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运关键词书写笔记（五）：普通人的政治能动性

【编者按】2019年是香港雨伞运动5周年，香港本地文化研究学者许宝强发起一场持续9个月的“伞运关键词计划”，希望用“关键词”的方式书写这段社会史，并将邀请关注伞运的学者、律师、社运人士与公众人士一起读书与讨论。端传媒纪录每月一场的讲座关键词、发言人的思考及与公众的对谈内容。我们邀请诸位读者一起，纪念和反思。本次是第4期，讲座笔记共持续9个月，敬请关注。

整理遗产——不论是私人物品还是公共事件——多少是件需要在平静中潜心完成的事。五月尾，伞运关键词请到李祖乔（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候选人），以“左胶vs.勇武”为题，重温这一对在伞后的香港社运文化中常被简单视为对立、甚至无需多谈的冤家，系列讲座也跨入了后半场。只是，没有人想到，香港会迎来一个满城风雨的六月。

以雨伞经验为基底的讲座，不可能预示这场“反送中”的风暴。然而，如果忽视躁动的当下去谈论五年前运动的遗产，也是浪费了发扬这份遗产的时机。这篇笔记在梳理讲座的同时，也期待从两次运动的互相映照中，找到更多线索。

雨伞和“反送中”都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但区别也很明显。前者关于承诺中的未来如何兑现，因而有路线之争；后者则被广泛理解为香港是否能保住自身“基本盘”的抗争，因此有统一目标。前者的分歧，也因此远大于后者。

“左胶vs. 勇武”常常被认为是伞运矛盾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它指涉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行动方式和运动身份认同，背后是壁垒分明的社运阵营和被脸谱化的参与者。问题是，如果真的存在这样根深蒂固的不同，何以在刚刚过去的六月中，“左胶”和“勇武”的对决不再出现？这是运动目的本身的差异不能完全解释的。需要细究的，或许是将二者彻底对立的思路本身。

透过李祖乔的讲座，以及他近年针对这组关键词发表的两篇独立文章（注1-2），我们得以还原，在香港的政治话语以及社会运动论述中，“左胶vs. 勇武”如何被提出，用来批评什么、指向何种期冀；经由抗争者具体的运动实践，它们的内涵又经历了哪些重要的变化。超越两个针锋相对的扁平标签，李祖乔带人们看到一副有纵深感的香港政治文化图景。

作为“公共领域想象物”的“左胶”

人们在使用这两个字作各种批评的时候，会根据自己的想象，去建构一个有同质性的群体，以及他们的想法和做法。

在广东话中，“鸠”是几大粗口用字之一，日常使用可轻可重，组合千变万化。“胶”和“鸠”同音，“左胶”的用法以贬损为主，但也揉进了一丝诙谐。李祖乔在文章中回顾道，这个词大约10年前在网络上出现，从一开始就没有准确定义，只用来泛指“愚蠢的左翼分子、思维或行为”。

他谈到，对“左胶”这个词的流行，有两种常见分析。一种认为，它是右翼领袖用来抹黑、打击左翼社运的标签。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在香港，明确以“左翼”示人的社运团体是小众（尽管泛左翼、进步左翼团体数量不少），左/右翼之分并不是常见的区隔政治立场的语言，以“左胶”嘲讽他人的，在政治光谱上也不局限于右翼，普通人也会这么说。另一种观点把“左胶”视作一个真实存在的群体，认为它们的行为系统性地阻碍了激进政治。这种说法也站不住脚——搜罗香港的泛左翼团体，其实并不存在这样整齐划一的脸谱。相反，李祖乔分析道，在香港的语境中，“左胶”更是一个“公共领域的想象物”。人们在使用这两个字作各种批评的时候，会根据自己的想象，去建构一个有同质性的群体，以及他们的想法和做法。

在李祖乔看来，重要的问题不是去找出谁是左胶，而是理解一般民众和运动参与者，通过“左胶”这样一个想象物，想批评、讽刺的到底是什么？李祖乔谈了三个方面。首先，是在政治立场上对左翼的批评，这既包括对左翼思想本身的否定（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虽然不完美，但已足够好），也是对左翼运动在实践中过于教条化的指责（脱离现实、思维僵化，自说自话，对普通人无吸引力等等）。其次，“左胶”也被用来抨击政治情感的分配。“左胶”的诉求过于普适，涵盖所有人，因此未能优先考虑本地人的诉求，也无法有效扣连本土意识中的情感结构。“大爱”、“离地”、“大中华”等，都是“左胶”在这个意义上的延伸。最后，“左胶”也是对行动方式的批评。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和理非）为宗旨的示威，被批评为止步于固有形式（例如大台演讲，唱歌等），阻碍运动取得实质成效。

勇武：抗争性的文化实践与行动方式

这样一种状态固然突出了行动，但在追求“战斗胜利”这一目的之外，也堵塞了讨论和反思的可能性。

关于“勇武”的论述出现在雨伞之前，作为一种抗争形式的“勇武”，则成型于运动的中后期，并延续至今。虽然从字面意义理解，“勇武”可以嵌入更广义的以武力/暴力抵抗压迫的思想和行动脉络，不过，李祖乔提醒道，勇武也是一个地方性概念，需要用文化的视角，结合香港的特殊性来理解。

在“勇武”论述的形成过程中，陈云无疑是最重要的论述者。出于对“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方式的诸多限制的不满，他提出要破除这三者之间“必然的”联系。杂糅了中西多种文化资源和革命思想后，陈云的核心论点是，勇武自古有之，是理性的暴力——对待暴政，人民有动武的道理。换言之，他试图鼓励的并非用暴力取代非暴力，而是让人们不要纠缠非暴力（文明）—暴力（不文明）这种在香港流行的对抗范式，以及它对“暴力”既有的负面理解。在这个基础上，再改用“勇武”作为核心观念——武力不是暴力，武力是正义。就此，李祖乔评论道，陈云的论述提出了新的概念，是一种“以文字符号去建构一套机体抗争的另类想象”（注1，211页）。

另外，李祖乔认为，“勇武”作为行动的方式，不仅受到陈云的文化概念启发，也被人们在抗争中形成的“身体感觉”所具体塑造，两者不能混作一谈。这种感觉，除了公民抗命未能带来推进而产生的受挫和无力感，也包括被警察暴力伺候之后留下的创伤——它们激发了“多冲一步”的想法。尽管如此，运动中提出的“以武制暴”、“以武犯禁”，仍未到达“武装革命”的程度，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仍然期待守住“非暴力”的原则，但比非暴力积极。实际上发生的行动，也是以冲击—破防—占领为主，而不是主动攻击。因此，从陈云通过挪用文化符号提出概念，到抗争者通过实践挪用陈云的发明，“勇武”的意义也完成了升级。

勇武派在抗争中，热衷于诉诸战斗/战争这样的语言，在运动中也强调一种“真刀真枪”的感觉——此刻的行动会直接影响大局结果，不是说著玩的。这样的“勇武”，虽然调动出比一般的游行集会更炽热——甚至崇高——的参与感，但它也有诸多局限。

根据一份雨伞时期所做的研究报告（注3），雨伞中的旺角占领区就弥漫著这种感觉。和金钟相比，旺角的勇武派在街头打造了一个有边界的战区。区域内虽然没有大台，但有军事化的纪律，强调行动的“效果”。也因为这样，区域内对和行动无关的“讨论”非常不屑，觉得那些是无关紧要的事。在战争氛围中，各种不受欢迎分子（左胶、内鬼、金钟占领区村民……），总是被指认出来，巩固了敌我关系。这样一种状态固然突出了行动，但在追求“战斗胜利”这一目的之外，也堵塞了讨论和反思的可能性。在许宝强看来，勇武派的局限，与陈云的论述过度倚赖只以胜负论成败的“现实政治”有关（注4）。进击的勇武派，在这个意义上，也有其“胶化”的地方。

超越“左胶vs.勇武”之一：香港左翼的焦灼与希望

他们于是成为这样一种“左胶”：“既要超越西方的殖民主义，又不信任中国的社会主义；失落于后社会主义的年代，但仍然坚信普通人可以创造更多自由和平等的时空，改变暴力和绝望的现实”。

如上所述，“左胶vs.勇武”被认为是两种决然对立的阵营，仿佛左翼一定胶化，而勇武必然代表暴力。“伞运关键词计划”的初衷之一，便是通过批评性地还原彼时造词的语境，破除随时间而窄化了的理解。对于不熟悉香港语境的读者来说，李祖乔的辨析除了有助于澄清两个词的字面意思，也提供了理解香港社会运动演进的极佳视角。“关键词计划”的另一个期待，便是通过重新打开词语生成的脉络，挖掘它们具备的潜质，助益当下的思考。

“左胶”这个用来嘲讽的词，还有什么潜质？李祖乔提出了一个颇具洞见的观点：除了明显的贬义，“左胶”也可以用来反应香港左翼的焦灼和无力感；与此同时，它又蕴含了某种希望的形式。在他看来，这一点和香港的后殖民知识境况，以及身处后社会主义中国时代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

这要从“左”这个字作为香港的地方性概念的内部张力说起。一方面，在长期恐共的香港，“左”的所指是明确而具体的：它被用来代表和共产党政权走得近的“左派”。六七事件中，他们冲得最前，希望国家介入反殖抗英斗争，顺便收回香港，但彼时中共更期望保留一个资本主义香港好好为国家利用，因此阻止了香港左派的进一步行动。在回归过渡时期，他们又重新上位，终于等到延迟多年的“补偿”，尽管此时北京已对左翼革命无甚兴趣。不管怎么说，几个节点都有“国家”的影子。另一方面，在香港，对左、中、右这样的政治立场分野及背后的意识形态脉络的严肃讨论，很少成为一般政治生活的重点。正如一位观众所提示的，这些很基本的概念，甚至不是香港人政治常识的一部分。对此，李祖乔同意并引申道：“香港虽然可以同时容纳各种思想，我们好像很自由，但同时也无法很清楚地讲一套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们有什么政治主张、追求什么，这些都缺乏一套很系统的语言。”

他进而说，就左翼思想来说，身处中心地带的知识分子，用到的语言和概念具很强的连贯性。香港处在理论生产、实践的边缘位置，上述那种较为混乱的情况，其实反映了接收和生产知识的无力。放弃了革命性左翼角色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其制度让人警惕，也难成为政治上对左翼有亲近性的对象（和“左派”相比）。

这一系列边缘状态，让香港的左翼群体很难在更广阔的图谱里，找到自己的阵营。在大型的运动中，也常常处于失语状态（注5）。他们于是成为这样一种“左胶”：“既要超越西方的殖民主义，又不信任中国的社会主义；失落于后社会主义的年代，但仍然坚信普通人可以创造更多自由和平等的时空，改变暴力和绝望的现实”（注2：273页）。延伸李祖乔的观点，如果以这种眼光下看香港的各类没有正式冠名为“左翼”、但实质上存在的泛左翼实践，它们虽然在自由主义的大台下显得暗淡，但也因为这种无主状态，没有成为“真正的左翼”的负担，从而获得了更基进和开放的可能。这未尝不是一种值得珍惜的知识状态和政治感觉。

超越“左胶vs.勇武”之二：香港民众的政治能动性

人们虽然并没兴趣为香港做出甚么整体的长远打算，但也不习惯被强行纳入计划、或失去多元的社会空间。在这种政治文化空间中，尽管“笑话”有它的限度，但仍是讽刺时局时有力的“弱者的武器”。

无论是明确以左翼自居的社运人士，远是泛左翼团体的核心成员，他们大都能清晰地指出
（articulate）社会病灶、成因，甚至具体的愿景。和这些有明确政治诉求的行动者相比，社会运动的参舆者中，还有许多普通的民众。他们未必具有可以标签化的政治脸谱——无论是左胶、勇武、或是什么别的——也不属于什么政党团体。但能从一般的生活状态中走出来发声，其行动过程和情感脉络有迹可循，亦值得分析。

李祖乔近年的书写中，著重关注的就是这个过程。讲座中，他介绍了自己最新的研究（注6）：香港市民在六七暴动时期，如何发行、阅读以讽刺亲中左派为主线的畅销读物。通过这个例子，他分析了香港普通民众政治能动性。

大部分六七暴动的研究，主要关注殖民政府和反殖力量的互动，对一般市民的反应涉及不多。流行的说法则是，“市民在暴动时期‘人心惶惶’，然后被港英政府‘洗脑赢心’， 所以今天的香港尚未‘人心回归’”。李祖乔的研究突破了这个论述。当时左派抗衡港英的时候高举《毛泽东语录》，原本在右派媒体写言情小说的文人陈子隽突然开始论政，以笔名“万人杰”撰文，讽刺挖苦左派，后集结成《万人杰语录》，在香港的文化市场上用各种“笑料”跟严肃体的《毛语录》竞争。《万语录》一度畅销，其读者甚至组成了“万人协会”，其联谊网络拓展到“线下”，跨越九七，断断续续持续至今。

《万语录》虽然继承了国民党（编注：香港战后语境中，右派指香港亲国民党人士）的反共立场，但也反对教条的国族文化主义论述，没有跟随国民党在同一时期，针对文化大革命发起、试图证明其正统中国性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万语录》选择“以娱乐化的文字远离反共八股，凝聚地方为本的反共意识”。《万语录》对左派的讽刺主要是针对他们的言行不一，崇高理想背后则是各种违背理想的利益考量。例如，他嘲笑左派的反殖民斗争中，存在“领薪抗议”的现象，“喊著社会主义的口号，却配上一副由利益驱动的资本主义身体”。

万人杰及其读者试图维系的香港，在他们看来是一个让人活得自由安定的城市。万人杰的反共言论中，强调的更多的也是“四百万市民”的生活。李祖乔认为，尽管不能事实上确定刊物是否受到国民党资助，但这种来自市民（而非党派）对殖民地秩序的接受，也是当时的实情。在他看来，这种希望地方秩序和生活方式都得以稳定的心态，“或许可以被视为狭隘的地方主义，甚至是被殖民的奴性，但在1960 年代， 它更像一种难民心理的表现。”如果说《万语录》和集结的民众也是进步力量，那也言过其实。除了取笑名不副实的“左仔”，他们也未见得有什么清晰的主张，也没有提及港英政府的暴力镇压。“万人杰根本就没有意图提供更复杂的思考和对话，只是匆忙地应对左派的文攻武斗”。

如果扣连讲座本身的主题，万人杰大概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勇”和“胶”的混合体。“勇”的一面是，他从党派阵营对立政治文化中自发地走出来，在一个独特的位置勇敢地发声，并且团结了一班类似的市民。据李祖乔介绍，万人杰的读者未必觉得他的笑料多么幽默，但普遍称赞他是勇敢的文人。“胶”则在于，他虽然“包容”、“大爱”（按当今的讲法），谈“四百万市民”的福祉（万人杰的讲法），但对殖民地秩序缺乏反思，批评止步于“维持现状”。

在李祖乔看来，这整件事很“香港”：在冷战结构之下，万人杰这样意识形态阵营之外的市民文人及其拥趸，找不到一种理想性地提出清晰诉求（articulate）的状态。因为不处在北京或者台北这样的意识形态中心，他们也无法内化、占用那些语言，习惯用各种“主义”去攻击别人。他进而谈道，“对于香港人来说，我们不会系统地讲出究竟要做些什么﹑长期计划是什么，但讲不了都要抵抗……这导致了人们只能以取笑别人﹑串人（傲慢指责）或是抽水（靠挑别人毛病彰显自己）来表达主张。”

把视野拉到当下，这样的一种政治文化空间，或许仍然是香港民众抗议行动时所高度倚赖、并试图保卫的。人们虽然并没兴趣为香港做出甚么整体的长远打算，但也不习惯被强行纳入计划、或失去多元的社会空间。在这种政治文化空间中，尽管“笑话”有它的限度，但仍是讽刺时局时有力的“弱者的武器”。回顾刚刚过去的火热六月，各类集会、行动在公共空间中，严肃地展现了香港人捍卫城市的决心，但同时，各种笑料、以调侃的方式揭穿政府鬼把戏、讽刺其傲慢的新闻、贴文也百花齐放，无疑也是这个过程中一股重要的民间推力。

要“左勇”，不要“武胶”：指向未来的意志力

在许宝强看来，“左”和“勇”是互相有吸引力的。说出自己的愿景是为左，有意志力去实现它——无论是在抗争时还是在“落区”的深耕细作中——是为勇。

六月的风暴仿佛让“左胶vs.勇武”这对雨伞运动遗留下来的冤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陈旧的话题。人们热衷于讨论的，不再是应该选哪一个，而是它们应该如何配合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固然，这是因为是此运动的目标较为一致，政府的一系列作为更是不断点火。李祖乔的讲座和书写，则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这种对立本身并非不证自明，更不是坚不可摧。毕竟，它们是处在不同位置的知识分子和运动参与者建构出来的抗争性诉求和路线，回应的是不同的问题意识和行动困境。而在伞后，它们渐渐脱离彼时的语境，成为无须解释的日常用语。这使得它们的意涵固化、缩窄，失去了批评的锋芒，甚至成为空洞政治标签，阻碍新的对话。

许宝强总结道，在“勇武”战“左胶”衍生出来的各种讨论中，行动路线之争只是表面上的对立，真正可以作为雨伞运动遗产的关键词是“胶”和“勇”。在他看来，“胶”最重要的意思是：所做的行动和想达致的目标亳无关系。以这种眼光看，任何政治光谱下的团体，都有可能“胶化”，它不是左翼的专利。而在“勇武”二字中，“勇”是核心，代表一种即时行动的意志力（will to act immediately）。

在雨伞中，当运动激化到冲击的状态时，“勇”的这个意思被军事化，“即时行动”被寄予“即刻有效”的厚望。高举“勇武”旗帜的行动者，对运动的时长（time span）有过短的期待，正因如此，如果冲击“失败”，他们亦容易放弃。以这种时间性来审视社运的成败，也不利于提出关于未来的期待。

而长时段的希望，正是左翼所强调和有更多思想资源去描绘的。在许宝强看来，“左”和“勇”是互相有吸引力的。说出自己的愿景是为左，有意志力去实现它——无论是在抗争时还是在“落区”的深耕细作中——是为勇。因此，在走出“左胶vs.勇武”这个陷阱之后，也要去粗取精，要“左勇”，不要“武胶”。

此时此刻的香港，最能动员人们上街的仍然是恐惧。过百万人游行，为的是未来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团结香港人的，不仅是防守的姿态，也是一种逆向的时间性。在这种时间性中，未来被认为只会更差，从这样的未来回望，现在并不算太糟。或许，当指向未来的丰富社会愿景——而不是恐惧——也能成为动员的主线时，香港的后殖民政治文化和知识状态，才可以被超越。

（马天池，自由撰稿人）

（感谢端传媒实习生王璐璐、梁中胜整理录音）

参考资料：

注1：李祖乔： “勇武抗争：香港的知识分子与暴力/武力的观念”，郑炜、袁玮熙编.《社运年代：香港抗争政治的轨迹》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

注2：李祖乔：“左胶”，朱耀伟编.《香港关键词：想像新未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

注3：Chung, Ho Fung. A Tale of Two Societies: Fragments of an Ethnography on Umbrella Revolution. Hong Kong Anthropologist. Vol. 7: 1-19 (2015)

注4：Hui, P. K., & Lau, K. C. (2015). “Living in truth” versus realpolitik: limitations and potentials of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6(3), 348-366.

注5：覃俊基. 左翼的失语——当运动和世界和你有所距离时应该如何自处. 夜猫媒体（2019）http://theowl.hk/2019/06/18/

注6：李祖乔. 文革化下的香港知识分子与大众刊物：六七暴动中的《万人杰语录》. Hong Kong Studies. Vol 2, No. 1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