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分大企业！”：2020美国大选，与民主党的意识形态转型

无论结局如何，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都将是美国政治史上一大转捩点。伴随着议题发酵和选民动员，近年来美国两党政治的急剧转型将会最终定调，影响乃至决定未来数十年美国社会的发展轨迹。

政治评论家培根（Perry Bacon Jr）曾经撰文宣称，美国两大政党一向有着非对称的组织形式，共和党围绕着以“小政府、低税收、强国防、传统道德价值”为标志的核心意识形态，而民主党则是由多个具有各自特定政治诉求的身份群体——诸如亚裔、黑人、犹太人、拉丁裔、同性恋，以及教师、工会成员等等——所形成的联盟。

但是近年来形势丕变，共和党日益成为一个身份政治为中心的政党，而民主党越来越注重意识形态。特朗普没有坚守共和党的核心意识形态（小政府、自由贸易、信仰自由等），而是扮演了如化石燃料利益集团、基督教福音派、持枪权狂热拥护者、反移民群体、反对“黑人命也是命”和“Me Too”运动的群体、亲以色列团体等等的守护者，是一个“复辟联盟”，旨在守护和恢复处在衰落之中的“白人基督教美国”。

民主党则是一个“转型联盟”，其选民越来越支持诸如增加移民进入美国、政府出资支持医疗保险等自由派政策。民主党精英和积极分子的转变则更为显著。“黑人命也是命”、“要求正义”（Demand Justice）、“日出运动”（Sunrise Movement）等社运团体都在强力推动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化”，这一意识形态可以表述为“在族群和种族、性别、性取向、收入和财富等各个领域实现平等”。本次民主党初选的布局阶段，走向意识形态政党的转变已经端倪毕现。试图以“有色人种（印度裔黑人）女性”的身份赢得黑人选民支持的参选人哈里斯（Kamala Harris ）没能坚持多久即黯然退选，因为黑人选民更青睐把不平等作为竞选核心议题的进步派白人参选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沃伦（Elizabeth Warren）。建制派参选人拜登（Joe Biden）和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都在向民主党方兴未艾的意识形态左派做出让步，其政治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桑德斯和沃伦的进步派纲领的温和版本。

不过，以历史角度观之，共和党内部一直存在白人身份政治的传统。而民主党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政党，在意识形态的旗帜下长期团结了美国社会的主流大众。1930年代起，秉持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的民主党打造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期执政联盟，除了1946年和1952年的两次例外，民主党直到1980年选举之前都在参众两院同时保持多数席位。1950年代的共和党政府对“新政自由主义”基本上是萧规曹随。然而，从1964年到1968年，“新政自由主义”的基石日趋瓦解，一方面，越南战争引发了反战的新左派运动对于民主党建制派的抗议和批判，另一方面，民主党领导层对于民权运动的支持使得此前支持“新政”但却反对种族平等的“南方民主党人”（Dixiecrats）疏离乃至反叛民主党。

与此同时，保守主义运动开始在共和党内兴起，最终以里根1980年入主白宫为标志，不仅共和党成为一个以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政党，保守主义也成为美国政治叙事的主流话语。1992年克林顿公开宣称“大政府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民主党在政治经济的关键领域放弃了“新政自由主义”而迎合保守主义，从而“去意识形态化”，成为以多个身份群体的选举联盟为定位的政党。

由此可见，今日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化”，毋宁说是对更为久远的传统的回归。

这种以平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诉求，也是对当今美国乃至全球资本主义之沉疴痼疾的必然回应。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论证了贫富差异的不断扩大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仅有的例外时期是两次大战之后，一方面是由于大萧条和世界大战摧毁了很多精英的财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实施收入再分配——在美国是“新政自由主义”，在欧洲则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使得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有所缓和。但此后随着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贫富分化再度加剧。

如何平衡资本与劳动之间高度不对称的话语权，成为再度“意识形态化”的民主党无法回避的政治任务。“反垄断”这个在美国社会长期边缘化的议题，也随之一跃成为本次民主党初选的火力焦点之一。

是保卫消费者福利，还是保卫民主？

2017年7月，鉴于2016年大选失败的惨痛教训，民主党领导层制定了号称“Better Deal”的政治纲领，包括扩大基建项目创造就业，提升最低工资等等，旨在宣示民主党是站在劳动人民（working people ）一边的政党。反垄断也是这一纲领的重要内容。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Chuck Schumer）在《纽约时报》撰文，承诺民主党将会致力于拆分那些伤害消费者的大公司，并阻止那些有碍竞争的公司合并项目。参议员克洛布彻（Amy Klobuchar）则在2017年9月提交了两条法案，旨在阻止那些导致提高价格、降低质量、排斥竞争者、破坏创新或是低价倾销的公司合并项目，改进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反垄断局作为政府机构保卫消费者福利的能力。

保卫消费者福利是舒默和克洛布彻反垄断的出发点，但是在美国的新一代反垄断学者看来远远不够，他们认为，不能把保卫消费者福利当成反垄断的中心。保卫消费者福利的理论始于法学家博克（Robert Bork）1978年的著作《反垄断悖论》（The Antitrust Paradox）。在此之前，美国法院审理反垄断案时，既追求使消费者免受高价格之害，又追求要小企业免受挤压。博克认为这两个目标相互矛盾，因为保护小企业免受垄断者挤压就等于允许它们提高价格。他主张反垄断法的唯一目标就是促进消费者福利，而这就意味着提高效率，让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下降，任何其他目标都会影响效率，因此必须被放弃。

博克的观点是当时正在占据经济学主流的，主张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思想的一部分。日趋保守的美国最高法院随后接受了博克的立场，将美国反垄断的法律基石《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解释为“消费者福利的处方”。到了1980年代里根执政以后，博克的观点更是被司法机关和主流舆论全盘接受——只要不会导致消费者支付高价格，公司合并就不是问题。

博克在1987年被里根总统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但是被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否决，当时力阻此项提名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就是2020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参选人拜登。博克不讳言他在反垄断法领域的工作是针对美国自由派的“文化战争”的一部分。当博克被提名为大法官时，民主党参议员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评论说：“在博克的美国，妇女将被迫到小巷里寻求堕胎，黑人要坐在餐厅的隔离区里吃饭，流氓警察会在深夜破门冲进公民的家中搜查，教师不能教授孩子进化论，作家和艺术家要接受政府的无理审查。”

在博克的反垄断范式下，低价就是正当的。有谁能比沃尔玛和亚马逊更善于压低价格呢？沃尔玛运用庞大体量带来的强大议价能力，用低价策略击垮了很多中小型超市，也构成了对供应商的压榨。而在电商兴起之后，亚马逊利用平台地位，采用低价策略令大量实体商店纷纷倒闭，诸多电商平台也被亚马逊通过“以本伤人”的烧钱战略逐一击垮并收购。事实上，1890年制定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明确禁止低于成本价销售的“以本伤人”战略，1936年制定的《鲁宾逊-帕特曼法》（Robinson-Patman Act）禁止通过向供应商要求进货折扣来低价销售。但是在1980年代以来的美国反垄断执法中，基于以消费者福利为中心的立场，上述条款罕有执行，像沃尔玛和亚马逊这样的巨无霸垄断者完全被纵容，代价就是公平竞争的丧失。

另一方面，以消费者福利为中心的反垄断范式也漠视了雇员的权利。许多公司合并项目都导致工资水平下降，地方性的分支机构被裁撤，多余员工被解雇。不仅如此，近年的研究表明，反垄断执法机构以消费者福利为中心来处理公司合并的司法实践，在大多数情况下导致了更高的价格。

批判博克范式的新一代反垄断学者号称“新布兰代斯学派”，名称来自1916年至1939年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他曾经将保卫民主视为反垄断的核心，认为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是民主的对立面。布兰代斯宣称，民主不仅关乎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还包括产业自由。国会通过反垄断法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私人财富和权力的过度集中，保护市场的开放和竞争。对于那些天然倾向于垄断的行业，例如电力和铁路，则需要通过建立公共监管体系来保证其公共性。

美国反垄断兴衰史

布兰代斯站在普通民众立场反对垄断，与美国的左派平民主义恰成呼应。

平民主义是Populism一词的翻译， 可译为“民粹主义”，但“民粹”在中文语境里含有贬义。平民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主张普通平民的需求和愿望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反对体制内的当权派精英，亦有可能但不必然有直接民主、平均主义、阴谋论、反智主义、排外等等特点。美国左派平民主义的基本理念是，限制大资本对政治的影响力，为制定可以促成广泛财富共享的新法律和规则扫清道路。

1890年，美国制定了第一部重要的反垄断法律《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此后，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901-1909）总统下令司法部长调查、起诉石油大王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的标准石油公司，最终导致其被拆分成33家公司。其后的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创设了负责向法院起诉垄断企业的政府部门联邦贸易委员会。布兰代斯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也是出于他的提名。

这些反垄断措施，多少是由于平民主义运动的推动。从1870年代开始，美国进入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镀金时代”，大公司的权力与日俱增，小农场主、工人和小生产者则陷入债台高筑、丧失尊严的困境，他们成为左派平民主义的支持者，相信美国已经被政治腐败和经济不平等带到了道德、政治和物质崩溃的边缘，美国作为共和国处在危机之中。

1890年代初。美国成立了以小农场主为主体、并且得到很多工人支持的平民主义政党“人民党”（The People’s Party）。人民党希望通过联邦政府遏制大公司的权力，将美国变成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同盟，消灭压迫、非正义和贫穷。1896年，民主党和人民党联合提名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竞选总统，却最终败于得到大公司支持的共和党人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人民党在这次选举之后走向衰落，但很多人民党人士转投民主党或共和党，改造了两大政党的政治文化。人民党的诸多诉求——包括直选国会参议员、政府控制货币、征收递增个人所得税、建立公共金融制度、在法律上授予工人组建工会的权利等等——在20世纪上半期陆续成为现实。

在威尔逊卸任白宫之后，1920年代的美国经济再度被以梅隆（Andrew William Mellon）为首的金融商业寡头所控制。1929年的大萧条严重冲击了美国经济与社会。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入主白宫，美国进入了除旧布新的“新政”时代。

反垄断是“新政自由主义”的基石。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6年接受民主党再度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的答谢演说中宣称，大萧条的原因是“垄断经济的暴政”。“新政”措施包括将银行转化为准公共机构，分拆工业寡头、支持独立经营的小农场主和小商户、扶助工会抑制雇主等等。

“新政”重构了美国社会的权力平衡。公司不再对投资银行家唯命是从，而是同时对多重利益相关者负责。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劳工组织、反垄断执法机构、政府监管机构、股东、当地议员、供应商和顾客等等。企业之间彼此竞争，但是合并和串通行为受到反垄断法的严控。多重权力的存在造就了经济的去中心化，也就是布兰代斯所说的“工业自由”。“二战”结束以后，49.7%的退伍军人创办了自己的农场、企业或商店。美国成为一个符合左派平民主义者理想的共和国。

然而，从1960年代开始，“新政”的反垄断路线在美国社会逐渐被逆转。保守主义的崛起固然是重要因素，但更锋利的冲击却是来自“新政自由主义”内部。 加尔布雷思（John Galbraith）和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是两位富有盛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新政自由主义”的代言人。但他们都认为反垄断已经过时了，主张政府、大公司和工会三方合作。他们认为这样既便于政府调控经济，也有利于工会通过集体谈判来提升话语权，增加工人福利。霍夫斯塔特对平民主义的态度是批评远多于同情，在他看来，平民主义者习惯于把自己定位为“受害者”，其抗议在很多时候其实是对不可避免的社会变迁的不理智反应。

开放市场研究所的学者斯托勒（Matt Stoller）在一本著作中，将1975年视为民主党疏离“新政”反垄断传统的转折点。那一年，一批年轻的民主党众议员发起表决，迫使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帕特曼（Wright Patman）交棒。帕特曼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人，自1929年起一直担任众议员，他是一位平民主义者，毕生以反垄断、尤其是反对金融垄断为天职。但是在这些“水门事件”之后进入国会的民主党后起之秀看来，他是一个完全不合时宜的老古董。三年之后，博克《反垄断悖论》，开启了保守主义与共和党人为反垄断定调的新时代，消费者福利成为反垄断的中心。

1992年，民主党正式在党纲中放弃反垄断条款。在全球化所向披靡的1990年代，克林顿政府成为华尔街和大公司的守护者。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上台的奥巴马政府也如出一辙。然而，2016年，亦即奥巴马政府的最后一年，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主张抑制垄断，促进市场的竞争性。随着民主党在2016年总统大选和国会选举中的失败，民主党高层在检讨之下，重拾荒废多年的反垄断理念，使其成为前文提到的号称“Better Deal”的政治纲领的重要环节。

左派平民主义复兴

在2020年大选的民主党参选人中，沃伦的反垄断立场引人注目。沃伦拥护市场经济，但是她的反垄断立场超越了前文所述的“保卫消费者福利”范式。在她看来，经济垄断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产物，也是结构性政治腐败的结果。反垄断不但要促进市场竞争，更重要的是要消除结构性的不平等。像民主党建制派那样诉诸反垄断机构的执法力度是不够的，需要通过政府与公民社会的互动，来建构对于经济垄断的抗衡力。

不过，沃伦的竞选活动对公民社会抗衡力的召唤是有限的。而在2020年大选的民主党参选人中，只有桑德斯不仅仅是在竞选总统，同时也是在领导一场社会运动。

桑德斯的反垄断立场，与布兰代斯有许多一致。俄勒冈大学政治学教授伯克（Gerald Berk）的梳理认为，虽然民主社会主义者在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关键领域寻求“去商品化”，但他们主要提倡混合经济，包括建立强大的工会、劳资共同决策制度、劳工委员会、雇员持股计划、合伙制、信用社、家庭农场、社区土地信托等等，并不试图用公有制取代私有经济，而是通过反垄断传统来阻止经济权力集中。比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桑德斯不是主张对“大而不能倒”的银行实施国有化，而是呼吁将其拆分。

如果说民主党建制派反垄断的核心是“保卫消费者福利”，沃伦反垄断的核心是拯救市场经济，那么民主社会主义者反垄断的核心就是阶级与社群的保卫战。如果没有社区银行、信用社和循环信贷基金，雇员持股企业、合伙制和囿于本地客户的企业就无法振兴；如果没有国家资金和政策支持当地的黑人银行，黑人社区就无法繁荣。而这类金融机构和金融政策能够持续的前提，就是要抑制大型金融机构的权力。同理，家庭农场和乡村社区的繁荣有赖于抑制大型农业企业的垄断，让农民以公平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桑德斯承诺要创造一个商业环境，让每一个经营者都免于不公平竞争，免受国内国际的垄断势力的支配。这是对一百年前布兰代斯所标举的以“保卫民主”和“产业自由”为核心的反垄断理念的复兴。

放在更长时段的脉络里，任何经济系统都包括三种类型的权力：经济权力、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在过去五十年，美国的国家权力从属于经济权力，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持续下降。拜登这类民主党建制派参选人也会宣称需要做出改变，但是如果他们当选，国家权力仍然会从属于经济权力。沃伦则想要下猛药，让经济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国家权力，通过严格监管来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但是并不对资本主义体系本身伤筋动骨。

桑德斯和沃伦都主张抑制经济权力，但是两人的区别泾渭分明。就目标而言，沃伦试图建立“有规则的资本主义”，桑德斯则希望在资本主义市场之外为民众的需求建立一套体系。就手段而言，沃伦主张专家治国，仅以国家权力控驭经济权力，桑德斯则认为现存国家体制服从资本意志，很难从内部改造，必须发动社会权力来迫使国家权力规训经济权力。因此，桑德斯不仅意在问鼎白宫，更是以此为契机，发起一场左派平民主义的社会运动。

这场社会运动的声势，可以从此次竞选的捐款数额一窥究竟。桑德斯依靠小额捐款资助竞选，拒绝来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s）的政治献金。2019年，他获得了总计9600万美元的捐款，捐款人数超过500万，无论金额还是人数都领先其他民主党参选人，平均每份捐款18美元，说明其支持者大部分来自草根阶层。桑德斯的主要竞选策略，是让大量此前不涉足政治的草根选民参与到政治中来，让大量此前不投票的选民投票，这也是他“发动社会权力来迫使国家权力规训经济权力”的途径。他的竞选口号“不是我，是我们”（Not me, us），体现了典型的平民主义的动员方式——这是发动民众起而抗衡、规训大公司垄断权力的左派平民主义，而不是特朗普所操纵的那种建构白人身份政治、在多元文化、少数族裔和移民中寻找替罪羊的右派平民主义。

有分析认为，桑德斯真正的障碍不是特朗普，而是民主党建制派，他们无法接受桑德斯发动的“阶级之战”。然而，民主党将不再由其建制派来定义，未来对于民主党的定义将是来自那些被动员起来投票的民众。

桑德斯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到草根阶层的竞选活动和社会运动，是最能选拔、组织和锻炼人才的。毫无疑问，其竞选团队中的很多成员未来将会参加各个层级的选举，成为美国政坛的生力军。2016年桑德斯竞选团队中担任志愿者的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就是一个例子，她在2018年的众议院选举中以“政治素人”身份，击败在任的众议院民主党党团主席克劳利（Joseph Crowley），赢得纽约州第十四选区的民主党众议员提名，此后又击败共和党对手，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女性众议员。

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化”——亦即“在族群和种族、性别、性取向、收入和财富等各个领域实现平等”的诉求——乃是由选民重新定义民主党的集体行动。即使桑德斯此次最终未能赢得民主党提名，仅从“人”的储备的角度看，他所推动的民主党转型也是美国未来数十年的大势所趋。

（黄湘，独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