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五”事件十周年：为何“发展”与“开明”没能解决新疆问题？

编按：自2018年开始，有关中国政府在新疆建立大量“教育培训中心”的信息就不断在媒体上出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中国外交部等机构称这些培训中心是“去极端化”与打击恐怖主义的必要措施；而批评方则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无人权的“集中营”模式，旨在打击当地文化与传统，且实质上针对伊斯兰教。两种论述水火不容。然而，如今的局面是如何造成的？在此之间是否还存在任何讨论的余地？历史与现实的脉络要如何梳理，才能帮助理解当下的问题？自由撰稿人普村从新疆近年来民族关系的变迁视角分析这一议题，而历史学者米华健在《纽约书评》发表的文章则认为要把问题追溯到“多元帝国”和“民族同化”的不同国家模式。两篇文章观点各异，希望为读者提供更深入理解这一问题的不同角度。

十年前，2009年的9月14日，天安门广场一夜之间矗立起56根“民族团结柱”。作为共和国六十周年华诞庆典的重要景观，每根柱子高达13.6米、重约26吨，据称能抵抗11级强风而不倒。它们在广场东西两侧整齐划一地排列开来，每根柱子上印画着载歌载舞的盛装男女。“中国红”的柱体辅之以金灿灿的两端，与纪念碑、大会堂等灰白色背景的建筑形成极大反差。即便是在威权主义美学登峰造极的广场上，权杖一般的“团结柱”仍能彰显其宏大与奢华，像是展示着一种特别的意志与决心。

据官方口径，56根民族团结柱寓意56个民族的“平等、团结、和谐”，以及56个民族共同当家做主，共同建设民主政治的权利。 然而，即便如此，无论是团结柱还是国庆前夕国务院召开的“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都无法掩饰决策者、学者，甚至普通公众对民族问题日益焦灼的忧虑与手足无措。

2008年3月14日，拉萨爆发抗议僧人、民众与军警的暴力冲突，并很快引发大规模骚乱和死伤，而随后奥运火炬在各国传递的过程中，藏人及其同情者的抗议行动将冲突延展至世界各地及互联网。中国网民空前的民族主义情绪被点燃，在此后“抵制家乐福”（抗议法国总统萨科齐接见达赖喇嘛）、汶川地震、北京奥运、钓鱼岛纠纷等事件中被反复强化。与此同时，在藏区，惨烈的政治抗议延绵不断。

更让人忧心不已的情况发生在新疆。就在“民族团结柱”高高矗立的时刻，千里之外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还处于全区断网之中。从2009年7月5日起，新疆的部分手机和网络讯号就受到限制，从7月8日开始，一直到2010年5月14日，这片160万平方公里、2000余万居民的土地上，互联网通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被完全切断。除此之外，2009年起新疆各地一系列与“暴恐”有关的事件接连不断，并接连溢出疆外。“反恐”和民族等敏感议题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伴随着欧洲难民危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的一系列“反穆”言论，在中文互联网的喧嚣和叫骂声中，穆斯林和维吾尔人也在相当程度上被“黑化”，民族关系日益紧张对立。

这两年来，“学习班”、“培训中心”、“再教育营”，或是境外媒体常用的“集中营”、“监狱”，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由少而多，不断累积。在社交媒体、人权机构、国际组织，多国政府和议会上，新疆当局被不断指摘和抨击，“百万维吾尔人遭拘禁/消失”几乎成为新疆在国际媒体报导中最高频的相关议题。舆论压力也逼得中国政府不得不多次出面解释，甚至邀请BBC等媒体实地拍摄采访。不论是经过邀请还是暗中拍摄，BBC和Vice News的报导克服了种种困难，让以西方读者为主的公众得以见识新疆各地密布的摄像头、铁丝网、便衣警察、荷枪实弹的安全检查站、人脸识别系统，当地彷徨、胆怯、欲言又止的维吾尔民众，阻止采访的专横的工作人员，偶遇的当地汉人（比如出租车司机），以及逃出境外的维吾尔受害者或其家属，等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大多数此类报导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再教育营”的现状，甚至新疆地区整体的人道主义危机，但受限于表达形式或是采访限制，它们并未能深入当地去了解“七五事件”前后的复杂社会肌理，也并未试图在更大的历史尺度中延展并讨论新疆问题和中国整体的民族关系的困境。

这些报导满足于建立“党国（以及汉人）VS.受压迫的维吾尔人”这样一种简单的、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结构，并以此表达对威权国家高压政策的批评，以及对警察国家和大规模监控的警惕与恐惧。它们呈现出的像是一种好莱坞电影式的、没有土壤的、单纯的邪恶。这种叙事或许能够呼应“911”之后西方社会常见的右翼保守势力与伊斯兰或多元文化主义的冲突，但很难帮助人们去厘清“新疆问题”里的极权统治、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宗教与民族冲突等复杂因素。

新疆问题似乎已经陷入一种特殊的政治困境：当维稳成为第一要务，国家机器使用暴力手段实现强力控制时，虽然在短期内能够维持稳定与表面上的和谐，但在极高的维稳成本之余，高压政策还常常造成维吾尔人的流动性降低，甚至形成维汉之间的“种族隔离”的局面，同时维吾尔人的民族意识也会在打压之下被不断强化，想要追求“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长远目标如同缘木求鱼。而安全问题相对松弛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打破维汉之间的隔离状态（这几乎是想要在长期内打造国民共同体的必经之路），但从短期来看，现有格局下的维汉交往和经济竞争却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的摩擦与冲突，并且由于历史积弊，这些冲突又会非常自然地被民族问题所绑架。同时，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给维吾尔人带来的被剥夺感，连同此前饱受压抑的政治愤懑，很容易在这样管制相对宽松的时期爆发，随之造成对当地政治秩序的极大冲击和国家对于分裂主义势力的忧虑，从而引发新一轮高压政策的报复性回归。

“七五”以前：维吾尔社会的发展困境

没有一起历史事件是无缘之水，无本之木。“七五”也不是一夜之间凭空出现的。

王乐泉主政新疆（1995-2010）的初期就极不太平。据学者统计，1949年至2005年之间，有纸质信源的反政府暴力或有组织的抗议事件就发生了158起，虽然大部分规模都只有数十人，但在反政府或民族主义抗议最频繁的1990年代发生了多起超过一千人参与的事件。还有其他学者的统计显示，1990-2005年间，新疆发生的与民族有关的暴力事件达213起。

形势最为严峻的是1997年。当年2月5日，北疆重镇伊宁市由抗议引发了严重骚乱。抗议的维吾尔人甚至打出了“驱逐汉人”、“建立伊斯兰王国”等口号，最终骚乱造成7人死亡，64人重伤。随后，1997年2月25日，在全国为邓小平举办追悼大会的当天，乌鲁木齐发生了连环公共汽车爆炸案，造成9人死亡，28人重伤。在官方口径中，这一系列暴力事件被视作“反分裂斗争”严峻形势的重要标志，并将这些暴力事件与苏东剧变、科索沃战争等境外议题相联系。

然而，必须要了解的背景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虽然滞后，新疆也仍然被裹挟进入全面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伊宁市作为北疆重要的边境口岸，与商品经济随之而来的世俗化、市场化对旧有社会秩序、宗教传统造成了巨大冲击。比如受注射毒品侵害，伊宁成为中国艾滋病的最重要疫区之一，伊宁市2014年累计报告HIV感染者为7911人，超过总人口比例1%，其中维吾尔族感染者占84.5% 。媒体人黄章晋在《十字路口的新疆》一文中记叙了当时伊宁市的情形：维吾尔社会因边贸等因素崛起了一个富裕阶层，吸毒、酗酒、赌博、“包二奶”等现象泛滥，而与之抗衡的宗教保守势力也同步崛起，吸引了大批对现实不满、对传统信仰滑落感到焦虑的信众，“人们在戒毒、戒酒、戒赌的同时，亦被其极端主义观念俘获”。

1996-97年成为七五前新疆“反分裂斗争”的高峰期。官方也相应地就爆炸、凶杀、纵火、甚至武装叛乱等安全风险进行了严厉扫荡，比如伊宁一地就曾在1997年“七一”前夕破获多个暴力团伙和地下武器制造点，缴获枪支152支，子弹6000余发，爆炸装置67个。

在发展经济为中心，一切向钱看的历史洪流中，“民族矛盾”从表面上看隐匿了起来。

相对肃杀的强力控制时期没有持续很久。1996-97年这波暴力事件的浪潮相对平息之后，从2000年起，中国中央政府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新疆整体上与全国其他地方类似，再次进入了一种“闷声大发财”的相对宽松时期。国家似乎在试着从部分社会生活中“撤出”，让市场承担更多的资源调配功能。在发展经济为中心，一切向钱看的历史洪流中，“民族矛盾”从表面上看隐匿了起来。

与此同时，不仅仅是在新疆，在全国的政治舞台上，“少数民族”似乎不再是一个重要的持份者，而逐步沦为了节庆与两会期间用来装点盛世的礼仪符号。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主题展览的一张巨型图片似乎完美地说明了这一点：长安街上威武雄壮的解放军队伍正列队通过天安门；近处一侧，打着“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标牌的方阵是头戴黄色工人帽、面目模糊的汉族群众；另一侧，则是身着各色民族服装，旋转舞蹈着的各族青年男女。军队捍卫政权，汉族负责建设国家，少数民族只需载歌载舞。

与后来相比，这时的新疆人口流动限制不多，不论是新疆以内，还是向其他地区的迁徙也都相对容易。当然，外出的维吾尔人在机场、酒店依然常常受到刁难，小的摩擦和冲突不断。此外，关于新疆问题、民族关系、甚至民族政策的争议，此时在网络上的限制远不像后来那么严格。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伊力哈木创办的“维吾尔在线”网站，论坛中常常聚集着大量讨论争议话题的年轻人。部分维吾尔和汉人年轻知识分子热衷参与的“民考汉论坛”也经常能够出现高质量的讨论文章，而这些言论能够抵达的尺度，在如今的中文互联网上已经难以想像。

但这段“相对宽松”的环境并不意味维吾尔人没有怨言。恰恰相反，一方面，西部大开发带来的资源和现金多数涌入了工业化相对发达、油气资源更为集中的北疆地区，而这些地方主要是汉人聚居地区；另一方面，维吾尔人更为集中的南疆农业地区长期发展停滞，随着人口的快速增加，与北疆汉人的经济差距日益扩大。研究发现，在2003年，北疆石油重镇克拉玛依的人均收入大约为5万元人民币，而喀什与和田分别为3182元和2121元，差距几乎达到20倍。2012年的另一项研究则发现，石河子（汉人人口占比为92%）的人均收入为4.3万元人民币，喀什（维吾尔人人口占比90.2%）人均收入为7085元。

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维吾尔是全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中，唯一一个2000年以后农业人口比例还在提高的民族。

从2000年到2010年，维吾尔族农业人口的比例从80.35%上升到了82.74%。与此同时，其产业工人所占的人口比例却从1990年的6.15%一路下降到2010年的4.55%。从1990年代后期到2010年，中国整体上正在经历迅速而普遍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维吾尔的这种逆向变化趋势显得极其不同寻常。联系到南疆地区较高的生育率，以及很难大幅提升的可耕种土地和水资源，农业人口比例的增加意味着同样的土地承载人口增加，而其中大量的年轻人很可能处于隐形失业的状态。

实际上，在教育、医疗、产业转型等几乎所有与发展有关的指数中，维吾尔社会的表现都令人堪忧。例如，当人们还沉浸在新疆前现代的“自然”生活绿色、无污染，多产长寿老人的神话时，冷冰冰的人口普查数字显示，在2000年，新疆汉族的婴儿死亡率是千分之13.1，而维吾尔婴儿死亡率则高达千分之101.7；同时，新疆汉族的人均预期寿命为73.34岁，维吾尔人则只有63岁，足足少了10年之多。

可以说，到“七五”前夕，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旧有的传统社会习俗和秩序逐渐崩坏，民族间发展水平的差距逐渐拉大，大大小小的摩擦和矛盾在不断累积。与此同时，维吾尔社会内部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贫富差距加剧、宗教保守势力和世俗知识分子的博弈日趋激烈，大量失业和贫困的年轻人当中，愤懑正在聚集。火药桶已经在那里了。

“敌占区”、“最隔离”、“新疆班”

2009年6月26日，距离新疆几千公里之外的广东省韶关市，一座玩具厂的工人斗殴事件很快变成了民族冲突。在金融危机和东南沿海“用工荒”的情况下，该厂从喀什地区集体雇佣了大约800名维吾尔农民工。组织南疆组织农民前往东南沿海地区务工，缓解人地压力，是中国已经持续使用多年的经济手段。在这次韶关的大规模工人械斗中，上百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是维吾尔人。两名维族工人被殴打致死。最终当地出动了包括武警在内的400名警员才控制局势。

斗殴期间鲜血淋漓的照片和视频很快被发上互联网，或是通过手机彩信传回新疆。维吾尔年轻人很快群情激愤。当人们在7月5日傍晚走上街头之后，一切都失控了。火药桶爆了。官方的统计称在这次事件中的死亡人数为197人，伤者达1700余人。但几乎在新疆可以遇见的所有人在谈论起这件事时都会告诉你，这个数字太小了，“绝对不止”。

经此一劫，恐惧几乎深植于每个乌鲁木齐人的心底深处，不论掩藏得多好，总会不经意地流淌出来。乌鲁木齐的民族分布大体以南门为界，北面的沙依巴克区和水磨沟区以汉族居民为主体，再往北，新市区和开发区几乎就见不到维吾尔人；南面的天山区则是唯一一块以维吾尔居民为主体的地方，赫赫有名的二道桥、国际大巴扎都在这里。“七五”事发的重灾区大湾也在这里。七五过后，原先相对混居的地方里，大家也开始对彼此失去信心，很多人都在匆忙之中决定搬家到“自己人”占多数的地方去。甚至有人因为来不及办好过户手续，匆忙之中宁愿选择与其他人“换房”也要立即搬家。几年下来，类似种族隔离的局面日益严重，维汉聚居地几近泾渭分明。私下里，有汉人甚至会半开玩笑地把天山区叫做“敌占区”。

血淋淋的画面和各种残酷故事的传言在和平年代成长的一代人之间造成了极深的心理伤痕。

汉人的恐惧可想而知。那一晚的乌鲁木齐街头用人间地狱形容也并不为过。毋庸讳言，惨遭杀戮的大都是毫不相干的汉族路人、小商贩、公交车和出租车的司机、乘客。血淋淋的画面和各种残酷故事的传言在和平年代成长的一代人之间造成了极深的心理伤痕。几乎每一次纯汉人的饭局，喝酒聊天，弯弯绕绕之后，话题总会聊到“七五”，几乎每个人都能讲出自己的亲戚、朋友、同事遇害或险些遇害的经历，每个人都对“那天的事”历历在目、心有余悸。

维吾尔人的恐惧也可想而知。“七五”当天夜间的一片狼藉过后，国家机器很快高速运转起来，隆隆作响。大量相关和不相关的维吾尔年轻人被抓捕入狱。一位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私下告诉笔者，除了那些明显参与犯罪的人被立即治罪，对于很多剩下的年轻人，他们所做的工作实际上并不是甄别他们是否真的牵涉当天夜间的暴力事件，而是一遍遍审讯他们，以图从他们身上找寻其他的“三股势力”线索。这样的审讯可能长达数年，最终实在没有什么线索可挖，他们只好把这些人释放。但很快，在2017年“再教育营”政策大规模推行之后，这些人往往因为入狱的“前科”而被迫入营接受学习，再次失去自由。毕竟，“再教育”的宗旨是“把不放心的人放到放心的地方去”。部分维吾尔人对国家的恐惧之情溢于言表，有人甚至会真诚地相信家里的有线电视机顶盒具备监视和监听功能。

维汉之间的信任和交往也迅速将至冰点。原先单位里关系都还不错的维、汉同事，很多人在“七五”之后似乎彼此觉得非常尴尬，彼此之间都互相疏离、几乎不再讲话。有在乌鲁木齐生活了几十年的汉人表示，终生都不会再去二道桥一次。部分维吾尔人私下也会抱怨说，国家控制的媒体，甚至互联网上都反复播送和讲述“七五”的暴行，但人们并不知道“七七”和“九三”——2009年7月7日和9月3日，这两天内乌鲁木齐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汉人游行示威，他们要求政府作为保护汉人安全，也有人要求“王乐泉下台”；很多人手持木棍等“武器”，报复性地追打、围殴街边的维吾尔人，也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死伤，部分维吾尔人的店铺也被捣毁。

在新疆以外，网络上的民族对立情绪也不断升级。尤其是2014年3月昆明火车站恐袭事件发生后，维吾尔人想要走出新疆，在机场、火车站、酒店等地遭遇的麻烦再次大幅提升。即便是在疆内，社会控制加强的过程中，也有大量的维吾尔流动人口被以各种理由“清理”，要求他们返回原籍——这往往意味着南疆的农村。丧失外出务工的自由后，他们的经济状况可能面临进一步恶化。也就是说，不管在乌鲁木齐市，新疆内部，还是全国范围内，维吾尔人都在向原籍回归、聚拢，种族隔离的趋势一再被强化。据相关学者研究，如果把教育部力推的内地“新疆班”学生刨除在外，维吾尔几乎是中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中唯一流动性降低、向自治地区集中的民族，维吾尔变成了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隔离程度最高的少数族裔”。

在维汉日益隔离的大背景下，鼓励交往与融入的“新疆班”政策值得探究。大约从2000年初期，教育部启动了“内地新疆班”项目，录取大量新疆学生前往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主的大城市参加高中教育（后部分地区扩大到初中）。到2015年时，“新疆班”已经扩展至内地45个城市的93所学校，大约有3.4万名在读学生，4.3万学生已经毕业，其中绝大多数为维吾尔人，80%左右的学生来自南疆。在内地高水平教育地区开展如此大规模的寄宿制教育，除了帮助新疆地区培养新一代知识精英，补充疆内教育资源，其应有之意自然包括通过让大量的年轻人以较长的时间（1年预科、3年高中、其中绝大多数人还会留在内地考取大学）在内地生活、学习，使得他们能够熟练使用汉语，对内地的主流文化深入了解，在与同学交往的过程中搭建起跨民族的社交网络和私人情谊，并最终加强他们对中共、对国家、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与忠诚。

于是，在学校期间，学生们在正常的课程之外还会接受多种多样的政治教育，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是其中的重中之重，甚至包括要求每晚观看新闻联播。有学校的校长在采访中表示，对于新疆班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优先级最高，其次是安全教育，最后才是他们的文化课；“政府花了这么多钱资助这些学生，他们应该对党心存感恩”。

然而，中外多名学者的研究都表明，虽然新疆班的学生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成绩，但那些试图使维吾尔学生被整合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努力，那些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目标，却都远未能实现：新疆班的同学在表面上遵从校纪校规（不得留胡子、戴头巾、不参加宗教活动等），但其中一些人仍能在私下找到办法维系、甚至加强自己的维吾尔民族身份认同和穆斯林的宗教身份认同——他们在私下吃饭、聚会时坚持讲维语，在宿舍熄灯后讨论《古兰经》，有研究甚至发现维吾尔和汉族同学之间的负面刻板印象在新疆班期间互相都加强了。校舍的隔离（专门的新疆班宿舍予以管理），对维吾尔同学单独的“爱国主义教育”、“反恐教育”，以及这些年轻人与学校和周边社会发生的各种摩擦和冲突，维吾尔学生内部的自我教育，等等，都是可能的原因。

组织新疆班和韶关玩具厂的南疆务工人员虽然看似千差万别，但其背后都有国家的意志与努力，即希望通过使用国家资源，有组织地加强维吾尔人与内地汉族民众的交往与融入。遗憾的是，事实证明，在深层的政治对立无法解决之前，这样的社会经济手段收效甚微。

从“柔性治疆”到“雷霆手段”

“七五”事件之惨烈，高层的决策者显然也受到了强烈震撼。除了胡锦涛很快到访新疆并视察驻疆部队，自2009年11月起，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国务委员马凯、统战部部长杜青林等也分批带队到新疆对宣传教育、社会经济、民族宗教等各个领域进行调研。2010年4月，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入疆，王乐泉下课。

张春贤带有典型的“开明派”、“知识分子官员”等印记。他出身平民家庭，做过技术员、工程师，不到50岁就担任交通部部长。在主政湖南期间他多有亲民举措，曾被港媒冠以“最开放的省委书记”称号，是当时国内的政治明星之一。

肩负众望，新官上任不到一个月，就力主新疆的互联网服务全面恢复，甚至在两会时对记者表示，“关闭网络”等被动维稳手段“恐怕不是根本”；他开通了微博，“七五”周年时去夜市喝啤酒、吃烤肉；在斋月结束时，张书记戴着维吾尔花帽与宗教界人士共进开斋饭、致辞祝穆斯林开斋节快乐，他同时表示，“伊斯兰教是倡导和平、团结的宗教”，之后还引用了一段古兰经经文——这种开放、开明的姿态不仅在先前时代闻所未闻，恐怕今后可预见的时间内也不会发生。

张春贤时代的很多政策或提法都令人耳目一新：比如准备建立喀什经济特区，发展“现代文化”，洽谈从土耳其翻译并引入影视作品。最重要的是，他在多种场合都透露出改变“七五”后高压政策的信号，并表示贫困是恐怖主义、极端思想的土壤，应当通过改善民生、发展经济的办法来化解民族矛盾。多数知识分子和媒体都对这一思路持肯定态度，甚至有人用“从维稳到维新”等乐观主义色彩的描述来形容前后时代的变化。

然而，新疆地区数十年间积弊沉疴，矛盾错综复杂，各种制度建设叠床架屋，任何新政的推行都需要极高的政治技巧。比如，如何处理南疆地区日益生长的带有原教旨和保守主义色彩的瓦哈比教派就是一个难题。

受制于中国整体的宏观政治环境，新疆地区的宗教发展在1950年代以来经历了从衰落到复苏的历程。1949年，新疆的清真寺数量大约是2.95万座；历经“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等政治运动后，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清真寺的数量降至1.41万座；在文革浩劫中，多数清真寺没能躲过轰轰烈烈的“破四旧”等运动，到1970年代末期，全疆仅余2930座清真寺。然而，在政治短暂退出社会生活的1980年代，清真寺大规模复建，到1990年代时，全疆已有超过2万座清真寺，并且从此数量相对稳定。根据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到2014年，新疆的清真寺数量为2.45万座，约占全国的63% 。

随着整体社会氛围的宽松，瓦哈比教派迅速生长，开始展示出与传统的“老教”分庭抗礼的姿态。

宗教问题，尤其是伊斯兰教问题，一向是中国边疆社会治理中最敏感的痛点与难点之一。尤其让决策者感到棘手的是，随着整体社会氛围的宽松，瓦哈比教派（民间称作“新教”）迅速生长，开始展示出与传统的“老教”分庭抗礼的姿态。

2014年，新疆社科院学者吐尔文江发表《南疆原教旨主义思潮调查笔记》，指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在维吾尔族中的传播和影响迅速升温”，通过出版物、录音带、光盘、移动存储介质和互联网，这种思潮在维吾尔农民、商贩中大量传播，“在新疆南部地区大有成为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趋势”。尽管政府已经使用各种办法干预，比如禁止蓄长胡子、禁止戴蒙面罩袍等行为，但吐尔文江还是发现，整体的社会风貌与三四年前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上喜欢饮酒助兴的维吾尔社会，此时想要找一家卖酒的饭馆已是极其困难——据说全和田市只有三家饭馆还敢卖酒，维吾尔人开的商店也不卖酒。和田市的街面上“蒙面女性至少占到10%的比例”。

除了前述1997年伊宁事件类似的因素，维吾尔社会整体的发展溃败、“七五”之后的政治高压、以及人们对“老教”的失望情绪，都导致了“新教”的迅速崛起。“新教”倡导一种类似清教徒式的俭朴生活，反对复杂仪式和铺张浪费，这让很多穷苦的维吾尔农民有自然的吸引力。

同时，很多民众心中，“老教”中大量宗教领袖由于与政府走的太近、捆绑太紧，已经跟他们疏离。不少清真寺的阿訇会被要求在礼拜仪式中讲解党的政策，比如计划生育，民族团结；而当社会与国家发生矛盾时，宗教领袖常常会被政府要求去做民众的“思想工作”，这也让普通人感到“老教”与普通人离心离德。据南疆一名驻村干部介绍，他所在的地区，在政府与村民发生征地冲突、“老教”领袖做工作要村民妥协时，有从国外学经回来的“新教”少壮派直接带人去阻拦推土机，声称“要拆迁先从我们身上压过去”。“新教”少壮派决绝的姿态，以及他们痛斥“老教”人士并要求与之“辨经”、“老教”人士不敢应答的场景，一举俘获了当地人心。

这时，如果政府强力打压“新教”，必然会遭致民众不满，引发新一轮冲突。但如果放任，不但一直以来与政府保持合作姿态的“老教”人士会感到不满，“新教”的保守主义、原教旨主义思潮又必然会极大地挑战当地政府权威、冲击旧有社会秩序，甚至部分宗教人士会传播极端主义思想，引发暴力事件。

但此时，最让张春贤头痛的可能是暴恐事件带来的直接动荡。从托克维尔到亨廷顿，大量政治学家们都在警告，当改革或革命到来，旧有的秩序开始松动和崩坏时，恰恰是社会动荡的风险大幅提升的时刻。张春贤上任后，新疆各地的暴恐袭击和极端事件似乎进入一个井喷般的高发期。阿克苏、和田、喀什、皮山、叶城、巴楚、鄯善、莎车，遍地开花，层出不穷。暴徒袭击的对象既有派出所、乡镇政府、税务所、边防部队等国家机构象征，也有农贸市场的平民，甚至还有人试图劫持天津航空从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新疆人几乎被“炸”到几乎麻木了。

更糟糕的是，“暴恐”问题已经溢出新疆：2013年10月28日，有维吾尔人驾驶一辆吉普车驶入长安街步道，碾压游客和行人后，在天安门城楼前的金水桥处起火燃烧。虽然5人死亡（含车内3人），39人受伤的数字并不算特别巨大，但由于袭击地点的特殊性，大量中外媒体予以报导，熊熊燃烧的车辆背后是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牌匾，画面引发了超乎想像的冲击力。事发后，新疆军区司令员、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彭勇中将因此被免职。据港媒报导，自治区领导也遭受了中央“措辞严厉的批评”。不久后，2014年3月1日，昆明火车站又遭遇了5名新疆籍恐怖分子刀械袭击。人群密集的候车大厅内血肉横飞，事件共造成31人死亡，40人重伤。张春贤在两会期间谈到这起暴恐事件时，哽咽说道，“我曾一个人在房子里，静静考虑这件事，究竟为什么这些人会丧尽天良？”

此时，不论官方还是民间，人们对张春贤“维新”的耐心已经到了耗尽的边缘，“柔性治疆”的思路开始受到了广泛质疑。在张离任后，有汉人朋友与笔者聊天时对张表示极其不满，“出了暴恐的事居然还哭！哭有个屁用，软蛋！”

实际上，在暴恐事件连发，“新政”广受质疑后，张春贤已经在有意扭转“柔性治疆”的外在形象。他开始强调“柔性”指的是对穷苦百姓的“菩萨心肠”，而对暴恐分子必须使用“雷霆手段”。

但最为糟糕的一场恐袭可能是在昆明恐袭案后不久的2014年4月。27日起，习近平和政协主席俞正声、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以及王沪宁、栗战书、王正伟等要员一起视察新疆。然而，4月30日下午，当习一行刚刚离开新疆，甚至电视上还在播送视察讲话时，乌鲁木齐就发生了爆炸案，致3人死亡，79人受伤。虽然伤亡不算特别惨重，但此次爆炸如同一场示威，有挑衅的鲜明意味。随后不到一个月，乌鲁木齐市公园北街的早市又发生爆炸案，43人死亡，94人受伤。此后，乌鲁木齐被迫关闭了所有户外的夜市、早市，以防类似案情再次发生。

经此两次爆炸，所有人心里都明白，留给“柔性治疆”的时间恐怕已经不多了。

实际上，十八大以后，随着中国整体政治空气的变化，治疆的策略已经不断由“柔”转“刚”。在2014年的反恐誓师大会上的措辞更是前所未有地严厉，表示“要以零容忍的态度、铁的手腕，出重拳、下狠手，以雷霆之势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此后还强调对待恐怖活动要“主动亮剑、主动进攻、全面出击”。后来闻名的“学习班”措施，实际上在同时就已推出，对南疆乡村的控制也已经显著加强，已经出现了每周村民要全体集合升国旗、外出要村委会干部批路条等举措，只是不论规模还是强度，都远不能跟如今相较。

“访惠聚”、“结亲戚”和“学习班”

如果张春贤能够得到更坚定的支持，能够将“用民生求稳定”的策略坚持推广，在长期来看结果如何，也未可知。毕竟，2010到2015年间，新疆交出了GDP年均增长11.1%的亮眼经济成绩单。但历史不容假设，2016年8月，新的党委书记陈全国从西藏来到新疆，铁腕手段和“学习班”政策很快蜚声天下，“柔性治疆”思路黯然离场。

陈书记任上的“学习班”或“再教育营”，笔者了解极其有限，再加上米华健（James Millward）的文章已有详细介绍，在此就不做赘述。

很多人谈起这两三年新疆的变化，都用到了“天翻地覆”这个词。别的且不说，从乌鲁木齐市政府发布的2016年和2017年统计公报来看，一年之内，乌市户籍人口从267.9万降到了222.6万。最明显的，天山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数十万户口在南疆的维吾尔人都被赶回了原籍。哪怕是走在从前人流如织的领馆巷、大巴扎一带，也很容易发现，人变得比从前稀少了很多。即便保守估计，一年时间内，这个城市的人口也减少了20-25%。还有人估计，如果将（非户籍）常住人口减少计算在内，乌市一年内的人口可能减少了100万以上。

从2014年开始的，以“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为全称的干部下基层工作，内容已被大幅调整。“访惠聚”还在持续，但维稳成为重中之重。被反复强调的习近平治疆方略中，“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才是“总目标”。

新疆还从2016年10月开始开展了新疆 “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结对子”活动。简单说，所有的公职人员（包括政府机关、党委、事业单位、高校，甚至中小学教师）都要接受部署，“结对认亲”。汉族同志要跟少数民族同志（主要是维吾尔人）成对的结成“亲戚”。乌鲁木齐市的单位可以就近“结亲”，但自治区的单位常常要跟南疆农村的贫困户“结亲”。汉族同志被要求每两个月去看望一次“亲戚”，每次在“亲戚”家里住一周时间，并且必须“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少人打趣说，看“亲戚”比看自己父母还勤快。

比起动辄上千公里往返去南疆看“亲戚”的自治区单位而言，在乌鲁木齐市属单位工作的人员相对要轻松些，毕竟他们的亲戚大都在乌鲁木齐市附近。不过，每当“七五”这样的敏感日期来临，单位会要求他们每天去亲戚家里探望，报告思想动态。毕竟，南疆的维吾尔亲戚大多是贫困户，乌鲁木齐的维吾尔亲戚则大多是家中有人进了“学习班”的。

体制内的“日常抵抗”也无处不在。结对子的人经常是摆摆样子，拿着扫帚扫地、拿菜刀切菜的时候赶紧让队友拍照，作为“同劳动”的证据传回微信群报备。也有乌鲁木齐的人对“每天看望亲戚”的要求实在难以招架，只好想出了一些应付的办法：一次多带几套衣服换着拍照，同时也要“亲戚”时不时去换一套衣服，一起合影留念，回来分次把照片交给单位。临走还要特地叮嘱亲戚，“如果单位打电话来家里检查，你一定要说我来过了！”

即便没有言论限制，在中文互联网上想就相关议题做心平气和的讨论也越来越难。

不少公职单位在婚育年龄的年轻人，为了躲避驻村工作队的任务，干脆辞职了事。当然，不是所有人的辞职都会被批准，尤其对那些已经有相当级别的，必须要考虑“政治影响”。这些人常常是辞职未果，反而被当做“思想有问题”而降级处分，白白耽误了前程。更重要的是，敢于提出辞职的往往也只能是汉人的党员干部；要是维吾尔族的同志敢提出辞职，多半会被强制“学习”——这可是典型的“民族情绪”，搞不好就要被定性为“两面人”。于是，一些维吾尔同志的日常抵抗选择了更荒诞的形式：他们开始频繁酗酒，一是喝多了就“眼不见心不烦”，更重要的是，抽烟喝酒都是典型的“去极端化”，是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一位朋友告诉笔者，他家里的一位维吾尔邻居被强制要求“再教育”，单位领导出面去作保捞人的时候，使用的完全就是这套话术——“她一个女同志，又抽烟又喝酒，还经常到我们汉族家里吃饭，怎么可能有宗教极端思想？误会了，误会了。”

相比几年前，汉和维吾尔之间的身份隔阂似乎更不加掩饰了。过去在各种安检地点，至少在名义上还不是“针对某一个民族”，声称要对所有“可疑的”、“重点人群”予以检查。然而现在，几乎所有安检点，包括在马路上设卡拦车的警务人员，基本上对汉人都直接放行，维吾尔人则需要刷身份证、仔细搜身。而从路人到安检人员，似乎对这样的区别对待已经完全习惯到麻木，不再觉得有何不妥。最基本的“政治正确”也无需存在了。一位在事业单位的工作维吾尔人告诉笔者，部门的汉族主任在开会的时候直接冲大家说，“你们维族人就应该庆幸赶上了好时代，要在旧社会就把你们全部活埋了。”

大批的维吾尔知识分子被抓捕销声。讨论新疆问题的帖子会立即被删除，甚至销号。新疆的政策和现状不在被允许讨论的范畴内，毕竟，在2019年2月，媒体就已经传出“两年无暴恐，铁腕治疆受中央高层肯定”的消息，甚至一直有新疆将向外输出维稳经验的说法。

不过平心而论，即便没有言论限制，在中文互联网上想就相关议题做心平气和的讨论也越来越难。针对中国和针对维吾尔社会（包括伊斯兰教）的支持与反对都在日益极化。跟笔者闲聊时，一位体制内的汉族干部对当前的政策大加赞扬。他表示除了街头治安明显好转、安全感提升，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主体民族的荣耀感”。他认为，新疆人正在见证“一个伟大的时代”。 同时，在海外，有不少人往往用“纳粹集中营”、“种族灭绝”来形容新疆的现状，若不同意就常常被抨击为“中共走狗”。

十年前在天安门广场立起的56根“民族团结柱”，曾一度号称将永久矗立在此、地久天长。但共和国60年华诞庆典过后，当广场内的其他布景、花卉被拆除挪走后，56根柱子显得尤为突兀、怪诞。仅仅两个月后，2009年12月2日夜间，民族团结柱被静悄悄地撤走了，宛如它们从未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