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之声：无处不在的连侬墙

“连侬墙”源自捷克布拉格修道院大广场的Lennon Wall。1980年代捷克群众在墙上涂鸦，书写约翰・连侬（John Lennon，又译蓝侬）的歌词，来发泄对于共产政权的不满。连侬墙此后成为青年抗争的象征。香港连侬墙首次出现于2014年“雨伞运动”金钟占领区近夏悫道政府总部的一道墙。几位年轻人使用便利贴（Post-it）向群众搜集参与运动的初衷，贴在此墙上。数天后，写满心声的便利贴竟然沿著楼梯往上发展，淹没了整道高高的水泥墙，更有人挂起“连侬墙香港”的横幅。从此这道墙有了“元祖连侬墙”或“第一代连侬墙”之称。

2019年6月，连侬墙重现于金钟旧地，贴满了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市民心声。经过两次百万人游行、612警方武力清场、71占领立法会后，抗争者面对警察的驱赶，无法留在政治权力核心区，但是市民于社区自发创建的连侬墙，遍地开花，却让更多民众参与，成为凝聚“反送中运动”力量的管道。今天，许多社区的街道、天桥或隧道的外墙，贴满便利贴与文宣，不仅是鸡蛋对抗高墙的留言板，也与布拉格的Lennon Wall一样，成为“反送中运动”的重要地景，让香港与世界各地的自由国度，以及在历史中争取民主的力量，跨时空地连结在一起。

连侬墙的变体

公共空间的连侬墙通常位于人潮来往的空间、有可以黏贴的墙面、能遮风挡雨。著名的“大埔连侬墙”靠近港铁站出口，是一条连接多个住宅屋苑及公共交通转乘站的隧道，长达一公里多，堪称香港规模最大的连侬墙。至于荃湾、青衣、旺角等连侬天桥，虽具备类似条件，但受到风吹雨打，便利贴保存不易。除了大型的隧道天桥之外，香港的连侬墙从公共空间延伸至私人领域，如旺角的夹公仔店、荃湾的雪糕店和台湾水果茶连锁店等纷纷拨出墙面供市民贴上心声。

虽然连侬墙上的便利贴，本来就是暂存之物，但对连侬墙最具威胁的，仍属人为因素。除了亲政府人士或团体偶发的撕纸行为，有计划性地由警察或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环署”）人员、从中国大陆连群结党来港的白衣人，也会大规模地清除连侬墙。犹记得七月份，逾百身穿警察机动部队服装、带备盾牌的人员，走入大埔连侬隧道清除贴有警察资料的便利贴和文宣单张，包括在网上流传的“只揪SIR”(按：“只揪”指“单挑”、“决斗”，这里说的是一位扬言和抗议者单挑的警察)信息。网民纷纷将动画《狮子王》海报改成“撕纸王”、《Lion King》变成“拉人King”，并把电影《Finding Nemo》海报改成“Finding Memo”，用改图讽刺警察的毁坏行为。其后，更引发连锁店《吉野家》的“狮子狗”广告风波，至今该店仍被视为反运动的“蓝丝”，遭到罢吃和“装修”，连侬墙产生的社会效应可见一斑。十一月初，大批蒙面及戴太阳眼镜人士手持铁支、鎅刀，彻底破坏整个大埔连侬隧道。数天后，警方、食环署、路政署联同外判公司逾百人再次清走墙上标贴和海报，并用油漆为地面髹油，但连侬墙隔天便火速重生。

然而，由于连侬墙的成本很低，只要集众人之力，破坏之后也很快复原，因此“反送中运动”支持者呼吁要“弃墙保人”、“Be Water！不送头、不受伤、不被捕！”，确保生命安全为优先，并提出“撕一贴百”的策略对抗黑势力的破坏，长远地守护重夺回来的公共空间。

香港连侬墙最让人啧啧称奇的是，它用一张或多张易贴易撕、能写能画的便利贴，贴满墙面而打出名堂。便利贴有著“像素”（pixel）的概念。正如电脑上的图像与文字都是由像素这个基本单位所构成，便利贴因此“既是纸，又是笔”。单独一张便利贴，可以在上面画图写字，传达想法，但是众数的便利贴组合起来，又可以拼贴成一个新的文字或图像。例如天水围的连侬天桥，就有用便利贴排成“光复HK，时代革命”的字样。世界著名的街头艺术家Space Invader就是使用“像素”（或是马赛克）的概念，以磁砖（纸皮石）为材从事街头涂鸦创作。台湾的涂鸦客ANO以像素脸作为他涂鸦的Logo。香港电影《单身男女》中，主角则是在玻璃帷幕墙的办公大楼上以便利贴组合成I Love You等字眼，来传达爱意。就像用人体排字，单张便利贴既是个体，众志成城又可以组合成另一个新的个体，有了新的意义。

与此同时，连侬墙的空间也产生质与量的变化，衍生出不同名字的留言板，有使用简体字的“爱港墙”（以争取新移民和陆客的认同）；以特大字体且有莲花观音等为底图的“长辈墙”；借支持警察为名督促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陈百墙”（支持警察艺人陈百祥名字的谐音），以及回应《吉野家》广告的“抽水墙”等。但除了长辈墙外，其他都是个别地区昙花一现的创意罢了。不过，在某些议题之下，社区也出现独特的连侬墙，如雨伞五周年的“连侬之路”、短暂的“接机连侬墙”、太子的“祭坛连侬墙”等等。

连侬墙顾名思义出现在公共的墙面上，但是随著运动的进行，一方面防止遭到破坏，一方面市民不断发挥各种创意，因此出现让人张贴于“朝桁晚拆”临时摊档、个人身体或私人车辆上，成为“流动连侬墙”；以涂鸦方式在墙上喷出便利贴图案，写上心声，创建出“撕不走的连侬墙”；以一台旧式拨轮电话，录下市民的留言，打造出“留得住的声音连侬墙”；以网络平台和主题标签（Hashtag＃），搜集便利贴影像，制作出“电子连侬墙”。这些都是对蓄意毁坏的行为，作出温柔的还击。

守墙者的“撕一贴百／千／万”呼吁，更促成连侬墙形成立体的信息空间，从一面墙壁到天花的垂吊装饰，再到黏贴海量文宣的地板，为经过的路人打造出“3D感觉”。而墙身布置及展品内容也产生无数次蜕变。由抒发情感的彩色便利贴到政治与运动信息的电脑打印平面文宣（海报／贴纸），再进化到3D作品，既有爱心、灯笼、纸鹤、黑衣和雨伞等装置，也有香港民主女神像及抗争现场立体版。创作者使用便利贴贴出大字体或抗议的人像、连登图标（猪、狗和脑魔二世）及反送中代表物“佩佩娃”（Pepe），再发展出以拼图式贴出的大海报，甚至进化到输出巨型海报，或用马赛克磁砖贴出图案。

既有灵魂又漂亮的文宣

当人们经过连侬墙，总会停下脚步来欣赏创作者用开心、讽刺、写实等手法，展示出既有灵魂又漂亮的文宣，令这个城市在漫长的抗争中，增添了幽默、美感和艺术色彩，同时也为抗争者打打气。从连侬墙内容来看，它有基本主轴的“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撤回恶法”等；带有支持／鼓励情感释放的“香港加油”、“齐上齐落”、“核爆都不割席”等；充满咒骂／指责宣泄情绪的“黑警死全家”、“天灭何妖”(按：指立法会议员何君尧)、“破坏连侬墙，必定阳萎早泄！”等；回应政府的“没有暴徒，只有暴政”、“政府想解决的是‘人’而不是‘问题’”等；批评时事发展的“暂缓≠撤回”、“寿终正寝”、“追究警察性暴力”、“721唔见人、831打死人”（无差别攻击事件）、“警察假扮示威者煽动暴动”、“无线新闻，出卖港人”等；提供策略意见的“兄弟爬山”、“记得去投票，踢走保皇党”、“政府无能，持续游行”等；传播运动信息的“每晚十点22:00 SEE YOU！记得开窗”等，反映了群众集体的心态。

此外，还有创意无限的新合体字，将“警黑”、“警察与曱甴”、“官乡警黑”等字组合拼写，讽刺警察的不当行为；“和、勇”结合，以示“和勇一家”（即“和理非”和“勇武”的抗争者团结一起）；“自由閪”合成一个大字，把警察的侮辱化作争取自由的抗争者代号；甚至有人把五个诉求（即撤回恶法、撤消控罪、撤暴定义、独立调查、真双普选）的意涵合体成五个大字。同时，亦引用古字“鶳”作为“私了”的谐音合体字，并创造出鸟身狮头的神兽。

巴基斯坦裔社区也有自己的“墙”

除了创意作品外，连侬墙亦有社区化的现象，如有巴基斯坦裔居民社区的“石篱连侬墙”，出现“Hong Kong is our home”、“No China Extradition”“Carrie Lam Step Down”等英语及乌尔都语的便利贴。规模最大的“大埔连侬隧道”则设有“大埔十八分区民意墙”，居民大谈社区事务，“整翻好个篮球场”、“好好利用平台，唔系用嚟晒衫”、“挂住运头塘街市，有冇人？”等日常民生问题。让连侬墙的角色，从社区居民站出来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反过来也藉著社会运动，集结居民关怀的社区事务与发展。当遇有特定节庆时，守墙者会更换展品内容，如双十节的旺角连侬天桥和万圣节的葵芳连侬隧道区。

连侬墙亦成功担任国际亲善大使，突破地域，冲出国际，在全球多个城市出现，从亚洲的日本、韩国、印度及台湾，欧美的加拿大、英、美、德、法、荷、挪威、芬兰、捷克及义大利等，促使各国人民关注、参与及支持。以台湾为例，从台北西门町建墙拆墙到公馆台大地下道，再到台中、花莲等地的开花景象，看到海外人士以连侬墙来象征著对香港守护自由的声援。

连侬墙建构新关系

连侬墙一开始就以便利贴做为书写媒介，对墙体不会造成永久性破坏，属“非法而不违法”。一般社会大众认为涂鸦是破坏公物，亦即graffiti =vandalism，但连侬墙即使没有经过合法程序将便利贴张贴在公共墙面上，警方并无法为之安上“破坏公物”（vandalism）的罪名。不过，政府认为此举会对政权造成损害，还是有可能动用《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第104条来入罪，以及对于张贴警员资料的行为以违反《私隐条例》第64条来惩罚之。但是，破坏连侬墙者亦有可能触犯《刑事罪行条例》第60条。美国“看板解放阵线”（Billboard Liberation Front）就是使用可随时撕下的胶带来恶搞商业看板，因为可以恢复原状，不怕企业提起控告。连侬墙因此既和平又基进，占用公共空间，却又没有损害公共墙面。这种威力绝对是和平表达意见方式的极致。

顾名思义，连侬墙只要有墙，便有连结。它在公共空间遍地开花的场域，连接起艺术文化与市民文化的同时，亦在商店、医院和大学等地方建立，打破公私领域的界线，串连起不同阶层、年龄、性别、职业、族裔等社区居民，以及位于不同民主光谱上的人士，当中包括“勇武派”与“和理非派”，前线和后援，以及沉默的大多数，让彼此得以互通信息／心情，造就协调／团结的平台。而且，这个色彩斑斓的地标，更将虚拟网络世界的信息实体化，从年轻人的网络世界带入社区的实体面，令两者也贯串起来。

连侬墙的出现亦重塑社区邻里关系，成为“反送中运动”的情感抒发／支援／交流的窗口。人们透过便利贴抒发个人的心情，观看别人的意见，减少因运动挫折与压抑而造成的精神不健康。连侬墙仿如一棵大榕树，有人在这里讲故事，也有抗争者累了便来歇一会，找到安慰与力量再上街，更让“和理非”与“勇武”透过留言，互诉心声，体现相互援助的共同体精神。墙上最令人感到窝心的是，“一个都不能少”（银发族支持青年、专业者支持市民、老师支持学生）的文宣，完全呈现跨职业、跨年龄、跨物体的相挺，充分让人感受到香港社会前所未有的团结。

此外，香港的公共空间长期被政府净化或是成为商业所主宰的消费场域，市民甚少有使用权。然而，从金钟雨伞运动开始，港人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力量得以集结，并在社区播下种子。山竹台风袭港后，逐渐形成地区的自救力量。当连侬墙在各地区自发涌现时，市民自主的建墙与护墙动力突破固有的空间使用，改变了社会运动的抗争场域及手法，重夺市民在公共空间的话语权，使社区居民成为运动的重要持份者，并将运动从金钟占领区的直接与政权对抗，到遍地开花由社区包围权力核心，把自由的诉求常民化，凝聚更大力量。

《逃犯条例》的修订拆毁了河水不犯井水的防波堤，触动港人的核心价值，引发了一场历时数月且仍在进行的“反送中运动”。连侬墙在这场运动中，虽不是呐喊震天的抗争场域，但它是一个重要载体，标志著该运动由示威、集会、游行融入至民间社区的历程。

作为一个抗争的平台，连侬墙让每一个市民都能够以平等的身份就不同的题材发言，透过撕贴容易的便利贴打造低门槛的参与方式，以及创意无限的文宣，建构了可大可小、风格多元的艺术文化，陶冶民心、团结力量，形成香港人对身份的认同及命运共同体的体现。以自己的角色及能力，携手抵抗威权，捍卫这条正被逐步侵蚀的言论自由底线，既能在公共空间实践和平地表达意见的权利，亦可让世界看到香港美丽的一面。面对强权的多方打压，连侬墙的“撕一贴百”策略也是“Be Water”的体现，以蜕变来增强生命力，成为运动不可或缺的一环。(作者刘家仪为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香港社运人；毕恒达为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教授)

本文为《2019香港风暴：《端传媒》香港反修例运动报导精选》内容，本书由端传媒与台湾春山出版社共同出版，收录四十篇报导、评论精选，以多元角度忠实纪录、反思反修例运动的方方面面。更呈现《端传媒》“为历史留下一份草稿”的诚意。全书预订二月上市，目前已经可以在网路书店预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