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手记：切除行动一年后，切出一个“中产城市新中国”

废墟

距离那场大火和在初冬寒风里的驱赶已经一年了。一年前，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聚福缘公寓失火，官方统计称19人丧生。从这场大火开始，北京各级政府以消防检查、安全排查等等名义，在全市范围内以相当强硬的手段，清理小加工业聚集区和群租公寓。这场后来被媒体称为“北京切除”的清理，在当时留下了满地的碎玻璃渣和废弃物。

今年十一月底，我在大兴的那些村子里转悠。大概是之前已有媒体探风，新建村几如宵禁一般被工地围挡和安保人员堵得严严实实。向里窥视，之前清拆的工业大院土地已经平整完毕，门口竖立起了巨大的棚改安居公寓的海报展板，描绘着这片土地的未来。在这处将由西红门镇政府间接控股的一家公司开发的土地上，将出现一座公寓型公共住宅。

从新建村往北，是前些年陆续被清理的旧宫片区。人类学家项飙曾经观察2000年代初的北京“浙江村”，那时候一场运动式清理之后，仅仅几个月，人群就重新回来了。如今，一些去年拆了一半的房屋抛荒着；有些平整出来的土地罩上了防尘布；还有些种植了绿化——按照最高领导人亲自参与的北京城市规划，北京南城的大片土地要恢复清代“南苑”的皇家园林景观，变成绿化带、园林、水系。而在另一些整理出来的土地上则盖起了新的产业园，等着高新科技公司入驻。

这次清理，标志着北京城市空间的一场永久性改变。更不用说，在凶狠的“切除”行动前，北京内城早已开始了“封墙堵洞”行动，不少商业兴旺的胡同，一下子失去了沿街店面，与此同时，北京数以万计供人居住的、租金低廉的地下室也被清空、腾退。

回过头来，拆除、驱赶、整治在此后的一年内从没有停下，只是变得更加细致，变成小火慢炖。

尽管，尽管“北京切除”促成了多年未见的公民社会自救助人的行动——除却联名信之外，还有线下救援，物资分发，房源公示，在线数据等等，又尽管这一切形成了庞大的声浪，以至于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当时不得不临时安排视察居民区，发表讲话强调基层劳动者对北京的贡献，但回过头来，拆除、驱赶、整治在此后的一年内从没有停下，只是变得更加细致，变成小火慢炖。有报导称北京人口多年来首次下降，而北京市政府12月的报告显示，城区六个区的常住人口，在过去两年减少了74万——一方面是整体上人在搬离北京，另一方面是北京内城快速降低着人口密度。就连一度暂停的“清理天际线”——拆除北京各类楼宇屋顶招牌的活动——也在持续进行着，著名书店万圣书园的招牌也成为了整治的牺牲品。

清理不仅仅伴随着赶走那些从事低端劳动力的人口，还包括把整片整片街区在美学上整治成中产阶级可能会喜欢的样子：缠绕成一团的架空电线埋入地下；窝棚拆除后把胡同道路拓宽，装上区分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的栅栏；建筑外立面改造成“老北京特色”的青砖灰瓦，就连窗户也要装成仿木窗的红色。但这些美化又并不需要给更多人看——中心城区的最终目标，就是压缩再压缩，在蔡奇的讲话中，就连围绕北京老城的旅游业，也在需要限制的范围之内。

是什么让北京的空间整治这么铁石心肠？为何，从前的那种前脚运动治理，后脚无为而治的管理，不复再现？

城市

北京的城市规划受到最高层政治需要的影响。这毫不意外。但是，仅仅凭借最高层的压力，不足以让城市空间治理的模式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这种政治任务，还必须配合相应的空间管理手段与城市化进程的需要。

过去数十年来，随着2008年之后中国楼市火箭般的泡沫化增长，中国的巨型都市也像火箭一般崛起。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从2000年到2016年，北京总人口从1500万迅速增长到3000万上下。而上海、广州、深圳的人口数目亦在20年内激增。这些巨型城市，象征着前2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模式——房地产、金融化、土地财税引领的快速城市更新，与此同时它们也是二十年发展弊端的集中体现——拥挤、昂贵、贫富不均、道德危机、空气污染……

各领域都踌躇满志的习近平时代，毫不意外把“大城市病”放到需要解决的问题之列。在官方文宣中，最高领导人参与的北京城市规划被称作解决大城市病的“中国探索”。因而这一思路不仅仅只见于北京，配合这两年的“棚户区改造”项目，从北京到上海，从深圳到乌鲁木齐，到处都能看到类似的思路——拆除城中村一类的“低端”住宅，代之以更加高端的商场、小区、绿化。2017年人口减少的不仅有北京，还有上海，“疏散”特大型城市的人口，以满足“承载力”的要求，不仅仅是首都的专利。也正于此，雄安新区以环保、高科技的姿态横空出世，成为习时代打算留下的一项丰功伟绩。

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整个地产业到传统制造业大规模滞涨。房地产市场遭遇管控、传统制造业大叫利润降低活不下去乃至“供给侧改革”。这些变化同时给中国式的大城市提出了问题：经济结构变化了，以前在地产扩张时代“种”下的那些新区，那些商品房和高楼大厦，该怎么办？

乍看起来，高密度的大城市似乎要被推翻了。在北京的新规划中，绿化用地，园林水系，空气走廊被提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密度”成为禁忌，人口也成为禁忌。在2018年中的时候，北京和上海都对人口严防死守，只有刚刚被提上“大湾区”规划的珠三角，破天荒强调把城市群连接起来，如果说北京和上海此时的规划是将城市当作需要被控制和防范的对象的话，大湾区则是唯一把城市当作解决问题的方案的规划例子。

仅仅凭借最高层的压力，不足以让城市空间治理的模式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这种政治任务，还必须配合相应的空间管理手段与城市化进程的需要。

出人意料的是，也许是因为贸易战压力下对经济效率的需要，也许是因为各大城市经济竞争的压力，也许是因为需要有人消化房地产的库存，或其实三者兼有，控制人口的模式很快便在地方上逆转了。2018年5月，天津、西安等城市打出“不限购”的“抢人大战”，纷纷出台政策大肆招揽人入籍当地，不出意料地，这些城市的人口也快速飙升。成都、西安、武汉等地的人口迅速逼近或超过了千万。进而到了近日，北京市出台的白皮书中显示，未来雄安新区人口，也要直奔1000万这个数字。

对中国社会来说，伴随着北京上海人口清理的巩固，一场愈来愈明显的转型不可避免——原先以流动性见长但阻止人进入城市的城乡二元结构，虽然仍然维持着，但却在“乡村复兴”的大旗下逐渐被土地（乃至包括农民宅基地）流转、资本下乡所取代。这个过程，和近年来无数报道中小商品和跨国小商人的没落相伴相随——曾经，义乌、东莞、广州的外贸在中国经济中举足轻重，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出海的大项目，得益的几乎都是巨型企业——无论是民企还是国企。重资本配置的“正规化”的经济模式，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在全球的形象。事实上，与其说今天的中国经济是“国进民退”，不如说是“大企业进，小企业退”，这一点，无论是从高层官员的表态还是大企业受到政策照顾的程度，都足以明证。

这种正规的，金融与大企业主导的模式，不可避免需要更多的中产阶级城市白领。这些工作不见得比体力劳动更加赚钱，却是这样的生产生活模式的必然。眼见专家学者呼吁服务业比重应该更加提高，眼见贸易战下对内需的要求日益扩大，大城市又不可避免成为当下问题的解决办法，因而，尽管北京仍死死卡住自己的户口，大湾区规划、长三角一体化规划，大城市群规划等地区一体化，城区一体化的方案却已经相继出台。特大城市突然又被上升到了国家命运的层面。

中产

在北京，许多人抱怨城市安静了，人少了。但“人气不旺”，却和许多上班族的切身体会相异。“地铁里全是人，哪里变少了？”。这种感觉并没有错。根据刚刚发布的北京人口蓝皮书，近年来北京人口中拥有大专学历的比例持续上升，从2010年的31%升到了2017年的37%。可以说，在外来人口数量整体下降的同时，这部分高学历人群的总数量，反而增长了。而这些人，多半都是在写字楼中上班的中产阶级或是中产阶级预备队。是每天早高峰晚高峰的主力。对他们来说，北京仍然是个拥挤的城市，三里屯的商业街，仍然人满为患。

就算是北京，也仍然是个白领城市。

在“北京切除”发生时，“没了这些人，中产可怎么过日子”的论述漫山遍野。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如今低端业态被驱赶，中产阶级尽管日常生活变得困难，却仍然得生活下去。原先的“低端”业态事实上自成一个社会，并不需要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外地人卖生活品给外地人，外地人经营雇佣外地人的小工厂，外地人把工厂的产品分销到各地。北京的中产阶级事实上不过是在这个庞大的非正规经济周边“蹭”些好处罢了——各种小饭馆，廉价的人力资源，都是来自于这个处于“社会”之外的“社会”的充足经济弹性。

中产阶级和这些人的生活相距甚远。这种距离不仅仅是空间上的，也是具体的生活经验上的。当去年十一月，被驱逐的影像刺激的中产阶级第一次走出自己的舒适圈，来到之前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来到的南六环、东五环时，包括我在内，都惊讶地发现这些“穷人”根本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无助，并不是完全任人鱼肉的。他们早就形成了一套游击战式的打法——有人要自己搬，自己就拿上不多的家当，迅速搬离，因为他们没有把北京当作一个可以留下来的地方，也就不见得一定有失去家园的痛苦。对他们来说，来自中产阶级的援助往往比不上老板的一句话，一个决定。在这些世界里人与人的关系更像是由江湖义气和长期交往确定的。对我们这些城市中产的善意，他们不熟悉，也戒备。

对那些发生在遥远地方的痛苦，中产阶级有强烈的道德关怀感，但这种关怀感的前提，是温馨可靠的现代生活，然而也是这样的生活需要，重新形塑着中国大城市的空间变化。

在平时，这个世界和中产的世界，可能龃龉之处远远多于交集。在街头开车的中产阶级抱怨各种电动车三轮车横冲直撞挡住了自己的去路；在写字楼中的中产阶级抱怨这些人聚住的城中村破坏了城市的景观；在高铁上，中产阶级抱怨旁边的乘客素质不够，有碍观瞻。这些人看网剧、用快手，不符合城市中产的消费习惯，他们看起来是危险的，是城市中产阶级无法不需要但又时刻心怀戒备的快递员、外卖员和滴滴司机。

让这些人离开原先“低端”的业态，进入中产阶级世界，进入服务业，成为“高端就业者”，在制造业利润率持续走低、不断机器换人的当下，变成了中国经济的燃眉之急，而这背后也是社会控制的燃眉之急。将这些原来不属于城市，居无定所的人群管理起来的需要，是如今铺天盖地的大数据控制、公民信用分数系统等等一系列控制方式的基本背景。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整个大厅被布置成了一场改革开放特别展览。和以往的改革开放展览不同的是，这场展览与其说是纪念“改革开放”，不如说是一场更加巨大的“复兴之路”特展。四十年间中国取得的所有成就，都被一一归类予以展示——从科技产品到军工力量，从吸引投资到反腐工作，几无遗漏。可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在今天成为了彻彻底底的“大国崛起”故事，当年那些打工仔打工妹挣脱家庭与体制束缚，寻找幸福生活的“原教旨”改革开放叙事，从此大概是要束之高阁了。而与这种“原教旨”的叙事一同隐去的，是城中村、小工厂、大城市中的“低端”外地人。

也许很快，随着北京这样的城市政治，中国的城市中产，尤其是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和还剩下的，没有中产化的中下层人群的距离，只会变得更大。对未来的中国城市人来说，城市以外的世界，就像是光怪陆离的外国，对那些发生在遥远地方的痛苦，中产阶级有强烈的道德关怀感，但这种关怀感的前提，是温馨可靠的现代生活，然而也是这样的生活需要，重新形塑着中国大城市的空间变化——驱赶“低端人口”，提高城市人口素质，引入花园城市宜居城市等一系列不知道哪里听来的理念，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绝大多数省会大城市都在发生着。这样的生活需要，也创造出了被区隔的人，创造了驱赶本身。也许，对中产阶级来说，需要思考的是，这些底层人，对自己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自己和他们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连对社交都充满恐惧，试图用手机app避免和人说话的中产阶级社会关怀爱好者们，能面对这样一群人吗？

（杨山，自由撰稿人）