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战的虚与实：沈伯洋不期而遇的战场

编按：“台湾已经陷入战争状态？”今年3月初，台北大学助理教授沈伯洋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用这个问题带动台湾社会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对台信息战的漫长讨论。风向引导、意见驳火、舆论械斗在社群网络上沸腾滚烫，从网军、假新闻／假消息到信息战，来自网路世界的潜在攻击仿佛无处不在，严重危及台湾的民主与自由。

过去半年，台湾社会对信息战的关注热度与日俱增，也发生了一些被认定就是“中国对台信息战”的事件。如今事件已经过去，反倒留下了更多值得探讨的问题：究竟谁在渗透操弄、有无特定模式、行动路径为何、组织规模大小？触及这些更具体的疑问，除了堪可类比的想像与理所当然的推敲之外，一深究其内，不难发觉我们了解极为有限。

“信息战的虚与实”专题共分三篇，深入探索两起案例，也专访近年对信息战议题进行大量研究的沈伯洋教授。

距离演讲表定结束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多小时，仍有几位学生围在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助理教授沈柏洋身旁，不断向他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关于假新闻、信息战与中国网军之种种。如同每一场演讲后，都一定会有走上前去追问的听众一样，因为他们都很急切地想要知道，到底台湾面对的情况有多严峻？有什么样的因应方式？而他们又可以做什么？

一场、三场、五场⋯⋯自3月初以来，除了份内的教学责任之外，沈伯洋每一天的行程几乎被演讲与访问邀约所淹没，甚至就连他的妹妹有天想找他，都得排到晚上9点以后，他们才能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我就觉得还蛮⋯⋯”平时思考速度飞快的他，一时也语塞顿了一下，才说了声：“没办法。”“好处就是瘦了，我有稍微瘦一点点。”

返台任教一年多来，沈伯洋持续积极参与台湾人权促进会的倡议与行动，也投身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兼职协助相关工作，但倏地成了敲响“信息战”危机的领头人物，却是他怎么都没想过的身份。

“台湾已经陷入战争状态？”

沈伯洋回忆，历经去年大选过后的震撼后，最早是开放知识基金会台湾代表徐子涵向他提及台湾面临信息战威胁的严重性，另有懂军事的朋友则指出，信息战若是结合中国行之有年的统战攻势，就会变得很可怕。去年底，美国参议院发布了一份正式研究报告，揭露俄罗斯网路研究局（Internet Research Agency）如何透过各种社群媒体锁定不同族群、议题发动宣传攻势。快速消化过后，这成为了他一开始理解信息战的重要基础。

“其实信息战就是诈骗，它就是用骗的方式，让你相信或不相信一些事情。以前大公司在美国这么做，我就蛮了解的，只是一样的东西被国家拿去用，所以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就pick up很快。”沈伯洋说。

沈伯洋先是在台北大学校内做了第一场演讲，后来又跟几个非政府组织内部演讲，相关信息便很快地在圈子内传开。等到3月初，沈伯洋受邀到台大社会系公开演讲，题目是“台湾已经陷入战争状态？”，用一个个实际案例分享俄罗斯混合战／信息战的各种操作手法，同时也进一步猜测中国可能借镜之处。

接著在3月下旬“李明哲被抓届满2周年”的声援活动上，他再就同一主题分享，没想到这次因著沃草网站详尽的现场报导，社群舆论迅速随之沸腾，“信息战”一词不胫而走。从此这三个字就与沈伯洋再也密不可分，“我觉得有点意外，我自己都吓死了，想说哇靠！怎么会大家那么关注这件事情。”

但基于智识上的判断，沈伯洋第一时间就认定危机存在，“形式如何还不清楚，但我觉得一定有，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我那时候第一个想法是，靠北！那么严重了，那么多人都不注意怎么办？有点像是街头运动的那种感觉，登高一呼说，大家赶快来注意。那时候我想说，反正一注意，一定会有很多专家出来，然后说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

“我一直都认为会有人来接手，人家要来接手，别人继续讲，那我就结束了，我就不用再做下去了”，他原本想的单纯，却没想到就这样把自己推上了对抗信息战的最前线。“信息战专家台湾很多，只是说大家要不要出来讲。那我觉得我只是因为刚刚好，完全是阴错阳差变成我在讲，然后大家很多陷在我的想像。但最懂的人一定不是我，最懂的一百个，搞不好都没有(我)，但是我就是会到处访谈、到处问，然后说现在那该怎么办，看看我们有哪些知识。”

“俄罗斯的并吞有时候比较急，中国慢慢来，慢慢跟你玩。”

带起议题的关注度后，沈伯洋得到了很多与各政府机关进行闭门会谈的机会，也接触到不少愿意分享内部研究的资安公司，这些都让他能更深入了解当前中国运用的手法与问题的严重程度，从而比对自己原先的假设，到底哪些是对的，哪些又是错的。

虽然一开始就猜测中国很可能会学习俄罗斯，而有些美国智库也采取相同立论，但他研判目前中国的信息战手法其实没有俄罗斯那么精细，很多地方中国完全没有做到，“很多外国的模型都不能用，像俄罗斯怎么攻击别人，没办法套用到中国身上，因为组织配置不同，然后目的有时候也不太一样。俄罗斯的并吞有时候比较急，中国慢慢来，慢慢跟你玩。”

不同于俄罗斯是长期耕耘社群网络，他认为其实中国跟台湾语言相通，根本不用那么麻烦。因为中国统战原本在地的线太多，包括像村邻里长、宫庙遶境交流、组织型黑道等等，“每一个都算是一个targeted audience（目标受众），你只要在既有的targeted audience去丢信息，就直接升级变成我们看到的信息战，以前地面上那种谣言，变成可以在网路直接扩散。所以我反而觉得这条线比较重要，就是既有的统战路线加上微信跟Line群组的散播。”

另一个他侧重的面向则是内容农场。他举例，内容农场的内容本来就会在LINE群组里散播，但要怎么让大家会想要去散播内容，中间还需要再跳一步，不可能内容农场写了那么多东西，然后大家都会上那个网站去看，一定是有人分享连结，“但是是谁把那个连结第一手放出去，这就是我们现在关注的。”

此外，如果今天经营内容农场的业者，手上又握有声量比较高的粉专，那他就可以第一时间透过粉专散播内容农场的内容。可是要再扩散，他分析，一定是粉专内容又被传统媒体报导，而且媒体报导都不是在一般新闻露出，而是政论节目，“政论节目（名嘴）会直接把粉丝团里面的东西拿出来讲，那个才是最重要的散播节点。”

从地面统战的升级到内容农场的信息生产链，沈伯洋试图拆解出一套中国信息战的在地化版本，“我的目标是把模型直接揪出来，然后把证据拿出来，拿出来之后直接公布，让大家知道说，你看，对方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攻击，请大家要提防，结束。”他希望能在两个月内，尽快地做出一些成果。不过要能模型化，都还需要搜集更多不同类型混合战的案例证据，他提到最近也有在整理台湾民间组织所建立，核查谣言的cofacts资料库，连同其他回报的资料，“很多偏颇信息的攻击，有时候就是把特定的议题带在里面。”

沈伯洋举例，有一则网路流传的消息提到，菲律宾80%的同志有爱滋，其实就是要让你对菲律宾、同志的印象变差，这可以影响到现在的政府，也会影响到新南向政策。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正常的信息，但它背后就可以达到攻击的效果，“在认知攻击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战方式，可以把各式各样不同的议题，合成一个新闻，然后用那个新闻去打。”

包括频率多久出现一次，他也认为都是可以去算的，或是像对岸多久叫艺人道歉一次、艺人多久举报台独一次，都存在一个特定序列，“就是要把这个跟信息战怎么搭配整个排列出来，让大家知道说，原来人家是非常有规律地每次一直在做。”

沈伯洋也以关西机场事件为例指出，只要在任何可以宣扬中国国威、有灾难救助发生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套宣传的SOP（标准作业程序）重复操作，“关西机场它怎么做，跟其它灾难现场怎么做，全都一模一样。先由微信网红发布怎么被救的模式，然后如果台湾人是中国人可以被救，这个会放进去，内容农场再把它变成新闻，然后再期待这个新闻变成台湾的新闻，台湾的新闻有出来之后，政论节目再拿上台讲。”

他强调，这套虽然不是每次都成功，但它就是SOP，中国一有就会做。“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就告诉大家，反正有灾难发生，这个是SOP一定会出来，等于把别人的话讲死了，它要做也没意义。”比起纯粹的数据、资料剖析，他真正看重的是要去揭示“对方的战略怎么做？什么时间会做什么？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选这个议题丢？”借此让大家能清楚知道，原来事情已经严重到这个程度，建立起心里的防御机制。

另一方面，沈伯洋试图建立在地模型的同时，他也持续修正过去错误的假设。像是他之前认为中国很可能会应用人工智慧（AI）来打信息战，但后来才发现实际上著墨不多，“我本来认为AI比较有用，所以就去一直问很多人说，AI怎么运用，因为AI在俄罗斯对别的国家的攻击是有用的。但再深入追查发现，AI应用都是在很微小的地方、很碎裂化，整个信息攻击假设说5～8个步骤，可能只有中间一个小的步骤有用到AI，其他大部分还是没有。”

再者，他也提到，相较于俄罗斯深入美国各州长期经营社群网络，以此建立宣传管道、影响机制，反而看不太到中国采用类似的手法，“因为中国（用）既有的机制直接来做就可以了，像俄罗斯这样慢慢经营（粉专）不太可能，比较多就是直接经营选举。如果要成立一种很中性的粉专，然后到时候再转变成选举（操作），我觉得他们根本就没有在做这种事情。（因为）他们人力不足，战略支援部队要对那么多地方来做网军的操作，单单对台湾能力是不足的。”

另一个俄罗斯的操弄重点则是会针对正反舆论双边同时操作风向，譬如说挺同、反同，一定会两边都做。可是到目前为止，譬如说年改议题、劳工议题、挺同／反同议题、统独议题，在这些重大社会争议上，他也不认为中国有做双边渗透，“地面一定有，你说地面它有没有渗透台独相关的社团，那可能会有。但是空战这部分，它通常都打一边，没有两边都打。”“我觉得可能是他们还没有想到要这样，可能就是想要挺什么势力，就先做，然后认为挺这个势力会让大家乱起来，他就做。那以后会不会两边都做，很值得观察。”沈伯洋说。

“恐惧是很快的作法，但是如果只动员恐惧，一定会被别人拿去利用。”

从原本以为单纯的登高一呼，到如今得要扛著议题一步步向前迈进，沈伯洋不讳言，“很多都是要慢慢修正，因为这完全是没有人在碰的一块。有专家，但是因为每一个专家都是在自己的领域，所以整个通盘要一起讨论，这真的没什么人在做，所以也是大家都在摸索前进。然后摸索前进一定会被攻击，我觉得这也是好事。”

针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或质疑，他看得冷静。“其实网路上的攻击有时候攻击得好是因为，它可以让我知道，在什么情况之下，我连自己人都说服不了，因为我觉得像网路上之前有在做一些攻击的人，我至少都觉得绝对不是亲中的人士，他们会这样质疑，虽然各式各样的情况都会有，但至少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要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拿出来讲会比较好，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做运动你要怎么说服人，本来就很重要。”

在运动策略上，沈伯洋十分清楚情绪动员的危险，“恐惧是很快的作法，但是如果只动员恐惧，一定会被别人拿去利用，这是百分之三百，在历史上所有用恐惧来作为一个动员方式的时候，一定会被别人极大化，就（算）是你自己不想做，别人也会拿去做。”

“很多人就直接把那个架构拿去说，这边是那边的网军，那边是这边的网军。政治人物自己会做他们的情绪动员，没有必要民间去帮他做”，他强调自己的作法是“让大家知道有什么攻击，我们早就已经有什么防御机制，但是有哪些没做到，请大家发出这个声音，让立委知道、让行政（团队）知道，所以让这个声音出来，让政府动起来，我们就可以挡住。”

然而在倡议的过程中，他亲身体认到行政体系本身的官僚惯性并不利于对抗信息战，要能推动改变，他认为社会舆论其实是很重要的关键。因此，除了和不同领域的人组成团队、争取国外奖助金深入追查研究，以及积极参与推动“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立法之外，他也和台湾公民阵线合作，希望下半年能透过“民主大树下”的行动，实际培养种子教师到各邻里、宫庙等地宣讲，直接跟一般大众分享现在可能有哪些统战攻势，请大家务必注意。此外，他们也打算跟由台中一群民众发起的媒体识读组织“假新闻清洁剂”合作，透过在地培力，让大家清楚知道假新闻的可能危害有哪些，又有什么应对方案。

“不管哪一边都有可能，它可能用蓝的渗透，用绿的渗透……”

但比起同温层内因为信息战弥漫一股“亡国感”焦虑，沈伯洋认为事情其实没有那么急。“台湾还有很多年的时间可以做这件事情，就算政党轮替(编按：意指如果2020年选举国民党由胜选)，我觉得都还是有机会在做，因为其实信息战这件事情国民党是有受害的。”“他们很多人都对于一个好像不是自己捧起来的人无能为力，他们本来就算是某种程度的受害者。对他们来讲，信息战本来就很重要。

沈伯洋认为，信息战侵害的就是中华民国的民主体制，“不管哪一边都有可能，它可能用蓝的渗透，用绿的渗透，或者从地面渗透，我们本来就应该防卫这件事，保卫这个国家，保卫完之后，我们再蓝绿恶斗。”这就是他的说帖。

“这样讲其实对蓝营来说，不是那么地听不下去。支持者也许听不下去，但政治人物本来就有敏感度。”他强调，“防御机制应该要先做起来，再来蓝的要打绿的，绿的要打蓝的，我们慢慢来打，我们在一个公平、正常的环境下来打。”

“我的理想就是，大家能够去抵抗他们丢出来的东西之后，岛内大家要怎么恶斗，那就没关系，自己玩，民主本来就是会互相斗来斗去，自己斗来斗去没关系，大家都台湾人，但是我们不希望别人去介入我们相争这件事情。”

“这件事你要说衰，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台湾的问题又不能不解决……”

沈伯洋坦言，即便愿意帮忙的人很多，仍是让他感觉快要忙不过来。“现在就是太多战线了，已经混乱了。我之前还会把战线全部写下来，提醒自己原来现在还有哪些战线要做，不然的话，根本都会忘记。我以前是可以多工处理很多事情，但是这一次是完全发现，自己的能力无法负荷；再来我真的不够专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就是跨领域的。我才会说组织可能到最后是必要的。”他透露，未来还是倾向会成立一个简单的社团法人，把众人整合在一起。

如今信息战这一仗，就像是他身上卸不去的重担，不仅排挤掉他大半的自由时间，也让他无法完全专注在学术工作上，像是原本他长期关注法轮功成员遭特定人士骚扰的研究被迫也只能中断，“这有点赌上自己的学术生涯，因为我现在等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件事你要说衰，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台湾的问题又不能不解决，（毕竟是）自己的国家，我觉得都已经选择要回来，想要做一些事情，这个就是重要的事情。”沈伯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