二白。一个会参与骚乱的抗议者，也可以是一个在白天来清理街道的抗议者。”

“我觉得这些相当去中心化的抗议中，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人们正在死去。”Christy 说，“而且，他们将一直失去生命。”2019冠状病毒的疫情，并没有阻止反对警察暴行的人走出家门，事实上，疫情中也有强烈的种族因素：非裔占美国人口的13%，但在2019冠状病毒疫情中，截止6月初的统计，非裔美国人的死亡案例就占了全部的24%。

据明尼阿波利斯市政府的公开信息，该市警察自2015年以来，在执法中使用暴力的统计中，警察所施加暴力的对象中60%是非裔（明尼阿波利斯市43万人口中，非裔只占20%）——比针对白人的警察暴力高出了7倍。

Christy 曾在市中心一个咖啡馆工作，那是附近警察们刚刚光顾的一家店铺，咖啡馆的常客中就有20多个警察，“他们总是给很好的小费，也很友善”。但是，当咖啡馆自己遇到有小孩想要抢走放小费的罐子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咖啡馆会选择不报警，“那些孩子可能还不到18岁，他们需要管教，但不是被警察杀死。”

“在一个串通一气的系统中，”Christy 说，“没有所谓的‘好警察’。”已经很多年了，Christy 若遇到警察总是会很不舒服，“一个杀害、残害、不保护自己公民的警察队伍，不应当存在。”

作为亚裔社群的一员，Christy 花很多时间拉近亚裔与非裔社群的关系。“亚裔移民今天拥有的很多公民自由，都是来自于民权运动，来自黑人社群的努力。”Christy说，“但是，在亚裔社群中，有存在著大量内化的种族歧视，有的时候，亚裔美国人会觉得若把他们与黑人相提并是多么糟的一件事，而若将他们与白人相比则成了一种称赞。”

在过往的很多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中，亚裔的声音并不突出，尽管也常年生活在种族偏见的现实中，但“很多时候是因为上一代人，觉得‘模范’少数族裔就是要不惹事。”这一次， Christy 察觉到，“最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本土的亚裔活动分子，他们慢慢，开始与父母亲戚就种族问题对话，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黑人社群组织的运动当中。”

屋子里的大象

在各种复杂的情绪中，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周边城市已经生活了十多年的苗裔美国人（Hmong American）、29岁的 Jenny Ramseurs 说，她是“惭愧的”。1970年代末，很多来自老挝的苗族难民来到美国生活，在明尼苏达州就生活著66,000多苗裔美国人。当那位白人警察跪在 Floyd 脖子上，站在他们身边的其他几位警察中，就有一位苗裔警察。“作为一样被这个系统边缘化的苗裔的一员，他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Jenny 说，“他袖手旁观，这让我觉得惭愧。”

听到 Floyd 死讯的那天事发后的第二天，5月26日，恰好是 Jenny 和丈夫 Duane Ramseur Jr. 结婚一周年纪念日。一早看到的这条新闻的时候，两个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为什么又发生了这样的事？”Jenny 丈夫是非裔，自己是苗裔，父母在1988年移民到美国，两个姐姐是在泰国的难民营里出生的。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种族问题，这对年轻夫妇并不陌生。

Jenny 立即想起了同为苗裔的表弟。那是2006年，“那年我表弟，名叫Fong Lee，才19岁，他骑着车出门，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认为他带着枪，Lee太害怕了就想跑，结果就被警察射杀而死。而且，不只开了一枪，（警察）对着他的胸腔和后背开了很多枪。”

32岁的丈夫 Duane Jr. 是一名数据分析师，在他身边的人中，最对这次事件感到失望的是他的父亲。父亲老了，时至今日，仍然要目睹“不断在重复的历史”。Duane Jr. 说，像以前一样，父亲也希望这次的事件能得到正义，但如今这些诉求里夹杂了更多的伤痛，“还要多少条命？还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这样的事情？”

5月30日的周六，Jenny 夫妇决定与朋友一起参加当天下午的游行。在 Jenny 看来，整个下午的游行都很平静，很多志愿者在现场，递水、食物，很多人，但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都还尽量保持距离，Jenny 也戴着口罩。她说，整个下午给人的感觉是大家想要一起悼念，有一种“我们在一起”的团结感。这也是两人第一次参加游行。

在晚上8点的宵禁开始前，两人就离开了抗议现场。但是几个小时的和平游行下来，她还是觉得有些精神透支，“好像把自己作为一个有色人种女性的过往所有的经历和创伤都带出来了。”尤其是想到了自己的父母，“他们在20多岁的时候移民到这个国家，试图学习这里的语言，在这个系统里生存下去，一个由白人书写的系统里。”没有选择，只要是非白人的族群，就“必须生活在一个不是为我们服务的、所谓的‘有色人种’（people of color）的系统里。”

Jenny 是在十来岁时与父母从俄勒冈州搬到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她记得，刚搬过来没多久，父母打算在当地买房，有一天，就开着车带著Jenny，在市郊看看房子，却在路上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以他们的车牌号挂的是之前生活的俄勒冈州车牌为由，给他们开了罚单。“当时不觉得，后来越发意识到，那张罚单就是隐含的偏见，我们那天到的是一个只有白人生活的市郊社区。”

在随后的小学里，Jenny 还记得，学校会反复说警察是为社区服务的。然而，在十多年后的今天，每当丈夫或她自己开车出门，然后看到就算只是一个警察，“就会很焦虑……脑子里迅速考虑，如果我被拦下来得怎么办，他只是想跟我说几句，还是会有一杆枪指着我？”

在采访中，Jenny 提起，有一个苗裔朋友问她：“这两天，有多少白人朋友关心过你吗？”顿了顿，Jenny 说，这个问题其实很值得问。“我的白人朋友显然知道我是有色族裔，也知道我的丈夫是黑人；他们也知道自己是白人，对吗？”但在自己认识的那么多白人朋友中，在事件发生的这么多天里，只有一两个人发来信息。“他们也许在以自己的方式应对这一切。”她说，“但我是有一些失望的。”

并非需要大张旗鼓的表态，只是简单的问候，去意识到结构性的问题的存在。 Jenny 的失望所在，因为这就像是屋里的大象，事到如今，依然没有被真正看到一样。

她也会想到，如果自己有孩子的话——一个非裔和苗裔的混血孩子——会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未来？“我们会在接下来的20年、30年里重复一样的错误吗？会出现新的种族歧视吗？种族歧视这个词还会存在吗？”

“若沉默，等于默许”

5月28日的那个晚上，伴着身后的店铺熊熊火光，Tilly 又随着剩下大约十多人的队伍继续到了城市北边的第四警局。警局里的人可能是看到有游行队伍的出现，Tilly 说，20分钟之后就来了大概七八辆警车，集结在了警局后面的停车场。在警局门口，游行队伍则喊着“我举着手，别开枪！”（“my hands up，don’t shot”）的口号。

但很快，又来了一群手里有武器——“左轮手枪、弹簧刀、穿著印有‘I can’t breath’（‘我不能呼吸’）的上衣”——的非裔抗议者。“还有人把单独停在警局对面的一辆警车给砸了，并点着了火，”Tilly 回忆道，“然后，警车嘣地一声炸了。”

很快，20多个警察拿着警棍、催泪弹走了出来。现场气氛紧张，Tilly 在的这支游行队伍里的人，也都决定差不多要离开。Tilly 随著另外两人，跳上一辆皮卡的车斗，但还没走出几个街区，他们就在一个红灯路口，遇到了一群坐在黑色警车里、拿着枪的特警。

这时夜已深，经历了晚上的种种，又看到全副武装的特警，Tilly 开始非常生气，她和身边人冲著那些警察喊：“你们拿枪做什么？你们想把他们都打死吗？”

这些话，立即惹恼了那些警察，警车车门打开，四个警察拿着枪走近了皮卡，三人拿枪指着车斗上坐着的 Tilly 和另外一个人，一人拿枪指着司机。“拿枪指着我的警察一脸戏谑，像是在说，‘你们又能做什么？’”Tilly 说，“然后其中一个冲我们说，给你们两秒钟离开，不然就开枪了。”

几天后再回想起这一段，Tilly 说，她第一次明白了“美国警察到底有多愿意使用暴力”。当时的情景，“我不可能做出任何攻击的，我只是坐在车上对着他们喊，问他们为什么想要对公民开枪？然后他们就走下车，走过来，然后拿枪指着我们。”

这天参加游行的经历，让她心痛难受，但在随后的几天里，Tilly 依然决定要参与到街头的游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她被警察射出的橡皮子弹打中大腿、冲在了布满催泪弹烟雾的前线、又被警察手中的胡椒水喷到……大腿上依然有橡皮子弹留下的疤痕，“形状像一颗血红的眼睛”。

被橡皮子弹打到的时候是在5月30日晚上参加抗议的时候，还是在 Lake Street 的一个十字路口。当时警察冲抗议人群发射了催泪弹，Tilly 就拿着一罐牛奶冲向游行前方“想要去帮助被催泪弹打中的人”冲洗双眼。“就好像是在跑的时候，突然大腿上好像被刀扎了一下，”Tilly说，“但因为腺上激素的原因，当时不是特别感觉到。”抗议队伍中另一位领队也被打中，打在了肚子上，“领队一下整个人就瘫在地上了。”

尽管会遇到风险，参与游行是她与伴侣商量后，深思熟虑后的个人选择，她说：“不是黑人的我们，永远都不会理解他们所经历的是什么。我的愤怒并非不理智，而是知道当暴力机关凌驾于法律之上时，抗议是让当权者和这个世界听到被压迫者的声音的必经手段。”

也有可以不让自己身处险境的方式去抗议，但对 Tilly 而言，“如果因为（安全顾虑）就不出去了，这是对系统性压迫的一种认输、一种低头，我不能忍受自己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年轻的 Tilly 是跨性别社群中的一员，希望以“她”来指代自己。在她眼中，这些抗议不只是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事情，她不愿沉默，“若沉默，等于默许。”

“有一个词叫做‘solidarity’（团结），说的是所有被压迫者的利益是相似的，”Tilly 说，“当这次疫情发生时，很多亚裔被歧视，跳出来发声，然后还责怪别人不替亚裔发声。你不能在自己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才发声。”

因 Floyd 之死而引发的示威、悼念，还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继续。在事发后的十多天以来，这些示威和抗议，也已经蔓延至全美、甚至世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