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胡嘉明：一个香港人眼里的延安与变迁中国

延安，当代中国少有的被官方称为“圣地”的地方。沿着延河河谷的狭长地带，城市在中共陕北时期的地标宝塔山下延展开来。曾经沟壑遍布的黄土山现在多了许多绿化。城市中则因为地形而显得拥挤——旋转餐厅、高级宾馆、革命纪念馆、干部学校挤在城区里。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这里是中国人“朝圣”的必到之地。文革时代，红卫兵渡黄河，开赴延安，寻找革命理想。但到了改革开放后，延安在普罗大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似乎不如以往——至少在经济上是如此。随着本地石油工业逐渐凋零，延安越来越依赖以革命圣地身份带来的干部学习团和红色旅游产业。但相比沿海大都市乃至中国西北的很多其他城市，延安和陕北、江西、贵州等地的革命老区类似，又变成了“老弱边穷”地区。

2012年之后，这一切又发生了变化。在延安和延安以东延川市之间山沟中的梁家河村，因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文革年代的插队经历，变成了新的红色旅游热点。在梁家河，村口数公里外平整出一大块停车场和游客接待中心。络绎不绝的游客穿着各式各样的机关单位制服，带着党旗党徽“饮水思源”。村里整体承包给了旅游开发公司进行主题设计——当年用过的水井、住过的窑洞、打下的沼气池、留下的宣传画；与此同时开设了纪念品销售和农产品电商的业务。伴随着这一切的是陕北重新登上了中国政治话语的核心位置——以“不忘初心”的名义。

据统计，光是2019年的春节假期，延安市就接待了204万人次游客。

红色旅游升温的同时，延安也经历了无数中国城市经历的一切——城市开发将大批农地变为了城区，地产业的兴旺既炒高了房价，也激励政府在后山开发了数倍于老市区规模的巨大的延安新城——这个新城把几十座黄土山削平，再把土填入沟谷，整出一块巨大的山间平地。而和许多同等体量的城市一样，如何处理城乡之间的不均衡发展，如何解决新城成本回收与地产统治经济的问题，如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种种矛盾都摆在了延安面前。在符号地位再度提升的今天，延安曾经的发展道路，能给人们——尤其是距离内陆甚远的发达地区居民，以什么启示和思考？延安今天的状况，又多大程度上反映着当代中国的变化？

作为少有的在延安生活过的香港人，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胡嘉明曾经在2000年代初访这座陕北山城，并以延安为田野点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延安寻真——晚期社会主义的文化政治》。

作为人类学家，这份“成年礼”研究，胡嘉明不够满意，但回看又意味深长。她选择从文化产业的角度切入延安的历史：在历史上，毛泽东通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定了中共与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显著不同的文艺道路——强调农村、基层文艺的重要性，强调知识分子要向农民学习，以普及文艺而非提供更高质量文艺作品为优先考虑。

这条文艺路线在1940年之后促成了“新农村文化”的诞生——知识分子整理，编辑，推广一整套他们认为能反映社会主义现实、宣传社会主义文化的乡土文化符号。这些符号和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议程与理念相结合，成为展现毛时代中国现代化愿景的方式。

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带来的意识形态上的转变与断裂让延安从红色中国的圣地重新变为了深在内陆的落后边区。被改造的农村文化的重要性降低了。重新追求农村文化的，一是被新一轮的现代化过程冲击，继而去农村“寻根”的知识分子；二是农村文化中被毛时代改造所打击的民间宗教等成分的复兴冲动。但这些追求，无不建立在毛时代已经改造了的农村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层层堆叠交错纵横的态势。

胡嘉明将这种人们追求“本真”的纯净文化却迷失于复杂的现实与历史中的状态，概括为中国独特的“晚期社会主义”特性。而不断的回访故地，也让她发现自己记录下了延安在过去二十年间沧海桑田的变迁。近年来，她还梳理了从1949年以来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和乡土文化之间的关联。之后数次回访延安，新的变化又带给她新的冲击和思考。

《延安寻真——晚期社会主义的文化政治》

作者：胡嘉明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

出版日期：2018/09

巨变延安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你一开始是如何想到研究延安的？以香港人的身份去观察延安，有没有受到什么冲击？那个时候的延安，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胡嘉明（以下简称胡）：研究一开始的时候，我带着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想去理解毛泽东的遗产。所以我就想挑选一个有代表性的地方。很多地方都很重要，比如韶山。但我想延安肯定是中间很有代表性的一个。

我刚到延安是2004年。那时候它和我想像中的中国是特别不同的。我去过北京、上海很多次，从这些大城市到延安，首先就带来强烈城乡断裂的冲击。延安那时候可以说是经济比较落后，基础建设缺乏。像是我要从公路走到我做调查的那户人家，要走40分钟的山路。路不容易走，基本就是爬上去的。夜里也很怕，因为没有灯。中国那个时候有个说法叫做“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我是到了延安才开始明白这种城乡断裂是什么意思。我在农村做访谈，都是乌灯黑火，一家人一个很大的窑洞，只有一盏钨丝灯。那时候手机也没有普及，约受访者经常是要等好几个小时，和今天我们理解的城市节奏截然不同。

在当时，延安城乡之间的分别也很大，农村的人很少会去城市里的红色旅游景点。有些“山旮旯”的地方，也是归属了文化馆之类去管理，和大部分人的生活关联不多。

当我到了延安再去理解我自己的问题，去思考作为研究者到底去做什么。这些过程就很痛苦了。最后是要重新去理解这个地方的人、事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最冲击我的就是，很多古老的传统，所谓民间的习俗，我怎么去梳理。它一方面不是党控制下的产物，另一方面不是纯粹商业化的“回归传统”。这里面又有商业又有资本，还有以前留下来的政治元素，这几个时代的东西混杂在一起。

在延安做田野，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挑战的一件事情。因为作为一个香港人过去是完全没有对那里的理解的——延安远在西北。对我来说是，我那时也有些想挑选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这是个很人类学家的想法——完全从陌生人开始去了解。但其实之后可以说是又“后悔”了十几年。

端：为什么说后悔呢？

胡：因为延安对一个香港人太难理解了。语言上有不少困难——从一点语言都不懂到了解当地人想讲什么， 我在乡里访谈很多乡下人都混杂很多方言。然后当所有受访者都觉得把该说的说完了之后， 我该怎么去“熬”这个田野研究下去。这都是田野研究的大问题。

真正难的是要拿这个经历去写博士论文，你得拿你的经历去切合一个西方的学术体系。自己就算是做完一年的田野民族志，对这个地方也是一知半解的。当然我之后是不断回访，不断看相关文件，你才会发现之前的田野的意义是什么样的。

端：在你这些年的回访中，你看到了怎样的变化？

胡：可以说是翻天覆地。就说地境的变化吧， 我到延安是04年的时候， 那时候“退耕还林”已经开始，但延安农村真的就是窑洞山沟土路，沿著主公路会有大棚蔬菜种植， 但是山沟后边的农村就比较落后，种红枣、玉米、豆子、苹果、李子为多， 08年后来回到延安，大批的农田被征用为基建和商业用途， 在05-12这年， 本来还能种地的中年农民都没有地了， 他们的儿女本来就已经出来打工， 很多还在广东地区， 中年的农民没有地，也就开始在各种工地打工。

我以前住的延安那农家后来全家人来香港玩。在人类学家的理解里他们是“natives”，所谓的传统社会中的人，但到了高铁时代，这种想像不存在了。包括那时候收留我的家庭的女儿，她刚从乡里到山西读大学，在延安的家里也是要挑水才能做饭，后来她毕业去了西安做杂志工作，今天都是放假自己开车旅游，还去跑马拉松。你发现就这同一个人，那时候在山区认识的大学生，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城市，转眼进入新的生活。中国这么巨大的变化，香港人很难去理解。

我住的那条村，现在已经整条村“铲走”了。我住的那时候他们刚刚开始收农地。后来到我走的时候，我住的那家人，已经不做农民了。十年之后，他们住的窑洞也没了，全部都搬进楼房了。这就是这十年二十年的变化——城市周边的农村全部都城镇化了，大家开车出行——一种用化石燃料去支撑的流动性。

改变乡土

端：这种变化对农民，或者新近进入城市的人意味着什么？

胡：农民搬进城市肯定是经济冲击 ，我住过的那条村，2018年中旬被完全拆除，七八十岁的老年人就会想：自己要住去哪里？毕竟，窑洞是不需要钱的。但是现在他们要自己拿赔偿金出去租房、买房，这是他们之前没经历过的。经济上也会有一定负担。另外农民进城还是个不断遇到文化冲击的过程。延安市有个“枣园革命旧址”。它现在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广场，游客在那里看“真人版3D红色革命话剧”。进城的农民会在那里休闲。这一点很好玩。在以前，农民是不会有“休闲”这个概念的。农民是从早到晚干活的。但现在他们没事情做了，又不可能一直在楼房里呆着。而这种消费空间的物价的经验每天对他们都是一种冲击。

在延安，城市化的过程中有几个力量，一个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另外一个是城镇化的指标，两个政策都认为大规模把农民从偏远的山区聚居在一起， 甚至把他们迁移到城市，认为容易解决基本公共服务，比如水电交通学校医疗的提供等。另外一个力量就是城市化商业化用地的需要。

这几个力量在中国其实也是一个探索过程， 在经济改革开放的头二三十年，农村在基础建设上吃了亏，农民作为一个身分，农业作为一种发展未来，也确实吃了很多亏。这种发展断裂，农村贫穷的问题， 让很多人，包括政策制定者，觉得只有更多更快速的城市发展才能解决诸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是很可惜，这几个力量不约而同把农地农业农民的需要进一步挤压，而也是这十几年， 中国城市化问题开始浮现，但是农村还能回去吗？

端：近十年来，中国城市化继续在推进，就像你所观察到的，许多农村都成为了市区。人们的就业，生活方式会改变吗？在中国的很多中小城市里，办事情常常需要熟人社会中的“托关系”，这一切现在是否会有变化？

胡：传统上，在延安这样的熟人社会里，什么东西都要通过这些方式获得。你认识一个人，就万事便利。不认识，就什么都做不了。2000年前后已经是这样。我后来一次回访的时候想租一间酒店，网上都说满房了。结果我打电话给一个朋友问，就租到了房间。这是几年之前的事情， 可以说延安还是一个关系社会。

我那时候认识的年轻人，都拿到了很不错的文凭，现在大部分都在延安不同层级的政府里面做公务员，创业的不多。延安虽然有民企，但是还高度依赖于政府的关系才有发展。

“国进民退”的这种趋势这些年反而是越来越强，这算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观察。如今的政府行政也越来越注重政府的办事能力，政府部门的人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间也会变大。而现在乡镇府多了非常多工作，防灾防汛，这些工作一点都不轻松。以前说基层公务员是“hea做”（粤语，随便做，偷懒），但是现在完全不是了，从早到晚都很忙。

端：这些年来，在新的政治气候的影响下，延安的地位和意义变得很不一样。这些变化对延安人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胡：我在2000年中去延安的时候，已经很少人会讲毛泽东时代的事情。大家会说，以前的生活很艰苦，现在好很多了。翻来覆去就是说是这些，所以这就遇到一个问题，我想问的问题是“毛的遗产是什么，毛时代留下了什么？”。但这个问题农民不能给你答案。那时在延安有很多红色旅游点，但是和人们的生活的关联很小。

不过，政府很多部门，干部会议一直都会在延安开，农民对这个很骄傲， 觉得这个地方。政府还是重视的。 这些年，因为梁家河，延安地位上升，很多本地人是觉得很不错。他们觉得延安之前的发展是被忽略，被遗忘的，尤其是对比沿海城市。

现在，延安市、延川市一下子都建了很多大广场，音乐喷泉，步行街，而且都是模式化的，一模一样。文化产业，窑洞酒店，也是这样一下子冒出来的。如何在延安反思发展主义？本地人觉得生活好了， 但是窑洞的建筑拆了， 农民进城了， 传统文化变成旅游表演了， 大家都向往城市发展了，我们如何衡量得失？

文化复兴

端：从延安的例子，你谈到了中国现代的文化改造过程——红色中国的知识分子用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去创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化艺术。你可不可以简略讲讲这个部分？

胡：中国从五四运动开始，知识分子在追求民族复兴的过程中，质疑儒家文化很多的价值观，认为中国变成了“东亚病夫”是和儒家文化有关的。从当时开始就有一种走向民间的运动——周作人，顾颉刚，提倡要学民间歌谣，要走向人民，认为民间民俗更加纯洁，可以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新的基础或者说是希望。

具体到延安时期，毛泽东设想的那种民族形式基本是排除了精英文化的——要下乡，和人民结合，一种民族的形式。像我在书中提到的艾青这些人，他们就去学习民间的艺术形式。但是他们也带着一种城市知识分子的眼光——看到一些本地神灵信仰，就祛除他们，看到一些男女结合之类的东西，也去掉。比如剪纸中间的“鱼戏莲”，又比如“猴子吃桃”，象征着男女结合，他们就认为比较那个，就不要剪了，也将之排除，然后就是剪一些大丰收之类的寓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涉及繁殖的、性欲的、鬼神崇拜的的这些民间部分，就都去掉了。剩下了一些什么呢？剩下一些知识分子认为符合民族艺术的形式。

剪纸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当这些城市知识分子下乡去了解民间艺术，意图寻找一种本真的、纯真的、乡土的传统文化去代表一种民族的、甚至是进步的、能代表未来的社会主义的艺术时，其实并没有如他们想的那么简单，民间充满了性爱的、求子的、崇拜鬼神的欲望和符号， 如何筛选什么民俗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的新艺术？这过程肯定是一个意识型态的塑造， 而且有很多父权的， 家庭中心的决定，而他们当时候的决定也就定义了后来新中国艺术的很多界线。

端：你也观察到如今这些形式又复兴了。

胡：某些程度复兴，但到了今时今日，去讲延安精神，民族文化复兴的大国家民族话语的时候，以前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扔掉的那些东西，到今天可能还是觉得不够得体，那么这里面复兴的是什么呢？它是很复杂的， 既要迎合政府宣传，也要迎合旅游市场，这本书所展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传统状况，一个不可能有“本真”的民俗。

端：有哪些诱因令传统的、乡土的文化复兴呢？

胡：诱因挺多的， 其中一个是城市的知识份子在激烈的社会转变中希望寻找本真的民族文化。而往农村追寻民俗文化，其实早在五四时期的歌谣运动就开始，当时的知识份子也是目睹中国即将学习西方的制度与科学，文化的焦虑就开始了——如果传统的儒家文化是批判的对象，那么中国的文化独特性那里放？

端：但今天的这种复兴，和当时知识分子下乡寻找乡土又有很大不同？

胡：这个百年以来的追寻其实没有停止过。而当然每一次的追寻其实都是很独特的意义，比如顾劼刚在歌谣里找到极高的社会与学术价值，甚至觉得歌谣可以被视为改革社会的工具。而艾青、古元等人下乡后发现，民间剪纸是一个中国很多节日庆祝都会用到的吉祥再现，他们想到的是如何结合剪纸和革命的宣传，如何把民众喜爱的剪纸主题和如木版画类的批判艺术的形式结合？这都是当时候的知识分子在想像一个进步的社会主义艺术形式和主题的时候的难题，在这个过程里，比如他们把很多男女性爱的传统符号，比如“猴吃桃”除掉，可能用了很多丰盛的主题来提倡社会主义，这过程我不会用“失真”去形容， 因为传统这个东西，它一直流动变化，每一个政治运动在摧毁一些东西之后，也建立了其他。

我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延安时期的毛的文化控制模式到当代变成怎么样？而延安模式如何影响到当代的农村文化？ 所以就挑选了几个文化实践， 剪纸，和说书都是非常经典的受过革命改造。巫神则是一直在灰色的被禁和没有停止过的状态。当然，这几个文化实践的变化都同时在中国城乡剧变之时，同时也是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语开展、旅游资本开始进入农村的时代。而毛时代的政治传宣，已经改变了很多所谓原来的传统文化内容，这个新世代的所谓寻农村的本真，寻找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觉得要反思的，反而是，这十几二十年的激烈城市化就是不断的摧毁农耕生活和其民俗的根基，在这个背景下的“非遗”工程真的恢复了所谓原来的本真吗？我认为不去反思一个城市发展主义的核心问题，而一味提倡拯救民俗，复兴中华文化可能只是自相矛盾的。

我在书中用了“晚期社会主义”的理论术语，当时想的是和美国学者詹明信的“晚期资本主义”对话。我问的问题是：中国的民俗传统是在哪种特定的历史政治经济城乡断裂的结构走出来？比如像日本这种后现代后工业社会，国族文化形式是如何建构的？日本的例子其实整个过程是高度资本化的， 日本这个民族是非常了解传统文化要和旅游、和资本产业结合，而非常讽刺的是， 他们的旅游文化表演， 从产品销售到包装，都让大家觉得资本社会非常成功保存了传统文化。

中国就不是这样的。 中国既不是高度资本化高度工业化的日本，而整个五四的反儒家传统又让城市的知识分子百年以来一直追寻一种更纯粹的民间乡间民俗， 经历了毛时代的文化改造， 到了今天的经济唱戏， 文化搭台， 然后又面临着一个农村凋零的困难，那传统文化的基础也正在消失——农耕社会消失， 窑洞建筑荒废，民歌剪纸巫神等农村实践正在消散， 那与此同时讲的这个民族文化复兴，文化生产的逻辑，究竟是什么？我想展现的文化传统就是在这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和政经脉络下的状况，而我认为延安作为黄河文明发源地、中共毛泽东的文艺座谈会的场域、经济改革开放下的文化落后地带、正好给我提供不同时期非常多元的话语去分析当代的状况。

端：在延安的经历，对你理解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关系有没有什么启发？

胡：如果有点反思的话，在我的前言已经表述了。作为一个香港人，我觉得我的研究也是一个批判自我意识的过程， 批判一种只以商业地产为主的发展主义，和这种心态如何局限了我们更多的可能性和与土地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