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蕙芸：有灯就有人

中文大学被防暴警察攻入那个下午，引发晚上万人空巷冲进校园支援的场面，警察于11月12日深夜撤退，校园经历了4日3夜的动荡，山城由一间学校变成了抗争者与警察对峙的留守阵地。

中文大学地理上独特，它位处郊外沙田，占地过百公顷，相等于二百五十个足球场那么大，面向海靠向山，地势险要，与世隔绝，平日校内通行也有多条巴士线，校内更住了很多学生与教职员，中大人爱形容这是“山城”，我在这里工作十多年，也可能迷路。

如此校园，经历了一夜激战后，抗争者为了抵抗警察再入侵，于各个出入口设置了路障，封掉了多个校门，并连日留守。这种“留守”抗争模式，与五个月来反修例运动采用的流水战、野猫式突袭有明显差别，令人想起2014年的雨伞运动，占领街道。
但今次情势更复杂，勇武式抗争涉及使用汽油弹、武器，校方处于十分尴尬的位置。警察冲入来再行动必定激化矛盾，但抗争者以校园作为“堡垒”，也让热爱中大的师生感到担忧。

还记得最初防暴警察冲入校园心脏，于学生运动场内发放催泪弹和橡胶子弹，学生以焚烧物件反击，场面震撼得很。我当时内心激动，很想大声告诉警察：“这里不是外面的街道，你们践蹈校园，一定有后果，因为中大人爱学校的感情之深，你们不可能明白。”

说时迟那时快，我旁边的电视台女记者跌倒了，我们立即扶她到一旁坐下，最初以为她脚部受伤，但很快就发现，她的透明防毒面罩凝满雾气，我知道她在哭泣，这位记者是我在中大教过的旧生，下午在冲突前我俩还在谈论旧日班房里的趣事，我立刻明白，她痛心得没法采访下去，这时，我拥着她，在咆吼的防暴警察声音旁边，师生两人抱头痛哭了一会儿。

中大人之间有一种无形的凝聚力，即使是责备校长们做得不够好，也是那种“爱之深责之切”的期望，被拘捕学生早前于对话中把校长骂得狗血淋头，但最后学生们还是跌坐地上抱着副校长痛哭，像孩子搂着爸妈撒娇，场面令全港动容。“中大是我们的家，校长你不配做我们的爸爸”，这种情感依恋的说话出自学生的口中，有时造成互相伤害，但还归根究底，还是因为学生对校方还有一种情感期望。

这几天校园的状态奇异，抗争者堵塞了出入口，设立检查站，入内的人要经抗争者检查，因为担心乔装警察进入校园，但这里的师生也要被检查，令不少原本住在大学的教职员家属感到不满。

山城变成战略据点，校园的面貎渐渐改变，千计抗争者自行把校园内的一草一木一物挪用，开动校园车辆运输人和物，进入教学办公室拿取物资，到餐厅开火煮食。有些时候，画面趣致浪漫，例如黑衣人自行营运校巴“自由号”上下山，我也乘坐过一次，但也曾有多宗车祸发生，幸好都不算严重。

中大人对一草一木皆有感情，后山有几棵老松树，被抗争者斩下来变成路障，引起中大人一阵哗然，令人想起中大多年前有“保树立人”社会运动，学生校友反对校方因为发展原因而斩去老树。也有人爬在山坡收拾警方射出来的那过千粒催泪弹壳，我听到学生说：“山坡上除了弹壳，也有很多干了的蜗牛尸体”，语气里有婉惜。

中大人情感细腻，爱惜校园的漂亮环境，中大名物包括多只“中大猫”，这些放养猫咪在校园生活，学生会轮班喂猫，各猫均有名字，大家视牠们为中大家庭一份子。如此可见，中大山城变成了抗争据点，珍视的校园变成了战略物资，如此转化，引发了中大人和从校外进入校园留守的抗争者的矛盾。

中大学生情感极度纠结，一方面对校园面目全非感揪心，另一方面，又对校外人在抗争中并肩作战怀有感激之情，混杂着时刻担心警方会再次入侵的焦虑，这几天校园像一个高压窝，分分秒秒都像随时要爆炸。

更要命的是，中大的存亡不只是一间大学的命运，而是牵连到全香港局势。中大冲突那晚之后，引发骨牌效应，其他大学，浸大、理大、港大都发生大型堵路、对峙、占领。几间大学把附近干道堵塞，全港交通大混乱，政府宣布全港所有学校停课数天，又成为反修例运动以来另一项第一次。可以说，中大的蝴蝶效应，牵连到全港命运。
但幸好，中大和其他大学有一样明显的不同。其他大学的管理层，几近消失，但中大的师生由于感情深厚，结成了一张网，低调地守护校园，于它最脆弱的数天，疲于奔命地四处奔走。校园垂危，力挽狂澜的，是多年来中大师生校友积存下来的一份中大精神和底气。

十数老师，于交通大混乱的状态下坚持回到校园，用脚走遍这个山城，安慰学生，聆听抗争者的想法，并聚头商讨校园如何可以走下去。老师们没有住宿，我和几个同事皆是睡在自己办公室的地毯上，大教授个个蓬头垢面，满身臭汗，露宿者生涯也没有介怀。我觉得，或许这几天，是我十多年来教学生涯里最重要的几天。

这场运动的精神是，手足，而手捉的定义是，我们一起在，一起经历。老师在这几天于校园的存在，是万分重要的，因为一间大学最重要的不是死物，而是师生之间的一份感情。老师把从学生和抗争者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向校方反映，我们都希望大家安全，校园有重回正轨之日。

有一次，我走到大学正门“四条柱”看看，有几个黑衣人大叫我的名字，脱下面罩，原来他们是我的学生，他们在做琐碎的支援工作，收拾垃圾，打扫干净环境。

几位女孩，脱下面罩，各喊出自己的名字：“你记得我吗？我在班房里坐在最前排左边的位置呀！”面前的颓垣败瓦之中，我忽然思绪回到一个星期前，我还是老师的角色，学生们顽皮、迟到、在课堂上不留心，上课睡觉，他们孩子气。

我们聚在校门，他们穿上黑衣，我也一副战地记者的装备，但瞬间我们像时空转移，回到班房的空间。女孩们七嘴八舌：“没法想妳的课，我很失望呀！”“我们好想好想上妳的课！”“从小到大，我都渴望不用上课，这一次停课真是伤心到极！”

现在原订十一月，课程进入最深入讨论，我还有很多采访心得想跟她们分享。学生们说，看到校园这状态，心痛得不得了。我问她们：“你们记得我说过吗？每一次在班房相遇也是缘份，未必再有下一次。”我那时说这话，只是指全港情况危急，交通影响或许会停课，但万万没想过，校园也变了战场。

她们大力点头，“我记得你说过呀，要珍惜每一次课堂，没想过...... ”我眼眶开始忍不住泪水，我问这几个学生：“想不想再上我的课？”女孩们冲前搂抱着我，大喊：“想！”我抱着她们，一起激动地流泪。我再大喊：“想不想在课堂给我痛骂？”女孩们哭得更厉害：“想！”我们抱作一团，哭得死去活来，把这几天压抑了的情绪，一次再抒缓出来。

我们抱着哭的画面，让旁边的勇武抗争者看得傻了眼。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羁绊，定义了一间学校，而不是校园的硬件。

另外两个也是中大别个学系的男学生，也一起围上来，大伙儿都说，很希望明年一月可以开课。但面对如战场的校园，复杂的抗争状态，痛苦得很。

撑到了第三天，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下午，校长段崇智发表声明，呼吁校内外人士离开，但澄清并没有报警。他说：“大学是求学问的地方，而不是解决政治纷争，甚至是制造武器、使用武力的战场。”

声明一出，宿舍老师安排同学紧急撤离，抗争前线气氛忽然急转直下，抗争者感到被撇弃，中大学生也觉得难过，因为他们对外来人士协助抵挡警方怀有感怀之心，但如此大批撤离好像是对非中大抗争者的背叛和离弃。我和不同老师奔走在校园，安慰痛哭的少年人，有些是中大学生，也有其他抗争者。有中大学生哭着自责：“我们很不想留下手足，但我们不走，他们也不肯走。”万念俱灰，大家都极担心校园内会有终极一战。

然而事实是，仍有在前线的中大学生，努力地游说校外抗争者离开。可惜傍晚随着政府宣布不回应中大二号桥抗争者开出的诉求，抗争者把原来一度局部开通的公路再堵塞。

此时二号桥上气氛非常危急，只余下十数示威者坚持死守，桥下的交通大混乱，有私家车尝试冲过路障，示威者向路面扔燃烧弹：“我不是想伤害你们的，是政府不回应我们诉求，你们把车驶去吧！求求你们。”警车出现在远处发出警告，气氛如箭在弦，我的心情掉到冰点。

此时，我收到留守到这一刻的学生信息，“我们撤退了，老师，你也小心，我希望下学期上你的课。”我的心像被挖空了。抗争者有喊出一些话，让人更情绪崩溃：“我们要打到死为止！”

但评估过留守人数不够，最后校园只剩数十肯顽强抵抗的人，大队在引爆了桥尾的一辆废车后，决定撤退。“澎！澎！澎！澎！”火球几次升上来，幸好附近没有人。
数十人在漆黑的校园内狂奔，有人开来小货车和电单车，让女孩们坐上去，终于跑到大门，我的心跳得很厉害。大伙儿决定撤退校园，有人不甘心，骂着：“为甚么撤退？”“为甚么那么早引爆那辆车？不等警察追上来？”他们认为那车是最后击退警察的武器。扰攘一会，最后一个黑衣人离开了中大的校门。

就在他们撤退的那个校门旁边的教学楼外墙上，有人用喷漆喷了涂鸦：“心心，段校长；心心，沈校长；心心，吴副校。”

即使段校长姗姗来迟，但他是全香港唯一一个走到警方防线吃催泪弹的大学校长；前校长沈祖尧是医生在冲突后回到校内探视受伤学生；吴副校长戴着防毒面具在枪林弹中之中到警方前线喊话指警方要按协议立即停火。而有其他大学管理层不讳言，有就校园情况报警。

或许这些大人做得不够快不够多，但一间大学最可贵的是，老师对学生还有爱，只要有情，无论多绝望也有转机。无论是中大学生，还是外来的抗争者，在由周三至周五，亦即11月13日至15日那留守的几天内，大家均能安全回到家里。

至于周一至二11月11及12日于中大冲突而被拘十人，逾百人受伤，本人于中了胡椒喷雾及水炮车，详见上一篇文章当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也吃了催泪弹。

校园回归宁静后，我在二桥的残垣败瓦中，遇到一位精神科教授，一位体育老师，他们坚持留在校园，送走学生，并于示威者撤退后，出来察看校园，看到个别不舍得离开的示威者，大教授拍拍黑衣人的肩膊，鼓励他们：“回家吧！辛苦了。”那个黑衣人点一点头，在昏黄街灯下离开。

我们几个老师，在二桥那爆炸后的废车旁围坐闲聊：“其实整场运动，即使有几大的分歧，只要有同理心，让对方感到被关心，危机就有可能被化解。”中大可以，香港可不可以？

（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作者为独立记者、香港中文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