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多少无谓牺牲，才能走出凉山大火后的自我感动？

根据官方通报信息汇总，中国大陆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山火火灾，全程已经比较明晰。火灾起因是2019年3月30日的雷击，初期过火面积约两公顷，约等于两个标准运动场的面积；4月1日，过火面积扩大到15公顷；4月5日，前方指挥部宣布，火场基本得到控制，总过火面积约20公顷。

悲剧出现在火灾第二天，也就是3月31日下午5点50分：因为风向急转引发的“爆燃”，30名扑火人员在转场过程中牺牲，其中森林消防队员27人，地方干部群众3人；加上4月4日新发现的遇难人员，这起火灾中的总伤亡人数已经达到31人。

这次凉山火灾救援，暴露了当前中国救灾体制下的弊端：以“人定胜天、无条件战胜自然”为目的的救灾体系，在遇到突变情况时，因为救灾目标的不确定和缺乏应变能力，从而酿成无谓的牺牲。

大陆官方与多数媒体事后赞美牺牲、缅怀烈士。笔者为逝者顿足，但回顾整个救援过程，他们的牺牲不应该是必然的。掩盖对事件的反思，而假“英雄”之名祭奠，枉耗的是人命，是祭典者一厢情愿的自我感动。

无充分准备，凉山救火消防员赤裸裸暴露在风险中

面对森林火灾的威胁，扑火人员在如何安全逃生的问题上，缺少科学有效的应对方案和针对性训练。

西南地区正逢干季，受印度南部干燥大陆性气团影响，气候干燥，光照充足，山火高发。从中央电视台对消防队员的回访可以看到，在结束另一场持续3天的山火救援不到24小时之后，消防员们就再度投入扑火。一名队员说：“我们凌晨一点多出发，到停车的位置已是早晨七点多钟。然后又开始爬山，早上8点爬到下午3点多钟到了山顶，然后就看到了那个火烟冒起来。”

贸然进山带来潜在风险。“以前也没爬过这么高的山，因为到山顶的海拔已经将近4000米了。从来没有见过山势这么凌厉，陡度也特别大，都是八九十度的坡，有些就是垂直了。当时很奇怪，我们下去的时候，下面是没有任何烟，也没有任何火光的，和平常的山林没什么区别。”

——在大山之中，山火和烟的形态会受到燃烧状态或者山谷中强对流风向的影响，加上人的视野受到地形和各种障碍物的局限，因此火势并不总是明晰的。等到消防队员们靠近火灾核心区域、听到大火燃烧的声音时，已经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了。

从这段采访中已经可以发现不少问题：

第一，火灾高发时期，救援人员高强度持续疲劳作战，对他们的体力、判断力和专注力来说，是很不利的损耗。

第二，大火地区的地形复杂，交通方式原始，参与人员的体能消耗极大，携带装备徒步7个小时穿越山林抵达火场，不利于队员持续保持警惕并作出逃生反应。扑火机都是有重量的，风力灭火机重量为25公斤，加水以后的总重量为45公斤。人在没有路的深山中负重徒步穿行，更进一步消耗了消防队员的体力。

第三，火情侦查匮乏，消防队员是从茫茫森林的外围向火灾中心靠拢，对火情的了解和侦查全凭借现场的观察和经验。消防队员因为视野的问题，无法判断和预测瞬息万变的森林大火走势；而从原始信息中，看不到指挥部给前线消防队员提出明确的作业指令。前线救援队员完全靠着有限现场信息去摸索，最终一步步走进危险。

第四，也是很核心的一点，所有的救灾活动中，现场永远存在各种风险，作为救援人员，必须先保证自己的安全，才能进而保证持续救灾活动。进入森林大火这样的火场前，要建立一条逃生通道以及安全区。然而凉山火灾中逃生的队员，并未有这样的准备，在危机来临时，靠的完全是霎那间的本能反应。

面对这种地形、面对这种爆燃，可能我包括其他兄弟都无力逃生，毫无办法⋯⋯直接绝望，脑子当时已经空白了，就是一顿跑，甚至于这些逃生动作能否保命也无从知道。

这番话佐证了一个现实：面对森林火灾的威胁，扑火人员在如何安全逃生的问题上，缺少科学有效的应对方案和针对性训练。

有人拿美国2013年亚利桑那州亚内尔山森林火灾导致19名消防队员丧生的事件，来类比凉山大火，认为导致消防员无处可逃的“爆燃火”是难以预测且不可控的。

“爆燃火”固然是森林大火中最不可捉摸而可怕的地方，甚至于美国消防队员有先进的“防火帐篷”，也无力逃避大火带来的持续高温和缺氧。然而，亚利桑那州消防员的两处致命失误，其一是作业位置选择在了火势正前方，其二是消防员为自己设置的安全空间不够大。通常情况下，安全空间选择在已经燃烧过的区域，因这些区域没有足够的可燃物；但亚利桑那州的救火队员把安全区选择在火势前方还没有燃烧过的区域，因此当意外发生时，过猛的火势就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损失。

这与凉山大火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

根据官方通报，本次火场属无人区，暂未对居民形成威胁，但是消防队员在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一步步逼近潜在风险，赤裸裸暴露在风险之中。这样的牺牲，无疑毫不值得。

在大自然面前，所谓的“控制”，近乎自我安慰的徒劳

美国加州大火，一线的消防队员观察火情之后，迅速做出判断并发出两个指令⋯⋯第二，也被认为是很关键的一点是，发出撤离申请。

中国的森林火灾管理，从法律法规，到专业观点，普遍坚持的一个概念是，森林火灾一定要“主动扑灭”，而且越早介入越好。这种观点的其中一个参照案例，就是美国2018年底爆发的加州森林大火——那场大火导致84人死亡和869人失踪，国内舆论将这个结果归纳为“救火不力”；在火灾初期未能有效控制，错过灭火最佳时段，从而酿成大祸。

然而实际上，与这种宣传相反，美国对加州大火的介入速度是很快的。在接到火情报告后不到10分钟，消防队员就陆续开赴现场。一线的消防队员观察火情之后，迅速做出判断并发出两个指令，一是呼叫更多救火资源的投入，包括飞机；第二，也被认为是很关键的一点是，发出撤离申请。撤离行动第一时间得到响应，得以及时启动，这个动作事后被认为是减少伤亡的关键。

至于这场大火为何如此惨烈，如同很多分析指出的那样：极端气候下，雨季后疯长的植物，在漫长的旱季中变成干枯的燃料，令这个地区堆满了“干柴”；一个火花引起的野火加上强对流空气，很快引发地狱般的烈火。火灾带来的人员伤亡，主要在于撤离警报系统的错误；而从后期数据来看，整个火情一直得到稳步的控制。

只是，面对大自然的无情，所谓的“控制”，近乎于一种自我安慰的徒劳。火情的真正解决，不是靠整个美国西海岸灭火直升机的投入，而是天降大雨。

“人定胜天”的救灾观，令生命让位刚性指标

“森林扑火”有具体指标，“扑火人员安全”却无明确规定。

面对森林大火，应该主动出击立即扑灭，还是有限救援、通过隔离控制损失？宏观策略方难以简单地评定出好坏。但无论哪种价值观，首先应以救援受到威胁的生命为第一目标，平行的部分是充分保障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再往下则是公共安全、生态和财产。每个国家的情形各有不同，而所有的灾害救援，核心原则是在即时的情况下面对不断变化的情景，做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在这其中，人的生命应当是最高的价值。

然而，中国的森林火灾管理，将“第一时间扑灭火灾”作为政策的核心，同时确定了刚性的响应级别。2018年11月察网上发表的一篇认同中国主流消防观点的文章，提到一个需要关注的现实：（中国）实现森林防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4小时火灾扑灭率达到95%以上，森林火灾受害率稳定控制在0.5‰以内。

——这是基层消防员要执行的刚性指标，导致一线救援人员缺乏足够的制度弹性去做出更多的选择。

在“以24小时为单位消灭明火”的指导下，扑火人员如果先建立安全通道和选定安全区，势必消耗一定的时间；而在遭遇风险时，扑火人员面临的抉择是，看清楚形势再行动，还是为了在指定时间内完成任务而快速行动。

这也造成了在森林火灾中，即便是发生在无人区的火灾、即便指挥人员发现火情出现在容易扩散同时不利于救援人员撤离的悬崖地带，依然强调“继续前进”。

民间质疑凉山大火为何没有出动航空灭火，实际上，伤亡发生后的第二天，西部战区就命令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出动两架直升机，紧急飞赴木里县执行山火救援任务。2019年4月7日上午，凉山木里火场出现复燃，三架飞机前往木里火场侦察和吊桶灭火。

一切行动都中规中矩：按照预案，达到三级响应，可触发航空灭火的要求；按照预案中的标准，敏感时间、敏感地区48小时尚未扑灭明火，即可出动。

问题在于，整个预案，强调的始终是“第一时间调动力量”，完成“打早、打小、打了”的原则。相比于森林扑火的明确目的，预案提及的“保护扑火人员安全”的原则，却并无特别细致的对应。按照中国的预案原则，理论上是国家层面作出宏观意见，往下（地方）落实时根据情况细分；但在实践中，基本上是下级预案原搬上级预案，只在细微之处做微调。这就导致，“森林扑火”有具体指标，“扑火人员安全”却无明确规定，最终，保护扑火人员安全就让位于快速灭火。

救火现场最为重要的部分，是根据地理环境和火场态势，确定行进路线、驻地选择和扑火作业。然而从上面的分析可见，救援一线缺乏资源制定更为细致的方案和执行体系，也缺乏足够的培训体系支持。

近身肉搏无人区山火，人可以“保卫”森林几多？

如果放在10年以上的维度来看，森林的自然资源可以生生不息，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肉身去在当下挑战自然？

再一个问题是，当火灾发生地距离人类活动区域有一定距离，那么“保卫自然资源”，能否成为这起救援所承载的价值？

中国的研究报告中，大多对森林火灾持有负面的态度，认为森林火灾会破坏生态。这些观点普遍缺乏案例和数据的支持。

1987年的大兴安岭森林大火至今已经32年，由于林业科学家一直有持续的跟进，因此对火灾后森林资源的恢复积累了大量的实证数据。从大兴安岭的后续发展来看，整体来说，即便人类完全没有干预，只要时间充足，林地也能逐步恢复到火灾之前的状态。人类积极主动的有效干预，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恢复林场生态，然而错误的干预会令事情变得更糟。比如将火灾区域的林木清理后搬离原址，看似合理，但在这样的区域内，因为营养物质和生态的改变，林地的恢复状态最差。

撇开科学，在纯自然状态下，天然因素引发的森林大火，也是森林系统自我更新换代的一部分。但是人类往往会放大自己的能力，而且对森林大火引发的短期负面影响格外重视，这不仅在中国，在美国也是如此。

对此，美国专家也有不同意见。俄勒冈州立大学海洋学教授迈克尔·格劳认为，将所有火灾都视为坏事，导致美国的森林防火过度关注短期规划。因为烟雾弥漫的空气、烧焦的树林和短期生态系统的破坏，这些短期的负面影响很大，政府不可能对此毫无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气候变化与森林火灾问题的专家帕克·威廉姆斯认为，虽然我们能登月，我们也有连接全球的互联网，但我们还是驯服不了山火；最好的结果是当山火发生时，在气候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一部分森林在受控制的情况下被烧掉。

据中国气象局的数据，从1999年到2007年，中国共发生森林火灾78142起。笔者作为亲历过数起森林大火的人，深刻理解铺天热浪和浓烟面前人类的渺小和无助。如果放在10年以上的维度来看，森林的自然资源可以生生不息，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肉身去在当下挑战自然？

同一套救援体系，为什么地震救援可以，救火不行？

火场与地震后的现场有截然不同的差别。

在中国大陆，地震救援与山火救援一同被归入新成立的“应急管理”部门，相对来说，地震救援指挥体系的运转，目前基本见不到如此严重的失误，对救援结果，社会普遍比较认可。

这是因为，地震毕竟是瞬时发生的剧烈灾害，此后虽然也有余震和次生灾害，但整体来说容易发现、容易判断、容易避险。为此，地震救援可以按部就班建立大本营，从指挥部到一线救援人员建立密切的沟通协作机制，搜救、通路、通电、通讯和物资援助可以齐头并进。从政府到民间的长期备灾准备，有充足人力物力及时应对大兵团作战，同时也有利于互相支持查漏补缺；而且，地震救援还有系统的理论研究来支持，可以根据当地地质情况、地震烈度地图与实际受损情况，全局调配资源。

这一整套的工作模式，从2008年汶川地震的手忙脚乱之后，迄今为止越来越娴熟。粗放的指挥模式，在实践中演练出一套可复制的操作办法。

但是，火场与地震后的现场有截然不同的差别。这种粗放的预案模式，一旦放置在环境实时变化的火灾场景之下，就会面临火场的地理信息不足、资源调配不足、指挥部信息不全、参与人员能力不足等多种问题；而且救火往往是小队活动，难以互相支持。更致命的是，前方人员得不到后方支持，无法实时掌握现场和全局情况，也没有足够的决策权限和实战经验随机应变做出快速反应动作。

这种救灾机制，在没有出现重大意外时可以解决问题，但当环境发生突变之时，就可能因为应变不利，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悲情祭坛，赞美无谓牺牲，掩盖反思问责

无畏的付出，总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伟大，但更多的伟大，不应交换以勇气与责任的墓志铭。

对救火一线队员来说，他们承担了最大的压力，在最简陋的设备支持和工作系统之下，无条件完成24小时内赶到现场扑灭明火的任务，这本身是赢人尊敬的。但是30条生命的无辜逝去，是有关方面无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所有质疑的声音，反对的声音，都像森林大火一样被“扑灭”了。最终，中国大陆的大部分舆论被无条件地导向“支持灭火”的原则，通过精致的舆论包装，涌向对烈士与牺牲的无限赞美。

天津、广州、云南、贵州等地多名网友，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以“发表侮辱烈士言论”为由，被行政拘留甚至刑事拘留。这一切举动，都是在竭力避免这起灾难成为质疑政府行动的导火索。

而牺牲的30位烈士，成为政府进行社会动员的可用符号。在铺天盖地排他的宣传力度下，整个社会被卷入情绪的宣泄之中。一次惨烈的失败，成为制度优越性的注脚——“政府积极救灾，消防队员英勇无畏，崇尚烈士，尊重生命”。

诚然，国家在管理能力上进化很快：森林大火中引入科学的介入和指导，甚至调度卫星参与监控，降低调度飞机参与救火的门槛⋯⋯一切技术性的改良都可能在更快的速度下实现。

然而这种技术性的改进无法改变制度性的弊病。在“人定胜天”的既有惯性推动下，政策目标可能与现实偏离，而在需要灵活应对的多变场景下，全新的危机与风险就总是令悲剧重演。

悲剧并不遥远。就在凉山木里森林火灾前两周，3月14日，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发生森林火灾。扑救过程中同样出现风向突变，7名森林消防队员被困火场，1名消防员受轻伤，6人抢救无效，不幸牺牲。牺牲的6名消防队员也和木里的队员一样，大多为90后，其中一名出生于2000年2月，年仅19岁。

对于这些直面火场的英雄，我永存敬意，然而我也坚信：

我们需要有效的救援，而不是无谓的牺牲，我们应学会与自然共处，而不是总想著如何“胜利征服”。无畏的付出，总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伟大，但更多的伟大，不应交换以勇气与责任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