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北上，仅仅为了工作？

【编者按】：本文为“SHKS”（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与《端传媒》长期合作的稿件。SHKS成立于2017年，是由全球21个国家、250多位学者组成的多学科、多院校合作的独立研究组织，协会关注香港本地、香港与中国及亚洲的关系，涉足领域包括政治、历史、社会及文化研究等，主要目标是促成本地与国际、学者与学子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并鼓励概念、理论及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从2019年2月起，SHKS每月在《端传媒》上刊出新近的研究成果。

过去十年，我们常常会听到身土不二、强调本土身份的年轻人。与此同时，全球化使人才流动变得比以前更频密，年轻一代似乎越来越无办法紧守某地，必须四海为家，以寻找机会。听起来互相矛盾的环境转变，怎样影响在这段期间离开香港的人呢？如果目的地是中国大陆，会否与移居外国有所分别呢？

早在2008年，香港就有文化人提出“离开香港”的主张。香港文化人梁文道于《明报》刊登〈一个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文中提及不少将个人的发展中心转移到中国大陆的电影人、设计师以及作家。梁指这种现象是“这个市场的现实，这个社会的现实”:“中国崛起”，香港日渐边缘化，香港文化人纷纷离开香港，接下中国大陆的创意产业工作机会。梁文道的观察呼应著香港新闻不断强调的一种论述：“衰落的城市要怎样面对拥有庞大市场的强国？”

这种论调所“揭示”的道理似乎很直观：一个城市，市场庞大意味著工作机会多，就好像能够吸引到更多人才。然而周耀辉博士在2014-15年间寻访了12位过去20年移居北京与上海的香港文化人，从他们的移居经历中发现更多复杂的因素。

一直以来国际学术界围绕“创意城市”的研究多著重于两大政策因素：“工作机会”与“城市吸引力”。周耀辉认为这种研究至少有两项欠缺：一，没有把握到具体的本土性，例如中港地缘政治对“移居”的影响；二，也没有从微观的“创意阶层”角度出发，关注人们作出移居决定时相关的其他因素。周耀辉特别提到有关中港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地缘政治很多时关注地理上的远近以及相应的政治影响。但谈及中港地缘政治，它还涉及中央政府与香港民间相持不下的政治立场：中国以同化策略治理香港的同时，香港人却更多希望保留城市的独特性。在与文化人的访问中，他亦提出了地缘政治以外，三个与个人经历有关的构连（articulations）：性别与年龄的多元交织（the intersectional）、偶然性（the contingent）、以及迂回（the circuitous）的移居路径。

（不）靠大时代的户口：地缘政治、工作机会与流动

八、九十年代是香港流行文化的黄金时期。当时创作的音乐、电影及因此诞生的明星，影响力遍及全球所有华人团体。然而，很多人都能够感受到“日渐崛起的中国与勉强维生的香港”之间的巨大差异。以电影业为例，周耀辉论文引述刘泽源（1960年生，2007年离港），指出当时经济还未从2003年的“沙士”打击中恢复，电影票房欠佳，很多人失业。北上寻找投资机会自然成为救命稻草。

最年轻的受访者David Tai （1992年生，2010年赴北京大学修读电影）也感同身受。在2014年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快要毕业，打算回港寻找与电影相关的工作。他在香港以自由工作者的形式参加了几部电影的计划，但始终难以维生。机缘巧合，他收到一家主打合拍片的北京电影公司的聘约，于是在六个月内回到北京。简言之，David开始接受其他香港同行都遇到的残酷现实，就是“香港电影业现在主要由合拍片维持。”

David 的经验印证了这些创意工作者所面对的前景问题——他们北上，不能算是自愿选择，而是向外寻求更多机会。他们的故事其实也同时质疑了不少政策制定者以及城市规划者一厢情愿的想法：以为在城市营造“人文氛围”，让人“感受到活力”就足以吸引人才。

在寻求机会的过程中，他们尝试在中港之间寻找独特的“人文空间”。

接受访谈的香港文化人，不少都希望向大陆人介绍香港的种种，让他们更了解香港。这与中港的地缘政治情况特别有关。以Joe为例，他曾经在北京的胡同里开了一家咖啡店，专卖港式饮食，展出香港艺术家的作品。视频制作人Kit Chung（1983年生，2008年移居北京）则有意拍了好些香港旧区和地下音乐的纪录片。

受访时已发表了《盛世》、《裸命》的作家陈冠中（1952年生，1992年首次移居北京，两年后到台北，2000年再回到北京）却清楚表示，他写书写的是中国。来北京前，他住在台北，台湾很宜居，但陈冠中认为人不能只为宜居而活。生于上海的陈冠中认为，北京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吸引他的，并非学者Richard Florida所提出的：创意城市的活力、创意工作者的波希米亚生活；北京对他的吸引力在于地缘政治的重要地位。陈冠中在北京时经常收到饭局邀请，与内地知识分子讨论种种家国大事，但在上海，这种饭局寥寥可数。也因此，他认为假如想书写中国，就必须住在中国，甚至必须是北京。

周耀辉认为，这些与地缘政治有关的文化因素，乃是关注创意城市和创意阶级移居的主流研究所忽略的。

“愿快乐、愿美丽、愿永久”——性别、年龄与创意工作者的流动性

受访者的种种背景，或学术界所说的intersectionality，都影响著“移居”的决定和经验，比如性别与年龄。

性别与年龄对女性创意工作者的影响尤其明显。她们的故事中有著较明确的个人主线，涉及恋爱、关系，以及家庭生活。例如方敏儿（1975年生，1991年离港），她与一位在北京生活的华人邂逅，是她决定离港的催化剂。她认识了对方短短两个月就以此为由移居北京。此外，方敏儿还多次强调她三十出头了，不仅希望生孩子，还希望有时间跟他们相处。“对我而言，北京更适合家庭生活。”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方敏儿认为北京比香港更容易让她调节工作节奏来配合自己理想的亲子关系。“在北京，没有人会问你为何不全职工作；但在香港，人人都会质问你。”

周耀辉指出，他在研究过程中较难找到女性受访者，他认为这暗示著女性可能没那么流动。正如在上海一家传媒机构工作的Jude Chan（1986年生，2011年移居上海）说“我这个年纪的单身女性比较不愿意从香港搬到这里（上海）。男人可能相对比较愿意尝试。”

至于男性，年纪通常意味著他们有更多可动用的资本，亦意味著在“移居”的选择上，他们有著比女性的更多流动性，可以有更多个人追求。比如陈冠中就指自己年轻时候可能会更关注赚钱，但年纪大了， 财政状况足以让他移居北京专心注写作，过无受薪工作的生活。

偶然性：何地有方，归去何期？

在研究中，受访者的移居决定通常来得非常突然，并非一般想像的深思熟虑。不少受访者指出，即使他们对移居有著憧憬、梦想甚至使命感，但现实是，他们往往来不及细想，就要出发到目的地履新。媒体人李照兴（1966年生）很记得在2004年4月，他突然接到好友来电，问他有无兴趣到北京的一家新杂志社工作。当时他没有思考太多，几日后就答应了。他说：“大概我只把这当工作”，就是说他并没有把当时的选择看成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生决定。工作只是个别的、偶然的过渡阶段。他甚至没有终止香港的房子租约，以为自己只会留几个月就回来。然而没有家庭负担、从事自由工作的他，动身至今，都在内地。

李照兴的流动，既是自由，但同时也代表了创意工作者越来越需要保持灵活、可被调配，换言之，也就是经常处于不稳定的生活状态。面对无法预计，不受操控的前景，他们被逼快速应变——也就是 Guy Standing 所说的 Precariat （多翻译成“不稳定无产阶级”）。周耀辉强调，他无意将受访者简化为受害人，只是，当不少城市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把创意工作美化，把所有跟创意有关的人事看得非常正面时，他研究的受访者则提出相对黑暗的另一面：流动的职业正正为他们带来不稳定的生活。

受访者除了不确定他们会在北京或上海逗留多久之外，通常还会说：“最后，我可能回去香港。”Jude Chan在受访时提到最近需要多到广州出差，正好“测试搬回香港的可能性”。郑樱纶（1979年生，2007年离港）说她在上海事业低潮时考虑过回港，最后作罢，原因是她认为“回去香港的话，怕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不管如何，回流香港，始终都有可能，这种可能也为他们的流动增添了一种偶然性。因此，周耀辉指出，研究创意工作者的流动性，不仅关乎（时间上的）向前、（地域上的）向外，也可以是向后的：就是，“可能的回归”。

迂回的迁居轨迹：“在我的无边搜索，然后与岁月摔角”

创意工作者的移民研究往往聚焦于从A到B的迁徙，但研究中的受访者不少都曾经搬到其他城市，有些更不止一次。以城市设计师Melody Yiu（1980年生，1997年离港）为例，她和家人早在1997年赴美，像很多同代香港人一样移民。

后来，她觉得美国生活枯燥，先到西班牙一年，再到香港，一年后移居上海。Kit在18岁到了台湾读电影。在台湾工作五年之后，才因为新工作移居北京。策展人方敏儿在16到17岁的时候参加交换生计划，去了魁北克，开始思考自己的香港人身分，同时萌生对中国艺术的兴趣。Jude在本科毕业之后去了伦敦实习，后来成为正式员工，是公司调派他到中国。设计师Les Suen（1975年生）在东京留学，曾经在香港、东京及柏林三地都租用单位，最后决定移居上海。而陈冠中先去北京，再去台北，然后重返北京。

受访者这种迂回曲折的移居历程，批判了主流移民研究仅以A与B地点的推拉因素理解人口流动。由此，周耀辉认为，我们研究创意阶层的地理流动时就不仅该留意单次移动，也该审视他们过去的迁居轨迹。

旅居者、文化脉络与香港研究

记得在读硕士时，我旁听了由朱耀伟教授举办的“香港作为方法”学术研讨会。谈到香港研究与香港，在场学者都面对著“香港有甚么独特性值得另辟蹊径”的反思。当中必定无法绕过的问题，肯定是“香港”在不同文化脉络中有甚么特别之处：例如香港在中国、在华南、在华语区；甚至在英国殖民文化、在亚洲流行文化网络中担当著甚么角色的问题。

我认为在主流创意城市与创意阶级的讨论中，常以个人主义色彩较强的语言。例如说一个人怎样因为某种不同的生活、工作去选择城市。团体文化生活反而较少提及。研究中的受访者虽然有提到他们怎样与别人分享自己的文化生活：例如陈冠中与北京朋友谈政治文化；但似乎并不多受访者有就著团体文化生活打角度思考他们在北京、上海的生活感受。

我最近收到来自自己祖居地同乡会的聚会邀请函。这令我也想起研究较少提及在中国移居文化中有特别地位的侨民群体。无论是内地农民工，还是到“北上广”寻找机会的年轻人都多会提及自己祖居地，以此拓阔关系网络。有关创意阶级研究中似乎较少提到迁居者与侨民群体的关系。创意阶级印象所给人波希米亚的气质，也带领我们用较为个人主义的方式去理解他们的生活。

周耀辉研究中的受访者很少提及侨民群体，这些群体的影响力似乎日渐褪色。侨民作为新成员融入在今时今日还有没有特别意义？还是创意阶级的文化资本足以令他们无需接触这些团体呢？还是，创意城市的规划、基建渐渐建立了让创意阶级很轻易可以融入社会的方法，令他们可以无需特别接触这些团体呢？这是否跟创意城市将基建同质化，以方便新来者加入有关呢？

在今年十月，我就会暂别香港，移居大阪一段时间。于内地出生并长大到十一岁，其后香港居住了十八年，在此再次成年的我，一直与这城市悲喜与共。

想起大学三年级时，我曾经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作交换生。某节谈及文化身份的课堂下课后，我曾经问过任教导师有关“荷兰年轻人通常要学多少种语言?”的问题。有别于美国这些大国，荷兰年轻人通常都能讲英文或德文，以方便到其他更大的经济体寻找机会。

比起邻近地区，香港薪金在亚洲区可谓数一数二，这也许使我们没那么容易想像移居这回事。相比起荷兰，甚至乎日本；香港人到异地生活，虽然也有经济上的原因，但通常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跟妹妹睡上下格床，为了多存一文钱，我们很少会想像独居的空间，直至最近开始要打点在大阪的住所。当我们思考创意阶级时，或者有“回到独自思考的空间”的选项，已经是孕育创意的条件。

又或者，其实我们在谈不同形态的“创意”。在香港，创意是透过与无数的人交流，透过互相刺激而生的创意——谈起来甚至有点后人类，香港令人长期处于应激状态，新念头生产得很快。在荷兰的我远要比在香港的我能忍受沉闷与百无聊赖，那时候的创意较为缓慢，较为内省：某天，我闷得慌了，开始在家自学图像软件，把同一张照片改成四、五个版本存起，完成一日的课题。那张照片至今仍留著，也许是某种宁静生活的希冀：别人家的小花园里的小木椅被初雪所铺满，正方形的花园刚好完美了构图。

说起来，我已经没有了写新诗的习惯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写了更多的评论，毕竟评论正正是这种可以不断靠刺激写起来的文类。

创意阶级，作为地区软实力的中坚份子，对构建城市独特身份有重大意义。因此，他们如何透过移居去寻找自己的位置（又或者，自己的思绪要流淌出来的生活节奏），既是香港人寻找自己所必须的放逐，也是本土身份永远无法只谈香港的原因——毕竟，香港很多时只有一种速度；这种速度会无情地将追不上的人给甩走。

注：本文分题选自周耀辉的词作：《下流》、《一晚白头》、《何地有方》、《彳亍》。

（李宗泰，香港大学香港研究课程硕士毕业。记载著家庭迁徙故事的《漂城记》的作者之一。）

（本文根据周耀辉2017年发表的论文《探索创意阶级的流动性：在上海与北京居住的香港创意工作者》（”Exploring creative class mobility: Hong Kong creative workers in Shanghai and Beijing”）节录改写而成，原文可参与《欧亚地理与经济》（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期刊58(4): 361-385 。周耀辉于2011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博士毕业，现为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副教授，同时也是填词人，自八十年代末创作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