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社会运动在走向“香港化”吗？

以明州的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杀事件为导火索，5月30日，美国50多个城市都爆发了掺杂和平示威与暴力冲突的反警暴抗议。因为疫情中断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终于全面回到了街头。在费城，下午两点开始的示威游行从美术馆开始，一路途径中轴线市政厅一直到中国城附近。

下午四点开始，我在中国城附近目睹抗议从和平示威逐步滑向暴力对峙，市政厅和我所在的路口都出动了大量全副武装的防暴特警和州警。警察将除了口罩外毫无防护的抗议者团团围住，即使在大部分参与者举止和平甚至席地而坐的情况下，警方依然释放了胡椒喷雾和多枚催泪弹。随后示威者发起反击，部分警车被抗议者烧毁，到傍晚，市区内至少有三处出现严重火灾。截至当日晚间，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亚特兰大、费城、西雅图等城市都宣布了临时宵禁，以强行压制抗议烈度。但群众并未退缩，很多抗议者在宵禁后依然在一些主要地标和社区聚集，与警察展开拉锯战。

和以往的大部分民权抗议类似，运动暴力的话题又成了无法绕过的绝对焦点。连马丁·路德·金的各种历史发言，都成了左右派暴力意识形态论争的场所。保守派指责左翼背叛了金博士的非暴力遗产，进步派则反驳说金对暴力有更复杂的论述。民权运动暴力革命的哲学和记忆，又一次被当前的左右争论所洗白，变成阻碍而非促发运动的因素。

这种讨论运动暴力问题的执念，一方面反映了大众对完美社会运动依然抱有信仰。进步派想要通过历史人物的言论和暴力的情境性，来拼命洗刷和淡化掉暴力运动的道德污点，保守派则以之为契机来污名化运动，以至于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想到了通过渗透运动来破坏团结。另一方面，对暴力的道德哲学探讨，当然是一条有效让抗议进入日常生活的途径，但这同时也遗憾地遮蔽了很多其他值得讨论的社会运动趋势。其中最凸显的特征，即是这波抗议的零散去中心化。这种日益浓厚的和香港运动类似的流水化特质，似乎是疫情加速助推下的产物。

朝向去中心化的美国社会运动

已经延续了一年的香港反修例运动，大概是目前世界上去中心化运动的理想模板。与2014年后香港抗议高度依赖数字媒体，很多单独行动者和小群体参与不同，美国由于成熟的社会运动模式，街头抗议往往高度依赖线下的社会运动组织。然而从2016年开始，美国进入一波新的抗议潮，各类大型抗议的个体化程度显著攀升。这一来表现在首次参加抗议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在升高，二来则是隶属于正规社会机构的抗议者数量在减少。马里兰大学学者Dana Fisher的社运研究团队对2017年后美国抗议者进行了随机抽样，她们的数据甚至显示，抗议者是否隶属于社会组织，是否认识在社会组织工作的朋友，都无法有效预测其抗议参与程度。这说明，既有的社会组织虽然依然在抗议中发挥作用，但其动员力已经逐步衰落。

这种抗议的去组织化、个体化趋势，在美国这波抗议中表现得也极为明显。在费城人群中环顾四周，找不到任何夹带社会组织logo的宣传，几乎所有标语牌都是手制，没有统一的样式规格。还有抗议者临时用包装盒甚至烤盘作原材料。由于瘟疫对老年人群体更大的杀伤力，线下抗议人群极为年轻，这也意味着这些人和已有的组织和政党的联系相对较弱。从抗议单元来看，除了族裔较为多元和平衡外，三三两两的个体式参与极为突出。大量人口都是以家庭和朋友为小单位参与，全副武装的个体单车党也不在少数。

肺炎疫情可能是这种无大台组织模式最显著的加速器。居家隔离让即使有组织经费和能力的机构，都难以事先集合成员，再召唤他们一起前往目的地。以前的拼车或者共同搭乘公共交通前往抗议现场的方式不再适用，抗议者因此被迫解散到各自的核心家庭或合租单元参与运动。这种去中心的模式确实也带来了可见的问题，游行队伍前后之间缺乏共识和沟通，信息传递成本变高，抗议者与警察的互动不确定性也增加了很多。

在费城，缺乏经验的抗议人群更被分工明确的三类警察：装备最简单的费城警察、宾州警察和重装防暴特警，分成了不同区块各个击破，即使是在一个街角的人群，彼此之间也出现了很多现场信息传递上的问题。一部分与警察成功沟通了示威路线的抗议者，并未成功将信号传递给后方的人群。后方示威者已经开始破坏警方车辆并大声呼喊口号，因为没有扩音设备，前方抗议者无法知晓具体情况，只能通过观察远处的浓烟和火焰猜测局势的走向，甚至等防暴警察未预警就扔出催泪弹，才开始慌乱疏散。

说“香港化”还为时尚早

这种无中心的参与模式，确实不禁让人想到香港。但同时，抗议模式的转型是被疫情下的现实倒逼出来的。人们有着足够的参与激情与激进思考，但在经验和物资准备上还远远比不上香港抗议者。毕竟去中心并非去组织，社交隔离并非斩断沟通，前者的成功往往对后者有着更高的要求。这种临时生成的抗议诸众，无法有效驾驭“流水”运动，更遑论发挥其高度灵活性的特点。

此外，尽管运动已经在许多城市爆发，但从目前多地的局势来看，美国城市层面的运动，还远未到遍地开花的程度，抗议尽管存在暴力色彩，波及到的社区还相当有限，大部分还在警察限定的范围内进行 。这样规模有限的抗议尚且已经出现内部协调问题，当抗议面铺开后，相关问题必然会像滚雪球一样扩大。

另外，以美国为主的欧美各国，在疫情前并未有大规模去组织化的群众运动，使用电报（Telegram）等加密聊天工具来动员抗议的情况也非常罕见。大部分抗议信息传递都是通过人数有限的脸书群组、推特活动海报甚至朋友间短信群发等实现，既形成不了大规模的线上讨论和投票，更完全无法保证匿名性。事实上，身份匿名在美国的社会运动领域还不是一个普遍被人接受的方式。以戴口罩抗议为例，如果不是因为疫情，大部分普通人都不会愿意蒙面参与抗议。在今天的费城游行中，很多带头喊口号的抗议者都会把面罩摘下，似乎戴着就会妨碍自己在人群中的威信。

在美国的社会运动领域，蒙面长期被和激进派的身份绑定，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1999年西雅图反全球化抗议后，蒙面黑衣人的形象就逐步变成了左翼无政府主义的代名词。而2017年初，伯克利校园内右翼演讲导致的暴力冲突后，“黑衣人”打砸抢破坏和平集会的刻板印象又被进一步固化。近年来，一些支持武装自卫的激进右翼组织也要求其成员蒙面戴头盔，使得匿名抗议的整体形象变得愈发非主流。

香港的反修例运动看似有机会将自己的匿名流水抗争方式输出到美国，但实则难度颇大。归根结底，欧美国家的抗议者依然相信一种民主vs威权政体下抗议者权利泾渭分明的迷思，即认为香港、中东等反威权的运动才需要匿名行事，在民主国家就得光明正大抗议。香港的运动中很多反对监控的策略如反面部识别、反电报渗透、手语传递和变声器具的使用等等，本来对美国的族裔抗争是有用的资源，但这种反审查和加密的模式在今次运动中似乎没有展露。身居“民主国度”的意识形态傲慢，让缺乏经验的普通抗议者在国家机器面前往往极端脆弱，他们内心并不愿承认自己在街头遇到的挑战已经和香港极其接近。

这种二元论，当然不只是美国抗议者独有。事实上，过去几天从中文媒体到推特，各个舆论场中占主导的声音都是试图对立香港民主运动与美国黑人解放运动。一种宣传机器以美国对黑人抗争的镇压来论证香港抗议属于非法，另一种论调则试图通过强调香港运动民主特征来污名化黑人运动为反民主。民族主义者和保守派试图通过二元论制造一个跷跷板式的结构，似乎身处不同“阵营”国家内部的群众斗争是一场零和博弈。横亘在帝国间虚假的意识形态沟壑正在掐断跨国运动学习的渠道。除了少量在疫情下已经有被边缘化危险的左翼组织，几乎没有人试图将经验带到美国，也无人将黑人解放的哲学带到更广泛的社会运动中。

甚至美国本土已有的这些抗议，也依然存在高度本地化的特征，各地的经验和不足还未在组织层面得到反思和传递。各地人口变量、政治环境和抗疫政策的显著不同，让这波运动很难从一个大角度进行全面解读。比如，费城抗议相比同级别大城市更为暴力，一来可以归结为本地数量更多的激进派和自治小团体。当地的族裔抗争本就沿袭了当年黑豹党和“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的一些组织特征，又掺杂众多无政府主义元素。此外，疫情下费城当局大规模缩减社区项目来扶持警权的扩张，引发了众怒，也是人们走上街头的原因之一。因此，各地以George Floyd为引子辐射出来的运动议题和生态不完全相同。

但美国相比香港的一个显著不同是，这种多元的运动生态等于提供了无数的抗议试验场，让人们可以实践和学习不同的抗议模式。抗议者一方面可以继续搭建本地社群，另一方面也能看到其他城市和国家已有的经验而避免重复造车。当疫情将撕裂的美国匆匆投入香港式的动员语境，运动者将被迫一夜长大。

（夕岸，互联网政治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