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深层规律与未来走向

改革开放至今已有40年。再加上1949年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将近70年的时间里，中国成了一所共产党主持的人类社会试验室。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好比撰写一份试验报告。

如果说，企业家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者，那么，中国政治家，就是全要素组合者。他们组合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多种要素，以及这些要素构成的不同系统、不同规则体系，试图用这些东西建构理想社会。但是这些要素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配比，却导致距离理想社会忽近忽远。

本文讨论六个问题。

第一，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轨迹。

第二，社会试验得出的三条规律。

第三，提高自由度。

第四，改革开放的两个副产品。

第五，2012年至今的回调。

第六，重回改革升势的可能性。

一，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轨迹

改革开放40年，政策的基本走势是两波：两上两下，进三退一。上是自由度提高，下是自由度降低。我们可以用下边的趋势图表示。

第一次上行：1978年-1989年，走了10年多。主要标志是解放思想、农村改革、城市私营经济的重新出现和发展。

第一次下行：1989年-1992年，用了3年左右。主要特征是意识形态回调，提出防止和平演变，限制私营经济。回调的时间幅度为30%，进三退一。

第二次上行：1992年-2012年，持续了20年。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意识形态不争论，市场经济合法化，民企大发展，加入WTO，房地产市场形成。

第二次下行，2012年-2018年，至今已有6年。标志性事件是唱红、反腐、打右、国进民退、加强党的领导。回调的时间幅度接近30%，又接近了进三退一的幅度。

我们还可以在更长的时段中考察自由度的增减轨迹。上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批判邓子恢提倡的四大自由，即借贷、劳动雇佣、土地租佃和贸易自由，主张“四小自由”，还说要逐步取消。结果正如毛泽东要求的那样，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人民公社大跃进，自由取消了，大饥荒来临了。随后调整放开，一度退到了包产到户。经过三年调整，再次收紧，发动文革，全方位压缩自由。

在这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试验中，权力两进两退：压缩自由、部分恢复，再压缩、再恢复——改革开放就是自由的再恢复，也可以看作针对前三十年极权走势的大逆转。

在这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试验中，权力两进两退：压缩自由、部分恢复，再压缩、再恢复——改革开放就是自由的再恢复，也可以看作针对前三十年极权走势的大逆转。

二，社会试验得出三条规律

1949年至今，在将近70年的进进退退之中，考察四大自由的每一个领域、每一次进退，大体可以确认三条规律。

第一条规律是：自由度与财富创造正相关。自由度每提高一级，就会有相应的财富创造和GDP发展，反之则是萧条、甚至灾难。

第二条规律是：执政党顺应第一条规律，执政就比较顺利。对抗这条规律，经济就出问题，导致政治分歧加大。

第三条规律是：摸着石头过河，决策者根据下一步的成本收益权衡，依据自身利益，决定是“收”还是“放”。

三，自由度提高

1978年的改革开放从解放思想开始，从农村改革起步，主要在经济领域展开。

在改革释放的自由空间里，新经济主体生成并发展壮大。社员变成了小农，乡镇企业发展，个体户诞生。民营企业家和农民工随后生成。新主体带来了新规则、新思想、新的社会秩序与生态。

从经济角度看，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化为农民工，必须有企业家招聘。而企业家办厂，又必须有市场、资金和技术。中国对外开放，加入世界分工体系，获得了市场、资金和技术。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凭借廉价劳动力等方面的竞争优势，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迅速发展壮大。

庞大的国内市场，互联网新经济的出现，深化了市场分工，为长时间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基础。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顺利。

从政治角度看，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政府主要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慎用否决权。接受在自由空间中诞生的新主体，认可他们的行为，允许他们存在发展。用改革初期著名的表达方式说，就是“可以、可以、也可以”。

第二，自由增量竞争。各地政府彼此竞争，招商引资，承诺提供更多的自由乃至特权。地方政府整合调整各个系统，承担起政治、经济、社会全要素配置的使命。这是弱小的民营企业无法承担的。极权半极权体制，很容易向下授权，设立某种多要素承包机制。

第三，加入WTO体系，这是推动国内经济和相关法律系统加入国际体系的新整合。

四，改革开放的两个副产品

市场经济的扩张，带来了经济繁荣，也产生了两个副产品。一是两级分化，二是腐败。两级分化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腐败则是非法的权钱交易。

胡锦涛时代建立并扩大社保体系，取消农业税，努力解决贫富分化问题。这是政治家的系统重建和系统整合。

习近平时代面对严重腐败问题。中国历代王朝，40%多死于民变，40%左右死于官变，20%死于外敌入侵。2012年时，民众仇官仇富情绪蔓延，遍地干柴，一个火星就可能引发大火。民变概率提高，威胁到政体安全，反腐败可以降低民变风险。

五，2012年至今的回调

如果把毛泽东时代的高度一元化的中国称为“极权社会”，把转型前台湾的有限多元化社会称为“威权社会”，那么，今日中国处于二者之间，可谓“半极权半威权社会”。

所谓“回调”的意思是：向毛泽东时代的一元化方向调整。反腐败运动、意识形态唱红、加强党的领导、国企做大做强。这套国内政策，还意外地损害了中美关系。

所谓“回调”的意思是：向毛泽东时代的一元化方向调整。反腐败运动、意识形态唱红、加强党的领导、国企做大做强。

在这种背景下，重点讨论三个方面：反腐败、意识形态、中美关系。

1，反腐败

本次回调，从2012年开始，就是以反腐败开路，凭借反腐败保驾护航的。如前所述，反腐败是对改革开放副作用的补救，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是正当的，还可以降低民变风险。但是，反腐败运动本身也有副作用。

第一个副作用，就是自由的价格提高了。

中国改革从极权社会启程，现在走到了半极权半威权的位置。一路走来，民间的经济自由一直处于稀缺状态。中共中央承诺改革开放，这是大方向，但具体在各个领域的突破，难免需要私下交易。其中，行贿就是一种交易。在这个意义上，行贿，就是民众和资本对自由的赎买。这是一种权钱交易的黑市。更进一步，资本还会以行贿的方式购买政治保护，或购买特权。这种交易导致了民间的仇官仇富情绪蔓延。

行贿，就是民众和资本对自由的赎买。这是一种权钱交易的黑市。

反腐败为民众出了一口气，但也提高了黑市上的自由的价格。同时，反腐败导致官员普遍不作为。在权力要素特别重要的中国，作为全要素组合者，超级企业家，地方政府官员失去了改革主动性，自由的供应就减少了。

反腐运动，使得中国经济中两个最积极、最重要的主体——民营企业家和地方政府官员——同时处于危险和恐惧之中。

反腐败的第二个副作用，就是官变的风险提高了。

在中国历史上，官变的概率和民变的概率几乎同样高，都在40%上下。1949年以来，官变也发生过多次。成功迫使最高领导人改变政策的，至少有三次：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1967年武汉“7.20事件”、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

政治运动式的反腐败，也就是规模大、效率高、但不那么遵守法律的反腐败，抓了400多位省部级高官，让官僚权贵集团的私人和小集团利益严重受损。这个半极权半威权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强力反腐的条件下，转化为“既得风险集团”。风险/收益的变化，迫使他们的体制偏好转向，转向法治和权力制约机制。

反腐败不仅损害了贪官污吏的个人利益，也损害了官家集团的整体利益，损害了集体领导的决策机制。由于官员普遍贪腐，几乎人人都有毛病，而最高领导人比较廉洁自律，又敢抓政治局常委，党内的平等协商关系，很容易转向命令服从关系。

官僚的整体利益和私人利益双双受损，按照历史惯例，官变的概率必定上升。如果不调整政策，官僚持续不作为，经济继续下行，也会导致民众不满。官变叠加民变的概率一起上升，政治风险将大大增加。

2，意识形态回调

改革开放时期的意识形态边界是在1986年确定的。那一年，邓小平决定不再提“共产主义”目标，说实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十几代、几十代人的奋斗，把共产主义推到了几百年之后。取代共产主义目标的，是“发展经济”。同时，邓小平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说还要反30年。

此后，中国的意识形态大体就在这左右两条边界之间。右边要发展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也就是资本主义，左边要坚持党的领导。按照赵紫阳的说法，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

2012年之后，共产主义理想一再被强调，所谓“不忘初心”，几百年之后的目标重回眼前。与此同时，官方“敢于亮剑”，右侧的言论空间一再遭到打压，改变了意识形态不争论的政策。邓小平划定的意识形态边界向左移动。

但是，在以上第一主题之外，还存在着第二主题：在2013年和2014年发布的两份中央决议里，中共中央要求提高市场经济的纯度，提高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的水平。此后，合宪性审查提上日程，高官就职要宣誓效忠宪法。这些提法和做法扩展了邓小平划定的右侧边界。不过，在实施中，第一主题明显强于第二主题，可以说“左声部”压倒“右声部”。

意识形态左转造成了全社会的普遍困惑：民企感觉危险，投资意愿下降；官员不知所措，普遍不作为。同时国外也困惑：中国国进民退，已经破坏了国际市场经济秩序，不知中国会不会进一步成为自由秩序的挑战者。

意识形态左转造成了全社会的普遍困惑：民企感觉危险，投资意愿下降；官员不知所措，普遍不作为。

中国政府试图做出调整，例如，在民企投资增长率从2012年的24%降低到2016年7月的-0.01%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两年内出台了三份决定，强调保护产权，鼓励民企投资，鼓励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当代领导人支持鼓励民营企业的调子已经高于邓小平时代。顺便一说，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强调，来自奥地利学派，而奥地利学派对马克思主义持批评态度。

总之，中国的意识形态呈现出自相矛盾的状态。有人开玩笑说，邓小平时代，打左灯，往右转；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打右灯，往左转；现在左灯右灯一起闪。

我的预测是，第二次意识形态回调即将见底，明年或后年，重返邓小平划定的意识形态边界，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按照历史经验，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自相矛盾状态，往往是向某个方向突破的前兆。持续向左，代价太高，得不偿失。我的预测是，第二次意识形态回调即将见底，明年或后年，重返邓小平划定的意识形态边界，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3，中美关系

（1）中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特色就是“市场经济+党的领导”，我称之为“资本-官家主义”。这种结构，决定了中国对美国的两种态度。

第一种态度是合作，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市场经济体系，接受市场规则。这是资本的需要。

第二种态度是抵制，官家集团坚持自己的主导地位，党要领导一切。面对美国宪政民主制度对国内民众的吸引力和诱惑力，中国的政治制度必须自卫，说本国政治制度的好话，说美国政治制度的坏话。民主宪政制度对中国民众的吸引力越强，官家主义体制感到的威胁越大，官方对西方的防范也就越严。

（2）如何调节合作与抵制的力度？这取决于合作与抵制的成本和收益。按照邓小平路线，合作多，抵制少，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对中国发展有利。回到邓小平路线，继续韬光养晦，降低意识形态对抗的调门，不挑战美国主导的秩序，承诺遵守这种秩序，深化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介入，也对中国有利。

当然，重返邓小平路线，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仍然不能解决两重性问题。内政决定外交，中国内部制度的两重性——有限自由的市场经济和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对外政策的这种自相矛盾。

（3）中国的现行政治经济体制面临更大的压力

“党的领导+市场经济”这种模式，在过去4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主要凭借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即劳动要素便宜，开发区土地便宜，环保要求不严等等。至于政治要素，即制度成本，例如产权保护、法治水平、税费负担等方面，中国一直高于美国。现在，随着中国各种生产要素价格的提升，产业的升级，相对美国而言，各种生产要素价格的优势基本消失，政治-经济体制问题已经成为拖后腿的主要因素。

这种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是：官太强，民太弱，国企垄断了太多，而且政策随时可能变化，中国的民营企业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一直有不安全感。在偏离了邓小平路线之后，不安全感加剧，资本外逃或不投资的现象很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是国内政治经济权利分配问题，也是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成功，不仅可以缓解国际政治困境，也可以提高国际经济市场领域里竞争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国民众有利，对官方的长期稳定也有利。

（4）川普发动的贸易战，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了新压力。

美国对公平贸易的要求，主要针对国企的垄断和特权。民营企业和中国消费者对国企垄断和特权同样不满。在这个意义上，承受压力最大的是国企、以及要把国企做大做强的政府。而对于很多民营企业来说，他们可能面临一边受损、一边受益的前景。受损可能是因为关税增加，受益是因为政府被迫降低税费，推出对民企的优惠政策，提高自由度，提振经济。

在贸易战中，中国政府面临更大的压力重返邓小平路线。甚至，比邓小平更进一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让民众和国外资本恢复信心。

果然如此的话，中国的民企和消费者，中国民众，很可能成为贸易战的最大受益者。

（5）美国副总统彭斯说，美国希望中国的自由将扩展到各个领域，不仅是经济，更是政治上，尊重私人财产、个人自由和宗教自由，尊重人权，但是这个希望落空了。连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著名政策也变得空洞。

希望落空，是因为美国的期望偏高偏急。直到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挺好，政治体制不改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不强，不紧迫。外围有许多经济缓冲带。

什么时候紧迫呢？应该在经济缓冲带消失之后。人权、个人自由，以及保障这些自由的政治体制，必须要有很多人一起追求，而且这些人还必须很重要。现在，以民营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这批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重要。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增添了越来越多的经济意义。

资本和知识这两样东西，与土地上的农民不一样。农民的资产难以转移、难以隐藏，规避强制命令体制的能力很弱。而资本和知识容易转移，压力一大就会消失不见。和他们打交道，只能通过契约交易，不能强制。这是中国发生的基础性变化。因此，强制命令体制，必须走向协商契约体制。

在资本和知识分子的追求下，在邓小平的政策无法得到稳定保障条件下，在经济和外交都出了问题的条件下，政治体制改革才成为中国国内不得不认真考虑解决的问题。这就是说，这个问题，刚刚出现在国内改革日程表上，尚不是当务之急。

（6）总之，这些新增的国际国内压力，将推动中国的改革，调整意识形态，逼出更多的法治、更多的产权保护，逼出降税降费/降低政府规模/降低对经济的行政干预程度，更加尊重WTO规则体系，合作面增加，对抗面减少。

换句话说，彭斯所描述的美国对中美关系的看法，过去似乎偏于乐观，现在似乎偏于悲观。其实，中美冲突的基础并没有那么深厚。

彭斯所描述的美国对中美关系的看法，过去似乎偏于乐观，现在似乎偏于悲观。其实，中美冲突的基础并没有那么深厚。

六，重回改革升势的可能性

如何结束第二次回调，回到扩大自由的改革开放趋势？ 历史经验展示了三种可能性。

第一是最高权力主动调整。我认为，重回邓小平路线是双赢的，而双赢是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所以我预测第二次回调即将结束。

当然也有人说，人的决策未必理性。还有人说，专制政体容易扭曲信息，报喜不报忧，这种体制就不那么理性。所以，我只能推测一个大概率事件，不理性的概率越高，我的推测越不可靠。但我知道，我们这代人，无论如何保守，内心也具有毛邓两重性，这种意识形态的两重性，决定了回到邓是有感性基础的，不必完全依靠理性。

第二是体制调整的可能性，例如前边提到的七千人大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苏共历史上也有这类先例。

第三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调整方式，也就是绕开权势的方式。任何权势都不可能占据全部时空，在这个时空之外，我们可以看到潜规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周期性的平反改正，等等。

如果迟迟不能重拾升势，常见的历史规律是，偏离利益均衡点的张力越大，未来的升势越猛。

（吴思，媒体人，历史学家，著有《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隐蔽的秩序》等作品。本文是作者2018年10月25日在耶鲁法学院蔡中曾中国研究中心的演讲稿，有补充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