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可以是什么？写在 Game On 即将 OFF 的前夜

有好一阵没有提笔为 Game On 写点什么，这个目前两周一更的频道，两年多来累积了好几位越来越默契的作者，大家都非打机专家，但因各种机缘巧合为 Game On 供稿，一撇一捺，聚沙成塔，尽然写了好几十篇游戏文章。而始作俑者的我，这一年渐渐偏离文字轨道，被吸进游戏这媒介深处，做了很多自己从没料想能做的事情。

而生活就是这样，当一切慢慢有了轨道，不免让人倦怠的时候，就会再起潮汐，卷动虚幻的定局，把旧路淹没，推著你寻新方向。九月的一日，主编在 Telegram 上通知我，因为整个媒体的变动，这个游戏频道要告一段落。本应伤感的时候，我却忍不住笑起来，这个叫 Game On 的游戏文字居然就要 Off，何尝不是一次文字游戏呢？我们算算手上的约稿，刚刚好到十一月最后那个周末就都登完，‘那么就到十一月末吧⋯⋯’他说。

十一月，我本以为自己会很忙。这学期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教一门叫做‘世界建设’的课程，下半学期每周上两堂课。除了备课，还要看同学们课后的作业——每个小组都要造出自己的世界。由于开在创意媒体系，‘世界建设’并非要同学们挽起袖子在小小的香港找个不被房价控制的地方，从零开始，从伊甸园开始，建设一个如何如何的世界——虽然开课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校园内外的香港一整个学期都会在摧毁和重建中焦灼。‘世界建设’是帮助同学用新媒体创作虚拟的世界，不过在研究这个行为的学科里，这个被构建的世界最早的说法是叫‘第二世界’。

这要追溯到第二世界建设大师托尔金撰写的写作反思里。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托尔金谦卑而坚定地写道，最复杂完整的世界即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它的作者是上帝。上帝建造了一切世界的范本，故而可称‘主世界’，余下的创作只能居第二位。不管你是否相信上帝存在，在很多民族的神话起源中，都有一种力量从混沌中开天辟地，如果换种方法读《圣经》、《古兰经》，再把它们用今日的叙事转录，你会发现自己刚刚完成了 fandom 网站上某个游戏、漫画、电影的维基编辑。这门开脑洞的课上，我们使用大量的电子游戏做例子，而同学中也有人在做 presentation 时借用现有游戏来表述自己的实践。在叙事功能占最主要地位的创作时代，小说、电影无疑是最佳选择（塔可夫斯基也许会有异议，先不理他），但在新媒体用数据库取代叙事，或者说将数据库思维和叙事思维并驾齐驱的今天，游戏——本身就是一个电子信息管理系统，自然成为我们表达的途径。

当我们在建造第二世界的游戏里渐渐前行，主世界却在急速崩塌。创意媒体书院并不在城市大学主校园，它邻近一条马路干道，直对学生宿舍，很快就成了其中一个两军对峙的地点。随著中文大学二号桥漫天烟雾弹的弥漫，香港的大学一家一家宣布提前结束冬季学期。我的十一月却并没有空下来，终于失去拖延的借口，开始写过了死限很久的论文，一篇讲电子游戏中叙事思维和数据库思维博弈的小文，将会发表在一本帮助初学者动手建造世界的手册上。

手册的源头是暑假里几个香港游戏学者组织的读书会，介绍我来这个读书会的是澳大利亚学者 Peter Nelson，浸会大学的助理教授——此刻应该也在家奋笔疾书吧。那时，他刚刚接受我的邀请在深圳华侨城创意园四月的设计师讲座分享他的艺术作品——在 CS：Go 里重建二战时英属香港的防空隧道。Peter 本来是读传统艺术史的学者，也是悉尼活跃的新媒体艺术家。几年前，他留意到譬如《星际争霸》这样的（古早）游戏，取景视角并不遵循西方传统的透视法，反而和中国水墨山水有共同之处，于是慢慢转移方向，开始观察游戏中的‘风景’，很明显这仍不满足他旺盛的精力，要动手把一个枪球炮游戏改造成在现实主义和重现主义之间徘徊的历史现场。那个现场同时存在于第二世界和主世界之中——若你要找，这能在今天的九龙找到这长长的防空洞，附近还有人用玩具枪做实战游戏。

这个充满奇人怪士的读书小组还有刚从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毕业的 Kaelan Doyle-Myerscough，一个坚持让所有人称她（her）为他们（they）的跨性别游戏设计师。他们对游戏设计、尤其是参与性游戏设计充满激情，在家乡蒙特利尔有自己的俱乐部，还研发了一套多人参与世界建设的卡牌。他们在香港意外发现可以利用低廉的制作工本和精美的制作工艺打印卡牌，结果回程的旅行箱里塞满99套卡牌。还有一套被我收藏，此刻立在我家的桌游架上。我们一起读书、备课，交换笔记，去屯门工厂区的宝藏桌游店大买出血。一路上从她那里更新了我性别研究的知识，Kaelan 也是加拿大每年一次的‘酷儿游戏大会’的组织者。我则向她热情推荐了台湾 Erotes Studio 制作的《他和她和她的澎湖湾》（并不是《君与彼女与彼女之恋》向的游戏，看客们），那是个用性别错位主角间的情感纠葛来讲台湾历史上澎湖事件的AVG游戏。（说到此处，又要打岔，Erotes Studio是我欠的另一笔债，之前在台北车站地下的连锁咖啡厅采访了主创，还厚脸皮收了正版游戏和手办，但一直拖延著，想等他的新作手游《审判官》问世一并写⋯⋯）

热爱游戏人相互给予的温度总让我想到自己家乡的人，在西北那个偏远而寒冷的城市，大家似乎想要传递得来不易的热量，总爱把喜欢的好东西一股脑儿献给你，只是小时候我们彼此分享的是沙瓤西瓜、蘸豆瓣酱的馕，现下则要安利游戏——‘不管怎么说还是试一下《死亡搁浅》吧，真的不只是网上说的‘送快递’而已，你用我的帐户玩，这是我的帐户，密码是wanwanwan！’记得以前还在端国际组写文曾经写过香港的传奇黑胶唱片收藏家阿 Paul，那时有感于音乐人之间能够嗅到气味：‘乐迷有自己的信息网，通常是一张唱片串起几个人，一个人串起几个地方。’不料想短短几年之后，我也有了通过游戏串连起的新世界，譬如说回 Peter，在我的那张游戏网络中，他还连著一个重要的事件和几个可爱的人。

恕我打乱时间线，从一年多前的一次学会说起，我是在那里遇到Peter的。2018年的电子游戏研究年会在都灵举行。这个我胡乱闯入的学术场合，却是我在欧洲读书那几年去过最好玩、最放松的地方。为期四天的学会有一百多个游戏上瘾之后索性边打边写论文的人，他们研究3A游戏的政治责任、开宝箱拿道具与各国禁赌法例的博弈，还有人按图索骥顺著《毁灭战士》的矢量图一路走到云南阳朔。到晚上，与会设计师和艺术家则成为焦点，大家欣欣然前往他们落脚的 airbnb，联机打游戏。那之前，我因为性格缺陷和在研究院的一些不顺，连房门都不愿意出。决定前来开会，也不过是因为提前几个月就订好酒店和火车。那晚，我和握著手柄的他们笑得前仰后和，和志趣相投的人回合，实在治愈。余光掠过阳台，那一排红屋顶雨后散发出苔藓味道，我自言自语‘这不就是《刺客信条》吗？’谁知马上有好几个人回声：‘我刚刚也有此想！’

那些手柄是其中一人的天才发明，他叫 Patrick Lemieux，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年轻教授，也是把任天堂手柄一个改成八个的游戏艺术家。试想一下，《超级玛丽》或者《塞尔达传说》的红白机版本需要八个人同时控制，你负责‘上’、我负责‘下’，他来‘跳’，该会多么天下大乱——现场果然如此。刚开始大家还囿于礼仪，在无数个要求前加个‘请’字，‘按左的人请不要再按了！’，‘子弹呢？子弹呢？请你快打啊！’当《超级玛丽》第一关死了十次未通之后，没有人能够顾及斯文——‘你倒是跳啊！等什么等？’‘按右的人是急著投胎吗？跑那么快干嘛！！！’一晚上过去，大家气喘吁吁，但也酣畅淋漓。我问 Patrick 和他的搭档Stephanie Boluk 怎么想到这么妙的点子？他们说：‘一直以来，说起电子游戏，很多人爱说它让人变得死宅，变得没有社会生活，我们就专门做些一起玩的游戏和活动，通过实践来改变他们的看法，这个过程中也慢慢注意到游戏在这方面的潜能真的威力无穷！’

没想到大概半年以后，我们真的又一起玩了一次。在2018年的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我得到主策展人李振华的信任，负责策划了双年展的游戏场。构思主题的时候，我几乎一眨眼就想到‘游戏共生’这个概念，‘共生’是指 cohabbitant，是想说今时今日再去讨论游戏是否该玩要管，实在太过时，因为基本上每个人都在现实或比喻意义上早就已经和游戏型态、游戏思维、游戏产品生活在一起。计划邀请艺术家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把Game On 自己评论过的游戏筛选一遍，符合展览概念的，我都写邮件去假公济公。没想到几乎所有人（包括高冷著称的《史坦利寓言》作者 Davey Wreden）都很快回复说愿意参加。同时也贸贸然联络了几个一直很欣赏的游戏艺术家，幸运的是好几位欣然同意加入展览，甚至前来举办讲座和工作坊。为了延续这种一起玩、一起做的游戏连结性，我把展览空间打扮成大学寝室加户外露营区，希望被当代美术馆吓到不知怎么参观的小朋友和其他市民，能够进来坐下就玩。这个想法非常容易实现，有很多小朋友拉著父母过来，一坐就不愿走，也有人在宿舍床上酣睡，或是拉起帐篷的拉链在里面你侬我侬。我最记得有天，游戏设计师 John Harrington 来参观，他坐在宿舍床的上舖沈浸打机，床下写字台则俯著一个小女孩奋笔疾书写作业——她爸爸说写完作业可以让她在这里玩玩。

开幕式那几天我请了把游戏、空间和记忆三体合一的香港艺术家关子维来讲创作，又麻烦Patrick 带著‘八达手柄’（是了，我给那八个手柄起名‘八达手柄’）从美国飞来搞了一个玩Party。那晚来了很多人，艺术家、小朋友、附近的居民，认识的不认识的混在一起，拿起手柄，嬉笑怒骂。不过展览有结束的时候，还好游戏还没有结束。又过半年，我加入‘一起玩’计划的2019年项目，在上海梅赛中心和几个游戏设计师、学者一起看 Dota2 Ti9，从抢票到真的看完决赛，一周好似一年，也帮我补上之前不熟悉的一块——电竞。如果说之前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主机游戏、独立游戏上，梅赛那一周我终于全身心感受到电竞——无论是作为产业、运动还是情怀，那种排山倒海的力量。因为记者的后遗症，我混进很多俱乐部群，也和票贩子过了几次手，还去俱乐部内部卧底了一次——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在游戏的征途上，似乎我永远都在滚雪球，而且还是多线程打滚。我最爱的新闻前辈，端的前国际新闻总监周轶君有次聊天时说：‘想到世界上有很多比自己厉害的人，真的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在游戏的世界里，我深有体会，从这个专栏出发，到一个展览，一个讲座，一门课，到下个展览、下一门课，正是偶然（或必然）遇到的这些脑洞大、执行力强的人，让我在抑郁的德国冬天里爬了起来，打开窗，又走出门。

所以在Game Off 的前夜，更要感谢在这里撰稿的朋友们。也许大家不知道，Game On 的撰稿人都是身怀绝技攻打人生Online的硬核玩家，从主机、政治写到忧伤情感的唐健朗写文时其实还在攻读政治科学的哲学硕士，和他同样学术出身的池骋现在已经是大陆资深游戏媒体《触乐》的主要撰稿人，总被抓来写科技主题游戏的张可是一个兼职做篆刻设计的数学博士，爱写温馨向文字的班班是在卢浮宫跳级读博物馆学的语言天才， 而我三不五时翻译的 Sean Tierney 是个专心搞影评修吉他的大学老师。那些偶尔被骗来写稿的作者里，帮我们补充中东历史知识的罕妮耶是会说波斯语的大老板，打侦探游戏打的头昏脑暗的曾斯怡是侦探小说和逻辑哲学混著读的读书家，从香港医院下班回家运营双电医院的Muk Lam有可能是香港最会写字的医生，还有在游戏世界里也看不到环保希望的宁卉是我在国际组的老搭档，而一开始拉我做这个专栏的戚振宇则仍活跃在媒体第一线。还有位最近把游戏和剧场拿来对比写，引发某些老读者疑问的汤宇泽也许想说：‘其实，我真的是一个演员’。

同时，特别想感谢一直关注这个栏目的读者，谢谢你们不厌其烦校正文章中的错别字，这是我长久以来编辑工作的短版，也一直没有尽力去改，很依赖你们的反馈。谢谢你们有时留下的善意鼓励，每次看到留言说‘有趣’、‘想买’，就会非常受鼓舞，想继续打下去、写下去。当然也屡屡被商务同事鞭笞为什么不联系一下平台或者厂商拿广告费，我想，主要是因为懒吧，打游戏、写稿和约稿都是需要时间的。

我常在想，游戏可以是什么？无数人有无数诠释，学界和业界也自有成文的定义，如果我可以贡献数据库里一个 entry，我想说游戏让我在寻找别人的时候找到了自己。我贪心地希望游戏不要结束，像回到小时在水上乐园摩天轮关闭后哭著不肯散场，但我比那小小人已大了很多，我知道游戏当然不会结束。

Game On 的 Off 大概是另一场游戏的开始。这次，一如既往地没有找到攻略，更没有秘笈可寻，但这正是游戏的迷人之处，在主世界里，每个NPC的故事也都未可知。如果有天有人问我或你，为什么还没有退出卸载，我希望那时我们可以真挚地告诉他：‘因为这游戏还是很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