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育轩：十年来最血腥的街头抗议之后，伊拉克青年想要的是什么？

十月是伊斯兰历第一个月穆哈兰月，对于什叶派来说也是吊念伊玛目侯赛因在西元 680 年反抗当时伍麦亚统治者亚兹德而遭到杀害的月份。在这个神圣的月份，总是容易引起信徒对于现实不公不义的敏感。在1978 年，伊朗开始了伊斯兰革命，而无独有偶地，在 2019 年十月发生了伊拉克近年最大的抗议。

十月三日周四，数千名群众在巴格达上街抗议失业、贪腐与贫弱的政府服务。抗议群众与执法单位爆发冲突，在橡胶子弹、催泪弹和水砲车的驱逐下，一名民众不幸丧生，约两百人受伤。抗议随即在几天内扩大，也发生更多警民冲突。截至7日为止，伊拉克内政部公布死亡人数 104 人，五百多人遭到逮补，超过六千人受伤。总理马赫迪（Adel Abdul Mahdi）随即宣布短暂的戒严（周四晚到周六早）。七日，马赫迪宣布一些社福方面的行政措施并表示愿意聆听抗议群众声音，试图缓解局势，这是马赫迪政府去年就任以来最大危机。

“分赃政治”引发的怒火

这并非第一次伊拉克人针对政府治理品质上街抗议，早在 2011、2015 年、2016 年就都发生过，甚至在今年六月巴士拉（Basrah）就爆发过一轮抗议。与此前抗议不同，这次的抗议以年轻人为主，而且不属于任何政治党派。他们的运动去中心化，而且排拒现有政治体制。

抗议民众对现状不满其有来自，伊拉克政府效能低落，贪腐横行，高失业率（30%）。然而伊拉克的问题是结构性的，如同总理马赫迪向抗议民众喊话说解决问题没有魔法方案，需要时间。马赫迪作为总理本身就深陷在死结一般的伊拉克政治体制内部，非一己之力能够解决。

2003 年伊拉克海珊遭到美军推翻并受到美军占领一年之后，美国将伊拉克从萨达姆·侯赛因强人专制改成议会共和国制，采取了开放名单式议会选举，总统作为象征性职务，总理为主要行政首长。伊拉克并未如同小布什所宣称：“将民主的种子播下”转型成为自由市场与民主的国家，反而是陷入严重的族群教派冲突与反美占领暴力攻击。在去年逐渐从恐怖组织 ISIS 手中收复失土之后，伊拉克似乎缓慢地迈向平静，不仅去年阿舒拉期间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今年六月巴格达更在暌违16年后重新开放绿区（一个聚集政府机构和外国单位的安全区域，位于巴格达市中心），象征伊拉克重新恢复秩序的里程碑。

实质上，伊拉克现存的政治体制沦为各个教派族群团体瓜分的大饼。讲好听一点是不同团体之间的平衡，讲难听一点是政治分赃。理论上运作的是派系共治，实质上往往是互相掣肘，政府如同多头马车。最终，在这套体制底下，没有人是赢家也没有人是输家，没有人最满意，也没有人特别不满意。而且导致政治上实际上没有反对党，因为每个派别都在这套体系里面分了一杯羹，也都是参与者。这些团体包括了库德、逊尼、什叶以及较为边缘的左翼世俗团体，而其中人口最多的什叶派拥有多个不同党派和山头势力。在 329 席国会席次中可以看出端倪，什叶为主的党派就有四个主要联盟，占据了近半席次，库德族的 库德民主党（KDP）跟库德爱国联盟（ PUK）共有 43 席，另外还有 9 席的保留席给少数族裔。这些团体各行其是，甚至滥用制度，一个案例是 2018 大选之后，仍有五名议员未宣示就职，就是钻了议会规则没有规定何时就职的漏洞，故意让自己保留未来的政治选择。

这不是说伊拉克仍陷入教派冲突当中，恰恰相反，教派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在近年大幅和缓，在 2018 年的国会选举当中，宗教语言已经变得不灵光，各个党派候选人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论述，例如针对政府贪腐等世俗议题。而逊尼政治人物和什叶政治人物也出现在非自己教派的政党当中，教派政治有转化成党派政治的趋向。

之所以会有这样“去教派化”的发展，主要是因为 ISIS 已经遭到击败，作为多数的什叶人口已经确立主导地位，不再有生存上的威胁，如此情况下政治人物无法继续以宗教为号召让“选民归队”。

然而教派仍然是伊拉克政治与社会的背景与主导力量，也是引起这次年轻人长期积累不满的主因之一。在这套伊拉克政治瓜分体制当中，主要分抢利益的团体仍然是教派山头组织，有逊尼政治人物就曾表示过他不在乎哪个什叶政治人物担任总理，反正他的团体该分配到的政府职位数量和层级都是早就协议好的。各自山头团体用“侍从”、“荫庇”等手段将利益分配给自己人，用中文语境讲就是“关系”。而在类似伊拉克这样“收入高度依赖能源，就业依赖政府”的国家，对于国家资源的竞逐只会更加激烈。对于年轻人，以及特别是那些“没有关系”的人来说，教派政治是伊拉克现状的元凶之一。

这种情绪也可以解释近几年在一部分伊拉克年轻人中流行起来的“萨达姆怀念热”——一些经历过萨达姆时代的年轻人，反而开始美化怀旧当年的情景，甚至将这股情绪投射到一名高级军官 Abdul Wahab Al Saadi 身上。他在对抗 ISIS 的战役中战功累累，不参与任何政党与政治，却在周五无预警遭到总理马赫迪解职，并下放到文书工作。许多伊拉克人为他打抱不平，也将此怪罪到总理头上。

强人政治在伊拉克早就一去不复返，然而教派政治的失能跟混乱也让伊拉克人颇为不满。抗议群众要求彻底改变伊拉克政府，然而到底要如何改变，恐怕很难有共识。 2003 年之后，伊拉克的未来何去何从就充满激烈的辩论。不同的伊斯兰教派团体有不同的伊斯兰主张、库德族人想要独立、公民团体倡议著“公民社会”（madaniyya）来取代教派政治等。现在的伊拉克政治处于某种脆弱的平衡当中。这些都显示，伊拉克脆弱的政治体制除了本身就是问题的来源，对于如何改革伊拉克社会仍然处于讨论阶段。

地缘博弈火上浇油

然而伊拉克的问题也存在外部因素。

对伊拉克影响最多的，是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博弈。在2003 美国推翻萨达姆之后，伊朗开始展现对伊拉克庞大的影响力，分别是宗教与政治上的。宗教上，伊朗与伊拉克的什叶宗教纽带相当深厚，许多教士都来往两地学习教书，2003 年之后伊朗赴伊拉克朝圣的游客大幅成长，伊拉克人也有不少到伊朗朝圣，。政治上，过去萨达姆时期流亡在外的伊拉克政治人物，不少落脚于伊朗，当旧政府垮台之后，这些人陆续回到伊拉克参与国家重建，伊朗也大量出口民生用品、参与伊拉克重建工程，更重要的是伊朗支持的民兵在对抗 ISIS 的战争上出力不少。另外，伊拉克南部在历史上就曾是波斯萨法维王朝的一部分，两国在语言、文化上都有许多共通之处。

相反地，美国对伊拉克社会就没那么熟悉，例如小布什政府派任到伊拉克担任临时管理当局（CPA, 2003-04）的 Paul Bremer 就是一个对中东不了解的大外行。华府所依赖的伊拉克当地人，往往是流亡海外多年的流亡人士，在伊拉克社会影响力有限。华府对伊拉克的准备不足和管理失当也导致了各方利益团体利用漏洞来捞油水，例如 CPA 一度接管伊拉克的石油收入，而这些收入在这期间 74 % 流到了美国企业的口袋，只有 2 % 进了当地承包商，坐实了伊拉克民众对于美国掠夺伊拉克财富的怀疑。最后，随著美军在伊拉克的战损增高与 ISIS 崛起等，美国将太多心思放在军事行动，而非投入到社会与经济关系中。

然而美国与伊朗在伊拉克也并非完全敌对，打死不相往来的关系。对伊朗来说，乐见美国帮忙除去海珊这个死对头邻居。在伊拉克重建的政治过程中，也会与美国属意相同的总理人选。在ISIS 的问题上更是利益ㄧ致地将其作为主要敌人。

川普就任之后，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敌意再度升高，伊拉克再度成为夹心饼干，多少造成了伊拉克经济上的外在困境。美国要求伊拉克配合对伊朗的制裁，减少与伊朗的贸易，甚至在今年夏天初要求切断进口伊朗电力（美国通用电力正争取伊拉克电力系统的订单），最后在伊拉克政府求肯之下延长豁免，以免夏天断电开不了冷气。无怪乎伊拉克人自嘲：“要么热死，要么吹著伊朗冷气被美军炸死。”伊朗自也不甘示弱，利用伊拉克作为发动报复攻击的跳板，在九月中沙特的无人机油田攻击事件中，就有怀疑无人机是从油田北方的伊拉克发射。尽管伊拉克总理和总统不断强调不容许伊拉克作为任何国家攻击其他国家的跳板，但实际上伊拉克脆弱的政治体制，根本无法避免自己不被卷入伊朗跟美国的冲突当中。

这次抗议也传出零星的反伊朗情绪，但不该视为抗议的主题。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潜意识仍然在伊拉克社会运作著，伊朗人仍被称为 Safawi （萨法维的阿拉伯文念法，是16 世纪一个波斯王朝），而不少人认为信仰什叶派的阿拉伯人是阿拉伯社会的第五纵队，与伊朗人勾结，伊拉克什叶派长期就是被“主旋律”排挤的。然而这套论述随著复兴党瓦解已经减弱许多，伊拉克什叶派也因为这几年出色的战功，开始把自己从描述为“受压迫者”转成“保护穆斯林弟兄的大哥”来争取逊尼派等其他派别的支持。

诚然，教派并非这次抗议的轴心，伊朗与美国都不是这次抗议的主要问题，而是作为外部背景问题存在。然而教派问题在未来仍然有重启的可能，例如美国与伊朗在伊拉克发生冲突，届时难保不会再度成为各个派别动员的武器，而这将是伊拉克最不愿面临的状况。

截稿至今，伊拉克抗议仍未完全平息，伊拉克当局动用强力的手段驱逐抗议群众，近乎火上浇油（虽军方于七日承认过度使用武力）。然而伊拉克内两大什叶派别表达立场，总理马赫迪的处境变得相当艰难，大阿亚图拉西斯坦尼在周五公开支持抗议群众主张，呼吁政府“早点行动避免太迟”。巴格达的萨达尔（Moqtada al-Sadr）则更近一步要求政府辞职，并让自家议员缺席抵制议会通过改革法案。伊拉克的抗议反映的是 2003 后破碎脆弱的政治体制、外国强国干预与连年战争破坏的后遗症。而这些问题恐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张育轩，自由撰稿人，长期关注中东，经营“说说伊朗”脸书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