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总理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这个非洲大国意味着什么？

近年来，诺贝尔和平奖引起的争议不少——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美国总统奥巴马，但其任上美国对外战争一日未停；2007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因倡导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获奖，却被曝出豪宅耗电量超出美国普通家庭的21倍。今年10月12日，和平奖颁给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哈迈德博士（Abiy Ahmed）。

这一次，颁奖词本身便有些模棱两可。该奖项是为了表彰这位非洲大国的新总理“为了和平和国际合作所付出的努力，特别是他在解决与邻国厄立特里亚的边界冲突上的决定性举措”。不过，诺贝尔颁奖委员会话锋一转，在颁奖词的倒数第二段指出：“最近，旧有的族群的争端再次抬头，国际观察者也看到有三百万的埃塞俄比亚人流离失所，另有百万的难民和寻求避难的人们从邻国涌入。阿比・阿哈迈德博士作为总理，已经为提倡和解、团结和社会公正付出努力，但他仍面临诸多挑战…… 无疑许多人认为本年度的诺贝尔奖颁发过早；但诺贝尔委员会认为阿比阿哈迈德的努力是值得认可和鼓励的。”

按照中国人的说法，“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一个万众瞩目的奖项，颁发的理由不是言之凿凿的成就，而是带有“鼓励”的性质，自然不免引发争论。但若追溯诺贝尔设立和平奖的初衷，是为了“促进民族国家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军备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那么这位埃塞俄比亚政治新星倒是名至实归。

化解厄立特里亚问题

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冲突和对峙来源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殖民时代。自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意大利人于1880年代在如今的厄立特里亚建立据点，通过两次埃意战争，于1936年将埃塞俄比亚并入以厄立特里亚为大本营的意属东非殖民地。二战结束后的1952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将厄立特里亚以邦联形式并入埃塞俄比亚帝国。六年之后，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便宣布撤邦设省，引发由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的抵抗运动，一直持续到1991年埃塞俄比亚北部的提格雷人（Tigray）推翻了军政府。

因为与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曾经并肩作战，新的以提格雷人为核心的“埃革阵”（The Ethiop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Democratic Front，EPRDF）执政联盟允诺厄立特里亚人举行公投决定自己的命运。但在1993年厄立特里亚公投决定独立之后，两国的边界争端不断。1998到2000年间发生了战争。此后两国互相操纵边境地区的各种反政府力量继续这场代理人战争，双方死亡7到10万人。一直到新总理阿比上台之后宣布放弃埃塞俄比亚一直坚持占有的巴达美（Badme）地区，并亲自到达厄立特里亚，与厄立特里亚总统握手言欢，这一旷日持久的边界问题才看到曙光。

与厄立特里亚总统的握手之举出人意料而具有决定性，为新总理的赢得了巨大的民心。就埃塞俄比亚的国家利益而言，与厄立特里亚的和解的后果之一，便是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通往厄立特里亚港口城市阿萨布（Assab）的公路重新开通（现在这一公路重新关闭，主要由于关税法律等问题需要两国进一步协商）。实际上，作为东非的政治大国，埃塞俄比亚一直为没有出海口而苦恼——毗邻的厄立特里亚、吉布提和索马里都是沿海国家，但由于欧洲列强殖民而引发的独立运动，使得埃塞俄比亚成为内陆国家而需要向后者支付高昂的港口租借费用。和厄立特里亚的和解，帮助了埃塞俄比亚解决这一困境。

不仅如此，在此后数年，阿比也以一连串的和解行动出现在埃塞俄比亚各大媒体的头条——与反政府的 Ginbot 7 组织和解、与奥罗莫人（Oromoo）的奥罗莫解放阵线（OLF）和解、释放政治犯、承认流亡美国的埃塞俄比亚正教主教的地位，甚至在2018年10月26日与冲进总理府的士兵一起做俯卧撑，举重若轻地消解了一场潜在的兵变；另一些行动则直接以其个人魅力和名声为基础，为埃塞现任政府带来了财源，例如号召埃塞离散人群（特别是美籍埃塞俄比亚人）为国家作贡献、发起为亚的斯河岸景观带（riverside）项目的筹款晚宴、号召全民一起种树以绿化整个国家等等。

族群政治的隐忧

这些眼花缭乱的以和解、团结和爱的名义的举动和公开演讲，构成了新总理的鲜明政治形象——阿比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28次“爱”。特别是埃塞俄比亚受过教育的青年一代，更是沉浸在这位政治新星的光环之中而对他赞赏不已。

人们固然可以将以上种种举措归根于新总理上任之前调停冲突的丰富经验，或者联想到他的宗教背景——阿比是一位虔诚的五旬节派（pentecost）基督徒而并非埃塞俄比亚占主导地位的东正教，而五旬节教派以宗教热忱和强大的动员为特色。但是，要理解他的政治举措在埃塞俄比亚民众心目中的得分或失分，则有必要对阿比上台之前以提格雷人解放阵线（TPLF）为核心的埃革阵联盟（EDRPF coalition）的政治遗产以及总理的奥罗莫人身份和族群问题稍加介绍。

对于埃塞俄比亚一般民众和外来投资者（特别是为数众多的中国投资者）而言，近些年的埃塞政局并不算稳定，而奥罗莫人作为一支重要族群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构成了埃塞政局的重要变数。

根据埃塞俄比亚的2007年人口普查，奥罗莫人占埃塞俄比亚总人口约34%，超过了另一主要民族阿姆哈拉族（28%）和之前执政核心的提格雷人（6%）。1991年，当提格雷人解放阵线作为边疆的反对力量与军政府（1974-1991）作战时，并没有预料到军政府迅速冰消瓦解。在1991年的宪法中，提格雷人解放阵线为埃塞俄比亚设计了以民族政治集团为单元的政体，形成了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EPRDF）——这个政党由提格雷人的提格雷人解放阵线（TPLF）、阿姆哈拉人的阿姆哈拉民主党（ADP）、奥罗莫民主党（ODP）以及南方人民民主运动（SEPDM）组成，实行民族区域联邦制，即主要族群的居住地域成为联邦的一个州（kilil）。在宪法中，又特别强调保障居住在首都的奥罗莫人对于土地资源、发展的权利。

埃塞俄比亚虽然是非洲的政治大国，但是经济上却靠后，远不如相邻的肯尼亚（肯亚）等国的发展水平。埃革阵执政之后，其显著特点为以集权的方式发展经济，在总理梅莱斯（Meles Zenawi，1995-2012年任总理）任期内，推行了一系工业化政策。但在他去世之后，政治上的集中导致了提格雷人之外的族群政治集团对于提格雷人解放阵线不满。2016年，在首都附近的比绍夫图（Bishoftu），也是奥罗莫人聚居的地区，在一年一度祈祷神祇带来丰产的仪式上，出现了反对提人阵的口号，随后出现警察与民众的冲突和集会群众的互相踩踏，死亡人数保守估计超过50人，直接导致埃塞俄比亚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实际上，之前亚的斯亚贝巴城市发展的规划（Master plan）即牵涉到园区占地和补偿问题，奥罗莫人首当其冲；而作为反对提格雷人的政治力量，奥罗莫人又扮演了冲锋陷阵的角色，与阿姆哈拉人的反对力量彼此呼应。2016年导致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事件，不过是一些族群集团经济上被边缘化的政治反应而已。

阴谋论与国家未来

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奥罗莫人实际上与其他族群处于混杂居住的状态。我在首都逗留期间，却常常强烈感受到奥罗莫人的族群意识。

亚的斯亚贝巴在阿姆哈拉语中是“新鲜的花朵”之意，也有皇帝孟尼利克二世为在温泉洗浴而建造的行宫；而温泉之奥罗莫语“芬芬”（finfinne）便是奥罗莫人称呼这座城市的方式。在参加一位阿姆哈拉老妇人的75岁寿宴时，在热情的宾客教我阿姆哈拉语（例如“先生”是“ato”）之后，她的奥罗莫女婿——一位法官对我说，他们“教的不对”，随即教我用奥罗莫语说一遍（“先生”为“obbo”），并开玩笑说这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我在亚的斯也拜访了离十字架广场（meskel square）不远的奥罗莫文化中心。奥罗莫人并没有像阿姆哈拉人或提格雷人那样悠久的书面历史，文化中心陈列的器物大多在50年到250年之间，但馆员却告诉我，奥罗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500年前，因为他们奉行一套名为“gadda”的制度。根据这套制度，奥罗莫人一般分为5个单元，每个单元的首领轮流做联盟的首领，8年一轮，一期40年，通过计算有多少期，便可以推算出奥罗莫的文明起点。这种平等主义的方式甚至也出现在奥罗莫的政党政治中。馆员告诉我，这样的方式“比美国的民主制度更民主，”因为不会出现老布什的儿子继续当总统的局面。此外，他还告诉我，把奥罗莫人称为“盖拉”（Galla）的叙事方式，即奥罗莫人是从阿拉伯半岛渡红海来到埃塞俄比亚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是阿姆哈拉人在书写历史时对于奥罗莫人本土身份的否定（这也是奥罗莫海外反政府组织的说法）。

毫无疑问，这些对于族群主体意识的强调，是和土地、资源分配和以族群为基础的政治动员密不可分的。在亚的斯亚贝巴大学的校园，有三位年轻的奥罗莫学生与我闲聊，看我对奥罗莫历史感兴趣，便站在宿舍门外一直向我强调宪法上规定的奥罗莫人的权益没有得到保障。如果他们的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现在的政治危机，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宪法危机。

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之后，在面临巨大族群政治压力之下——执政的埃革阵选择支持奥罗莫人阿比担任新的总理，至少在效果上缓和了直接反对执政集团的压力。

在此之后，埃塞俄比亚人陷入到新总理是否受到旧的政治力量左右的辩论之中（而外界的观察家则陷入了阿比是否走民粹路线、擅长演和解大戏的辩论之中）。答案似乎是否定居多，至少新总理与厄立特里亚的和解举措，是与在领土问题上毫不让步的已故总理梅莱斯的立场南辕北辙的。

不过，在我接触的年轻人中，对阿比及其政策后果形成了判然两立的局面。一位在上一任总理马利亚姆执政期间总得不到创业机会的年轻人告诉我，之前若不是执政党的成员，便得不到10%的税收减免政策；而现在总理取消了这一党派门槛，他也得以创办旅游公司，参与市场竞争，现在已经发展到手下雇佣10名导游、每名导游与一位司机配对接待游客的规模。另一些年轻人告诉我，阿比改革了教育制度，认为教育是造成埃塞俄比亚落后的根本原因，他特别将三年职业教育改为四年，以增加年轻人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我在埃塞俄比亚边疆省份更是感受到了阿比重用年轻干部的脚步。一些老资格的县长或关键部门（教育、农牧业、健康）的主管被撤换，代之以受到过高等教育、甚至在大学里任职的讲师。重视经济自由化、重视教育，的确为总理在年轻人中加分不少。

反对的声音仍然集中在族群政策的实施后果上。许多奥罗莫人得到提拔，而这些奥罗莫人在具有丰富历史感的阿姆哈拉人看来，不过是一些性情急躁、性格粗鄙甚至只懂得为自己族群谋利益、不懂为埃塞俄比亚谋福利的官员。阿姆哈拉人还认为奥罗莫人只会把经过他们居住地区的车辆推翻烧毁，但却没有建设性的政治举措。事实上，在从亚的斯亚贝巴出发经过奥罗米亚州、阿法尔州通向吉布提的公路上，常常有号称奥罗莫工人党的奥罗莫人拦车要过路费、要不就把一些拉木炭的货车上的木炭强行拉走，加价卖给亚的斯亚贝巴的经销商。一位长期在奥罗莫地区生活的阿姆哈拉人告诉我，十年前她上学的时候，一年级到八年级就开始分班，阿姆哈拉人学习阿姆哈拉语、奥罗莫人学习奥罗莫语，九年级之后统一学习英语。奥罗莫人的男人都喜欢娶阿姆哈拉的女人。如果娶了阿姆哈拉族的女人，则孩子在选择族群身份时，往往选择奥罗莫人，因为在政府中任职的多为奥罗莫人、得到福利的也往往是他们自己。

另一位阿姆哈拉人告诉我，阿比上台之后重用奥罗莫人，已经得到了“白蚁”的外号；特别是在首都的土地权属问题上，人们怀疑最近全国颁发的身份证上取消族群身份，其用意是暗中转移原来属于阿姆哈拉人的土地到奥罗莫人名下；而四周被奥罗米亚州环绕的亚的斯亚贝巴市，正在变成一种叫 Genfo 的食品。Genfo 是由大麦或小麦制成的粘团，中间凹陷处放上黄油和红辣椒粉的混合物，有时候加上一些酸奶调和辣味，食用时用手揪下一小块就着蘸料吃。人们认为，阿比会带领奥罗莫人把中间的蘸料吃掉，最终把首都变成奥罗米亚州的一部分。这些多少带有阴谋论色彩的政治比喻虽然不登大雅之堂，但正反映了后梅莱斯时代的埃塞俄比亚政治氛围——族群问题既成就了新任埃塞俄比亚总理，让他以和平使者的立场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又有把他拖进暗流涌动的漩涡的重重风险。埃塞俄比亚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内部的族群分化问题，这对任何政治家都不啻为复杂的挑战。无论如何，让我们为埃塞俄比亚这个历久弥新的国度的平稳发展和繁荣祈祷吧。

（老灯，埃塞俄比亚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