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金昱：刘强东案——消解共情的“仙人跳”叙事，何处是“中立”之地？

4月17日，明尼苏达大学学生 Jingyao 通过其委托律师向当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性侵——继当地检方对刘强东涉嫌性侵一案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四个月后，刘强东案再次回到舆论中心。4月18日，由志愿者组成的“助力Jingyao翻译小组”将控方英文起诉书完整翻译，经当事人授权和确认后在多个网络平台传播。与此同时，#HereforJingyao 网络签名运动展开，截止到4月22日，国内外声援Jingyao签名总数达到了4000。

然而也是在这个时候，事情出现“反转”。4月22日，新浪微博账号“@明州事记”发布两条剪辑视频——分别来自事发当晚餐厅的监控录像与 Jingyao 所住公寓监控录像，由于视频中曾出现 Jingyao 手挽刘强东的动作，以及 Jingyao 若干次在开门后作出“请进”的手势，舆论开始认为刘强东遭遇“仙人跳”（编注：桃色敲诈）。第二次“仙人跳”是《南方都市报》发布 Jingyao 与刘强东律师的电话录音，被剪辑的音频中 Jingyao “冷静”交涉赔偿事宜，似乎更佐证了“敲诈”的存在。

虽然其后 Jingyao 方面对事件作出回应，并放出完整版的视频和音频，然而此时大众情绪多数已不再同情起诉方。直到4月30日，参与支援Jingyao、转发相关信息、以及发起支持行动的多个微信公众号平台，疑因引起过多社会关注而遭到微信封禁（具体原因不知，可能是出于维稳考虑），事件热度才被迫逐渐消退。

目前案件仍在审理中，未有最终结果，不宜对控辩双方进行既有证据之外的猜测。然而，且不论性侵案件具有审查难点，刘强东案背后舆论对“仙人跳”的反转，却恰恰真实反映出社会的“强奸文化”。引起刘强东案舆论震荡的，并不仅仅是双方提供了两版看似相反的事实，而是两种价值逻辑与话语体系的对立。从这场舆论争夺战出发，我将试图梳理这种对立，以及尝试回答，为何仙人跳叙事可以消解“共情”，而人们在这种舆论冲突之中是否真的有“中立”之地。

“仙人跳”vs“Metoo”

在中国 #MeToo 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反对声音所诉诸的价值和原则至少是“现代的”，包括法治、程序正义、社会运动的正当性和所应当受到的限制。但是，Jingyao和她的支持者所面临的反对声浪却令人意外的属于一种“前现代话语”。

一些观点认为，对Jingyao的支援实际上是 #MeToo 运动转入低潮后再次掀起的波澜。在我看来，虽然 #MeToo 的参与者与 Jingyao 的支持者在很大程度上共享同样的目标——如强调“同意”的重要性、强调拒绝的严肃性、反对将女性视为猎物和性资源，他们也往往都被贴上“女权主义”者的标签——但值得注意的是，两次运动所面临的反对方有着明显的区别。

在中国 #MeToo 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参与者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社会运动这种形式是否背离了法治精神、是否会发展成“贴大字报”的文革式运动、是否会出现大量诬告或误告进而伤及无辜。暂且不论这些反对观点所提供的论述是否扎实、是否有足够的社会现实作为依托，反对声音所诉诸的价值和原则至少是“现代的”，包括法治、程序正义、社会运动的正当性和所应当受到的限制。但是，Jingyao和她的支持者所面临的反对声浪却令人意外的属于一种“前现代话语”。“仙人跳”的叙事和“自愿”、“同意”、“身体主权”、“权力关系”这些被女权主义者反复强调的价值几乎没有联系。

仙人跳的典型叙事，是有权力、财富、地位和声望的男性被性暗示或性互动引入骗局，女性利用他们对于“奸情”败露的畏惧骗取钱财，如果谋财不成则报警（报官）报复。在这个叙事中，作为事件重要背景的权力关系、社会大环境中存在的性别偏见都被隐去了，故事的成立只取决于两个因素：女方给出的性暗示和对财物的要求。在这种叙事中，身处高位，或拥有财富、地位的男性被视为易受伤害、天然处于不利地位的弱者，它同时假设女性的告发会天然获得普遍的信任，因此，女性引诱男性入局，再诈取钱财才是可能的。

回到本案的舆论战中，可看出“仙人跳”的两次媒体主导者，“@明州事记”和《南方都市报》，它们发布的剪辑视频和音频都在有意识地去贴合“仙人跳”叙事，并成功地将公众引入了这个叙事陷阱之中。对比后来发布的原版视/音频，“@明州事记”和《南方都市报》都有对原版进行剪辑，前者一再强调女方礼节性举止中的“（性）主动”和“（性）邀请”，后者则略去了 Jingyao 与刘方律师的交谈中的沉默和哭泣。且不论新闻专业主义，这一切操作都在刻意将女方“塑造”成一个心机深沉的加害者，而辩方刘强东的行为——从参与酒局、将女方先带到自己住所、深夜进入女方公寓、直至涉嫌强行发生关系——相对来说，却远远没有受到同等的审视和质疑。

从权力结构的角度观察，刘强东与 Jingyao 不在同样的权力水位上（一方是电商巨头CEO，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和光鲜的形象，一方只是家境稍好的留学生，承担着服务义务的志愿者），这种对比与“仙人跳”叙事的第一个假设是完全相反的，男性并不处于“弱势”地位。

但是，在普遍的大众观念里，男性不处于弱势，并不代表诬陷不存在，“仙人跳”就是要以小搏大。但“仙人跳”成功的关键更依赖于它的第二个假设，即女性的告发会“天然”获得信任。然而，本次舆论清楚反映出的是，一旦女性提出强奸指控，男性常常得到回护，甚至对性道德的违反也可以不被追究；女性的证言和指控常常不被信任，女性每一个言行都被拿到放大镜下仔细观察是否向对方释放了性的信号。

这种吊诡的现象为何产生？在诸多案件分析中，答案都指向了社会环境中盛行的强奸文化。

“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重建中立者的共情

对于更加疏离的中立者而言，在道德与政治意义上相信 Jingyao，显然需要一套更有说服力的逻辑。这就是在 #HereforJingyao 之后，中国大陆出现 #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 运动，并成为下一个热点话题的意义。

一个纯粹的旁观者也许会一再强调，他的判断要基于双方给出的证据，客观的判断需要中立，现有的证据并不能推出起诉书内容的100%准确。因此，对 Jingyao 的支持可能依然要再次遭遇反转，“相信 Jingyao ”是带有偏见的主观预设和盲目的人品担保——旁观者能做的，也许就只有等待法院的最终裁决。

时事评论作者、妇女权利工作者吕频在《女权者真被“打脸”了？刘强东案“仙人跳实锤”视频观后感》一文中尝试回应这一问题：“我们自己首先要知道‘我相信 Jingyao ’是在哪一个层次上及什么程度的表态，要理解他的道德和政治的意涵，然后在纷扰面前还能守住它。”

根据吕频的回答，“我相信 Jingyao ”不是字面意义上的、绝对相信 Jingyao 陈述的所有细节，不是认定她是一个在自我保护、行为举止、品德个性各方面都足够完美清白的受害者，而是通过对受害者的信任，在男权社会中划出一个女性领地，阻止优先责备和审判受害者的强奸文化在其中自我复制。

但吕频的回答还不够充分，因为它主要面向包括女权主义者在内的 Jingyao 的支持者，帮她/他们理解和调和自己内心相互冲突的直觉的必需。

而对于更加疏离的中立者而言，在道德与政治意义上相信 Jingyao，显然需要一套更有说服力的逻辑。支持者自身的道德直觉、基本立场和她们主动承担的道义，不足以向中立者证明他们不应当止步于旁观。

这就是在 #HereforJingyao 之后，中国大陆出现 #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 运动，并成为下一个热点话题的意义。如果说 #HereforJingyao 是一种内部团结的巩固和表达，#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 则是一次明确的对外争取。它所要争取的不是事实层面对民事起诉书的认可，而是社会意识层面对强奸文化的反思和反对。发声者谈论的不是Jingyao，而是自己的真实遭遇。这些经历包括受到侵害后来自警方和公众的全方位盘问，在亲密关系中被哄骗或者强迫发生关系，被位高权重的领导安排参加社交酒局，被信任的师长、朋友、同学无预兆地侵犯……截止到4月30日，该微博话题阅读达到824.4万，讨论达到1万，

在这些故事背后，是受害者高度一致的“不完美”——相信熟人、没有果断拒绝、没有激烈反抗、不敢追究、事发后依然想要和施害者维持礼貌和友好。这些故事，曾是个体难以说出口的秘密，但是当它们一同被讲述、被分享，个体经历的集合终于形成了公共叙事。

这是一次集体行动，也是一次反抗运动。我们需要超越刘强东的个案去理解它，也需要超越法律意义去理解它。

此#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 运动 ，既有克制也有野心。克制体现在这次集体行动没有试图越过现有信息去证明起诉书字字为真，讲述者并不试图成为案件的证人；野心则体现在这次集体行动要为女性在当下社会中的真实处境作证，证明整个社会的性别结构与依附其生长的强奸文化使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处于何种境遇之下、又遭遇了什么。

孤立来看，刘强东案中存在着“他说vs她说”的各执一词。法律要处理的问题是个体之间是否存在侵权，它所依靠的是“他说”与“她说”各自证据的强弱。但是显然，无论是#HereforJingyao 还是#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 ，其意义都超越了个案本身。集体诉说传达给中立者的信息不是事实判断上应该向 Jingyao 倾斜，而是改变中立者等待被说服的姿态，意识到在法律面前看起来平等的刘强东和 Jingyao 背后是一个问题重重的性别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上位者从资源和道义上都获得特权和优待，而另一方面对着更严苛的审视，仅仅拥有极其有限的维权资源。

一个个不完美受害者的故事试图重新建立被“仙人跳”叙事破坏的“共情”，打破人们长久以来对性侵的错误想像：性侵通常不是伴随着激烈的暴力和抵抗的突发事件，相反，它可以来自于在熟人关系，借助双方权势资源的不对等、借助人际关系的压力，以一种和缓、安静、顺从的方式发生，在整个过程中，甚至还可以观察到礼貌和友好。那些看起来最像“同意”的东西，恰恰是受害者的无助、抗拒和恐惧。

但中国的舆论管制让这场话语博弈变得异常艰难。通过几个个别案例扭转整个社会长久以来不断默认、复制的文化本就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何况资本的压力、权力对社会运动的警惕合力对运动进行简单粗暴的打压？网络中昙花一现的话语争夺战最大的意义，可能在于给选择讲述的受害者以力量。

社会运动到底在回应什么？

从 #HereforJingyao 到 #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让不公正的性别结构中的人理解他们所处的结构，比让置身事外的旁观者理解案情的细节重要。

对各种声援运动都抱有质疑或反对态度的人，依然会有面对 #MeToo 运动时的担忧，即以社会运动形式推进的维权运动终究会超越必要的边界，任何指控都会被公众广泛接受，从而抹杀灰色地带，将指控者和被指控者放入一个非黑即白的道德框架。比如专栏作者刘远举在《刘强东案：一场政治正确下的失控游戏》一文中就批评道，“政治正确从来都是斩钉截铁的，它不承认人性中的弱点、灰暗、犹豫，仅仅看到一个男权社会权势的典型例子，就立刻得到结论：这必是‘社会结构性’的强奸，不用伤痕，不用反抗，不用逃跑也一样的成立，……巨大的身份差异下，自然必是强奸，于是，证据与常识不再重要，首要的问题在于‘如何相信 Jingyao ’……”

但是我认为，姑且不论作者对“政治正确”概念的表述是否合理，做出这类批评时需要理解社会运动的意义、运行机制和正确解读其希望实现的理想状况：

社会运动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历史早已证明，结构性的不义——无论是种族的、性别的、阶级的，在一代人、两代人的时间里都难以被撼动，更不必说清除。社会运动所面对的，是一套绵延十数年乃至百年以上的社会规范，这套规范被社会成员普遍接受、无意识践行，自然也渗透进法律和裁判。

反对者似乎认为，声援 Jingyao 者要实现的理想状态，是通过所谓“政治正确”的舆论运动，给法律以压力，来给 Jingyao 和后来所有声称自己遭遇性侵害的女性以“公正”，反对者并指责这实际上才是最大的“不公正”。然而，甚至在 Jingyao 支持者和女权主义者之中，都没有人有充分的信心认为 Jingyao 最终会赢得诉讼。事实上，Jingyao 支持者和女权主义者所怀有的“乐观”也根本不是诉讼的胜利，更何况，即使诉讼胜利，Jingyao 也好，与 Jingyao 类似的女性也好，已经面对过无数次羞辱和攻击。

也许在刘看来，#HereforJingyao 和 #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 所要实现的理想状态是每一次成功男性的酒局上，带走年轻女孩的男人都被定罪；但是实际上，正如我一再强调的，从 #HereforJingyao 到 #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话语比事实重要，让不公正的性别结构中的人理解他们所处的结构，比让置身事外的旁观者理解案情的细节重要。它们希望实现的理想状态，是无论女性的年龄、外貌、资历，不再被当作酒席间的点缀，是这样的“猎艳”酒局不再流行，是“不”被认真当作“不”，是身在高位者对女性的傲慢、对女性境遇的麻木、对自己财力地位的自负、不再扯上“人性的弱点、灰暗、犹豫”来做遮羞布。

正如时评人陈迪所说，“同一事件，许多人看作个案吃瓜，但也有另一批人视其为漫长社会运动中又一场战役。‘相信强奸受害者’就是在这特殊前提下产生的，它不等于受害者一切说法就‘真’，更不代表受害者一定完美无瑕。但如果没有那么一批人一开始的‘相信’，那受害者会永远站不出来。” 社会运动要动员更多的中立者，说服既得利益者理解弱者的困境并意识到自身投入运动的道德必要，这场话语博弈无疑是艰难的，因为扭转传统、说服公众、对抗审查力量，无一不难。

但是也许对于 Jingyao 的支持者和女权主义者而言，更为重要的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而对于尚在旁观的人而言，尝试去深入理解既有的性别结构和依附其上的文化、将自己置入每一个讲述自己遭遇的女性的情景中去理解她们，反思自己在大环境中的位置与作用，才是这场舆论战的应有之义。没有人活在文化与习俗的真空之中，用平等话语去替代陈腐的旧话语，是脱离与强奸文化共谋的唯一方式。

（孙金昱，伦敦大学学院政治科学系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