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1998：恶法危机、巴布亚暴动，与印尼的街头怒火

刚过去不久的9月23日和24日，在印度尼西亚全国范围内，爆发了1998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游行。

此次游行由印尼各地的学生发起。在雅加达、日惹、万隆、泗水、班达亚齐等印尼主要城市，都有至少上万人上街示威，不少城市更引发激烈的警民冲突。警察使用水炮和催泪弹试图驱散人群。在南苏拉威西，有两名学生死于镇压。

在游行中，学生们总共提出了七项诉求。根据《雅加达邮报》的报导，这些诉求，其一是要求停止《刑法法典修正案》《矿业法》《土地法》《惩戒程序法案》和《劳动法案》的修订； 撤回《印尼肃贪委员会法》和《自然资源法》； 通过反性暴力法案和家政工人保护法案；其二是要求移除众议院选出的有问题的印尼肃贪委员会（KPK）领导人；三是禁止印尼军队和警察人员担任民政公职；四是结束巴布亚和其他地区的军管，立即释放在押的巴布亚政治犯；五是要求结束对社会运动人士的起诉；六是扑灭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的森林大火，并严惩相关责任公司并吊销其许可证。七是切实应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对侵犯人权者——包括最高政府官员进行审判，并立即恢复受害者的权利。

学生们还呼喊着口号，要求总统佐科（Joko Widodo）会见民众，当面回应诉求。但在佐科邀请学生闭门会见之后，学生们拒绝了请求。

七项诉求，折射出目前印尼政治空前复杂的多棱形势。臭名昭著的非婚性行为法案吸引了绝大多数眼球，可学生示威的实际诉求远超过此。“我们受够了”——游行是年轻人对于一群面目模糊的政治精英的指控。根据印度尼西亚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的安德烈亚斯·哈索诺（Andreas Harsono）的观察，“示威游行来自持续积压的问题，农民联盟和土著联盟也是重要的参与群体。”

98遗产：刚健又尴尬的明星一代

1998年之前，印尼全部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都指向一个敌人，“所有人在苏哈托面前都是进步的”，无限扩张的极权统治反倒统一了四分五裂的反对阵线。长达三十二年（1966 – 1998）的，称为“新秩序”（New Order）的苏哈托统治从骨子里侵蚀了这个国家，长期观察印尼的澳大利亚记者David Jenkins在《苏哈托和他的将军们：印尼军队政治》一书中提到，“苏哈托时代以恐怖和扩张来保证国家被掌握在当局手中。”政府把共产主义幽灵当作靶子，来巩固政权的两个支柱——恐怖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印尼建立了一套军队深入参与统治的政治结构。军队不断宣称自己是政府的一部分，因为他们为了捍卫国家完整、打击分离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警察不是独立的民事机构，而是军队的一个分支，用于维护秩序——可能主要是苏哈托“新秩序”的“秩序”。盘根错节的亲信网络在军方、警察、政府、商界搭建起来，根深蒂固的腐败和繁冗的官僚体系让人民不堪重负。与此同时，1990年代，中产阶级子女在西方的影响下开始通过大量非政府组织参与政治，1998年5月，苏哈托在金融危机、学生运动、政治危机中匆匆下台。学生运动很难说是新秩序政权瓦解的直接原因，但积极参与政治的民主精神持续鼓舞着后人。

此次示威中，日惹和雅加达的组织者们都在致敬1998年的学生运动。9月22日晚，我打开instagram时，发现几乎所有日惹的朋友都在story（24小时后消失）上转发来自同一个匿名账户#gejayanmemanggil（意为“Gejayan召集”）的一张极简朴的海报，上面写了街头集会的集合时间、地点。这种动员极具纪律性和自发性，且难以追踪。Gejayan是日惹一条三岔路口，1998年5月，学生和军队在这个路口爆发了激烈冲突，一名学生死亡。同时，9月23日和24日的时间点也暗合了1999年9月24日在雅加达市中心发生的悲剧（Semanggi II），当时过渡政府赋予军队根据军事利益自由行使国家紧急状态的权利，大学生Yun Hap被枪杀。与1998年学生运动的标志性事件特里莎克私立大学枪击案（Trisakti shootings，四名学生被枪击死亡）相比，这些悲剧尚未被广泛纪念。对这些悲剧的致敬，更加凸显98精神的深入人心。

但另一方面，对1998一代明星运动分子的失望和苦涩也弥漫在这次示威中。

二十年过去，印尼的民主化看似已取得巨大的进步。今年已近五旬的98一代明星运动分子也纷纷成为政界中流砥柱，一些人当选为国会议员和地区长官。但新秩序留下的问题从未得到系统性清理，当下的政权里除了新秩序遗留的军方、腐败、寡头结构，更有积重难返的族群问题。曾经热切反对新秩序的98一代“海报男孩”们为了实现政治抱负，已经逐渐融入了一个无法清算自己的政权。“在军队进入巴布亚开枪的时候，他们都保持了沉默，而这种沉默，伤透了年轻人的心”。

Budiman Sudjatmiko就是一名在1998年前后非常活跃的学运领袖。他创立的民主人民党（Partai Rakyat Demokratik），曾经在社会运动的动员上有着重要作用，却在改革运动后的第一场国会选举（1999年）中颗粒无收。2004年，Budiman转投具有更多政治资源的斗争民主党（当今的执政联盟成员），自2009年起担任了十年的国会议员。在巴布亚分离主义的问题上，他采取了更同情巴布亚人的态度——承认军队在巴布亚的暴力行为，反对把印尼官方推动的“印尼国家团结统一（NKRI）”信条僵化理解，希望能为疏导分离主义情绪留有沟通的余地。但与此同时，他又反对巴布亚的独立公投，担忧印尼将陷入族群内战的“巴尔干化”过程。多元文化、社会民主、同情弱小的立场，在他身上越来越难与棘手的当下相容。

如今，网上仍然流传着Budiman和印尼左翼文学家普拉姆迪亚（Pramoedya Ananta Toer）的合影，振兴印尼农村、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内容也挂在他的网站上，但这些都不能够挽救他在公众眼中日渐保守的形象。而在另一边，他的左翼政见也无法成为斗争民主党这个执政的“大帐篷”政党的意志。他的左右为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今年七月，总统佐科曾公开暗示，“是该让98一代的运动分子当部长了！”听众席竟发出了欢呼声。98转身一变，成为金光闪闪的政治资产，却也离一种有活力的政治想像越来越远。

98遗产另一面：寡头漩涡中的民主制

今年5月的大选中，平民总统佐科第二次阻击带有苏哈托时代色彩、乘着伊斯兰政治浪潮的前将军普拉博沃（Prabowo），印尼被继续视为东南亚威权国家民主转型的典范。但对新秩序政权的结构性清算难言成功，印尼的寡头制仍根深蒂固。除了新秩序时代的众多商业大亨依然叱咤风云，像卢虎（Luhut Binsar Pandjaitan）和维兰多（Wiranto）这样的军方大佬也摇身一变，担当起了总统身边重要的部长职位。

苏哈托倒台后，数任总统都尽力在程序上去除新秩序的痕迹。苏哈托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在他创立的新秩序时期，军队被赋予了“国防”与“政府”的双重职责，维系着政权稳定，也负责政策的执行。在98年的改革运动之时，传将发起兵变的普拉博沃（苏哈托的前女婿）被时任过渡总统哈比比剥夺了军权。2002年梅加瓦蒂（Megawati Sukarnoputri）在任总统时，国会经由投票，决定不再为军方和警察保留席位。2004年始，军方和警察被正式禁止参政，不得投票，也不得参与选举和担当文职。

可这并未阻止军方要人以“退役军人”的身份走向政治前台——甚至就连佐科·维多多也不太愿意阻止。比如，四星将军维兰多曾经帮助哈比比于1998年“妥善”处理了普拉博沃，削掉了他的兵权，主动减少了军队对印尼政治的干预。然而在98年以后的“改革年代”中，维兰多自己就投入了政治，曾竞选印尼正副总统，失败后转投佐科阵营，现在是印尼政治、法律和安全事务统筹部长。他在东帝汶的人权纪录是劣迹斑斑的，至今却未遭受审判。

在9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后，维兰多突然在印尼推特上成了热门话题。他在发布会上批评群众集会只会消耗能量，称大规模的抗议也因修法延后而不再具有意义。在这之后，一句调侃的话在推特上广为流传，这句话说：“从1998年到2019年，除了维兰多，没有什么是永恒的（Tidak ada yang abadi kecuali Wiranto. -1998 -2019）”。人们发现，时至今日，维兰多在电视上向公众讲话，对群众集会强硬表态的样子，跟1998年如出一辙——就连发型都一模一样！网民感慨，他们与父辈们一样，仍直面维兰多这名退役军官。

在更晚近的表态中，维兰多指控近期学运的目标是要阻止佐科完成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宣誓，俨然佐科的代言人。另一位四星将军卢虎，现担任佐科政府的海洋统筹部长，管辖海洋事务与渔业部、能源与矿产资源部、交通部、旅游部，是经济发展议程的中心人物。卢虎曾与普拉博沃私交甚笃，自军队退役后甚至一度共同创造商业帝国。在2014年的总统大选中，卢虎支持佐科，因而和普拉博沃日渐疏远，但仍被认为是两大阵营间的调解员。军人在佐科政府中的位置，仍然举足轻重。

没有政治背景，让佐科能将自己塑造成干净的政治素人，变为竞选优势，但也让他在施政中因缺乏强有力的党派支持而处处受限。佐科自2014年上任起，就建立了一个颇受他信任的私人前军官网络。卢虎、维兰多等支持他的军政大佬从任期开始就与他一起工作。与普拉博沃同样出自新秩序政权的维兰多与卢虎，成了本被视为新秩序政权反面的佐科的左膀右臂。

军队尽管在法律上退出了政治，却依然是印尼政治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军队是印尼最受欢迎的官方机构。就像苏哈托时代一样，印尼军队仍然通过基建计划和乡村项目参与到国家发展的政治议程当中。除了倚重军政大佬，佐科还曾提议应允许60名军官在不退役的情况下任职于民政部门。继承自新秩序时期的印尼军队仍未改变队伍庞大、臃肿不堪的旧习，退伍军人的就业因此成了颇为严峻的社会问题。业内人士以退伍军官可能走向宗教极端主义、转投反现任总统阵营为由，为军官重返政治的设想背书。这再次引起批评者对军官干政再次兴起的担忧。

“悬浮”的巴布亚

今年的8月17日，也是印尼独立日当天，全国各地红白旗飘扬，欢庆七十四年前漫长反殖民斗争的胜利。而在东爪哇省首府泗水市，警方暴力闯入一大学宿舍，拘捕43名涉嫌将印尼国旗扔入水沟的巴布亚学生。除肢体冲突外，被逮捕的学生频繁被骂“猴子”和“猪狗”。

警方抓人两天后，巴布亚两省示威不断，爆发了该地区多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大量政府建筑物被烧毁。各地巴布亚学生也自发组织游行：“如果我们是猴子，就不要逼猴子升起红白旗”。与此同时，改编自印尼最著名的作家普拉姆迪亚的传奇小说“布鲁岛四部曲”第一部的电影《人世间》（Bumu Manusia）正在热映，男主角明克（Minke），印尼土著反殖先锋的形象，正是在白人的课堂上中获得了自己的名字monkey。

这就像另一个“太阳底下并无新事”的故事，像明克一样，巴布亚人也饱受来自优势族群的歧视，不过这回是爪哇人。巴布亚的政治活动家Filep Karma于2014年在著作《我们好比半兽：在巴布亚的印尼种族主义》（Seakan Kitorang Setengah Binatang：Rasialisme Indonesia di Tanah Papua》中描述了他在梭罗读大学时的真实经历，“我经常听到我的朋友叫巴布亚人为‘猴子’。”

位于印尼最东边的巴布亚过去曾为荷属新几内亚，在1945年印尼共和国独立后的十五年，荷兰仍在当地大规模投资和传播巴布亚民族主义，“西巴布亚共和国”于1961年12月1日宣布建国，印尼首任总统苏加诺认为印尼的建国合法性来自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宣称要接收“荷兰从马达加斯加到新几内亚所有的群岛”，对巴布亚拥有主权，西巴布亚建国后八天，印尼军队入侵西巴布亚，之后这块土地由联合国接管。迟至1969年，西巴布亚（那时叫伊里安）才在一场被高度操纵的全民公投中加入印尼共和国。

如今，即使矿产资源极其丰富，包括世界上最大的金矿Freeport，巴布亚仍是印尼最贫穷的省份之一。“自由巴布亚运动”（Free Papua Movement）和“西巴布亚联合解放阵线”（the United Liberation Movement for West Papua）的民族自决和独立愿望此消彼长。2001年，西巴布亚被划为特区，享有更大自治权。2018年12月，24名印尼建筑工人遭分离武装“西巴布亚解放军”绑架处决，引发军事重压，几万平民被迫离开家园。绝大多数爪哇人、巽他人、马来人乃至于华人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去巴布亚——从雅加达飞往巴布亚的票价，经常与飞往欧洲的票价相当。

“在理想的印度尼西亚，一个来自巴布亚的男人住在雅加达，他为政府工作，娶了一个来自西印尼的巴当（Padang）女人。他们一起开了家小餐馆，雇用一名年轻的巽他妇女。他们的常客有爪哇人，巴达维人（Betawi）和其他族群的人。”这是印尼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Eka Kurniawan在几年前为情景喜剧《减法家庭》（Minus Family）第二季写的剧本。这样的情节一方面展现出印尼对于身为多民族国家的自豪和迷恋，一方面也暗含了一个难以协调的根本矛盾，“我们是多，我们是一”，可“多”如何可能是“一”？在“多”融为“一”的过程当中，哪些“多”必须变少，哪些“多”变得更多？

为了平稳掌舵这个族群、语言、文化都极复杂的国家，“改革派”总统佐科大打基建牌，试图以去意识形态化的“经济发展”平衡各方，可是这种中庸之道在处理族群问题时更像用茶壶在灭火。他面临的是一个更持久，也更深层次的历史、政治的结构问题，留学爪哇的巴布亚学生，不仅是巴布亚，东印尼的学生，因为肤色、语言、或者其他习惯的区隔，都有过身为“二等公民”，被叫“猴子”的身体经验，不知道佐科有没有想过，这种对“繁荣、进步”的强调也可能因给边缘地区人民冠上一顶摘不掉的“落后”帽子，反而强化了国内的种族主义？今年大选，佐科在巴布亚获得了压倒性的78%选票，他也似乎尽心尽力，保证每年至少去巴布亚两次——根据《雅加达环球报》的统计，他在今年大选前共去过巴布亚12次。但是，巴布亚人如今和雅加达的关系却无比紧张。

9月26日晚，著名运动分子、导演Dandhy Laksono因“不当的巴布亚言论”被逮捕，暗合了七条诉求中的第五条“终止起诉社会运动人士”似乎是军方和警察最不会让步的事情。Dandhy Laksono今年大选前在油管上放出的重磅纪录片《性感杀手》（Sexy Killer）描述了在整个印尼，丰富的自然和矿产资源是如何被雅加达的权贵们分割，环境破坏的血腥代价又是如何被底层咽下。从巴布亚的土著到北爪哇海的渔民，所有人无一例外地被卷入和抛弃。

巧合的是，就在Dandhy被捕的几天前，他与“98一代”的Budiman就巴布亚问题展开了一场公开辩论。Budiman苦口婆心地讲述独立公投可能为巴布亚和印尼带来的危险，Dandhy则一再强调印尼的军事统治对巴布亚人民所带来的伤害。Youtube视频的评论区，满是赞扬Dandhy有理有据的留言。当年在镜头前羞涩地喊出终结苏哈托政权口号的Budiman，如今虽仍以98分子的身份获得尊敬，却已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到今天，巴布亚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在可见的很长一段时间的未来可能依然如此，其丰富的矿产资源让美、澳始终虎视眈眈。七大诉求中，进步人士只提到“结束军管”这一层，谁也无法预测结束军管之后会如何。即使再举行一次公开透明的公投，巴布亚两省的人口结构也因为8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人口转迁工程（Transmigrasi program，从荷兰时期就开始的大型人口转移计划。将人口从密集的岛屿如爪哇和巴厘迁往边缘岛屿进行农业开发，在“新秩序”政权时期）而永久地改变了，现在岛上爪哇人的数量可能和巴布亚人相当，问题只会更加棘手。

（克明，一个关心印尼的写作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