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丙坤辞世：国民党“经济官僚世代”的谢幕

台湾海基会10日晚间证实，前董事长江丙坤逝世。这位在马英九执政时期代表“中华民国”、与北京政府平起平坐、协商谈判两岸事宜的最重要的前线使者，此时此刻辞世了，象征著一个时代、一条政治路线的终结。

如果不是晚年仕途走上了两岸这个政治大舞台，又正逢两岸关系最热络的八年，江丙坤的名声，大概跨不过台湾海峡。然而即使今时今日，知道他的人多了，但比起同一世代，各领一时风骚的台籍政治人物如李登辉、林洋港、连战、萧万长……江丙坤的公众面貌其实挺模糊。

说“模糊”的意思是：江丙坤少了一张“政治脸孔”。他演说时声调平板，讲词少有趣味，大多时候他照本宣科，不怎么临机应变。在公开场合，他不说笑、不唱歌，遑论精心锻炼出让媒体可以高高兴兴下标推播的“爆点”、“金句”。一个有名的例子，是江丙坤担任海基会董事长时，两岸开始大量商签各种协议。刚签第一批四项协议时，江丙坤在演讲中说：

“两岸签署这4项协议，犹如在海峡两岸建了4条高速公路，便利两岸往来、交流与合作。”这比喻第一次听还很新鲜，但两岸协议之后增加到8项，江丙坤讲词里的高速公路就变成“8条”，10项就是10条、24项就是24条……

这就是江丙坤。一位有著老派台湾人的谦和大度，永远遇事淡定，喜怒不形于色的政治工作者。

这就是江丙坤，喜怒不形于色的政治工作者。

不同于其它政治人物总爱说故事、出传记，江丙坤绝少拿自己的出身故事交换媒体版面。少见的一次真情流露，还是因为台湾青年导演魏德圣的成名作：《海角七号》。

那是2008年11月，中国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问台湾，这也是1949年两岸分裂分治以来，第一位踏上台湾的北京政府代表。陈云林访问台湾期间，海基会临时决定以《海角七号》待客，除了让陈云林一行追上台湾的流行，也希望籍著这部戏的背景 —— 一段发生在日治时代的台日恋情，让对岸代表体会台湾在历史上和日本的紧密关系。因为历史的诠释和认同差异，恰恰是两岸最大的分歧点之一。

大陆或台湾统派人士说起“岩里政男”（编注：李登辉在日治时期使用的名字）往往咬牙切齿，但很少人记起江丙坤也曾经是“江原正雄”。昭和七年（1932年）出生于“台中州南投郡”（今天的南投县），江丙坤受了六年日语小学教育，毕业那一年二战结束，江丙坤进入台中初级农业学校。

江丙坤受日语启蒙，日语流畅不在话下，他吸收新知的渠道之一也是日文。在海基会董事长任内，他经常搭机往访大陆，机上读物有时就是《文艺春秋》（编注：日本杂志，对于老一辈受过日本教育的台湾人来说，是知识份子的“必读刊物”）。

像江丙坤这样的出身背景，很难不被《海角七号》的情节打动。那次他和陈云林看片出来，记者问他看完电影有什么感想，他便将自己比为戏中的“茂伯”。戏里的“茂伯”是位邮差，帮著主角为那些原本寄不出的情书找到主人。这样的情节令江丙坤想起，自己也曾经在驻南非期间帮忙寻人，日治时代的出身加上个人经历，说起当年感慨无限。这也是江丙坤极罕见的，在公共领域里“入戏”的一次表现。

在他登上政治高位之前，养成、贯穿他一生的就是文官的训练，甚至更窄：经贸文官体系的训练。

江丙坤欠缺“政治表演”的能力，除先天性格因素外，恐怕还有一个原因：他是国民党上层中极少数不曾真正参与选举、没有民意代表经历的政治领导人。他的确在2002年当过一届立法委员，但不是从选区里一票一票握手、拜托来的，而是通过成为政党提名的全国不分区立委，而进的立法院；他是位高权重的副院长，和一般必须照顾好基层水沟、路灯、消防栓的区域立委完全是两件事。

外馆商务专员、经济参事、国贸局副局长、局长、经济部常务次长、政务次长、部长、经建会主委……细数江丙坤的经历可以发现，在他登上政治高位之前，养成、贯穿他一生的就是文官的训练，甚至更窄：经贸文官体系的训练。因此他的思虑像文官、说话像文官，行事风格像文官，“江科长”的外号不迳而走。

在2000年民进党执政之前，江丙坤参与国营事业民营化、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入会申请、南向政策、亚太营运中心规划……这些专案，让他成了李登辉政府里不可或缺的经贸政策执行官。他对国家应该如何发展的战略观也由这里形成。

在公开或私下的谈话里，江丙坤经常用这样的比喻：企业家造血，政府是心脏，政府能把企业家创造的血液输送到全身各处，这个人(国家)就会健康。有再强大的心脏，企业家造不出血也是枉然；企业家造出了血，输送不出去也没有用。一个“企业+政府”相互帮助，紧密结盟的体制，就是江丙坤认定的国家发展、繁荣之道。

在“政商关系”的互动上，筹组“三三会”是江丙坤的代表作。他在1999年中、经建会主委任内，倡议成立这个社团。当时的意图，是认为台湾产业面临升级转型，大企业家间必须有一个沟通、联盟的平台。三三会的第一位理事长就是台湾水泥公司董事长辜振甫 ——虽然他“海基会创会董事长”的身份更为外界熟悉——三位副理事长之一的辜濂松，同样来自鹿港辜家，中国信托商业银行是他的重要事业。

江丙坤曾经回忆，李登辉政府推动“南向政策”时，经常是像他这样的政府官员在前交涉、辜濂松这样的大企业家得同时跟进。例如官员和某个政府谈出了投资优惠政策，必须立刻有企业家跟进该国投资，如辜濂松便可扮演跟进投资的角色——在江丙坤心里，这就是官、商之间的角色搭配。

而私下谈起辜濂松，江丙坤也会格外流露一份感谢心情，两人的关系可以说是由公谊而发展到私交。江丙坤卸任海基会董事长后，进入中信金任职，一般相信这是辜濂松将家族子弟和事业体“托孤”给江丙坤照看。

回顾台湾在1980、90年代经济发展的模式和路径，就不难理解江丙坤这种“右派保守”的发展观从何而来。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江丙坤和2000年之后任职的中国官员能够如此合拍，因为他们共享同一套发展观。

他所得到的褒扬和批评，都是因为两岸关系。褒扬者赞誉江丙坤为“两岸交流推手”；但另一面，他处理两岸党、政、商之间的关系有时界线太模糊，经常引发“利益回避”的争议。

但在民主化后的台湾，政商关系开始被公众密切检视，“利益输送”更是一种罪恶。同样也就在这个时期，2008年，马英九率领国民党重返执政，江丙坤被任命为海基会董事长。

江丙坤跃上两岸舞台起于陈水扁执政之后，北京政府开始和国民党高层接触。江丙坤靠著和工商界的关系，成为国民党在大陆组织动员台商的实际操盘手。2005年，连战以“和平之旅”为名访问大陆，先连战一步到大陆勘察、规划的党内大员，就是江丙坤，他从这里开始步上两岸关系的舞台。

2005年3月，江丙坤以“国民党副主席”的身份前往中国大陆进行“破冰”之旅，与时任国台办主任的陈云林达成12项共识，将两岸“信息产业标准化问题的研究及制定”列为重点合作项目。随后，江丙坤立即号召台湾多位高科技业重量级人士，成立“华聚产业共同标准推动基金会”，并亲自担任创会董事长。直到今天，江丙坤的照片和经历，还挂在华聚基金会“荣誉董事长”的网页上。

华聚基金会的倡议，一言以蔽之，就是推动两岸高科技领域的全面整合。基金会设置包括移动通讯／移动互联网、车联网、云计算、半导体照明、显示技术与应用、太阳光电等十个分论坛，希望两岸除了在产业上形成分工整合，更要依靠中国广大的市场，自己研发新技术产品的规格，外国厂商如果想进入中国市场，必须跟随、采用这一套规格。

到了国民党执政后，江丙坤开始推动、落实这一套思维，但同时他与高科技厂商的关系、与华聚基金会的关系、利益回避以及家人在大陆经商等问题，开始一一浮上台面。以致于2009年中，第三次江陈会在南京举行完之后，江丙坤就向马英九递出了辞呈。此时他上任仅仅一年半。

马英九选择挽留，并且和时任陆委会主委赖幸媛一起高调表达对江的支持，辞职一事不了了之。2009年年底，两岸两会协商在台中举行，江丙坤签署了包括《海峡两岸标准检测及认验证合作协议》在内的四项协议；2010年7月，江丙坤在重庆与陈云林签下著名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江丙坤领军将马英九时代的两岸关系推上了最高峰。

江丙坤从2005年开始投入两岸关系的经营，有媒体报导、统计，连同4年多的海基会董事长任期在内，18年来江丙坤访问中国大陆超过70次，访问过的城市超过200个。他所得到的褒扬和批评，都是因为两岸关系。褒扬者赞誉江丙坤为“两岸交流推手”；但另一面，由于多年的经营和勤于奔走，江丙坤确实被认为是接通中国政商结构的一条有效通道，因而聚拢了愈来愈多的企业家、台商、生意人、蓝营政治人物和他们有意进军中国大陆发展的“蓝二代”。这样一群人，让“红顶商人”的形象愈来愈清晰，愈来愈争议。

海基会原本就是个“外表是民，内里是官”的组织， 但江丙坤在带领它时，看待、处理两岸党、政、商之间关系的界线太模糊。但马英九政府对海基会该不该、如何践行“利益回避”的问题一直不做表态，放任“红顶商人”的群体愈来愈大，因此马英九政府的两岸政策路线也就愈来愈不被信任。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是对马英九政府的重重一击，如果仔细分析运动中的一项诉求：订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就是公民社会对“红顶政商复合体”的一次总反扑，江丙坤无疑是这个复合体中的灵魂人物。

但撇开江丙坤个人、家人或者裙带关系下的利益结构不论。江丙坤之所以能够结构出这样一个复合体，根底的原因是他一贯认同的国家发展模式，太容易对接到中国共产党倡议的“中国模式”。在2008年前后，“中国模式”带来经济的快速成长，也拉动了技术的发展。因此藉著两岸特殊的政治关系，让台湾高技术厂商和中国大陆的产经政复合体对接，共同先“圈住”中国市场，的确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但台湾的高科技发展，究竟如何选边站队，是应该面向中国大陆市场，还是更多面向中国大陆以外的其它世界，一直是台湾内部争论不休的问题。只是在美国和西方国家还期待藉自由贸易拉动中国转型时，台湾过度依赖大陆的弊病还不明显，但如果把时间快转到2018年，当美国猝不及防地发动了贸易战、技术战，中兴、晋华、华为一个一个成为打击目标时，更多人或许会庆幸当年江丙坤和马英九政府的倡议的路线没有落实。不管是不是后见之明。

走在公职和政治路上，“财经执行官”是江丙坤一以贯之的形象，他一生实践自己相信的政治路线。

身为台湾政治人物，江丙坤能在异常矛盾的中、日之间保持等距；他也注重经营与中国大陆的关系，这一点他从不隐藏。但他几乎不在民族主义上表态讨好，私下、公开谈话中鲜少强调“大中国意识”。论及之所以要经营好两岸关系，他的思路始终只从经济出发，一以贯之。

同样的，江丙坤出身、成长于日治时期，这个背景必然带来的“日本认同”，他不会多谈，但也并不避讳、不背叛。甚至会在例如陈云林第一次访台，这样机会、气氛合适的场合，也抓住机会表达“历史就是历史”、“日本认同不等于敌视中国”这样的和解立场。比起部分蓝营政治人物在大陆一提到日本就必定做出咬牙切齿貌，江丙坤自有一番格调。

在财经领域，江丙坤所经营的日本关系，在台湾老一辈政治人物里，也是非常突出的，也因此他能够在公职退休后，还出任中信金集团旗下日本“东京之星银行”的董事长。私下他也曾感慨“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学日文了”，年轻一辈日文不好在他看是个危机，因为“日本对台湾很重要啊”。

走在公职和政治路上，“财经执行官”是江丙坤一以贯之的形象。他一生实践自己相信的政治路线：政府应该全力为企业创造利润，企业发展自然能拉动民生经济。这是过去国民党治理台湾的模式，他也是其中一员；但到了90年代中期之后，追求经济发展逐渐被重视分配正义所取代，江丙坤抱持的，曾经倍受肯定的政治路线，开始成了某种不合时宜；直到晚年，开始往来穿梭大陆和台湾之间，江丙坤所熟悉的路线对接上了共产党治下的“中国模式”，江丙坤仿佛重新被“激活”过来，悠游其中；但随著美中关系的改变，由贸易战转为东西全面对抗的风险愈来愈高，一面倒向中国大陆，即使只站经济角度上，都不再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台湾要如何在这样凶险的环境中自处，成了愈来愈艰难的课题。

而江丙坤这一代人逐一谢幕，留在身后的，是他们愈来愈不熟悉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